《新儒教之成立》；《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儒教在汉代被确立为国教考》；《格致与科学》；《禅宗是什么》；《禅宗的真历史与假历史》；《禅宗的方法——道不可告，告即不得》；《先秦诸子进化论》；《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论国故学——答毛子水》；《“研究国故”的方法》；《再谈谈“整理国故”》；《考证学方法之来历》；《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胡适论国学》(作者沈卫威)从《胡适全集》中精选胡适探讨国学精髓及相关研究的文章，为胡适文章的分类精选，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

《胡适论国学》(作者沈卫威)从《胡适全集》中精选胡适探讨国学精髓及相关研究的文章，为胡适文章的分类精选，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力求体现胡适在此一方面的思考与心得，为当今读者提供有益的参考。《胡适论国学》入选篇目力求短小精悍、通俗易懂、深入浅出。

前言

第一辑 国学思想

中国思想史纲要

谈谈中国政治思想

五行考

谈谈中国思想史

儒教的成立

新儒教之成立

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

儒教在汉代被确立为国教考

格致与科学

禅宗是什么

禅宗的真历史与假历史

禅宗的方法

——道不可告，告即不得

第二辑 国学史纲

《先秦名学史》前言及导论

《中国古代哲学史》导言

《中国哲学小史》引论

先秦诸子进化论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说史

第三辑 国学方法

论国故学

——答毛子水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研究国故”的方法

再谈谈“整理国故”

考证学方法之来历

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

论证据

史学与证据

校勘学方法论

——序陈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补释例》

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

《红楼梦》考证

在三千年中间的中国思想史，我想可以寻出一点线索来，不管它是向左，向右，或是向前，向后。中国思想史如此多的材料，如没有线索，必定要散漫。我的见解也许有成见，可是研究了三十多年，也许可给诸位作一参考。

简单说来，思想是生活种种的反响，社会上的病态需要医治，社会上的困难需要解决，思想却是对于一时代的问题有所解决。经济对思想的影响最大，尤其是在近两三百年来，经济极为重要。生活的方式，生产的方式，往往影响于思想。下面分三个时代来讲：

第一个时代——从商末到周初。

在这个时期里经济并不占重要地位，几百几千年的生活方式和生产状态，并没有多大变迁，更无所谓产业革命。古代思想最重要的是政治和宗教。《史记》作者司马迁分古思想家为六派：即阴阳，道德，儒，墨，法，名等。但是这六派都是“皆务为治”，亦即怎样治理国家社会。廿九年来从发掘安阳商代文化，发现许多材料，可使我们了解古代政治和宗教的生活。那时的政治和宗教合在一起，且互为影响。他们的主要生活是祭祖，按照祖宗的生日排成祭日表，一年三百六五天都在祭祀，那时的宗教以祖为本，而且是很浪费，很残忍，很不人道的宗教。人死之后，拿来殉葬的是宝贵的饰物和铜器等，牺牲品往往用到几十只甚至几百只牛羊，这是多么浪费！用“人”来祭祀，一为“殉”，即把死人所爱的人和死人埋葬在一起。一为“祭”。即以人作牺牲品来祭神，但多用俘虏。这又是多么残忍！由于这“宗教”的浪费和残忍！至少可以有一种反抗的批判的思想出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四种思想的产生：

第一点人本主义。在纪元前三世纪至六世纪，思想很发达，无论那一派那一家，其共同的一点是注意到“人”的社会，并且首创不能治人，怎样祀神的论调，讲所谓“治人之道”。

第二点 自然主义。针对前时代反应而出的这种主义，是很重要的一点。“自”是“自己”，“然”是“如此”，所谓“自己如此”，亦即自己变成了自己。如乌龟变成乌龟，桃子变成桃子等。两千多年这“自己变成自己”的形质，形成中国思想上很大的潮流。如老庄的思想，即是含有这种思想。

第三点理智主义，那个时代如孔子所谓：“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便是说明个人须作学问，并且提倡教育的路，无论那时学派思想如何复杂，也都是重知识，所以说已走上了知识主义，理智主义的大路。

第四点 自由思想。在若干国家对立时代，往往有思想的自由。那时有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如《吕氏春秋》；亦有提倡民主革命的，如《孟子》。

第二个时代——从汉到宋。

这一时代发生了极新的问题，一是国家的统一，一是新宗教佛教的传人，而普遍全国。于是由此引起了两种思想，即：(一)在武力统一政治下，如何建立一文治政府，减低人民压迫。(二)如何挽救全国人民的宗教热。前者如何建设文治政府，遂产生了四种工具：

第一个工具：建立文官考试制度，自汉武帝时开始，这制度一直发展到科举制度。

第二个工具：汉武帝时设立太学，造就文官，至东汉时已有一万多太学生。

第三个工具：建树成文法律，提倡法治。

第四个工具：建设前一时代有同等权威而加强政治力量的经典，由此而断大案。

至于后者如何挽救宗教热，则有两点：第一点：提倡自然主义，如王充以自然思想解释自然现象。第二点：提倡人本主义，如范缜以人和物体相等视，有物体才有精神，韩愈的倡“原道”，乃要人恢复到“古代之社会”

第三个时代——从宋代以后。

在这时代时产生了理学，亦即要恢复到古代好的制度和好的思想，拿本位文化来抵制非本位文化。理学亦即为道学，相信自然界有一法则存在。并且有两条路：一是“敬”、一是“致知”。第一条路主敬，我们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千多年，仍不免要受到宗教的影响。第二条路是致知，亦即扩展个人知识。天地之大，草木之微，其中皆存有一“理”在。在这七八百年当中。理学始终是走这两条路，并且也成了号称“中国的本位文化”。而“致知”更为“科学”的路，科学的“目标”。

总括的说，在从前的时代，工具不够用，材料不够多。现在则以全世界为我们的材料，以全世界为我们的工具，以全世界为我们的参考，那么我相信有比较新的中国思想可以产生！P36-38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学术界，有一个基本的对于现代学术的内涵的看法：科学精神和民主意识。这是区别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的关键。也是对学者思想方法的基本要求。新旧学术研究在精神上的差异是主要的。方法和材料倒是实在的，新旧学者都可达成共识的东西。因为学术判断的标准和争论的底线是：拿证据来！疑与信、批判与继承，精神或思想意识层面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学术阵营。所以在“古史辨”的争论中，顾颉刚明确地认识到，学术上对立的原因是“精神上的不一致”造成的。钱玄同、魏建功都感受到了“我们的精神与他们不同的地方”。这种由“精神上的不一致”所产生的群体“对立”，表现为“疑”与“信”的分歧，是“继承”与“突破”的关系问题。他们都继承了清代考证学的遗产，在史学观念上，“古史辨”派则突破了传统的格局，“把古代一切圣经贤传都当作历史的‘文献’来处理”。

胡适受进化论和实验主义的影响很大。他曾引用过西方一位学者之言，哲学上的争论，主要是概念之争，因为那是既不可证实又不可证伪的东西。推而广之，一些学术争论一旦陷入概念之争，就不可救药。这是胡适在学术研究中有意回避概念之争的缘故。同时他在《先秦诸子进化论》一文中强调：“荒诞神怪的万物原始论都不可算作进化论。进化论的主要性质在于用天然的、物理的理论来说明万物原始变迁一问题，一切无稽之谈，不根之说，须全行抛却。”胡适与现代学术“范式”的确立，我在《无地自由——胡适传》中有详细的演示，这里不重复。我所强调的一点是，一九二一年七月胡适在《东方杂志》第十八卷第十三号刊有《杜威先生与中国》，他将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方法概括为“历史的方法”和“实验的方法”。胡适言简意赅。说实验的方法至少注意三件事：

(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

历史的时空转向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思想解放的一声春雷在神州大地炸响。相距胡适所强调的“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的时间是五十七年。这是哲人和先知穿越时空的思想的力量。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走过来的章太炎门生钱玄同在一九三七年为《刘申叔先生遗书》所写的序中明确指出：“最近五十余年以来，为中国学术思想之革新时代。其中对于国故研究之新运动，进步最速，贡献最多，影响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巨。”

清末民初士人关于“国粹”、“国故”、“国学”的论说，都有泛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倾向，是民族主义的产物，具有反清排满和抗衡西学的某种文化意图。这既是文化认同和对历史上早期民族——国家想象的体现，又是为现实的民族——社会寻求文化精神上的依托的需要。以至于强烈的反对所谓“国粹”、“国故”、“国学”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的言论，也从另一方面表现出泛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伦理倾向。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整理国故”运动的展开，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将“国学”细化为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后期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也基本上是循着这个路向来研究的。而传统的“国学”在章太炎看来应分为：经学、史学、小学、诸子、文学。但在胡适的思想意识中并“不认中国学术与民族主义有密切的关系”。他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四日回复胡朴安要他加入“中国学会”的信中强调：“若以民族主义或任何主义来研究学术，则必有夸大或忌讳的弊病。我们整理国故，只是研究历史而已，只是为学术而作功夫，所谓‘实事求是’是也，绝无‘发扬民族之精神’的感情作用。”

本书的内容选自安徽教育出版社二○○三年版的《胡适全集》，版权由出版人和丛书主编从“胡适纪念馆”获得，我负责具体的编选。胡适有明晰的思想和可行的方法，我有意选取一些相对通俗的文章，也注意到一些既有经典的方法指导意义，又有“文本”价值的文字，如《(红楼梦)考证》，同时还考虑到要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全面性，这其中有我个人的爱好与取舍。

另书中行述与现代汉语规范相抵牾之文字，完全尊重原有版本。

写下这些，权作前言。

沈卫威

2013年6月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