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远征以前种种
修筑滇缅公路和铁路
在抗日战争初期,日本军国主义者蔑视英勇无敌的中国人的力量,满以为在短期内完全可以使中国屈膝;哪知打了一年、两年、三年,中国人不但没有屈服,反而愈战愈强。这时日军妄想从沿海包围截断我国际交通线。迫使蒋介石投降,于1939年冬在广西钦州、防城登陆。侵占南宁,截断我通越南海防的国际交通线;1940年9月间又侵入越南。至此,我滇越路国际交通线已被截断,所可依靠的仅有滇缅路。
早在1938年春,我国即开始修筑滇缅公路,于是年12月间初步通车,以后陆续加以修改,成为支援中国抗战的一个重要的交通动脉。可是通车不久,即被英国政府不断留难,甚至在1940年7月18日英日正式订立封锁滇缅路协定,自是日起英国封锁滇缅路3个月,到10月才又开放。
国民政府集中全力经营滇缅公路,任命宋子良为滇缅运输总局局长,设立许多汽车保养站,集中主要车辆担任运输。以后改由交通部部长俞飞鹏亲自兼任总局长,后来并有美国人参加整理。1941年春又发行修筑滇缅铁路公债1000万美元,发动当地民众日夜赶修路基,很快即将大部路基修好。昆安(昆明至安宁)段于1941年4月通车。
修筑这段铁路时,当地人民激于民族义愤,情绪非常高涨,参加筑路的人民极为踊跃,有许多还是由原来津浦、平汉等铁路撤退下来的老工人。修筑这条公路和铁路对于抗日战争起了作用,并不是一件坏事。
民国中央政府与云南地方政府的矛盾
在民国政府集中全力经营这条国际路线时,同统治云南的龙云政府发生着尖锐的矛盾。中央政府企图“统一”云南;而龙云则处处防备,坚持独揽云南政治经济军事大权的局面。经济方面一直到1941年前后,云南仍使用它自行发行的“滇币”;军事上则中央军不能人境。
中央政府一面派中央大员宋子文等向龙云多方疏通,一面准备远征,将部队先后向滇黔、滇川、滇康边境陆续集中。计先后集中的部队有:
滇黔边境:在兴仁、兴义附近整训的为第6军甘丽初部3个师(第49师、第93师、暂55师),在安顺、盘县附近整训的为第5军杜聿明部3个师(新22师、第96师、第200师)及机械化部队。
滇川边境:在泸州、叙永附近整训的为71军钟彬部两个师(第87师、第88师);另有新29师马维骥部。
滇康边境:在西昌、会理附近为第71军第36师。
滇桂边境:为第54军黄维(以后为阙汉骞)部的第14师、第50师、第198师。
川黔境内:为第2军王凌云部的第9师、第76师、第33师;税警总团孙立人部(1941年底编为新38师),新28师刘伯龙部——这两个单位以后编为第66军,属张轸部(另外有远征以后增调的部队未列入)。
以上部队大概是自1940年9月间日寇侵入越南时即开始集中,但长期未能人滇。一直到1941年中英军事同盟酝酿期间,为保全滇缅路及仰光国际交通线,经过长期曲折的商讨,这年秋冬间,第6军49师彭璧生部先开滇缅路担任护路,第5军也开入云南杨林、沾益、曲靖等处。不久中央政府在云南成立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以林蔚任团长,并成立昆明防守司令部,以我兼任司令。接着第6军93师陆续开往车里、佛海布防。至12月间又将新28师、新29师、新38师3个师编为66军,以张轸任军长,准备参加缅甸远征。
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
英国当时正处于殖民主义国家末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为了同法国争夺欧洲霸权,就逐渐支持德国,希特勒并未照张伯伦的意图首先进攻苏联,相反地是在并吞了一系列小国之后,于1940年先下手他的老伙伴法国。5月10日张伯伦垮台,6月4日英法军在敦克尔克丢盔弃甲大撤退,伦敦一时张皇失措。可是英国并未接受这一教训,对日本法西斯主义者的疯狂侵略提高警惕,积极在缅甸布防,反而幻想用两面手法敷衍日本,以保全它在远东殖民地的大后方,7月18日同日本正式订立封锁滇缅路3个月的协定。但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并未因此而停止它独霸亚洲的野心,相反地利用这一协定看破英国的弱点,于9月间侵入越南,并与泰国签订友好条约,直接威胁到马来亚、新加坡、缅甸等英国殖民地。
这时英国看到中国抗战愈战愈强,对中国的态度开始转变,首先于1940年10月间重开滇缅路,接着派了一些在敦克尔克撤退下来军人来中国学习。1941年1月,英政府又任命丹尼斯少将为驻重庆陆军武官,开始和中国酝酿中英军事同盟。第一个步骤是通过中国对缅印马的军事考察,两国共同商定保全缅甸的具体军事计划。经过协商,“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于1941年1月间产生。考察团的成员如下:
团长商震,副团长林蔚;团员:陆军杜聿明、侯腾、冯衍、唐保黄、刘方榘,空军王×赞,海军周应聪,外交郑康祺,秘书刘耀汉。考察团于同年2月初出发,到缅甸、印度、马来亚考察约3个月之久,搜集有关缅印马经济政治军事资料,编成“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计30余万言(当时有油印本),其中最主要的是中、英、缅甸共同防御计划草案。
这个草案是根据缅、马地形交通及估计日寇战略战术而拟定的。我们当时根据日本军国主义者已经吃了中国人民的苦头的情况及其政略、战略、战术上的特性,妄图独霸亚洲的野心,同时并考虑到英国军队不堪一击的情况,认为日本对于中国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将不是从中国境内截断,而是配合它对亚洲的政略战略整个策划;一旦日寇与英国开火,势必先击败英军进而侵占马来亚、缅甸。这样,日寇既击败英军而夺了它的殖民地,又可以封锁中国,获得一箭双雕的效果。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英国,因而就不敢正面向英方提出如上所述的判断,而只能含糊其辞。
P4-7
从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这8年时间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它是中国人民进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的8年,更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在反抗外敌入侵的战争中首次获得完全胜利的8年。在这8年当中,中华儿女为了保卫家园,抵抗日本侵略军,谱写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
提到抗日战争,人们最为耳熟能详的便是国民党所担负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战场。在人们的脑海中,这两个战场是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主要战场。这两个战场让人们看到国难当头时,中国人民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团结精神。这两个战场所代表的虽然是领导权性质截然不同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但当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时,他们依然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敌。在抗日战争中,这两个战场相互依存、相互配合,在抗战中立下了卓著功勋:正面战场为夺取抗战的胜利提供了可靠保证;敌后战场在消灭日军有生力量,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实,当我们追忆那些在两大战场奋勇杀敌,为国捐躯的先烈时,还有这样一些人应当被永远铭记。这些中华儿女离乡背井,踏上异国土地,抛头颅、洒热血,将一腔爱国赤诚洒满了异域大地。他们就是为了把日本侵略军阻击在祖国西南国门之外,而远赴印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将士。
出兵印缅的导火索——滇缅公路
抗日战争爆发后,除了本土战场外,中国政府还派兵远赴印缅与日军作战。派兵的直接原因是保护中国与外界的重要交通线——滇缅公路。这条公路自建成之日起,就担负着为中国国内战场输送战略物资的重要任务。这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
七七事变以后,日军占领了中国的华北地区,南方的广东、汉口、上海、南京等地也先后沦陷,中国沿海大部港口都落入日军手中,这对于战时的战略物资运输无疑是致命打击。这一问题在1938年10月武汉会战之后变得更加突出。武汉会战之后,中日双方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战争变为消耗战,中方面临更为严重的物资供应问题。当时,旅居海外的华侨为了抗日救国,纷纷捐款捐物,筹集了大批国内急需的药品、棉纱、汽车等战略物资,国民政府还从西方购买了大量汽车、石油以及军火。这些物资都需要及时运回国内,以支援抗日战争。在这种形势下,修建一条国际运输通道来运输国际援华物资就显得尤为必要。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38年春滇缅公路开始修建,12月通车。滇缅公路与缅甸的中央铁路连接,直接贯通缅甸首都仰光港。滇缅公路通车之后,在抢运中国政府在国外购买的和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滇缅公路的建成,不仅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提供了物质支援,它在某种程度上还改变了战争的·进程。日军原计划要从正面进攻打败中国军队,迫使国民政府投降,但包括滇缅公路在内的国际运输通道的存在,使日本放弃了原有计划,改为从越南和缅甸来封锁中国与外界的交通线,隔断中国与盟国之间的联系,进而达到占领中国的目的。
1939年冬,日军从广西钦州、防城登陆,占领南宁,随后又侵入越南,截断了从越南通往云南的滇越铁路。这样,滇缅公路就成为中国与外界联系的唯一的运输通道。抗战初期,几百万中国军队所需要的武器装备,以及维持经济运转所需要的各种物资,都依赖这条生命线运进中国大后方。1941年11月,经滇缅运往中国的战争物资月运输量己达1.5万余吨。这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心理上对于中国军民坚持抗战均具有重大影响。
保证这条交通线的安全对中国而言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而对于日军来说,切断这条交通线,同样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开始南进策略,希望通过进攻缅甸来达到控制滇缅公路的目的。为了保护这条生命线,中国军队踏上了远征印缅之路。
中国军队首次入缅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投入3个师团兵力分三路进攻缅甸。日军此举目的之一在于切断滇缅路,断绝外界援华物资的运输;目的之二则是要通过占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缅甸,越过同盟国在亚洲大陆的南翼屏障,一方面进逼中国西南后方,另一方面可向西进攻印度,与德军会合于中东。
当时,驻扎在缅甸的英军只有两个师团,面对日军的强力攻势根本无力阻挡。情急之下,英国政府请求中国政府予以支援。同时,美国也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派兵入缅参加对日作战,以牵制日军主力。中国政府出于保护滇缅公路畅通的的战略需要,也有必要投入兵力,派遣远征军入缅作战。
1942年2月,由第一路司令长官罗卓英率领的中国远征军第5军、第6军和第66军进入缅甸。但是中国军队入缅援助英军的行动并不顺畅。当时缅甸仍是英国的殖民地,英方既想利用中国军队协同防守缅甸,又怕中国军队取得胜利之后,会引起缅甸人的亲华排英情绪。英国方面的犹豫,致使中国远征军的入缅作战一波三折,丧失了有利战机。直到仰光失守,情况万分危急,英方才不得不要求中国远征军真正入缅作战,但问题并未就此解决。远征军入缅之后,又因中、美、英三国之间争夺指挥权而造成多头指挥的局面,这给中国军队的作战行动造成诸多阻挠。尽管如此,远征军在入缅之后还是承担了缅甸防御的主要作战任务,经过几场著名的战役之后,远征军成为缅甸战场抗击日军的主力。
1942年3月20日,在同古保卫战中,中国远征军用集束手榴弹、汽油瓶对付日军坦克,与几倍于己的强敌浴血拼杀,战况惨烈。此役前后历时12天。最后虽以远征军的撤退结束,但第200师孤军奋战,予敌人沉重打击。日军惊呼这是南进以来第一次受挫,“是缅甸战役中最艰苦的一战”。由于中国远征军仓促应战,又缺乏盟军的有力配合,故同古战役未能实现原定的战略意图,但中国军人英勇杀敌、不畏牺牲的精神却是可歌可泣、令人敬佩的。同古之战的结果,就是以近3000名中国将士的生命,为英军撤退赢得了时间!
同古战役之后,1942年4月16日,中国远征军新38师奉命援救被日军包围于仁安羌的英第1集团军。经过两天奋战,中国军队击溃了日军主力,救出包括英军司令亚历山大在内的7000多名英军官兵。仁安羌战役引起英国举国上下一片轰动。它是盟军公认的缅甸保卫战中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孙立人将军及其新38师也因之而威名远扬。
4月底,因英军撤退,日军迂回至中国远征军后方,切断其后路,并占领了怒江以西的中国云南省地区。远征军被困在缅甸境内腹背受敌,无奈之下被迫突围。此后,中国军队分割为数股,辗转于深山野林,几经周折,部队主力撤回国内,一部退入印度。在撤退途中,第200师师长戴安澜、第96师副师长胡以宾英勇殉国。至此,中国军队第一次入缅作战以失败告终。
总结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的原因,缺乏统一、有效的指挥,以及战略战术上的失误,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而东线作战不力,侧后防御薄弱,是导致远征军入缅作战失败的直接原因。远征军把第6军部署在东线,担任右翼掩护任务,但是军长甘丽初指挥无方,贻误战机,遂被日军逐个击破。第6军部署暂编第55师沿毛奇公路负责防御,但师长陈勉吾疏于防范,对日军在毛奇方向暗中集结兵力的举动毫无察觉,当日军发起突袭,便无力抵抗。同时,第6军第49师部署过于分散,又没有机动部队,在日军强劲攻势之下也难免失败。
本来滇缅公路地势险要,是易守难攻之所,如果兵力部署得当,阻挡日军进攻并非不可能。但由于此次入缅作战的参战部队战斗力较弱,所以这一优势也没有发挥作用。当时,蒋介石一心想削弱云南军阀龙云的势力,所以对云南抗战部署并没有多加重视。其实,当时在云南的部队还有第2军、第53军、第71军,这些部队的战斗力远胜于第6军、第66军,蒋介石之所以没把这些部队派往缅甸,就是想伺机对付龙云。至于蒋介石和龙云之间的矛盾在杜聿明所著《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一文中有详细阐述,这里不作赘述。
运输力量不够,后勤保障不足,是战事失利的又一原因。根据中英共同防御协定,中国军队进入缅甸作战后,应由英方提供铁路、公路的运输车辆,并提供油料,但英方爽约,没有履行协定。当中国远征军先头部队到达同古时,后续部队因运输车辆和油料不足,一直无法继续跟进。如此一来,战线拉长,第5军、第6军部署在长达300公里的公路上,既不能攻,又不能守,处境极为被动。
战略上的失误是导致缅甸保卫战失败的直接原因,而让远征军将士伤亡惨重的却是热带丛林。在中国远征军选择撤退路线时,杜聿明率领第5军选择从野人山热带丛林撤退,而新38师师长孙立人没有执行杜聿明的命令,而是率部突围,安全撤至印度,保存了实力。第5军则没这么幸运,15000人进入野人山,最后走出来到达印度的只有三四千。途中除了日军的围追堵截之外,热带丛林中的蚂蝗、蚊虫、传染病的侵袭是造成远征军将士葬身他乡的主要原因。
此次远征,中国远征军由10万人锐减到4万人,在撤退途中非战死亡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战场上阵亡的人数。例如,第5军总计42000人,阵亡7300人,而在撤退途中非阵亡而死者就有14700人。
虽然第一次入缅作战以失败告终,但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中国远征军入缅实则是接替英军防务,他们阻击日军,掩护英军安全撤退,尤其是仁安羌之役,解英军之围,后又牵制日军于怒江西岸,使英军得以保存实力,为后来英军参加缅甸反击战创造了条件。远征军的对日作战使日军向北不能进中国,向西不能入侵印度。
日军原来在缅甸只有5个师团的兵力,为了加强其防御和进攻的力量,1943年底,日军又从南洋各地抽调3个团来加强缅甸的军事力量。1944年11月底,日军在缅甸的兵力已达10个师团、1个独立旅团。与此同时,深陷太平洋岛战的日军急需用兵,缅甸战场使日军疲于应对,已无力再调派部队支援其他战场。远征军牵制了日军主力,打乱了其战略部署,无形中增加了盟军的力量,使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交汇在一起。这就是中国军队在此次入缅作战的最大功绩。正如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史迪威所说,“毕竟日本已被迫在缅甸运用了可能派往印度、澳大利亚或其他地方的兵力。这是中国此时能够把它所拥有的东西——兵员——贡献给盟国事业最好的办法。”
中国远征军首次入缅作战失利后,撤退至印度的远征军在整训之后组建了中国驻印军,在后来的缅北反攻战役中,彻底扭转了前一次入缅作战的败势,取得了第二次入缅作战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国内战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保障。
驻印军二次入缅
缅甸保卫战失利之后,缅甸落入日军的掌控之中,中国和盟国之间的陆上交通线由此被切断,这给战争物资匮乏、急需得到盟国援助的中国战场造成了重重困难。于是,从1942年下半年起,中、英、美之间便开始商讨反攻缅甸计划。
但由于英方态度消极,以及美方在对日军作战的战略变化,反攻全缅的计划逐渐演变为反攻缅北。即便如此,以中国军队为主力,从印度雷多和中国云南对缅北发起进攻这一首要目标始终未变。盟国方面同时还决定,在军队向前推进的同时,修筑一条穿越缅北的中印公路,在中缅边境的芒友附近与原来的滇缅公路接通,以此重新修成一条陆路国际交通线。
在中、美、英三国策划反攻缅甸之前,三国协同进行了组建中国驻印军的准备工作。前面已经提到,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之后,中国远征军分两路分别退守云南和印度。其中,史迪威、罗卓英率远征军司令部600余人,孙立人的新38师4000余人,杜聿明的第5军新22师4500余人,先后到达印度。在东南亚盟军最高副司令、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建议下,正式组建中国驻印军。由于在前次缅甸保卫战和撤退中损失惨重,中国政府在征得英方同意后,逐渐由国内向印度空运兵力扩充驻印军。组建.之后,中国驻印军在印度兰姆迦营地接受了美式训练,并配以美式装备。驻印军最初由史迪威任总指挥、罗卓英任副总指挥。1943年1月,驻印军又编组为中国陆军新编第1军,仍以史迪威为总指挥,以郑洞国为军长,下辖廖耀湘之新22师、孙立人之新38师以及炮兵团、战车营、工兵团、汽车兵团等军直部队。1943年8月,新30师亦到印度集训,编入驻印军。1944年4月间,第14师、第50师又在史迪威的请求下从国内空运抵达印度,编入驻印军序列。目的在于应对日军进攻印度英法尔地区之后所造成的紧张局势。经过几次扩充,中国驻印军成为拥有2个军、5个师和总指挥部直属部队,且配有美械装备的10余万大军。经过整训的中国驻印军再次入缅作战时,已是令盟军刮目相看、令敌军闻风丧胆的英勇之师,在印缅战场上屡建奇功。
与面目一新的中国驻印军相比,驻守在缅北地区的日军部署也不可小看。其主力是著名的第18师团。第18师团在日军中享有“常胜军”的盛名。师团长原为牟田口廉也中将,1943年4月,牟田口升任第15军司令官,由田中新一中将继任师团长。该师团辖有三个步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一个工兵联队、一个辎重兵联队及其他直属部队,共有2万余人,实力远远超过一个常规师团。与驻印军对抗的除了第18军团,还有日军第2师团、第53师团及第56师团的部分兵力。
第二次入缅作战,不仅中国驻印军在缅甸做了周密部署,退守云南境内的中国远征军(最初由陈诚任司令长官,后有卫立煌继任,辖第11集团军、第20集团军以及直属军、师,共6军17师兵力)也积极配合,与中国驻印军对日军形成钳形攻势。
缅北地区地形复杂险恶,这就决定了驻印军反攻战的艰苦。因为中国驻印军的进攻路线就是要在崎岖的缅北山区开出一条道路,从印度边境小镇雷多,翻越人迹罕至的野人山区,穿越胡康河谷和孟拱河谷,向东进入密支那,向南进入缅甸重镇八莫。野人山区中森林遮天蔽日,传染病肆虐,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从野人山撤退的部队就在这里伤亡惨重。胡康、孟拱两河谷地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且每年的5月至10月均处于雨季。雨季期间泥泞难走,对于部队行进极为困难。而且,缅甸地处热带,恶疾极易蔓延。驻印军处于此种境地,加之日军以逸待劳,其困难可想而知。但是,困难并没有使中国军队止步,反攻缅北的号角便是在这样的艰难条件下吹响了。
按照驻印军在缅甸的主要战役来划分,整个缅北作战经过了四个阶段:胡康河谷战斗、孟拱河谷战斗、八莫、南坎之战和会师芒友。
1943年春,中国驻印军开始出兵掩护从印度进入缅甸的中美工兵部队修筑中印公路。同年10月,驻印军主力向入侵缅甸的日本军队发起反攻。自此,缅甸反攻战拉开序幕。到12月,驻印军已攻克于邦,反攻战首战告捷。1944年3月,中国驻印军乘胜出击,一举攻下孟关,共歼灭敌军1400余人。之后,中国军队又攻下杰布山隘这一缅北天险。6月,攻克加迈。此后,驻印军一鼓作气攻占孟拱,歼灭日军1500余人。中国驻印军夺取孟拱谷地战役的胜利之后,为加速缅北日军的灭亡,保证中印公路早日通车,总指挥部决定对缅北重镇密支那展开攻击作战。此次战役中,美国盟军也派兵参战。中美联军奋战两个月,于8月攻下密支那。日军指挥官水上源藏少将自杀,日军伤亡4000余人。到11月,中国驻印军又攻下了八莫,扫清了盘踞于缅北的日本守军。1945年1月28日,中国驻印军与中国远征军在滇缅边境的芒友胜利会师。
会师之后,中国驻印军马不停蹄又派出新38师南下,继续追击日军第56师团残部。1945年1月29日,在新1军的强劲攻势下,日第56师团残部在康梭地区大部被歼,师团长松山佑三中将率部分官兵溃逃。之后,新1军又兵分东西两路向南进发,于2月14日、19日相继攻克贵街和领新维。日军第56师团残部退至腊戍,在得到新的兵力补充后,决定倚仗腊戍一带的山地和坚固工事,作长久抵抗。但日军无论是地势,还是工事上的防守优势,都无法阻挡住中国驻印军将士的杀敌热情。在驻印军的强攻之下,到3月2日,腊戍外围的据点被尽数拔除。3月8日,新1军占领腊戍。防守日军死伤大半,残留部分向南败退而去。新1军乘胜向西南追去。
当新1军一路凯歌的同时,正向拉西、西徐方向挺进的第50师,进展也较为顺利。3月16日,第50师攻占西徐。随后东路军与新1军会师于康沙。3月30日,西路军与英军第36师在乔梅会师。至此,缅北反攻战宣告结束。
整个缅北之战,中国驻印军共克复大小城镇50余处,解放被日军占领土地逾5万平方英里,歼敌3万多人。
当驻印军在缅北战役中捷报频传的同时,集结在滇西的中国远征军部队,也在怒江东岸巩固江防,积极准备渡江反攻。1943年4月,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司令部成立。1944年5月,远征军强渡怒江发动反攻,与在缅北作战的驻印军一起,对日军形成夹击之势。渡江之后,远征军又经过8个月的激战,相继攻克了腾冲、松山、龙陵、芒市、畹町等城镇和战略据点,收复了滇西全部失地。
历史功绩
从中国远征军1942年初参加缅甸防御战,到1945年初中国驻印军反攻作战胜利,在长达3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先后出动了40万大军在滇缅战场上与美英盟军并肩作战,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在国外作战的唯一战例,也是欧、亚、美三大洲联合作战的首次战例。这场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亚太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首先,中国军队派兵增援缅甸,增强了中印缅战区盟军的力量,有力地支援了盟军在中印缅战场的对日作战。
如前所述,日军在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后,分兵南进,进逼缅甸。如果日军占领缅甸,那么向东可入侵中国大西南,与已占领中国东部的日军合围中国大后方;向西可进犯印度,摧毁盟国在印度的战略基地,进而攻入中东,与法西斯德国会合;在西南方向还可以控制安达曼海和孟加拉湾,得到制海制空权,从而加强其在太平洋海战中的战斗力量。日军正是看到了缅甸的这一特殊战略地位,在大举南进之初,就把夺取缅甸定为其重要作战目标。在这样一个危急时刻,中国出兵缅甸,既是增援疲于应付的驻缅英军,也是保卫祖国的西南大门不被日军铁蹄践踏。
其次,中国军队入缅作战保护了国际交通线的安全,为国际援华物资顺利运抵国内提供了保障。
中国战场、亚太战场与缅甸战场是休戚相关的三个部分。其中,中国战场是亚太地区的重要战场,中国抗战的成败与否,直接影响到亚太地区的对日作战,中国西南的安危又关系到中国抗日战局的演变,而缅甸战局的变化又和中国西南大门的安危休戚相关。尤其当日军侵占广东、广西和印度支那北部,控制出海口,切断桂越路、滇越路等国际援华线路之后,缅甸对于中国西南大门就显得格外重要。因为当时滇缅公路已然成为中国与外界联系的唯一一条国际陆上通道。控制了滇缅公路,就能保证援助物资运往国内,支援国内抗战;一旦此路被日军占领,那么中国与外界的联系就会被切断,中国将被孤立。由此可见,它对中国抗战是何等重要。为了保护这条生命线,中国军队义不容辞地踏上了远征异国之路,并在保卫缅甸,保护滇缅公路的前提下,肩负起开辟新的供给路线——中印公路的任务。
缅甸反攻战取得胜利后,不仅夺回了滇缅公路控制权,还修通了中印公路,打通了中国和盟国之间的陆上交通线,这样就保证了国际援助能够运入国内,为国内抗日战场提供物质支持,提高了国内战场的作战能力,日本法西斯的灭亡脚步也由之加速。
中国军队异国杀敌的另一个历史功绩在于它对人们精神层面的鼓舞。自从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的铁蹄不绝于中国的大地,而挨打和屈辱常常与中国军队相伴。而中国远征军两次入缅作战,从异国的土地上凯旋,它血洗了中国的百年耻辱,使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空前高涨。
为了那曾被忽视的记忆
回顾中国军队两次入缅作战,从第一次的失败到第二次的凯旋,中国将士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他们怀着报国之心,置个人生死得失于不顾,义无反顾地踏上为国杀敌的不归路。他们不怕牺牲的百折不挠的精神,他们对胜利的向往,扫去了国人心中积聚已久的自卑,扫去了他人眼中曾经不加掩饰的轻视,内增了国家自信心,外扬了民族自豪感,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但就是这样一段重要的历史,却有很长时间被人们忽视和遗忘。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历史禁区才被突破,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作用逐渐得到承认。在民间,也出现了许多致力于滇缅战争研究的人士。不过,这段历史仍然鲜有人知晓。即使到了20世纪90年代,正面战场的历史功绩已广为人知,但关于滇缅战争的资料仍然很少。
所幸,在民间和官方的共同努力之下,这一状况开始发生可喜改变,有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到与滇缅战场有关的历史资料。许多当年参加过滇缅抗战的老兵重新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他们的经历终于拂去了厚重的灰尘,走进了人们的视野。越来越多描述当年抗日事迹的作品问世。老兵的回忆借助各种不同载体呈现在今人面前,使没有经历过战火硝烟的人们也可以近距离感受那段历史,了解当年中国军队奋勇御敌的感人场景,进而体会到今天的和平是何等可贵。
此次编者集合多位参加过印缅抗战的亲历者的回忆文章于此书中,意在让那些承载着滇缅抗战真实情景的回忆有所依托,使之能够保存并流传下去。此次收录的作者当中,有人们熟悉的国民党将领,如杜聿明、郑洞国、覃异之、宋希濂、张轸、史说、杜建时、廖耀湘、徐以枋等人,他们不仅是印缅战场的亲历者,更是战斗的指挥者,借助他们的亲身经历,读者可以从新的视角、不同层面来了解那段历史。除了部分高级将领的回忆,编者还收录了一些远赴异国为国杀敌的普通士兵、随军人士,翻译等等,他们的官衔也许不高,他们的名字或许并不响亮,但他们同样是滇缅抗战的亲历者,是为了保卫祖国而不惜生命的英勇战士,是值得被千古称颂的国家功臣,他们的回忆对于今天的人们同样有着巨大的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