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传》是美国“原子弹之父”罗伯特·J.奥本海默的第一部完整传记，曾荣获2006年美国普利策奖。作者通过从美国国内和国外的资料馆搜集来的大量记录和信件、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以及与奥本海默最亲近的朋友、亲戚和同事的访谈，对奥本海默的一生作了详尽无遗的研究，揭示了奥本海默的生活及其所处的时代，生动勾画出了一位杰出的、充满抱负的、复杂的、有缺点的人物形象。它不但是一部充满历史感的人物传记，而且对于我们理解当下以及未来都具有重要的启示。

本书是美国“原子弹之父”罗伯特·J.奥本海默的第一部完整传记，曾荣获2006年美国普利策奖（传记类）。作为一名杰出的且富于魅力的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美国贡献了一切。原子弹在日本广岛爆炸之后，奥本海默成为同代人中最著名的科学家，同时也是20世纪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之一，并成为面对科学进步的现代人的形象化身。

奥本海默是对核物质实施国际控制的激进提案的发起者之一，这一思想即使在今天也是至关重要的。他极力反对美国发展氢弹，并强烈反对美国空军试图发动一场极其危险的核战争的计划。20世纪50年代初是一个充满癔症的年代，奥本海默的思想自然就成为强力支持建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人们诅咒的对象。作为回应，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斯特劳斯、超级核弹的支持者爱德华·特勒，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在幕后精心策划了一场安全听证会，从而切断了奥本海默与美国核秘密的联系。

《奥本海默传》以前所未有的细节揭示了奥本海默的生活及其所处的时代。作者通过从美国国内和国外的资料馆搜集来的大量记录和信件、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以及与奥本海默最亲近的朋友、亲戚和同事的访谈，对奥本海默的一生作了详尽无遗的研究。20世纪初，奥本海默在纽约市的道德文化学校接受了早期教育，之后在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遇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次个人危机。于是他去了德国，在那里，他跟世界上最有成就的理论家们学习了量子物理学。而后，他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建立了国内一流的理论物理学院。在那里，他还深深地卷入了社会公正事业，并与很多共产党人保持着联系。后来，他去了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并在那里建立了世界上最具潜力的核武器实验室；与此同时，他也改变了自己。1947年至1966年，他一直担任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主管一职。

《奥本海默传》生动勾画出了一位杰出的、充满抱负的、复杂的、有缺点的人物形象，他与美国的“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有着深刻的关联。它不但是一部充满历史感的人物传记，而且对于我们理解当下以及未来的选择都会具有重要的启示。

20世纪初期，科学给美国带来了第二次革命。由于内燃机、载人飞机以及大量其他发明的出现，原本以马车为交通工具的美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新工具的发明很快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一群隐秘的科学家正在酝酿一次更加深刻的变革。理论物理学家正在改变我们理解空间和时间的方式：1896年，法国物理学家亨利·贝克勒尔发现了放射现象；马克斯·普朗克、玛丽·居里和皮埃尔·居里等人进一步阐释了他们对自然界原子的看法；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他的相对论。瞬息之间，整个世界因此发生了改变。

科学家成为了繁荣经济、复兴理性主义和社会精英阶层的新英雄。在美国，改革向旧的秩序发起了挑战。西奥多·罗斯福用激进的口吻说道，只有利用科学技术才能为国家创造新的繁荣，只有这样的政府才是好政府。

1904年4月22日，在这个充满希望的世界里，J.罗伯特·奥本海默降生了。他出生在一个移民美国的德国裔家庭。从种族和文化渊源来说，奥本海默一家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并不参加任何犹太人的集会。他们并不是否认自己犹太人的身份，而是把自己的身份限定为“道德文化社团”的成员。“道德文化社团”是犹太教在美国的唯一分支机构，他们宣扬理性主义和激进的人文主义。这也是当时迁居美国的移民解决其所面临困境的新方法。然而，罗伯特·奥本海默一生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一直持矛盾的心理。

就像“道德文化社团”的名字所暗示的一样，它并不是宣扬宗教，而是宣扬一种反对自高自大、促进社会公正的生活方式。因此，这个在提倡自主研究、经验探索、自由思想和科学价值的社会里长大的小孩，后来成为享誉全球的“原子弹之父”并不是偶然的。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奥本海默把一生献给了社会公正、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而最后给社会带来的却是蘑菇云下的累累残尸。

罗伯特的父亲，朱利叶斯·奥本海默于1871年5月12日出生在德国法兰克福东一个名叫哈努的小镇上。朱利叶斯的父亲本杰明·奥本海默是一个没上过学的农民，也是一个谷物贸易商。据罗伯特说，他的爷爷在“一个近乎中世纪的德国村庄”中的一间小屋里长大。朱利叶斯有两个兄弟和三个姐妹。1870年，本杰明的两个表兄弟通过结婚移民到了纽约。在几年的时间里，这两位年轻人——西格蒙德·罗斯菲尔德和所罗门·罗斯菲尔德——联合另外一个亲戚斯特恩开了一家进口男士西服衬套的小公司。公司在成衣制作方面的业务做得很好。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罗斯菲尔德兄弟曾告诉过本杰明·奥本海默说，公司为他的儿子们留了职位。

在大哥埃米尔去纽约的几年后，朱利叶斯于1888年的春天来到了纽约。这个高大瘦弱的年轻人被安排在公司的仓库里工作，负责分配衣服的拉链。尽管来到这家公司时他身无分文，而且不会说英语，但是他决定从头学起。他对颜色非常敏感，因而在这个城市里获得了一些声誉，成为最了解“纺织品”的人物之一。埃米尔和朱利叶斯安全度过了1893年的经济危机，并且在世纪之交朱利叶斯成为了罗斯菲尔德一斯特恩公司的全面合伙人。朱利叶斯穿着得体，他总是穿一套西装和一件白色高领衬衣，系一条很不显眼的领带。他的举止与他的穿戴一样完美。快30岁时，他通过自学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此外，他阅读了大量的有关美国和欧洲的历史。作为一名艺术爱好者，他把周末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游览纽约的艺术长廊上。

也许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认识了一位年轻的画家埃拉·弗里德曼。她是一位非常漂亮的褐色皮肤的女子，拥有苗条的身材、炯炯有神的灰蓝色眼睛和又长又黑的头发。美中不足的是，她有一只先天畸形的右手。为了遮住她的缺点，埃拉总是穿长袖衣服并且戴一双羚羊皮手套。在用来遮住她右手的手套上有一个粗糙的修补装置，这个装置通过一根弹簧与一根假拇指相连。尽管如此，朱利叶斯还是爱上了她。拥有巴伐利亚犹太血统的弗里德曼家族于19世纪40年代就定居于巴尔的摩市。埃拉1869年出生，家里的一位朋友曾这样描述她：她是一个温柔、文雅、苗条、蓝眼睛的女人，非常机警而且很有教养，她总是想着怎样令人满意、令人高兴。在埃拉20岁时，她花了一年的时间在巴黎研究早期的印象派画家，回来后她在巴纳德学院教艺术课。就是在那个时候，她认识了朱利叶斯。那时她已是一位小有成就的画家，有自己的学生，并且在纽约的一所公寓里有自己的工作室。

1903年3月23日，朱利叶斯和埃拉结婚了，并且搬进了第94街西250号的石质房子里。一年后，在历史上最冷的春天，34岁的埃拉艰难地生下了一个男孩。朱利叶斯原本打算给第一个儿子取名罗伯特，但是由于祖上的规定，他在最后一刻决定在罗伯特前面加一个字母“J”。实际上，这个孩子的出生证明上写的是“朱利叶斯·罗伯特·奥本海默”，这表明朱利叶斯曾想过给孩子取与自己相同的名字。这些都无可厚非，但是给孩子取与在世的任何亲戚相同的名字都是违反欧洲犹太人传统的。但无论如何，这个孩子的名字是罗伯特，而且令人不解的是，这个孩子总是坚持说他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没有任何意义。显然，犹太传统在奥本海默一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罗伯特出生后不久，朱利叶斯把家搬到了位于河畔大道155号第十一层的一间宽敞公寓里，从那里可以眺望位于第88街西侧的哈得孙河。整个楼层都是他们的家，里面摆放着欧洲风格的精美家具。这些年来，奥本海默一家收集了由埃拉挑选的源自于法国后印象派和野兽派作家的作品。

周末的时候，奥本海默一家会背上背包乘车到乡下去兜风。当罗伯特还是十一二岁的时候，朱利叶斯在长岛的湾岸购置了一套价值不菲的度假别墅，罗伯特在那里学习了怎样驾船航行。在楼下的码头上停靠着朱利叶斯买的40英尺高的游艇。这艘华丽的“罗蕾莱”号游艇上配套设施相当齐全。就像这个家庭的一位朋友说的那样：罗伯特被父母宠着，他有他想要的一切，也可以说他成长于奢华之中。然而，尽管如此，罗伯特小时候的朋友没有一个会说他被宠坏了。“在金钱和其他物质方面，他非常慷慨，”哈罗德·彻尼斯这样回忆道，“他绝不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

在1909年，当罗伯特还只有5岁的时候，朱利叶斯第一次带他横跨大洋到德国去看他的爷爷本杰明。两年后，他们又踏上了同样的旅程。那时候，爷爷本杰明已经75岁了，但他给孙子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罗伯特回忆道：“很显然，对爷爷来说读书是他生活中的一大乐趣，但是他已经不可能再去上学了。”有一天，当看到罗伯特在玩木砖时，本杰明决定给罗伯特一本建筑百科全书。他还给了罗伯特一套精美的传统岩石收藏品。这是一个装有二十四块岩石样品的盒子，而且每块岩石上都贴有德国的标签。“从那以后，”罗伯特后来回忆道，“我变成一个热心但又带着孩子气的矿石收藏者。”回到纽约后，罗伯特说服父亲带他参加了断崖采集矿石的探险活动。河畔大道的房子里很快堆满了罗伯特的石头，每一块石头都整齐地贴着它的学术名称。朱利叶斯鼓励儿子培养自己独特的兴趣爱好，并且为他提供相关的书籍。在很长一段时间后，据罗伯特自己说，他对岩石的地质起源已经不感兴趣，而是着迷于水晶体的结构和极光。

从7岁到12岁这段时间里，罗伯特有三个独特且奢华的爱好：收集矿石、读写诗歌和搭积木。他也许会这样说，他之所以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这些活动上，并不是因为在其中可以找到伙伴，也并不是因为它们与上课所学的东西有关，而只是为了追求刺激。12岁时，他就已经使用家里的打字机与许多当地知名的地理学家通信，探讨他在中央公园学到的有关岩石形成的问题。

朱利叶斯对于孩子的这些成人化的兴趣持坚决鼓励的态度。他和埃拉都清楚自己的孩子是个天才。“他们羡慕他，担心他，而且爱护他，”罗伯特的堂弟巴贝特·奥本海默这样回忆道，“在成长的过程中，他始终被给予优越的机会，这使得他能够按照自己的兴趣和节奏行事。”有一次，朱利叶斯给了他一副质量很好的专业望远镜，它很快便成了这个小孩最喜爱的玩具。也许罗伯特将来会这样说：“我认为我的父亲是世界上最宽容、最仁慈的人之一，在父亲的心目中，对别人最大的帮助莫过于让他人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对于罗伯特来说，他非常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因为从孩提时代开始他便生活在书籍和科学的世界里。巴贝特·奥本海默还说道：“他是一个梦想家，对自己这个年龄段摸爬滚打的生活并不感兴趣，因此他经常被别人戏弄和嘲笑。”随着他逐渐长大，他的母亲时常为此担心。罗伯特说：“我知道她一直试着让我与其他的男孩一样，但却没达到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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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圣诞节的前四天，奥本海默的生活——他的事业，他的声望，甚至他的自信心——突然失控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太不可思议了。”他坐在车里慨叹着，两眼瞪着车窗外面。汽车正带着他向他的律师在华盛顿特区乔治城的住所飞奔。一旦到达那里，他就得在数小时内做出命运攸关的抉择：他应当从政府顾问的位置上辞职，还是反击那封信里对他的指控？信是当天下午早些时候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斯特劳斯突然交给他的。这封信通知他，有关部门重新审查过他的过去和他给政府提供的政策咨询，他被认定有安全嫌疑，信上罗列了三十四条罪状，既包括可笑的指控，也包括政治性的罪状。例如“有人报称，你被列在1940年‘中国人的朋友’资助者名单上”；“1949年秋及以后，你曾坚决反对研发氢弹”；等等。

事有蹊跷，自从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爆炸以来，奥本海默就一直有一种莫名的不祥预感，感到某种霉运正要降临到自己头上。几年前，也就是20世纪40年代末，他已在美国社会里地位显赫，是他同代人里德高望重、万众瞩目的科学家和公共政策顾问——他甚至上过《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的封面。这期间，他读过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短篇小说《丛林中的野兽》。奥本海默对小说中一直折磨着主人公的忧心忡忡的情绪深感震惊。小说里的主人公被一个不祥之兆困扰着，他“心里一直被一件怪事缠绕着，这事情可能大得不得了，可能十分可怕，而且迟早会发生”。不管这是件什么事，他知道这事会“吞没”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美国反共势力的日渐增长，奥本海默渐渐看出来了，那个“丛林中的野兽”正在等着他。他被国会清共调查委员会传讯，美国联邦调查局窃听了他家和办公室的电话，有关媒体报道了他的政治历史和政策意见，随即这些变成了恶意的谣传。凡此种种，使他感觉自己成了被追赶的猎物。20世纪30年代期间，他在美国的伯克利参与过左翼活动。二战之后，他坚决反对空军使用核武器进行大规模战略轰炸的计划——他称这项计划是种族灭绝计划。他的这些行为激怒了华盛顿内部许多权势人物，其中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和刘易斯·斯特劳斯。

那天晚上，在乔治城赫伯特·马克斯夫妇的家里，他对自己何去何从考虑良久。赫伯特不仅是他的律师，也是他的挚友。赫伯特的妻子安妮·威尔逊·马克斯在洛斯阿拉莫斯给他当过秘书。那天晚上，安妮所看到的奥本海默几乎“濒临绝望的边缘”。然而，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奥本海默最后决定，不管麻烦有多大，他决不能对这项指控听之任之。他的这一决定既是信念使然，也有破罐子破摔的色彩。于是，在赫伯特的指导下，他起草了一封致“亲爱的刘易斯”的亲笔信。奥本海默在信中说，斯特劳斯是在怂恿他辞职。“你认为，我请求(原子能)委员会中止我的顾问合同，也许会是个皆大欢喜之举，因为那样就会蒙混过关……”奥本海默接着写道，他认真考虑过这个选择，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这样做就等于说我同意了自己不适合为政府服务的看法，而我到现在已经干了差不多十二年。我不能这样做。如果我果真不称职，那么我就不会在这个位置上工作这么长时间，也当不上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主管，也不会在众多场合代表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学科发言”。

深夜时分，罗伯特身心疲惫，绝望至极。他喝了几杯饮料，上楼进了客人房间。几分钟后，赫伯特的妻子安妮和罗伯特的妻子基蒂——罗伯特的妻子跟他一起来到了华盛顿——听到“可怕的坠地声”。她们冲上楼去，发现卧室里没人，但卫生间的门紧闭着。安妮说：“我推不开门，罗伯特也不应声。”

奥本海默瘫倒在卫生间里，神志不清，身体抵住了卫生间的门。众人一点点把门推开，把昏迷的罗伯特挤到了一边。安妮回忆道，罗伯特醒来之后，“他喃喃自语”。他说他吃了一片基蒂的安眠药。“别让他睡觉。”医生在电话里嘱咐他们。于是在医生到来之前，差不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他们架着罗伯特走来走去，劝他喝下几口咖啡。

罗伯特的“野兽”向他发起了攻击，那场将要结束公共服务生涯的考验开始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场考验的结果不仅提高了他的声望，也保住了他的遗产。

罗伯特从纽约市走向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道路——从无名之辈到声名显赫——使他得以参与许多领域里的重大斗争并取得伟大胜利，这些领域包括20世纪的科学、社会正义、战争和冷战。他的向导是他超凡的智慧、他的父母、他的道德文化学校的老师们和他青年时期的经历。在专业上，他的发展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在那里他学习了量子物理学，当时他就喜爱上了这一新兴学科，并成为其信徒。30年代，他在美国伯克利的加州大学。当他正在建设美国最大的量子物理研究中心时，他为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后果和法西斯在国外的兴起所震动，他和朋友们——许多人是志同道合者和共产党人——积极投身到争取经济正义和种族正义的斗争中来。那些年是他一生中最为开心的日子。十年之后，这些时光被用来堵住他的嘴。这提醒我们，要让我们所呼吁的民主站稳脚跟是多么不易，民主这个字眼多么需要精心的呵护。

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年代，奥本海默在1954年所经历的痛苦和耻辱并非罕见，但作为一个被告人，没人能和他相比。他是美国的普罗米修斯、“原子弹之父”，在战争年代，他率领科学家们为这个国家努力从大自然中夺取了可怕的太阳之火。之后，他明智地指出这种火的危险性，也指出它潜在的益处；再之后，他声色俱厉地批评核战争的建议，而这些建议正在为军方所采纳，为学术界的战略家们所鼓吹：“如果一种文明总是把伦理认定为人类生活的基本成分，但却除了谈论博弈论术语或防御之外对毁灭所有人的前景三缄其口，那么这样的文明又意味着什么呢？”

20世纪40年代末，美苏关系恶化，奥本海默就使用核武器的实质性问题不断提出的质疑，令华盛顿国家安全机构颇感头痛。1952年，共和党重返白宫，斯特劳斯之流主张大规模核报复的官员们开始掌权。斯特劳斯及其同伙决心封住那个人的口，他们害怕奥本海默会令人信服地挑战他们所制定的政策。

为了诋毁奥本海默的政治和专业判断能力——实际上是对他的生活和他的价值观进行诋毁，奥本海默的批评者们于1954年揭露了他性格中的许多弱点：他既野心勃勃又缺少安全感，既才华横溢又幼稚可笑，既意志坚定又胆小怕事，既以苦为乐又心存困惑。原子能委员会的人事安全听证会的笔录——《关于J.罗伯特·奥本海默事件》——密密麻麻地记了长达一千多页，暴露了他的许多性格。然而，这份听证笔录也显示出，这个性格复杂的人从早年起就开始在自己周围铸造起一层掩盖自己情感的盔甲，他的对手很难穿透这层盔甲。本书力图挖掘隐藏在盔甲背后的神秘性格，这种性格从20世纪初罗伯特在纽约上西区的童年开始，一直伴随他到1967年去世。本书是一部非常个人化的传记。本书的研究与写作依据这样的理念：人一生中的个人经历决定了他的公共行为和他的决策(在奥本海默的案例中，甚至包括科学决策)。

本书的写作历经四分之一世纪之久，从美国国内和国外的档案材料和个人回忆资料中查找了成千上万件原始记录。本书参考了国会图书馆收藏的奥本海默本人的大量文件汇编，也调阅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对奥本海默进行监视留存下来的数千页记录。公职人员很少有人受到如此严密的审查。渎者会“听到”联邦调查局录音并整理成文字的他的讲话。不过，书面记录也只能道出一个人一生的部分真相，我们还采访了将近一百位奥本海默的亲朋好友和同事。许多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接受过采访的人现在已经去世，但是这些人讲述的不同故事却绘成了一幅相差不大的肖像。这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的肖像，他把我们带进了核时代，并且为找到一种根除核战威胁的方法坚持不懈地努力着。他的努力并没有成功，因为我们仍在做着同样的努力。

奥本海默的故事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的身份与核文化休戚相关。E.L.多克特罗曾经说：“自1945年以来，原子弹就在我们的心里扎下了根。原子弹先是充当我们的武器，后来变成我们的外交政策，现在成了我们的经济政策。我们怎能设想具有如此巨大杀伤力的东西不会在四十年之后成为我们身份的基本要素呢？我们制造出来用以对付我们的敌人的核怪物成了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核文化——包括它的逻辑、理念和看法。”奥本海默自己是释放核威胁的人之一，但他却努力限制这种威胁，勇敢地站出来，试图让我们避开核弹文化的侵蚀。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是他的一项控制原子能的国际计划，这项计划就是后来的“艾奇逊一利林塔尔报告”(但实际上主要是奥本海默构思和撰写的)。这个报告是核时代唯一的理性榜样。

然而，美国国内外的冷战政治使得此项计划无法实施，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美国和其他越来越多的国家都热衷于制造核弹。冷战结束后，核毁灭的危险似乎已经过去，但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核战争与核恐怖在2l世纪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离我们更近。

在9·11事件之后的岁月里，特别值得记住的是，在核时代的初期，“原子弹之父”就告诫过我们，原子弹这种武器六亲不认，它一旦出现，美国就更易成为毁灭性攻击的目标。1946年，在一次参议院的小型内部听证会上，有人问他，“三四个人能不能把(原子)炸弹偷运进纽约市，把整个城市夷为平地？”他明确地答道：“当然可能，能彻底摧毁纽约市。”一位参议员大为惊讶，接着问他：“如果在一个城市的某个地方藏有原子弹，你能用什么仪器把它侦测出来？”奥本海默不无讽刺地回答：“用螺丝刀(撬开每一只木货箱或手提箱)。”唯有杜绝核武器，才是对核恐怖的有效防范措施。

没人听从奥本海默的忠告——最后他被封住了口。就像希腊那个不屈的普罗米修斯神一样——普罗米修斯从宙斯那里偷来了火，送给人类——奥本海默为我们带来了原子之火。然而，当他想控制这束火时，当他竭力设法让我们明白原子之火何等可怕、何等危险的时候，当权者像宙斯一样勃然大怒，狠狠地惩罚了他。正如原子能委员会听证会里的反对者沃德·埃文斯所言，拒绝为奥本海默恢复名誉是“国家之盾上的污点”。

奥本海默是作为“原子弹之父”被人们所认识的，但他在去洛斯阿拉莫斯之前及其之后的经历却很少有人了解，本书的作者之一马丁·舍温教授在历经二十五年的研究之后，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极其完整的奥本海默。

——美国《出版人周刊》

此前有关奥本海默的书所涵盖的内容大都是支离破碎的——或者是科学的，或者是历史的，或者是政治的，或者是道德的，或者完全是个人的；而本书则将这些完美地融合在了一个框架之下，从而成就了奥本海默的“第一部完整传记”。

——《纽约时报书评》

这是一部引人入胜且极具思想深度的著作，它非常出色地抓住了原了时代早期政治家与科学家之间的斗争。

——CNN前主席兼CEO，《时代》杂志前总编辑沃尔特·伊萨克森

本书是对奥本海默最为出色的研究……它不仅是一部伟大的传记作品，而且是美国政府在恐惧时代滥用权力的警示故事。任何对二十世纪的美国感兴趣的读者都不应该错过这本书。

——美国总统研究专家、历史学家罗伯特·达莱克

罗伯特·J.奥本海默终于得到了他本应得到的一部深刻的、极具洞察力的、有见地的传记。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埃里克·方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