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历史上海洋中国与对外贸易，在时间上以清代前期为重心，往前追溯了上千年，意在时空的架构下，寻找中国人参与海事活动的轨迹，探究海洋中国的发展态势。

本书作者师从国际知名的汉学家、中国史专家、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JonathanD．Spence），并为史景迁著作《追寻现代中国》（中文繁体版）作序。

本书在时间上以清代前期的十七、十八世纪为重心，往前追溯至宋朝，向后延伸到鸦片战争前夕，时间跨度约一千年，意在较长的时空架构下，寻找中国人参与海事活动的轨迹，探究海洋中国的发展态势。本书内容有考证，有分析；在经济、贸易之外，更扩及人员的互访与文化的交流。

旧的论题，如郑和下西洋，作者提出新的看法，从追寻苏木、胡椒与长颈鹿来探讨船队成行的动机。

新开发的论题，如在讨论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中，指出中文常见的“公司”一词，早在十七世纪以后就已成为马来文的字根；再如海参何时开始成为中国人腹中之物，等等，于严肃的学术意义之外，别具一般性的趣味。

涉及了中国与东南亚、欧洲地区的交往，特别注重广州与厦门的对外贸易所引发的种种问题，对中国在古代亚洲的海洋贸易网络中所扮演的角色，作了深入的探讨。

对广东十三行历史上最显赫的人物潘启官一世及他的儿子潘有度，1934年被西方人视为世界首富的伍秉鉴都有详细的评介。

导言 历史上的亚洲海洋贸易网 1

航道与靠泊港4

商品与人员的流动8

文化交流28

结语3l

一 谈熙宁十年注辇与三佛齐入贡中国事——关于地华伽罗 35

熙宁十年注辇与三佛齐的联合使节团 37

历史谜团的答案40

朝贡的目的42

注辇、三佛齐与中国之间的船运与贸易 45

结语48

二 宋、元史籍中的丹流眉与单马令

——以出口沉香到中国而闻名的一个马来半岛城邦 51

关于“登流眉” 52

关于单马令59

登流眉与单马令63

登流眉沉香68

元末以后有关登流眉的中国记载 74

结语76

三 郑和船队下西洋的动机：苏木、胡椒与长颈鹿81

郑和下西洋的原因 81

明代前期两百年间苏木与胡椒的供应 85

长颈鹿——郑和船队与非洲 88

郑和船队的目的地：南亚与东南亚97

结语99

四 从四个马来词汇看中国与东南亚的互动 103

亚班(Abang) 103

客伙(Kiwi) 106

公司(Kongsi) 111

艟舡(Wangkang) 119

结语122

附录：两件与“公司”及“wangkang”有关的资料 123

五 十七世纪日本的丝割符制度与中日间的生丝贸易 133

贸易商135

丝割符制度141

结语151

附录152

六 雪爪留痕——十八世纪的访欧华人 159

清初的先驱造访者(1735年以前) 161

乾隆年间的造访者(1736一1795) 166

结语181

七 清代前期(1644—1842)海洋贸易的形成189

海禁的发生与解除 189

开放海禁的原因 194

广州独口贸易的形成 199

清代前期对外贸易的性质204

结语207

八 鸦片战争以前清朝政府对进出口商品的管理 213

引言213

进出口商品之管制214

结语219

九 1780-1800：中西贸易的关键年代 223

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中西贸易伙伴的变化 224

“折抵法案”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经营 226

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及其稍后的其它重大事件 236

结语240

十 1760-1833年间中国茶叶出口的习惯做法 247

茶叶交易的种种问题248

茶叶交易背后的利益问题254

结语263

十一 清代中叶广东行商经营不善的原因 267

行商经营困难的事实269

行商的可获利性274

行商的重大支出277

行商的资金规模与周转能力 282

结语289

十二 古代中国贸易中的不确定性——广东洋行福隆行的个案研究293

关祥开业时即已负债294

“受信托人”管理下的福隆行债务 296

关祥的棉花投机事业(1827—1828) 300

福隆行的终极失败304

结语306

十三 潘有度(潘启官二世)：一位成功的洋行商人309

潘有度及其家族310

潘有度的个性与生活态度315

潘有度的时代背景318

潘有度的事业经营325

潘有度成功的其它因素 338

结语342

十四 清代中叶厦门的海上贸易(1727—1833) 349

洋船与商船350

洋行与商行369

洋税与商税373

结语376

附表376

如果说郑和“下西洋”的主要动机是招徕朝贡，背后的经济目的是追求以苏木、胡椒为主的南亚、东南亚产品，那么，郑和的船队最远也只需要前往印度西岸就够了。然而事实上郑和船队却多次扬帆于西部印度洋，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许多人都知道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最远曾到达非洲东岸。这件事情经常被当成是下西洋的最大成就之一，因为开启了中国人往来非洲的直接航道。但是郑和手下究竟到过东非哪里，为何会前往该处?严格地说并没有被认真思考过。时至今日，在非洲东南岸外的大岛马达加斯加每年一度有一个记念郑和下西洋的活动，往往使人误以为郑和船队真的到过该岛。其实没有，没有去到那么远的地方。马达加斯加记念郑和与海外华人社会的特殊崇拜有关，但不是因为船队经过该地。

郑和手下的“分舟宗”最远只到达现今的肯亚。所到的地方叫做“麻林国”，也就是现在的麻林地，目前为一个渔港，同时也是欧洲人度假的地方。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在郑和手下到过当地八十余年后，于1498年第一次在该港下锚。1542年时，当时前往印度的耶稣会士沙勿略曾埋葬两名士兵于此。

近年来附近一带盛传郑和船队曾在离麻林地不远的地方失事，船员被救起，在当地安居落户，结婚生子。这些失事船员最初的落脚地为巴蒂岛(Pate Island)。为了一探这个传说的究竟，我在1999年7、8月间造访了称为“斯华希里海岸”的东非海岸及近海的一个小群岛。

这座小群岛叫做“拉穆群岛”。它坐落在麻林地东面海上，稍偏麻林地的东北方向。拉穆群岛由拉穆岛、巴蒂岛、曼达岛三个主要的岛屿与若干次要的小岛组成。拉穆岛有两个聚落，一为拉穆村，具有港口与基本的服务业机能；一为摄剌村(Shela)，为住宅和旅馆区，欧、美人士到此度假。曼达岛有一座机场，每天有一班往来奈罗比(Nairobi，肯亚首都)与麻林地的螺旋桨飞机在此起降。这个岛上没有住人，工作人员都住在拉穆岛。

巴蒂岛其实是三岛当中最大的一个，共有五个村落，人口约5，000人。相对于曼达与拉穆，现代文明似乎很少到这个岛上来。岛民自己说，他们现在过的日子与五百年前他们祖先所过的，相去不远。

巴蒂岛的居民中，混居着一种叫做“哇·法茂”(wa—Famau)的人群。“法茂”的意思是说“曾经溺水的人”，“哇·法茂”则意味着“来自曾经溺水的人”，也就是“法茂”的子孙。实际上，所有的“哇·法茂”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那就是他们是混血种，斯华希里人与外地人的混血子孙：第一代以斯华希里人为母亲的一方，外地人为父亲的一方。这些制造混血者的外地人包括阿拉伯人、印度人，还有葡萄牙人。他们是否曾经都溺过水很难说，但是他们确曾漂洋过海才来到巴蒂岛。

九世纪以后，因为印度洋西岸(也就是非洲东岸)与阿拉伯、印度之间的贸易逐渐发展起来。阿拉伯人甚至于在东非海岸建立起小小的殖民地，并且也让印度人住进去。至于葡萄牙人则要在达伽马之后才开始在东非现身。

可是除了阿拉伯人、印度人以及葡萄牙人之外，据说中国人也是制造“哇·法茂”的外地人之一。当地流行的传说指出：很久很久以前，有中国帆船行经今日肯亚的外海，碰上珊瑚礁，造成船难。部分水手经人救起或者自行上岸，然后就在巴蒂岛东南端的小村子住了下来，结婚生子。那座小村叫做“上噶”(Shanga)。他们所生的混血后代，就被叫做“哇·上噶”(wa—Shanga)——来自上噶的人。不用说，他们也是广义的“哇·法茂”人的一支。

不幸的是，在中国水手到达上噶约十年之后，巴蒂岛上发生战争。更不幸的是整个上噶都被焚毁。劫后余生的“哇·上噶”大都迁往不远的非洲大陆居住，与当地居民通婚，从此无迹可寻。不知该说幸或不幸，毕竟还是有少数“哇上噶”在巴蒂岛留了下来。他们住到东北面的村子西尤(Siyu)。  因为不少欧、美人士到拉穆度假，他们也就有机会听到这样的传说。有一位记者出身的作家李露晔(LoLlise Levathes)在1994年出版了一本关于郑和下西洋的书’，就把这个传说放到书后的附录里。又过了四年，一名《纽约时报》的记者纪思道(Nicholas D.Kristof)更在该报发表了一篇专题报导。他一方面抱怨要登陆巴蒂岛有多困难，一方面更添油加醋地描述“哇·上噶”人可歌可泣的故事。他甚至还展示了一张“哇·上噶”人的照片!可是照片里的人物背对镜头，读者无从判断真假。

不过媒体总是爱好新奇。台湾东森电视台就想利用这样的新闻做个节目。他们决定派一名文字记者、一名摄影记者去现场看看。记者邀请我一道前往。作为一名海洋史学者，为了有机会亲近印度洋，我同意了。

在巴蒂岛上，我们选择以西尤村为据点，住了四天。这四天中，每日步行数十公里，造访了法萨(Faza)、遵化(Tundhua)和新上噶(New Shanga)几个村子。我们尝试检视村民们每一张脸，也请村民帮忙介绍他们所知的“哇·上噶”人。

至少有一个家庭值得注意。男主人是葡萄牙血统的“哇·法茂”人，从事捕鱼的工作。他的妻子声称自己是“哇·上噶”人!

她看起来相当细瘦，而且不高，站在180公分的先生旁边，显得特别娇小。她的肤色与斯华希里人大不相同，没有那么黑，反倒是近于东亚人种的黄褐色。她的双唇也没有非洲人那么厚!说真的，她看起来有那么一点像个东方人。

我们在她家吃晚饭的时候过去聊天。她名字中间有一个单音节的字，读起来像是中文的“谢”，但是她不知道那个字有什么意思。我们问起她父亲的全名，发现他名字的最后部分也是“谢”。她的祖父也一样。至于曾祖父，她说毫无印象。我们接着问起她姑姑们的名字，她的叙述使我们认识到“谢”也存在于她们名字中的某一部分。“谢”这个音有何意思?她不知道；家族成员的名字为何都要有一个“谢”，她也不知道；只知道她们被上一代告知：要把“谢”这个字音留在名字里。

“谢”这个音当然使我们想起这样念的一个中国姓氏。在家族内传承这个字音，也可以解释为延续香火的味道。加上她的长相，还有她自称是“哇·上噶”人，那么，她是否有可能为郑和手下船员的后代?她的家族没有任何一点点的文物可以证明与中国人有关。我们也不能从以上讲到的那些边缘证据来推断她的血统。

不过，把“哇·上噶”人的故事与郑和船队海难失事的船员联想在一起，其实并不离谱。可靠的资料确实可以证明郑和的船员中，有人因船只毁损而羁留异域的事实。

P88-91

本书收录个人过去一二十年间有关海洋史研究的一些文章。个人研究的重点原本放在明、清社会经济史，但因为硕士、博士论文都与国际贸易有关，不知不觉走进了海洋史的领域。海洋无限广大，海洋史涉及的问题也茫然无际。因为我长期不在历史学界就业，与本地的主流学者往来不够频繁，经常独立摸索，也就难免异想天开，东冲西撞。不过，老天待我不薄，一路上还是得到很多朋友的启发，而我也有机会接触到许多珍贵的资料与信息；有时候竟然也有机会亲身到海上漂泊。由于海上的珍奇太多，常叫我流连徘徊，以致多年来想完成的一本通论东亚海洋史的专书，一直无法杀青。现在借着出版论文集的机会，把一篇讲稿改写如下，请读者指正。因为是讲稿，因此有时东拉西扯，内容不算均衡，也不够周延。附注原本只供自己参考，因此有些出处并未注出。不过，我的目的只是陈述部分的想法，作为一个引子。稍微深入的研究，还是有劳读者翻阅后面的文章吧。

我研究的时代，大致上以十七、十八世纪为中心，往前后再推衍一些(从十世纪到鸦片战争前夕)。实际上则以1540一1840这三百年间为重点。这段期间相当于明代后期至清代中叶。选取这段期间的原因如下：(1)就中国来说，1567年以前实施海禁，法律上不许下海；(2)十六世纪中叶以前，琉球(冲绳)经营东南亚贸易，其所买卖之商品透过朝贡贸易，转销中国，使中国人民可以取得合法的南洋胡椒、苏木等商品；(3)日本在十六世纪中叶以前未曾与南洋直接贸易，主要透过与中国的“勘合贸易”取得南洋商品，或者藉由鹿儿岛萨摩地方与琉球之交易取得少量同样的东西。但因1549年以后，“勘合贸易”永远停止，同时琉球又中止其南洋贸易。这两件事合起来使日本无法获得南洋产品供应，于是日本船开始南下，发展成为所谓的“朱印船贸易”；(4)葡萄牙人在1514年首度出现在中国沿海，其后在广东到舟山之间流窜，1548年被朱纨击败，逐出宁波双屿地区；1554年占领澳门，并在三年之后永久占领该地，将它发展成为一个贸易中心；(5)西班牙人在1567年占领菲律宾群岛南部的宿雾(Cebu)，1571年建立马尼拉成为其东亚之交易中心……(6)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因为鸦片战争而开放通商口岸；日本则在1852—1853年间，因培理(commodore Perry)来航而打开门户；1858年英国取消东印度公司，将印度等东方殖民地移交给王室，也就是由英国政府接手管理。英国工业革命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发轫，但其在亚洲取得经济上的优势，也要等到十九世纪中叶才具体化。另一方面，英国在工业化开始之后，“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当道，主张藉由廉价商品打开市场，不以建立有形殖民地为目标。然而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左右，因为法国、日耳曼及美国等国家也工业化成功，其产品加入竞争，英国被迫放弃“自由贸易帝国主义”而走回有形帝国的老路。

在这三百年间，活跃于东亚地区海域的海洋贸易家，主要为西欧、北欧来的商人与华人贸易家，其次则为其它的亚洲在地商人。这些人和他们所经营的贸易，也就是我个人的研究兴趣所在。

……

         截选自《导言：历史上的亚洲海洋贸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