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化巨匠——老舍，带给中国一些系列灿烂的文化之后，悄然消失于未名湖，我们为之扼腕叹息之际，老舍之死是否有内在的隐情？我们该以怎样的眼光看待历史？傅光明老师引导我们以积极思考。他从一组短剧入手，带领我们回顾众人眼中的老舍之死。

　　一代文化巨匠——老舍，带给中国一些系列灿烂的文化之后，悄然消失于未名湖，我们为之扼腕叹息之际，老舍之死是否有内在的隐情？我们该以怎样的眼光看待历史？傅光明老师引导我们以积极思考。他从一组短剧入手，带领我们回顾众人眼中的老舍之死。他说，探究历史，是清晰的认识还是茫然的迷惑？历史能否还原到无暇的状态？傅老师从《荷马史诗》讲到《史记》、《三国演义》，列举其中广为人知的事例，告诉大家应用一种正确的眼光看待，是文人笔下的文史，还是历史的见证。随后，他举出在探究老舍之死时碰到的一个问题——“是谁先打捞出的老舍，如何知道所救之人就是老舍？”，其中就第一目击者的问题就有三人自称是第一个打捞之人，谁是真正的见证者？讲述历史的时候带有多少的修饰与隐瞒？傅老师幽默的演讲带给我们阵阵的思考之际，告诉我们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历史。

导言

第一章 历史的谜团——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

　第一节 “人民艺术家”（1949-1956）

　第二节 心灵的困惑与艺术的挣扎（1957-1966）

　第三节 历史叙述中的“八二三”事件

　第四节 是谁打捞起了老舍的尸体

　结语

第二章 口述史未必是信史——老舍之死的史学意义

　第一节 口述史的发生

　第二节 “春秋笔法”与口述史

　第三节 “老舍之死”的口述史学意义

　第四节 口述史未必是信史

　结语

第三章 老舍的文学地图——从老舍作品及其性格看“老舍之死”

　第一节 文本里的“非正常死亡”

　第二节 从老舍之死看老舍的幽默与悲剧意识

　第三节 太平湖——有意选择的人生归宿

　第四节 老舍之死的历史回音

　结语

第四章 老舍之死——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宿命

 第一节 从“反右”到“文革”

 第二节 “文革”与知识分子人格

 第三节 陈寅恪：1949年后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另类”抉择

 第四节 “卢梭式”的忏悔反思

 结语

后记

1946年1月，老舍与曹禺接受了美国国务院文化交流计划的邀请，即将赴美的消息，公诸报端。随后，媒体不断透露，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张治中将军与冯玉祥将军、“文协”上海分会、大同出版公司、上海电影戏剧协会、美国驻华使馆等，分别在重庆、上海两地，相继为老合和曹禺的出访举办了多次送别会或招待会。可见，当时国内文化界对他们二人赴美普遍感到兴奋。“人们明白，老合和曹禺将能充分代表中国现代正义和进步的文学事业，向大洋彼岸各界展示自身的丰厚艺术实绩，并将中国人民在连年抗战中焕发起来的新的精神状态一并介绍出去，使西方社会得以较为真切和全面地了解东方文化及社会的发展趋势。中国的文艺界同人，是把二位作家，当作自己派往西方的民间文化使者来看待的。”

老舍感激大家的信任，一再表示一定不辱使命，要向美国人民宣讲中国人民的生存状况和民主要求、中国新文艺的成就，以及抗战时期的“文协”。曹禺曾在“文协”的送别酒会上说，美国人见到老合先生，就会明白中国作家的生活和环境。老舍当然也乐得借此机会放松一下长年遭受“疲劳轰炸”的身体。

1946年3月6日的重庆《新华日报》还专门发了消息《老舍、曹禺昨离沪赴美》：“[中央社上海5日电]美巨轮史葛将军号，5日午离沪驶美，约本月下旬可抵美。该轮共运输美军1650人，美侨200余人。作家老合、曹禺亦乘该轮赴美讲学。”20日，抵达西雅图。

美国方面的接待是高规格的，在首都华盛顿，二人曾在招待国宾的“来世礼”宾馆的乙宾馆下榻。而此时，访美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就住在甲宾馆。

老舍、曹禺先后到了华盛顿、纽约、芝加哥、科罗拉多、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等地，并顺访了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和魁北克。应华盛顿大学、丹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天主教大学、费城国际学生总会、西雅图西北部作家协会等学府、社团的约请，二人分别做了数次讲课或演讲。老舍讲的内容主要是《现代中国小说》、《中国抗战文学》、《中国文学之历史与现状》等等。

来美国以前，老舍对美国的民主、自由颇多好感。初到美国，在芝加哥停留四天，他便“感到美国人非常热情，和蔼，活泼，可爱”；但在今天的许多美国人眼里，中国人还是“千百年前唐宋时代的中国人，他们对于唐诗、宋词都很欣赏”。老舍更明显感到，中国的对外宣传，“只是着重于政治的介绍，而没有一个文化的介绍，我觉得一部小说与一部剧本的介绍，其效果实不亚于一篇政治论文”。。他在考察了美国的文艺状况以后，于1946年6月5日写给吴祖光的信里，谈到中国的话剧时提到：“老实说，中国话剧，不论在剧本上还是在演技上，已具有很高的成就。自然我们还有许多缺陷，但是假若我们能有美国那样的物质条件与言论自由，我敢说我们的话剧绝不弱于世界上任何人。”这一点，他在后来通过话剧《茶馆》做到了。

总体说来，也许正像能把历史写得如故事般生动的美国汉学家史景迁所指出的：“老舍旅美期间事事不如意。有些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他刚到美国不久，想尽量与当地人搞好关系，结果在纽约的塔夫脱旅馆里被一个他信任的男子骗走了50美元。有些事情则很大，比如他的声誉问题。1945年，纽约出版了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英译本。该书被‘当月好书俱乐部’选为好书，并成为畅销书。但当老合仔细一看译文时——他从未授权翻译此书——他对译本的成功发行大失所望：小说的整体结构被改得面目全非，也许是为了满足公众求乐的愿望，译本中删除了原书中所有的纠葛，不论是家庭的，还是社会的……

在滞留美国的三年中，他越来越多地批评美国和国民党。老合生气，根源可能在重庆，抗战时期他居住在那里，为国民党写宣传文章，而他的妻子儿女住在北京。说来也怪，他的家人们现在居住在重庆(他们是在抗战结束前才搬去的)，而他却到了纽约，他肯定很担忧家人们所面临的困境，一方面内战又起，一方面通货膨胀惊人。老舍在《猫城记》里曾明显表露过的那种对中国文化的忧虑此刻再度出现，在谈及五四时代的杰出知识分子已公开支持国民党反对共产党时，他非常气愤。与此同时，他对美国试图干预中国内战的不满，已超过对共产党的批评。老舍对1947年魏德迈将军访问中国尤其不满。1945年在重庆时，魏德迈曾积极支持蒋介石，时隔两年他再度造访，显然是打算进一步扩大美国对国民党军队的援助，帮助他们在满洲和华北与共产党作战。”

P9-11

这是一个尚属空白的学术题目，介于文史之间，有些跨学科研究的意味，在老舍研究上，也无疑具有拓展研究路径的意义和价值。同时，“老舍之死”在某种程度上，缩影着20世纪中国很多知识分子文学创作与生命选择的悲剧宿命。

1966年8月的一天，人们在北京的太平湖发现了一个老者的尸体。他被静静地打捞上来，并在当天火化，然而他的名字却没有随同那疲惫瘦弱的身体一起消失。相反，许多年以后，每逢这位老人的诞辰纪念日或忌日，人们都要将不朽的光环献给他。他的谜一样的“非正常死亡”，早已在不经意间成为历史传说的一部分。为什么这个曾用笔创造了无数鲜活生命，又给无数生命带来愉快的老人会孤独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被称之为“文革”的这一中华民族的灾难事件，几乎在我有准确的记忆之前便宣告结束了，它对我来说已不是生活中的客观现实。但事实上，我无时无刻不感到自己依然生活在历史的阴影中。那些长辈们——成长时期为我传授知识和智慧的师长，现代社会生存还必须仰仗的主要支柱——不可能不在精神上深受影响。尽管人们说时间可以洗刷一切，甚至耻辱，但三十年、四十年，对一种文明和文明的中断来说，还是太短暂了。

当我为自身的生存方式产生困惑时，不可避免地将目光转向那些长辈们，转向三十多年前，甚至更加遥远的历史。英国作家奥威尔在他的政治寓言小说《一九八四》中借人物之口说：“谁能控制过去，谁就能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谁就能控制过去。”我的处境本身就是对历史的疑问，并导致了对现在的迷惑。其实，正是这种“功利性”的好奇心促使我开始了“老舍之死”的采访和研究，并渐渐领悟到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倘若不能对死的意义有所领悟，则终难把握生的价值。这也刚好成全我，对老舍生命价值的理解，是以对他死的认识为前提的。

1966年以前的老舍，至少表面上还算得上是生活和创作上的双重强者。尽管他的生活有不如意，作品也有瑕疵，但这些并不能撼动他的“楷模”形象。可是倏忽间，这个人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连骨灰都没有留下。迷雾一样的历史仿佛裂开了一道缝，把他永远沉入了黑暗，留下的只是版本不一的各种猜度。恰如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所说：“一切都消失在雾霭之中了。过去被抹去了，而抹去本身又被忘掉了，谎言遂变成了真理。”

锐敏而犀利的奥威尔在小说中讽喻说：“凡是与当前需要不符合的任何新闻或任何观点，都被禁止保留在记录上。全部历史就像一张根据需要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也许正因为此，我们只能知道老舍在死前经受了突然的暴力和侮辱。紧接着，便在太平湖发现了尸体。这位自称“写家”和“文牛”的人，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没有人知道这位曾在小说中多次为善良人物安排投水自杀结局的老人，在死前经历了心灵和肉体双重的怎样巨大的苦痛。与“文革”中许多类似事件一样，这个悲剧也成了独角戏，除了受害人之外，只剩下隐藏在帷幕后边的“无物之阵”，今天人们通称其为“历史”。

依照人类文明的规律，任何暴力行为都要受到审判，哪怕最后被推上被告席的是一个所有法官都心知肚明的替罪羊。但“文革”没有，至少“老舍之死”没有，没有法官，没有起诉人，没有被告，没有旁听者。

历史有绝对真实的吗?我不敢枉自置喙。只要我们别有意制造“真空”的历史，就已经是历史的幸运了。接受了传统正规教育的我，已深知作为概念来传授和叙述的历史与历史本身的差距。美国著名汉学家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说：“培养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学家的历史并非是这些历史学家所能写出的历史。他们所研究的历史与他们研究出的历史并不能完全符合”。他的话多少反映出我们被灌输的概念化历史有多么苍白无力!

当我将这些当事人的叙述和此前的文献比较时，更深深感到我们头脑中的历史是何等的幼稚和残破不全。它只不过是按照自身需要组合起来的拼图游戏，或者是仅供人们饭后谈资的随意杜撰。我开始极端认同法国哲学家保罗·凡纳所说的：“事件永远不可能和事件的参加者和目击的感知相吻合；而史学家正是要从证据和文件中刻画出他们想塑造的那个事件。”如果是这样，这对我们理解历史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它是否意味着，说到底，历史学家也是神话的创造者呢?看来以往被人们约定俗成所讲述的历史，可能只是一个个的圈套，或许每一次的谈论都是在无意识地接受谎言或传播谎言，生命的有限性又决定了我无法去戳穿它们。无形中我对“老舍之死”的采访调查和学术研究，或许就成了挣脱圈套和寻求生命真实的一种努力。但愿并非徒费无益。

可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一圈套却出乎意料地导致了我对历史真实的怀疑。为了使采访更可靠，更接近事实本身，我在采访中刻意注重对细节的追寻。结果事与愿违，相互矛盾的叙述反而使我手足无措，有时甚至是瞠目结舌，并不遥远的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错综复杂。

显然，事隔多年，人们已经按照自己的想象和主观意愿重新组合、编排、过滤了历史。我们将永远不知道哪一种叙述更接近事实本身。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存在唯一的、真正的真实，或者追求真实的努力永远徒费无益。相反，假如真实是人类不可企及的神迹，那我所要和正在做的便是无限地趋近事实，并尽最大努力以此来反抗历史叙述中的暴政和人类认知的有限。

我也可通过自己的口述历史实践质疑，甭说作家笔下的历史绝不是信史，史学家的历史就真的重建了历史上的过去吗?我当然知道，细节的真实绝不是全部历史；历史的真实与真实的历史并不是一回事；白纸黑字未必是信史；真正的历史往往在文字背后；“纯客观”的编年叙述并非就是接近历史的真实，等等。

历史既然是由人来写的，人性的弱点当然就会不经意甚至是刻意地渗透进历史，人写的历史也就由此带上了人性的弱点。就是说，历史的叙述者与历史的记录者之间，存在着历史的“真空”。这是研究口述历史要特别注意甄别的。

当然，即便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的受访人的叙述都属于口述历史的范畴。口述历史无疑是活的史料，也正因为其“活”，叙述者才越发强调它的真实。而这真实又“活”无对证，似乎就成了绝对历史。如果这样想，便上了历史的当。

老舍是真实的人，他的死也是真实的事，这实人实事自然就构成了“老舍之死”这段历史。但几乎每一位口述者对几十年前的这“实人实事”的叙述都不尽相同，实人倒是不假，“实事”却反而变得模糊不清。倘若按照许多今天的描述，当时的“实事”就当是另一番景象了。

我不想制造“神话”，也不想把“老舍之死”仅仅尘封在历史的博物馆里，作为陈列品供人们品赏，而要使其成为现在发展着的历史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不把“老舍之死”作为“过去时”标本的“历史遗产”，而要作为“现在时”甚至“未来时”活生生的历史生命。因为在我看来，“老舍之死”将具有恒定持久的思想文化价值。因为恰如乌纳穆诺所说：“人类思想的悲剧性历史，根本就是理智与生命之间冲突的历史：理智一心一意要把生命理性化，并且强迫生命屈从那不可避免的最后死亡；而生命却一直要把理智生命化，而且强迫理智为生命的欲望提供服务。”

现在研究历史，细节的考证和精细的描述，较之以前人们注重的整体判断和一般性综括，已显得更为重要，更为真实。人们正学会接受科学的“历史的”诠释，而不再仅仅认同意识形态武断的“文化的”诠释。人们开始更多关注历史的具体性、复杂性、多面性和处于不停顿的发展变化中的过程性。用费正清评价列文森的话说就是：“我们在描述某一事物时，是旨在揭示它真实的、活生生的历史意义，还是仅仅赋予它(某种作为文献档案的)‘历史的’意义。”

这本《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是由我的博士论文《老含之死与口述历史》扩充而成。以“奔四”的岁数读博士，实在是个意外。不过，这本书的写作却早在计划之内。换言之，即使不读博士，我也准备将此题目写成学术专著。因为，关于这个课题的资料准备工作，从1993年我第一次采访老合夫人胡絮青时就开始了。至少单就资料的准备而言，是充分而扎实的，因我已出版了两本口述实录——《老舍之死采访实录》和与夫人郑实联袂编著的《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但三年的博士生涯，使我集中时间和精力，广泛阅读了大量西方史学史和中国近现代相关的史学理论著作、论文，加强了自身的学术训练，并提升了自身的理论素养，也寻求到了论文写作的理论支点。所以，当2005年7月1日我从河南大学关爱和校长手里接过博士学位证书时，心底对河南大学文学院包括关校长在内的老师们对我的培养，充满了感激之情。

这是跨学科研究的一个课题。老舍研究是现代作家研究中一门很热的学问，“老合学”业已初具规模，但以人们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为切入点，通过分析老舍的死来寻求研究对老舍生命价值的理解，则无疑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记得论文开题报告之前，在刘思谦老师家里，与刘思谦和刘增杰我敬重的两位学界前辈，恳听他们对我论文选题的意见时，他们一致认为并肯定，我以《老舍之死与口述历史》作为博士论文的学术意义和学术价值。因为它的学术创新点在于：一，是以我长期从事的口述历史田野采访调查，将不同的历史证人的历史叙事呈现出来。史料几乎都是第一手的；二，通过口述历史的田野实践，梳理出口述历史的实际操作规范；三，由对西方和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发展的探寻，试图得出一己肤浅的史学理论认知，即对包括后现代史学在内的一些西方史学理论提出质疑，以为口述史未必是信史，而已经人们确定无误的所谓“正史”的历史文献，也非绝对可靠。口述与文献，不应太过厚此薄彼，而应相互参照，互为佐证。

开题报告顺利通过以后，便进入了论文写作的实际阶段。本以为对资料早就了然于胸，写起来理应轻车熟路，但付出的辛劳和勤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以至写完论文时，颇感蜕了一层皮。有相熟的或师或友快人快语地说，这一年你可苍老多了。更有愿把我称为老师的学生(我没理会过，别人是从什么时候也开始叫我老师了，平添了一份沧桑感)，调侃地说，一年工夫，傅老师怎么竟从浓发直背变成毛稀腰弯了。说得我甚为伤感。

我的论文分三大章，本书稿做了全部保留，并在内容上又做了必要补充。第一章《历史的谜团——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重在阐述人们的“历史记忆”与“口述历史”在文献上相互矛盾的叙述，产生对历史的疑惑。第二章《口述史未必是信史——老舍之死的史学意义》，着重由简略回顾西方史学史的发展历程与西方史学理论建树的启迪，结合自己十余年的口述史田野作业的实际操作，力求在理论上提出对于口述史理论的独立见解。第三章《老舍的文学地图——从老合作品及性格看“老舍之死”》，则重在分析老舍的艺术文本，即作品以及性格的、母亲的、社会的、政治的等诸多因素，与老舍的死之间内在的生命逻辑关系。我的论文结构设计是，三章逐章递进，互有渗透，第一章是史料与文献，第二章是理论与实践，第三章是分析与研究，各有侧重，又可互为依托、参照、比对。

然而，我的论老舍之死并没有给出结论。这话怎么讲，其实我要说的是，没有结论正是我的结论。因为我无法，也不可能给“老舍之死”做出一个确定的结论。这首先在于，老舍的自杀是由多元的、错综复杂的因素造成的。正像老舍自杀可能有他艺术文本里对死亡的描写，有他生命历程中的现实死亡观，也有他自身特定的性格的因素、母亲的因素的，除此，更主要的，还有历史、社会、政治、文化、哲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样才不难理解，看似偶然，实则是历史必然的批斗老舍的“八·二三事件”，只是一个直接的引信。而它又与导致“文革”发生的错综复杂的历史、社会、政治、文化、哲学等的诸多因素，用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的话说，是同在一个历史的挂钩上。这其实也正是牵引出我对“老舍之死”没有结论的第二个理由。

从后来人们对“老舍之死”的认识不难看出，对“老舍之死”做出某种单一的结论，恰恰是把“老舍之死”的研究给限制住了。比如我在书中论述到，关于“老舍之死”大体上有三种结论：一为“抗争说”，即说老舍是以死来抗议“文革”，是屈原式的“舍身取义”；二为“绝望说”，即说老舍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这个他生活了一辈子的现实世界充满了绝望，失去了精神家园，再没有什么可以留恋，只有投湖死路一条；三为“脆弱说”，即说老合在1949年以后政治上一帆风顺，在“文革”前的一系列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中，没有受到任何冲击，因而无法承受“文革”这样巨大的政治漩涡。他不像经历过“反右”的知识分子再来经历“文革”时，心理承受已变得相对坚强，与之相比，他的心理无疑极其脆弱。

外在来看，三种“结论”各有道理，也都能自圆其说。但我以为，“老舍之死”决不是某一个单一的结论就可以盖棺论定的。这当然还在于，另有许多深藏于历史这个巨大黑洞中的东西，尚待挖掘，甚至永远不见天日，这也许只会使人们对历史的认知是肤浅和武断的。比如，老舍被授予“人民艺术家”这一荣誉背后的历史；他在回国以后写文章“骂”美国的同时，却同意加入美国作家协会，并每年定期交纳美元会费；他在1957年1月，还在《创作与自由》一文中，提倡作家写作的自由，“反右”开始，他马上“由衷”地去批判像他一样提倡创作自由的已被打成“右派”的吴祖光；他一面写着鸿篇巨制模样的《正红旗下》，一面又不得不努力以“劳模”的姿态深入人民公社，体验生活。诸如此类一系列历史的人事、物事，都可能会导致他的多元复杂性，既有对艺术的内在追求，有精神思想的困惑，有心灵的备受煎熬，也有人格的无端扭曲。因此，恰如巴金在谈到“老舍之死”时所说：老舍的死，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抗争，有绝望，有愤激，有脆弱。有外圆内方的性格因素，也有“士”的精神与“国家至上”的理念。总之，是综合因素，或日合力，促成了老舍之死。如果说结论，这或许可算是结论?

这自然牵引出我的历史观。简言之，我是赞同把历史分成历史1和历史2的。历史1指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人、事、物，即客观的历史事实、真相；而历史2指对于历史1的叙述，即人们主观的可能包含了记忆、想象及各种口传的不同的文本叙事。以“老合之死”为例，历史1就是指1966年8月23日确曾发生了的“八·二三事件”，而我通过采访所得到的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则更多来自那些可能的历史“证人”们的叙述。这也导致我对后现代史学的质疑，即不能因为历史的文本叙事而将真实的历史遮盖起来，那将是将过去与历史割裂开来。历史是历史，叙事是叙事，不可混为一谈。

我看过一些已经出版的博士论文，博士作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要在后记中列举出许多感谢的人名。此时此刻，我才感同身受地体会到这份发自肺腑的由衷谢忱。因而，我当然亦不能“免俗”地向我要感谢的人们致谢。

已经去世多年的我的人生和文学导师萧乾先生，早在我开始做老舍之死口述史采访时，就认为这的确是个值得长期做下去的学术课题，从中可深入挖掘的东西太多了，当然最主要的是它涉及到了包括他在内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抉择。有个别采访对象还是他介绍、推荐的。他对于我的教诲、提携、奖掖与关爱，使我一生受用不尽，除了莫齿难忘，又实在无以为报。

舒乙导师，其实也早在我作他的博士生和写论文之前，就以老舍之子和师长的双重身份，对我做这个选题给予了充分肯定、支持和尊重。有时，他会悄无声息地把他觉得对我做论文有所帮助的有关口述史的报刊资料，送到我“逼仄”(徐雁语)的办公室兼书房；会把我叫到他宽敞的馆长办公室，聚精会神地听完我的论述，与我交流意见和看法。我逐章逐节地把论文打印出来给他看，审阅完论文全稿时，他认为我的结论是有价值的，不仅有学术意义，而且有现实意义。因为老舍生命的结束已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历史的一个环节，具有它更深层的教训和思考借鉴。  

河南大学文学院的老师们，除了把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表示感谢之外，我要特别感谢刘增杰和刘思谦两位老师。他们的虚怀若谷，使我切身感受到前辈学者身上对于学术的那份严谨与热情，执著与痴迷。这也坚定了我要把自己的下半生，如果有能力活得长久，心无旁骛地交与学术。对于文学院其他各位，像孙先科、刘涛、刘进才、侯运华、高友鹏等与我年龄相仿的亦师亦友的学术同道，我一样充满了感激。对研究生处(现在已升格为研究生院)的张德宗、申淑丽、黄勇等几位老师，在此一并致谢。

接下来，还有一个“俗套”不能免，就是要感谢我的家人，尤其要感谢我的妻子和女儿。不写博士论文，还真不能切身体会亲情的无私与可贵。在论文写作最勤苦的那半年多时间里，为了保证我能全身心地投入学术思考与写作，妻子带着5岁的女儿一直住在娘家。而我则除了到文学馆上班，便躲在只有30平米同样“逼仄”的旧式红砖单元楼的住房里，拿吃饭用的长方形折叠桌当电脑桌，过着每天自做两顿饭的“快乐鲁滨逊”的单身生活，周末才得以与家人团聚。看来，异常紧张的学术生活有时是要以“存天理，灭人欲”为代价的。

书稿付梓在即，还要向或长或幼或老或少的诸位方家及各界读者朋友致谢。因为遗感之笔在所难免，在这里恳望得到各位不吝的批评、指教。

作为历史沙海中的微小一粟，我们无从改变历史，却应努力不要让历史轻易地模糊了我们的视野。我把自己对于历史的困惑带进了书中，当然不希望读者因我的困惑而困惑。但是，乔伊斯说，“历史是我正努力从中醒过来的一场噩梦。”我们真的能从梦中醒来吗?

2005年9月2日

日本在华签署侵略中国无条件投降书60周年纪念日

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人们以前所了解的“老舍之死”，有些是否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按照高度程式化的形式，用固定的“特性形容词”编纂成的另一种形式的“荷马史诗”，或“关于过去的一副拼图”？里面保存了多少的“历史的真实”。

“老舍之死”在口述史学上的意义在于，它对同一事件的多元叙述呈现出与“过去”不同的多个侧面。不同的声音之间，有“共存、互扰、矛盾”；不同的声部之间也常有“遮掩覆盖”；也许还有人试图将自己的声音作为独唱，而将历史简单画上句号。我曾为此迷惑不解，现在则越发清晰地认识到，这种“罗生门”式的历史真实才是历史的至少一种意义所在。

——傅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