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价格》的作者是长期担任共和党和民主党主要政府领导人和候选人的顾问、也是《改革政府》一书的作者戴维·奥斯本（David Osborne）和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彼得·哈钦森（Peter Hutchinson）。此书可以看作《改革政府》的姊妹篇，在改革政府的总体设计方案背景下，试图阐释在持续财政危机压力下，政府如何更有效、更令公民满意地支配纳税人的钱。全书着重分析美国联邦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承受着巨大财政压力，并从总体方略、战略，政府公共服务创新，提高政府行动绩效和提高政府领导力等方面诠释作者的新思考、新探索和新方案。此书对研究当前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等问题具有参考价值。

戴维·奥斯本、彼得·哈钦森合著的《政府的价格》可以看做是享誉全球的政府管理权威作品《改革政府》的姐妹篇，在戴维·奥斯本及其合作者的改革政府的总体方案设计背景下，《政府的价格》一书分析了美国联邦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持续财政危机的现状，生动而详实地从总体方略、战略、政府公共服务创新、提高政府行动绩效和提高政府领导力等方面阐述了解决公共财政危机的思路与实施步骤，力图指明如何将持续的财政危机转化为机会并从公共机构中赢取更多的价值。

具体步骤如下：第一步是改变预算流程。预算流程要从所要求的结果和情愿付出的价格开始，而不是从已有的项目及其产生的费用开始。第二步是构建仅仅由购买这些项目所决定的预算，这些项目能够呈现所需要的结果，多余的要遗弃。第三步，必须精简政府使其规模适度、形态合理以更有效率。第四步，要作战略的再检讨、合并与合理化，运用竞争机制从每笔税金中挤出更多的价值，使每个项目、组织和雇员都能够对结果负责。

《政府的价格》一书与《改革政府》相比，它主要聚焦于公共财政的危机，并提供了系统和可操作的解决之策，比《改革政府》更具有描述性、说明性。《政府的价格》一书将帮助公共部门的领导者在预算、组织规模、开支、管理，最终在领导活动和政治等方面，变得更加明智。

致谢

前言

导论

第一部分 明智预算：最重要的五项决策

 第一章 寻找突破口

 第二章 设定政府的价格

 第三章 确定政府优先事项：购买公民重视的成果

第二部分 明智分蛋糕：审查、整合、规模适当化

 第四章 战略审查

 第五章 整合

 第六章 规模适当化：适当的工作、适当的方式、适当的员工

第三部分 明智花钱：购买价值、压缩成本

 第七章 购买服务需要竞争

 第八章 奖励优秀绩效而不是良好意愿

 第九章 明智的客户服务：让客户掌握方向盘

 第十章 驱除不信任

第四部分 明智管理：以内部改革促进外部绩效

 第十一章 灵活地承担责任

 第十二章 让行政系统结盟而不是结仇

 第十三章 明智的工作流程：来自产业界的工具

 第五部分 明智领导：以激进中间派的姿态管理变革

 第十四章 应对变革的领导力

 第十五章 政治：真相、谎言和争取公共支持

译后记

第五章 整合

明智的兼并

在20世纪70年代，佛罗里达州议会的一些青年改革者对向贫穷、处境危险的儿童提供的服务感到不安。“我们负责所有这些独立的领域”，巴迪·麦凯回忆道——他后来作为一名少壮派被选进了议会，并在1990年担任了副州长——：“我们有一些部门分别负责未成年人事务、儿童保护服务、健康及康复服务和其他事务。所有这些部门之间没有沟通。因为可能存在以下情况：—个麻烦的未成年人的问题涉及上述部门中的两三个，但这些部门甚至都不知道还有其他部门负责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将这些部门合并成—个部门，把原来的部门作为新部门的分支。”

这个新成立的健康及康复服务部很快成为全美最大的州政府部门。到1990年止，该部门有45000名雇员和8个管理层，其中近4500名雇员在塔拉哈西的中央总部。

“在70年代，”麦凯悲伤地说：“我们和东德或者苏联一样，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集中权力，而且我们在这方面很激进。”

问题是，从前的部门仍然像独立的分支一样运作，各行其是。和过去一样的官僚制度仍然存在，而且更严重了。麦凯认为，“基本的错误是我们从没有建立—个系统使负责运作（在地方区域）的人受到控制。”

我们从没有将原有机构的领导排除在外。理论上，运作人掌管发生的任何事情，但实际上，在塔拉哈西，仍然由项目经理进行决策。每一地区都有一个子项目总监，他向塔拉哈西的某人汇报，而不是向运作主管汇报。自然，每个人都会说：“哦，你不能认为这是我的责任。”

1990年，当劳顿·奇利斯及其竞选伙伴麦凯竞选正副州长获胜时，他们改革的第—个目标就是健康及康复服务部。在最初的一年里，他们仅仅使州议员同意分拆一些职能，下放一些权力给该部门的15个地方区域。但是，1992年，一场危机爆发了。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健康及康复服务部的—个共和党秘书与全球信息服务业领导者美国EDS公司签订协议，建立—个巨大的、集中的大型机电脑系统来负责150万条案件的管理工作，这些案件涉及医疗救助、福利、食品券和其他客户端。当该系统在1992年联机工作时，问题爆发了。由于承受不起海量的案件管理工作，这个系统运转缓慢。每个员工都必须等待30分钟才能得到处理结果。因此，等候室挤满了人，等候的队伍排到了街上。当负责处理案件的工作人员在系统中删除了不再适用医疗救助的人以后，计算机仍然给这些人发送医疗救助卡。这很快使州预算出现亏空。当所有这一切见诸报端以后，奇利斯得到了他需要的机会，开始解散这一独立的官僚机构。

他和麦凯建议做两件事。第一，分拆更多健康及康复服务部的职能部门——公共健康、健康护理、劳动力培训和未成年人审判，建立独立的部门或者机构。第二，他们将健康及康复服务部剩下的权力下放到15个地区，每个地区成立自己的社区理事会。议会赞同这个新模式。当奇利斯认为这两项工作进展过于缓慢的时候，他解雇了负责这些工作的总监并任命麦凯为新的总监。

麦凯废除了3个管理层，取消了38个高级管理职位中的25个，减少了25％的总部工作人员，将中层管理者裁减了20％。结果是在塔拉哈西取消了2300个职位。他说？他的目标是“消除总部中与地方重复的职位”，然后“将权力下放给地方”。。

但是麦凯的继任者又向集权方向推动健康及康复服务部改革，因为此前麦凯进行了太多的调整。现在，该组织被称为儿童和家庭服务部。该部门拥有23000名雇员和40亿美元的预算，主要负责精神健康服务和受虐待儿童保护。“经过一系列的重组，现在有—个独立的健康部，一个老龄化部，和只有天知道的许多其他部门。”麦凯说：“现在，每一个部门都有自己的立法委员会和—个拨款小组委员会。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没想到结果是我们又回到了60年代后期的状况：没有一个独立的协调实体，政策的制定就好像在不同利益集团间进行年度奥林匹克游说。”

2003年10月，儿童和家庭服务部宣布了另一项重大调整计划，原因是当前的行政系统“难以管理并且低效”。这是33年来第23次进行调整。

不幸的是，这次再造工程的失败就像旋转的木马—样，太普通了。当资金紧张或者危机爆发时一例如，当一个孩子死于寄养家庭时一民选官员就强烈感到必须“做点什么了”。很多情况下，他们下意识的反应是巩固：将独立的组织合并成—个大的机构或者是部门，承诺兼并后的机构将会消除重复和重叠，节约资金并最终向公众提供完整的服务。

让我们看一下联邦政府新成立的国土安全部。该部门是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为了“做点什么”而成立的。它从22个机构合并了至少170000名联邦雇员，涉及领域从农业研究到港口安全，再到灾害救援。该部门集合了交通安全管理局、海关总署、移民局、情报机关、海岸警卫队和联邦应急管理中心。

在国土安全部内部，信息分析和基础设施保护指挥部吸收了联邦调查局的国家基础设施保护中心、国防部的国家通信系统、商务部的关键基础设施保险办公室、能源部的国家基础设施仿真分析中心和综合服务管理局的联邦计算机事故反应中心。

边境和交通安全指挥部监督海岸警卫队、交通安全管理局、大部分海关行署、边境巡逻队、联邦保卫局和联邦法律加强训练中心、移民局、动植物卫生检查处（以前隶属于农业部）、内战准备办公室（以前隶属于司法部）和以前的联邦应急管理中心国家备战办公室。

关注制定针对化学武器、生物武器、放射陛武器和核武器对策的科学技术理事会包括农业部以前的普拉姆岛动物疾病中心、能源部的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和国防部的国家生物武器防御分析中心。

应急指导处负责联邦应急管理中心的绝大多数：联邦调查局的国家内战准备办公室、健康和公共事业局的国家灾难医疗系统、城市医疗反应系统、紧急备战办公室、司法部的国内紧急情况支持小组和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集成危险信息系统。  几乎没有管理专家期望这个新部门很快成功。就像之前佛罗里达州的健康及康复服务部一样，国土安全部是一个下意识增强冲动的经典例子。这种冲动许诺通过消除重复和重叠获得更高的效率，但是常常导致严重官僚作风：权力被分散到许多管理层次，沟通困难，长时间不能决策。那些赞成这种兼并的人让我们想起年轻隋侣认为结婚是解决麻烦的办法。结婚从来都不能解决男女关系方面的问题。蜜月过后，令人头疼的问题仍然存在。

甚至在私营经济中，整合支付也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行的。“简而言之，主要私营经济并购的经验是，实际上生产率和效率在并购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是下降的。”负责审计总署的审计总长戴维·沃克报告说，“原因很多，例如：集中关注关键的和紧急的集成问题，忽视了长期使命问题。另外，雇员和经理不可避免地要为他们在新机构中的位置担心。”

突然将多个机构合并常常导致合并后的机构面临众多不同的任务，而高层领导不能在该机构从事的多数领域都具有专业知识。他们在确定最重要的任务方面很难达成一致，并且他们不能决定应该关注什么。承担复杂任务的巨型机构运转不良是众所周知的。

高层领导以下的雇员则把时间浪费在担心他们的未来和保住自己的地位上面，而不是工作。“雇员常常忠于过去的主管，让他们转变是困难的。”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学家弗兰克·多宾说。“建立一套完整的企业文化，”他补充道：“可能需要10—15年时间——这么长的时间足够让大部分员工发生转变。”

有时，文化差异是工作所固有的。新成立的国土安全部集合了来自海关总署的边境检查员和来自移民局的官员。这只是一次逻辑上的人事调动，因为检查员和移民局官员大体上还是从事原来的工作，并且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经过了交叉训练。但是，集合植物卫生检查处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这涉及具有不同任务和文化的学院科学专业。正如他们的联合会主席向政府行政官员们说的那样，“我们是普通人，我们不是大人物”。很多人担心在整合的海关和边境保护司内，植物检查员的工作会被认为是次要的，导致管理上的不良决策。

甚至海关和移民管理局的官员都抱怨薪酬和福利问题，抱怨新的法律允许管理者未经联合会同意就进行人事变动。在第一年里，大约有20％的官员发生了工作变动。负责移民事物的雇员担心由海关部门的人组成的高层管理团队不熟悉复杂的移民法律。“海关法和移民法是不同的”，一个律师告诉政府行政机构的杂志，“我的直接主管在我工作的领域没有经验”。

不管用怎样的合并方式来建立一个新机构，不同职能间的分界都是混乱的。十分完美地将工作人员和职能整合进任何逻辑上可行的方案简直是不可能的。这样会产生汇报关系、雇员分类和空间不一致的问题。不同的财政、管理和技术系统的统一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且不同领域的办公室结构也必须被集合处理。在过渡期及过渡期之前的一段时间内，整合工作需要花费巨大的精力，其中大部分耗费在官僚主义的结构和内部人员上面。他们将精力从工作向工作地点转移。“将一切组织变成设想的形式需要三至五年的时间”，海岸警卫队少将哈维·约翰逊这样评价国土安全部的整合。

前衣阿华州和内布拉斯加州公共事业部主管杰西·拉斯马森曾帮助推动了内布拉斯加州公共事业机构的大规模整合。她说：“我过去赞成这样做，因为我曾经认为这是建立不同系统的唯一方法。”但是她弄清了一个令人伤心的事实：

我所学到的是……如果你进行那么大规模的整合，这种整合本身就是令人感到沮丧的，所以人们感觉不到为什么这是个好主意。你应该只是改变一下办公的方式和公夯关系，然后，当它们步入正轨之后，再改变结构。如果州长之前和公共事业总监和公共工程总监说：“我希望你们部门为你们系统中的每一个孩子制定一个计划。改变做事的方式和公务关系，而不是只给你们的人在大楼里换换房间。”那么，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因为有人会说，“我可是为那堵墙付了钱的，我要把它带走。”这就很搞笑了。而且，人们根本没有情绪去工作了。

P105-109

财政黑洞、“乌鸦嘴”和杞人忧天

像《改革政府》一样，《政府的价格》带给我的是震撼和惊奇。震撼的是，没有高福利拖累的美国同样面临财政黑洞和可持续困境。惊奇的是，《政府的价格》怍者提出了根本的解决之道。结果导向的预算也许不是唯一的解决之道，甚至不一定是最佳解决之道，但它体现了直面现实的勇气、可贵的探索求新精神，并且被实践证明切实有效。

正如商红日教授所言，本书“贯通了政治学、公共行政与公共财政等多学科知识，融人理论和实际生活的广泛视野”，因而，它带给人们的启示将是全方位、多层面的。就本人而言，才识所限，只能在震撼、惊奇之余，结合书的主题谈一点“题外”的感想。

最近一段时期，政府债务危机、财政黑洞日益成为一个热门词汇，相关乱象时刻冲击着人们脆弱的神经。欧洲国家首当其冲：希腊创下了历史纪录的3000亿欧元国家亏空，意大利的债务水平超过了1.2万亿欧元，两个国家在紧缩财政的同时，“砸锅卖铁”一般高调出卖岛屿，但依然给人以杯水车薪之感；英国新联合政府将在所有政府部门削减25％支出，这意味着公共部门5年内将裁减大约60万个工作岗位，留任公务员则面临着养老金、薪金和福利的缩水，因而公务员正在酝酿一场“饭碗保卫战”；法国政府针对退休金体系在2030年即将面临的700亿欧元资金缺口，考虑把法定的60岁退休年龄提高到62岁或63岁，同时把劳动者领取全额退休金所必须缴纳退休金的年限从40.5年提高到42年，结果引起数百万人罢工和抗议；“政府破产”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现今似乎成为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它让人产生某种“2012”式的恐惧。

欧洲的窘境往往被归结为欧洲的市场经济模式，高税收、高福利导致缺乏活力，经济增长不温不火，难以为高福利提供足够的经济基础，从而为债务危机埋下了祸根。美国的经济社会模式和欧洲的主要不同难以用一两句话来概括，但美国较少受高福利的拖累应该是不争的事实。美国联邦政府承担巨额债务时有所闻，但似乎都在可控范围之内：一方面，世界霸主的角色固然带来巨额军事开支等负担，但也为审时度势的“抽身”留下了相当的余地；另一方面，克林顿时期的财政状况似乎呈现出持久的曙光。而《政府的价格》给我的震撼，就是直言各种因素的聚集犹如“完美风暴”，美国公共部门从此进入“持续财政危机”的时代：到2030年，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占GDP的比重仍将从当前的约6.6％提升至近15％，而到2050年则几近22％；到2030年，准备金加上目前工作人员倾其一生所缴纳的社会保障税总共有3.5万亿美元，但亏欠退休人员以及同期工作人员的收益达14万亿；有9个州的债务已经超过了它们的年度预算，而目在未来7年里，总缺口可能高达1万亿，与其他州市、县的缺口加起来可能超过2万亿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英文版首次出版于2004年，那时“持续财政危机”的说法有点危言耸听。但在今天我们终于看到，2007年10月1日，美国政府长期债务达到52.7万亿美元，其中财政负债11万亿，社会保障给付缺口7万亿，已经承诺而未到位的医疗保险34万亿，外加其他项目负债1万多亿；美国居民负担的公共债务人均高达17.5万美元！IMF预计，如果美国政府不采取措施，到2020年，债务占GDP的比重将上升至95％，至2030年将上升至135％。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晾呼，美国越来越像希腊！

发达国家的财政困境不是那么明摆着的，但谁都能感受得到。平民百姓的无知和漠然可以理解，难道政治精英们也会如此无知吗？显然不是！书中支撑“持续财政危机”的数据，大多数来自官方统计。问题症结在于：出于种种目的，政治家使出浑身解数，使用“比安然首席财务官更多的技巧”掩盖财政危机的事实，其中许多做法如果在私营部门使用将会面临牢狱之灾。由此看来，《政府的价格》不只是直面现实、揭示问题，而且还直面政治家，揭示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

由此我联想到学者的角色。真正的学者应首先定位于批判家，运用自己的良知、学识和敏锐观察力，觉察确认并促使社会广泛认识到问题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学者都应该是“乌鸦嘴”，只有让大家共同意识到问题，才会有探索解决之道的可能。当然，“乌鸦嘴”不等同于“愤青”。

“乌鸦嘴”以批判为己任，有时会给人“杞人忧天”的感觉。在数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我曾写了一段文字：“强化社会职能和公共服务同样存在可持续问题，而且比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更为重要，也更为复杂。……公共服务尤其社会福利具有能上不能下的刚性特征，公众没有享受到应该享受的公共服务或福利时无疑会不满，从而影响到社会稳定。可以设想，当出现资源严重不足，政府不得不剥夺公众已经享受到的服务或福利时，公众的反应绝不是‘不满’一词所能形容的。”文章刊发不久，一个学生提出疑问：在公共服务水平如此低下的情况下，担忧可持续问题是否有点为时过早？当时我几乎无言以对，这确实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现在看来，英文版《政府的价格》出版于2004年，当时的财政状况似乎不那么悲观，因此该书也有点“杞人陇天”的味道。时至今日，当财政危机形成“完美风暴”的时候，“杞人忧天”行为显然一点也不可笑。本人之所以对中国公共服务的可持续性“杞人忧天”，是因为觉察到一些现实和潜在的风险：薄弱的现有基础和巨大且日益增长的潜在需求之间的冲突；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巨额债务；可能的经济波动等等。其实我最担陇的是政府运行机制，其主要特征是自上而下的指令和自下而上的响应。前些年，每当中央政府确立经济增长目标，地方政府多半会层层拔高、层层加码，呈现出某种轰轰烈烈的运动式特征。强化社会职能和公共服务恐怕难以摆脱这一“规律”。这样，发达国家几十年才进入的社会职能可持续陷阱和财政黑洞，中国可能用不了多少年就深陷其中。这方面的例子其实已经不少。

“乌鸦嘴”、杞人忧天本属贬义，也许是感觉太过震撼，我越来越从中看到褒义的成分。学者应该以“乌鸦嘴”自居，杞人忧天也应该得到些许宽容和尊敬。杞人式的忧虑不会带来厄运，但当厄运降临的时候，真正的学者不会享受“未卜先知”的快乐，只能承受比其他人更多的内心痛苦。我想这正是良知的表现。“乌鸦嘴”需要学者的内心自觉，当然也需要环境的宽容。

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和商红日教授选择并组织翻译了《政府的价格》一书，该书对于中国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学者而言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精彩读本，非常荣幸有先睹为快的机会！

周志忍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个有点奇怪的书名，一部有些奇怪的书，现在终于翻译完毕。无论是作者，还是书的内容，都不用我在这里多说什么。戴维·奥斯本是中国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界的学者十分熟悉的，他的政府改革的话语在本书中已经由摆脱政府财政危机的话语所取代。说这是一部有些奇怪的书，是因为，如果按照中国学者的习惯，先要探询这本书的学科归属，由此可能犯难：把它摆在政治学的书架上，还是摆在公共行政学的书架上，抑或摆在公共财政问题的书架上？作为美国政府高级咨询专家，同时作为—个公共行政学家，戴维·奥斯本与彼得·哈钦森合作完成的这本著作，贯通了政治学、公共行政与公共财政等多学科知识，融入理论和实际生活的广泛视野，围绕政府财政危机及其克服的主题，提供了一个在新公共管理框架中的地方政府财政改革叙事。该书对政治学、公共行政及公共财政等学科领域的研究，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

美国人务实、创新和求实效的品格在这部书里再次充分展现出来。传统的预算编制制度被奥斯本比喻为“骑死马”。他引用土著印第安人的谚语呼吁尚未醒晤的领导者，不要死马当活马骑，问题不出在骑手，也不是因为人们不熟悉牧马人，更无须组织兽医为它会诊，当然没必要为它添置饲料，所需要的是寻找可骑之马，特别是一匹骏马。我们仿佛从中能够获得一些启示。新公共管理的实践不是为了求证某种先验的理论，相反，它是在“走投无路”时经过投石问路的过程而产生的成果。本书抓住了美国各级政府特别是州和地方政府治理中的核心问题，在《改革政府》等一批探索的成果的基础上，从公共财政领域深化了重塑政府问题的思考。书中提供的来自实际创新过程的案例和经验教训的总结，对我们各领域实际工作都将具有启发性，并将促进我们对自己实践过程的反思与工作的改进。

本书主标题英文是：“the price of government”。我们结合全书的内容和主旨，将之译为“政府的价格”而不是“政府代价”或其他，这个译法直接根据作者“结果导向的预算编制”以及按照公民意愿确定“政府优先事项”，并依此制定政府“购买计划”等基本思想来确定的，书中的“price of government”均译为政府的价格。

上海译文出版社十分重视本书翻译工作。本书的责任编辑不辞辛劳，严谨求真，在整个编辑过程中，提出许多重要修改意见和建议，为本书翻译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此深表谢意！

本书翻译工作也得到了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行政管理项目（编号：J50406）的支持，特此说明，并致谢忱！

由于时间紧迫，加之翻译水平等原因，可能会有许多不妥当或比较生硬之处，诚请批评指正。

译者

2010.12

如果你关心政府的未来，就来读一读这本书吧！在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下，财政危机是现实存在的，我们只有一条出路：必须从根本上改革我们使用公共财政资金的方式。

——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

当我还是纽约市市长的时候，《改革政府》一书是我的每一位下属都必须阅读的书，而这本新书也应该要求大家去读一读——不管是在市政府、州政府，还是在华盛顿任职的官员。服务于公共部门的所有成员们都应该牢记他们正在花的钱不是他们自己的，奥斯本和哈钦森在本书中教会了他们运用一种注重于责任和成果的颠覆性的预算方法，教会他们将每一块钱都用到实处。

——鲁迪·朱利安尼，纽约市前市长

霍迪尼肯定会喜欢这本书！大部分分析学家们相信美国政府正处于不断攀升的费用和越来越低的税率的两面夹击中——这种失败而又艰难的状况持续了数十年！这一局面终于被奥斯本和哈钦森所打破，如变魔术一般，通过对几位改革者案例的描述，他们为我们学会应对危机带来了希望。

——戴维·格根，哈佛大学肯尼迪管理学院公共领导力中心总裁

正如这本书中所言，“我们正处于二战以来最糟糕的财政危机时期。”大多数政治家们都很惧怕充满着集会口号、阴谋骗局和相互谴责的混乱场面，市民 们也渴望更好的生活环境，这本书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去做的。

——杰西·文图拉，明尼苏达州前州长

当政府部门为公共财政危机所困扰时，人们通常都会给出两个备选项作为抉择：或是削减机构、项目和开支，或是提高税收增加预算。于是，机构经常聚散离合，经费随时消长盈缩；形式运动周而复始，财政困境依然如斯。这一“循环圈”现象在许多国家的行政改革中几成常态。显而易见，“两极徘徊”式的传统行政革新范式亟需超越。《政府的价格》一书给我们展示了实现这种“超越”的可行性：将政府价值“具象化”为政府的价格，通过改变预算流程、实行合理的制度安排、注重价值控制和结果效能等方式，让政府开支实现相对的成本最小化、价值最大化。

——李琪，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

像《改革政府》一样，《政府的价格》同样带给我震撼和惊奇。震撼的是，没有高福利拖累的美国同样面临财政黑洞和可持续困境。惊奇的是，本书提出了革命性的解决之道。不敢说结果导向的预算是唯一解决之道，甚至不一定是最佳解决之道，但它来自于实践且产生了切实的效果。我相信，本书带给我们的思考和启示将是全方位、多层面的。

——周志忍，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