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具实力和影响的摇滚乐队之一U2乐队的灵魂人物、社会活动家波诺与著名摇滚文化记者、作家米奇卡·阿萨亚斯历时两年的对谈之作。对于U2或者波诺的粉丝的人来说，本书不容错过。

本书是著名摇滚乐队U2的旗手波诺与著名摇滚文化记者、作家米奇卡·阿塞亚斯历时两年的对谈之作。在书中，波诺谈到了他的童年，谈到了U2乐队，谈到了他的献给非洲的歌，谈到了政治，以及对于自身的一些看法。本书在英国推出后，获得了媒界与摇滚乐迷的广泛赞誉，在销售市场上也成绩斐然。

本书是当今最受欢迎的摇滚乐队U2的主唱波诺与著名摇滚文化记者、作家米奇卡·阿塞亚斯历时两年的对谈之作。在书中，波诺谈到了他的童年。谈到了U2乐队，谈到了他献给非洲的歌，谈到了政治。以及对于自身的一些看法。波诺说：“总的来说，我实际上是一个不喜欢回顾过去工作的人，然而，这一次或许就是那个时刻，我要讲述那些歌曲之外的故事。”

米奇卡·阿萨亚斯(Michka Assayas)是一个音乐记者兼小说家。在巴黎生活和工作。他于1980年在伦敦遇见波诺，是在爱尔兰和英国之外第一个支持U2的记者。他和波诺在两年时间里在都柏林、巴黎、博洛尼亚和法国的海滨度假胜地共同完成了这本书。

前言

第一章 无关歌曲的故事

第二章 永远不要相信艺人

第三章 每个人都活灵活现

第四章 谁是这里的埃尔维斯？

第五章 本书最短的一章

第六章 刺纹身的人

第七章 在玻璃杯底

第八章 有时不在的那条腿

第九章 你不应该去美国

第十章 我作为一个灾难迷的生活

第十一章 赋予永恒

第十二章 长胡子的女孩

第十三章 我不会搬到小房子里去

第十四章 我永远都不会适合图坦卡蒙的棺材

第十五章 从阿姆哈拉的帐篷到勃列日涅夫的床

第十六章 信念和运气

第十七章 整理我的房间

这第一次谈话(第一至第四章)发生在2002年末，地点在靠近都柏林，波诺在克里尼(Killiney)海边的房子里。

那是11月的某天，天色阴沉，波诺开着他的奔驰到克莱伦斯酒店(他和刀锋共同拥有)来接我。一路上我注意到他几乎忽略了红灯的存在，而且还开错了路，甚至开到了单行道上。他有一辆牙医开的车，而他开起来也像个牙医。

我们在大雨里沿着一片灰色的海边行驶。波诺谈起他最近成为DATA的大使。他还提到他在一个星期里给一个美国导演写了个剧本。我们停在他的房子前，大雨造成了停电，安全门也损毁了。波诺帮看门人把门撬开后，我们很快用了午餐，边吃边和他的妻子艾丽(Ali)聊着天，她正在忙着组织一场慈善时装秀，为了帮助切尔诺贝利(Chernobyl)灾难的受害者家庭。波诺带我参观了房子，然后带我到休森先生和太太(波诺和爱丽)会见重要客人的亭子里：墙上贴满了名人的信件，有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昆西·琼斯(Quincy Jones)以及其他人。虽然我看得很仔细，但还是没找到教皇的信。我们回到房子里。我跟着波诺来到一间朝海的小房间，这是波诺书房的一部分。他脱了鞋，舒适地坐躺在沙发上。我们在谈话时，他的大女儿乔丹(Jordan)和两个小儿子伊里亚(Elijah)和约翰(John)会常会进来看他们的爸爸。有时，波诺会停下来接个电话。我记得他当时在等“王子”(Prince)的电话，但却接到布鲁斯·斯普林斯廷(Bruce Springsteen)的电话。他在组织创作一首歌，会在超级碗(美国职业橄榄球年度总决赛)的中场休息时演唱，这样美国人就会把帮助非洲的艾滋病人看作是一种“爱国举动”。不幸的是，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了。那天最后我们边看电视里的MTV颁奖典礼边吃比萨，U2没有得到提名的奖项。但每次波诺都猜到得奖的是谁，而乔丹和她的小妹妹伊芙(Eve)也走了进来，靠在沙发上发短信。伊里亚着迷于克里斯蒂娜·阿奎莱拉(Christina Aguilera)的表演。几星期前，他还迷过凯莉·米诺，他要他爸爸请凯莉来家里吃晚饭。

你已经接受过许多采访了。为什么现在你想要在一本书里揭示你自己？毕竟你有很多这样的机会……

我这个人不喜欢回顾我的作品，我走过的日子，或者整体上的生活。但也许现在是时候了。我有些跟无关歌曲的故事要讲。

刚才在我们开始之前你说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是关于你最近去世的父亲的。你提到他为人非常风趣，说话讽刺。我在想：为什么在你的歌里找不到这些东西呢？

是的，这很有趣。我父亲有时表现得有点厌世……不知所措。这是一种姿态，但那只是因为这个世界无法打动他。所以作为一个孩子，我想和他相反。特别是十几岁的时候，孩子会觉得父亲是自己的敌人。这确实是这样……所以你得拒绝使用敌人的武器，那就是他的风趣和讽刺。

那是个挺难理解的描述……你父亲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

就像我说的，他是个非常迷人、非常有趣、非常讨人喜欢的人，但他对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人物有很深的怀疑：只对少数人有好感，即使对这些人，他也很少用赞美之词。像我刚才说的，我要和他保持和平，但从不真正成为他的朋友。我的哥哥做到了，那也很好。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只是爱尔兰式的大男子主义在捣鬼。我们从未真正交谈过。即使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我曾去医院看望过他，他只能喘着气很轻地说话。他得了帕金森氏综合征。晚上，我睡在他旁边的折叠床上。病了，他就不需要再说话了。他很乐意那样。白天，我有时会坐在那儿画他。我画了一整套他病房的画，所有的电线和管子。偶尔我也会给他读点东西……(停顿)莎士比亚。他热爱莎士比亚。如果我读圣经，他会皱起眉头的。(笑)就好像在说“滚开！”事实上，他最后说的话就是“滚开！”那时正是半夜，我躺在他旁边，听见一声大叫。他那时已经好多天不能正常的讲话只能耳语了。所以我叫来了护士。护士走进来。他又开始耳语，我们两个都把耳朵贴在他嘴边。“你在说什么？你还好吗？你需要什么吗？需要任何帮助吗？”护士也在说：“鲍勃，你好吗？你在说什么？”“什么？你要什么？”“滚开！”他说：“你可不可以滚开，把我从这儿弄走？我要回家。这里像个牢房。”这就是他最后的话。一点都不浪漫，但很有启迪作用。我真的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他不仅仅想离开这间房间，还想离开他的身体和躯壳。那是典型的他。他总是往伤口上撒盐——还有醋。他见过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事实上，是茱莉亚·罗伯茨(Julia Roberts)……我记得在一个俱乐部里给他介绍过她，而他却说：“这就是漂亮女人？狗屁。”(笑)

你知道这让我想起谁？布赖恩·威尔逊(Brian Wilson，美国著名摇滚组合海滩男孩成员)的父亲……你听说过他吗？

是的，听说过一点。

布赖恩·威尔逊的父亲梦想在音乐界里取得成功，就像你父亲梦想成为一名歌剧演员。海滩男孩(Beach Boys)排练的时候，他像是个非常严格的老师。布赖恩·威尔逊不断写出那些出色的歌曲，而他的父亲会说：“这歌不会成功，干些正经事。”他满口脏话。所以有这么一个有意思的说法：你父亲对你越严厉，你就会变得越有创造力。

是的，如果你见过我的两个最好的朋友，盖文(Gavin)和古奇(Guggi)，你会发现他们俩的父亲给他们的痛苦比我多得多。我们三个都在赛达沃德路长大：古奇现在是个画家了，盖文是个出色的表演者，为“新酒馆”(Nouveau Cabaret)写歌，也给电影作曲。但是他们和我不同的是，我猜是他们从各自父亲的责骂中投向了母亲的怀抱。而我本来也可能会这么做，但我母亲不在身边。所以这种关系就造就了一种强烈的感情，而现在往回看，这其中还有一些愤怒。

对什么感到愤怒？

空虚……一座空房子……孤独……意识到我需要人。

你是说你需要朋友来填补母亲的空缺，而这让你感到更愤怒？

我想是的。而且有些其他的事也是这样。如果你早上醒来脑子里有一段旋律，你就要考虑要通过多大的妥协来把这段旋律从你脑子里拿出来变成音乐。我是个糟糕的吉他手，弹钢琴就更糟了。如果我没有刀锋这个出色的天才音乐家在身边的话，我就毫无希望。如果没有莱瑞和亚当，这些旋律就无法实现。但我仍然觉得去依靠别人很困难。你的弱点，你的弱点带来的好处就是它逼迫你必须拥有友情。你缺少某样东西，你得在其他人那里找到，但有时当你想：如果我也能到达那个地方……你就会很生气。这些在我脑中的旋律要比我能演奏出来的有意思得多。愤怒，我心里有一种愤怒，那就是我必须依靠别人，而事实上，尽管我非常擅于依靠别人，而且我们是我这个圈子里互相依靠的最好例证。

这有什么特别的吗？

就是布赖恩·伊诺(Brian Eno)一直在讲的东西。他说：“史密森学会应该就会教你这个，你们四个该如何配合，这其中的策略是怎么运作的，互相包容，这是很重要的事。”但同时，这有时会很不舒服。你想一下。那难道不是件很可怕的事？你依靠你的爱人，你依靠你的朋友，而最后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你还得依靠上帝。但我们不喜欢这样。我们有时确实会憎恨我们的爱人，特别是依靠朋友来使自己变得完整这个想法。那就是你只靠自己，你就是……(停顿)那个古老的禅的混蛋理念。你得一个手拍出声音来。(笑)

这种需要一个团队的想法……你是在十几岁母亲去世后才意识到的？还是在此之前就有这个想法了？

其实我小的时候对其他孩子没那么大兴趣。  我感到这里有个矛盾。我必须依据自己的经验来理解你的想法。和你一样，我有个和我很好的哥哥。我能依靠他，这使我得到成为一个独立的孩子的自由，同时我又感到受到保护。而按照你跟我说的，依靠朋友对你而言是一个关乎生存的问题。

你说得很对，但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开始的时候，我对自己超级自信，甚至很骄傲。我的智力在很多方面都很行。我很风光。小时候我下棋，我下得很好。我12岁的时候就参加了一项国际比赛。真是痛苦啊！

P3-9

究竟是什么让波诺乖乖地坐到沙发上？如他所承认的：“我从来不和任何边说边写或录音记录的人做长时间的对话。他们通常都喝得醉醺醺的。”我很难准确地说清为什么我会成为波诺聊天、喝酒、写作的伙伴，但我会尽力解释当初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我第一次和波诺以及U2乐队面对面是在1980年5月，那是我生命中完全不同的一段时光。我那时留着蘑菇式的发型，戴着灰色粗塑料架的眼镜。我整个一副“新浪潮”的学生装扮——红黄相间的宽条子马球衫，满是口袋的黑色裤子，在脚踝处扎得紧紧的。我为一本总部在巴黎的法国杂志《音乐潮流》(Le Monde de la musique)工作，那是我刚成为他们的音乐记者的第一个星期。我不是个骗子，但我感觉像是。我的意思是说，那时我21岁，有一个法国文学的学位并大概掌握英语。《音乐潮流》是一本非常严肃，看上去又挺感伤的杂志——它黑自印刷，主要报道歌剧、著名指挥家和爵士乐大师。他们视摇滚乐为一种文化运动(mouvement culturel)，他们就是这样看待那些来自伦敦的最新音乐潮流的。他们给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派我到现场去看看，找出一些时代精神来。那时《新音乐特快》(The New Musical Expr哪)是我的圣经。每个星期，这本杂志的作者保罗·莫雷(Paul Morley)和伊安·佩曼(Ian Penman)都会推崇一些来自曼彻斯特的无名乐队，他们的第一首单曲(发型以及唱片封套)都一定会引发一场美学的以及存在主义哲学的大地震。我会写下他们的名字，并安排和他们碰面——“年轻的大理石巨人”(Young Marble Giants)，特别是那个在消失前只出过一张出众的唱片的《绝妙的青春》(Colossal Youth)。他们有一些真的不错，比如“迷幻皮毛”(Psychedelic Furs)、“单色套件”(Monochrome Set)，而另一些则……这么说吧，挺有趣的。至于U2，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我出发去采访他们之前还没有听过他们的一个音符。

U2的四位成员共用一间简朴的两房公寓，位于柯灵汉花园，靠近南肯星顿。他们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难以置信的热情好客。我立刻就被这个来自都柏林，有着宽厚笑容和有趣名字的小个子所吸引，他滔滔不绝，我记得自己一边听他讲话，一边担心也许他们的音乐不如他们的谈话这么精彩。我采访过的大多数音乐人都对我提出的那些抽象的问题感到迷惑，也许他们在想这个夸夸其谈的法国佬到底在说些什么玩意儿。但波诺不是，他看上去和我一样过度兴奋和缺少安全感，他很乐意去钻研我认为的深刻的话题——比如伦敦年轻时尚的重要性，U2是如何拒绝融入这股潮流的，现代音乐是如何悲剧性地忽略灵魂的表达等等。为了讲清自己的观点，他会抛出很多不同的想法，并在讨论过程中变得越来越热烈。当他最终谈到正确的点上时，整张脸都会亮起来。他们住的地方很小，他边说边走时都会撞到墙上(现在我记起来，U2所有的成员都用睡袋，睡在同一间房里)。我不断地把我脑子里想到的几乎所有想法都发展出一套即时的新理论。即便我有时还不能完全清楚地表达自己，波诺也总能领会到。(借用鲍勃·迪伦[Bob Dylan]在《编年史》里的话就是：“当我和波诺对某个人不是很肯定时，我们就编一个人出来。”所以这下我有伴了。)我还记得那天发生的另外一些情形：刀锋(The Edge)的牛仔裤，布满了朋克涂鸦，还有他善意的微笑和谨慎的谈话；亚当(Adam)的笑容，虽然那是一种顽皮的微笑；还有莱瑞(Larry)，看上去只有15岁，整个采访过程都低着头。采访结束时，他们给了我他们的第一张单曲唱片，由小岛唱片公司出版，“11点钟的滴答声”(11 O'Clock Tick Tock)。海军蓝的唱片封套上面有黑色的“新浪潮”的条纹。这张唱片并不能马上派上用场，我在伦敦没有唱机。所以我只能去看他们的现场演出来判断他们的音乐是否和谈话一样出色。

那晚，U2在一家叫“希望和锚”的酒吧演出，或者是“月光俱乐部”？我不肯定。那里并没很多人，我估计大约70个人。我当时感到很兴奋，同时又有一点尴尬。当一个酒吧只有半满的时候，那就好像所有相关的人——乐队、观众、酒吧主人——都可能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现在回想起那一晚，我记得观众里有个高个子长头发的家伙正对着低矮的舞台，完全在乱来，在歌曲间隙大声而含糊地吼着。我看着他，想他会不会攻击台上或台下的人。但乐队好像根本不在意这个。一个朋克歌手会攻击那个制造麻烦的人，或者鼓动观众这样做，这至少能刺激现场的紧张气氛。波诺不是这样，U2也不是这样。他们好像没看见或听见那个讨厌的家伙。波诺大概是爬到了功放的架子上，或者做了件类似效果的事。事后想起来，我觉得他和U2对那里的人有点视而不见。对U2来说，我们这群人并不是伦敦某个特别酒吧里的特别观众，只是他们理想观众群的临时替代品，而对我们来说，U2也不是那支来自都柏林的特别乐队，也只是理想乐队的临时替代品。尽管他们意识到只有70位观众，他们还是忙于关注一些看不见的但更重要的东西，我猜我当时也在忙着关注这些东西。那晚乐队和观众都感受到一种还未诞生的美的存在。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联系，从那以后我们之间一直有一种很强的联系。

80年代的上半期，我始终都推崇U2，并在《摇滚和民谣》(Rock and Folk)(一本月刊杂志)和《解放》(Liberation)(日报)上持续评论他们的唱片和演唱会。波诺和刀锋第一次来巴黎的时候，我带他们去了巴黎圣母院，那是他们的主意，不是我的。我仍然记得波诺突破拥挤的人群，像卡西莫多一样一瘸一拐地前进的样子，那样子就像搞笑电影《蠢蛋》(jackass)里的主角，而史蒂夫·欧(Steve-O)那时应该还在幼儿园里吧。我不能百分百断定，但几乎可以肯定，是我陪波诺在巴黎的餐馆里用的第一餐。我经常去U2的后台。在那漫长的被遗忘的岁月里，音乐组合还没有配备军事保安。浑身沾满汗水的波诺就像一个摇摇晃晃的拳击手。我喜欢U2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的音乐里有一种富有灵感的笨拙。他们以一种不现实的方式表现出勇气——那是他们音乐乌托邦的一面——但同时他们又很清楚自己在现实层面的局限，所以下定决心通过制造出最响、最粗糙的噪音来呈现出他们音乐的最好一面——那是他们音乐中朋克和现代的一面。他们对那些赶时髦的人来说显得不够时尚，而对那些不赶时髦的人来说又显得太富挑战性。他们进入了一片宽阔空旷的大陆，那里人烟稀少——就像“元旦”(New Year's Day)这首歌的录像里那片长长的冰冻的白色大草原。很多人后来会跟着他们聚集在这片开阔地带，但在最初的时候，那片地方只让人感到孤独和荒凉。你真的会怀疑会不会被搁浅在这种地方，被人遗忘，和这群一无所知的爱尔兰人在一起，觉得自己是个傻子。

1987年，《约书亚之树》(Joshua Tree)发行并登上几乎所有排行榜的冠军位置。一些人把U2当成新的滚石(Rolling Stones)。这其实有点讽刺，因为他们每做一张唱片都以为那将是商业上的一次自杀行为。而每一次成功的到来都带着复仇的味道，好像成功被他们的轻蔑态度给激怒了。所以10年后，当他们推出一张“流行”的唱片(《流行》[Pop])，却需要面对商业上的失败(相对的)。跟多数乐评人一样，我很享受到达那样的境界，成为他们的一部分，但面对他们对音乐世界的大肆殖民扩张，我情愿按下“快进”键。尽管我认为他们的一些歌很棒，我的心跳却已经不在同一个节奏了，所以我和他们失去联络。这其中也有羞怯的成分，这些家伙现在成了超级巨星，这在我们之间多少造成了点尴尬。问题的关键在于，U2不再需要像我这样的人了。所以很自然地，我得往后坐了。当然，我觉得《注意，宝贝》(Achtung Baby)很棒，但没人需要从我这里听到这样的评论了。

几年之后，我从这种羞怯中走出来。我对巨大成功的无限怀疑开始出现动摇。于是我像前男友一样采取主动。1997年，我打电话给法国周刊《摇不动的人》(Les Inrockuptibles)的编辑，让他派我去采访正在宣传《流行》专辑的波诺和刀锋。我猜我是想知道我们的内心深处是否仍然保有那段过去。因为我游离于U2的命运之外有如此长的一段时间，我感觉U2游离于我的生活之外已经太久了。潜意识里，我不愿接受这样的想法，并想把它纠正过来。所以我13年来第一次回到都柏林。当波诺走进汉诺威港录音室的大厅，看见我等在那里时，他好像惊呆了，那感觉就像我死而复生了。接着他走过来给了我一个长时间的沉默的拥抱。他不停地说道：“我想不到是你……我想不到……”就这一眨眼的功夫，13年的时间缩成了一粒微尘。我们走进一家酒吧，很快我就忘却了那顶切·格瓦拉帽子和小雪茄烟。我记得我向他直说对《动物园》音乐录影的怀疑，我们还就此争论了一会。我们好像重新开始了在柯灵汉花园的谈话。我意识到，那次交谈从来就没有中断过。

我在回巴黎的路上开始为今后和波诺见更多的面寻找理由。就是在这时，我想到了和他合作写本书。我向他提议跟随U2的“流行市场”(PopMart)巡回演出，记一本类似日记的东西。但比尔·弗莱纳根(Bill Flanagan)已经写过U2了：《世界尽头》(U2：At the End of the World)，而且还做得很出色。波诺和我通过电话联系，他说乐队会同意这个想法，除了莱瑞，他曾经很明确地说过：“我再也不想出现在书里。”几个月后“流行市场”巡演来到巴黎，我也在那儿。第二天的早上，我回到家，电话答录机里有一条留言。一个有点气喘吁吁的声音蹦出来：“我是你的爱尔兰老朋友……演出的时候我叫了你的名字，你听见吗？……昨晚喝多酒了，我现在很不舒服……你回电给我吧，我住在皇家莫索酒店(Royal Monceau)，登记的名字是佩尼(Penny)。”这一次我没能回电给他。我们不得不又等了4年。以我们的标准来看，这并不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2001年7月，U2在巴黎的贝西体育馆(Palais Omnisports de Bercy)做了一次极为出色的演出。我来到后台祝贺波诺。他用他特有的专注的眼神看着我，完全摆脱了犹豫，说道：“我们应该一起写本书。”真的？演出期间，在唱《我会跟随》(I Will Follow)的间歇，他背诵了一长串U2在巴黎演出过的地方，那时他(再一次)在台上喊出了我的名字。所以，这就够了。全世界排名第一的摇滚乐队的歌手在两万人面前叫出你的名字。不管怎样，你都得回应这种呼唤。

那晚过后，我写了封信给波诺，这样写道：

我们走到2001年了。你完成了你生命中最出色的一次演出，而一切对我都变得非常自然了，和你谈话，把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等等。所以我有个主意。你知道，有一种书的写法不是作者一个人来写某个名人，而是作者同那些著名的画家，作家或者电影人一起写成的：采访者会设计一系列的对话集中体现被采访者生活和工作的某个特定方面(比如说：童年和事业的开始，他们同某个特别艺术家的关系，他们的成功与失败等等)，然后这种书以对话录或谈话集的形式出版。我觉得这样的书很有趣，因为它们正和那些传统的“摇滚书籍”相反。当然，有人也可以反对说出这种书你还太年轻。但你比我更清楚在你的领域里，23年的经验已经意味着老年和智慧了。如果这是应该做的，我们就开始做吧。如果不是……那么，你知道等我们60岁的时候还是会做的。

所以，这就是这本书的由来。2001年8月，“提升”(Elevation)巡演结束时，波诺失去了父亲。几个月后，他同意开始这些采访。我们在谈话的时候，我经常感觉波诺和我是疗养院里的两个老人，我们拥有全世界的时间。当然，这并不是真的，因为波诺经常会用他的那旬“我得跑了”打断谈话——他也确实每次都这样。谈话中断后我总是觉得像是从一个梦里醒来，但那些是很深的梦，也是很紧迫的梦。波诺曾这样总结我的谈话方式：“我直取致命之处。”对每一次谈话我都倾尽所有。我不停地想：这也许是最后一次了，也许我再也没机会和他谈话了……但同时，波诺的话语却从他很宁静很深刻的某处传来。波诺说起话来有一种吸引人的宁静和神秘的专注。这些谈话都是紧迫和安宁这两种情绪的结合。其实这并不怎么矛盾，这种状态就仿佛是悬于暴风风眼之处。我想一些最伟大的音乐就来自那里。我很乐意相信一本书也可以来自那里。

惊人的坦率……《渡诺谈波诺》不仅仅是写给那些死忠粉丝的，它也是关于信仰和质疑能力的令人振奋和愉悦的探索。

——Sunday Times

机智、风趣……波诺是个热心肠，思维敏锐，他的谈话是丰膏的、无法停止的声音。

——The Sunday Times

即使你不是波诺的粉丝，也能从他对生活的激情中获得灵感。

——People

在这个公开发裹的谈话录常常变成了那种自作聪明的Q/A的时代。本书却呈现了一种严肃的、没有确定答案的讨论，它甚至不乏一些有趣的富不及义之语，读来令人耳目一新。阿萨亚斯的问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GQ

对于U2祟拜者，或喜欢现代生活的人以及那些身负多重任务的蛊感人心的政客们来说，这是一本必读书。

——Palm Beach Post

这是一系列真诚的对话，充满吸引力、风趣、智慧。令人动容，其中的一些事例让我读到或者看到了波诺从未展现的粗犷以及正直的一面……他创作了你热爱的音乐，在他身上你能找到些许自己的影子。

——＠U2，com我欣赏他们的音乐。但我并不是U2的超级粉丝，然而，我对这支乐队的主唱——波诺越来越有兴趣。波诺用他的名誉和声望，使得许多人从中受益，我觉得他是如此具有吸引力。并且期望从他身上学到更多。

——By tvtv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