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谈的是明清时期的海盗，却也为我们改进今天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海盗是官府逼出来的，他们被本国的官府当徽敌人；同时，朝廷一心在外国人面前树立浮华形象，为了面子丧失利益，丧失原则。这是不辨敌我。郑和出访只是为了炫富耀武，劳民伤财，因此不可持续。当西方人航海来到中国传统的势力范圈之后，中国的衰落不可避免。反思历史也许可以帮助中国理解并接受现代国际关系，阅读《大国海盗》是一个有效的方式。

《大国海盗》是一部对中华海盗的全新解读，《大国海盗》也是一部华人殖民的悲壮诗篇。

当西方的海盗们在国家力量的鼓励和支持下，开疆拓土时，汪直、林道乾、林凤、郑芝龙、郑成功……这些所谓的中国海盗却不得不两面作战：一面迎击远道而来的西方同行们，争夺生存的空间；另一方面则必须继续面对来自政府的不断围剿。在皇权和西方同行的双重打击下，中国人虽然早在西方之前就开始移民海外，却迟迟难以发展出成熟的海外殖民地，并不断受到当地土著乃至后来者们的打压。

中国海盗虽然一方面痛恨政府的打压，另一方面却总是向往体制内的召唤，只要有机会能上岸当官，他们几乎可以立即舍弃海洋上的一切，反过头来把矛头指向昔日的同行。

其实，与其说作者雪珥说的昔日海盗的历史，不如说说的是当今世界各国的海上角逐，借古是为了讽今，在作者的字里行间里分明透露着海上中国的无奈和悲伧，也因此，作者大声疾呼：凡是在海洋上无所作为的国家，注定是失败的国家，赢得海洋必赢的陆地更为重要。

第一章 与海为敌 郑和舰队大阉割

 旧港之战

 朱家关门

 下岗转型

 一盘棋局

 太监出洋

 民族去势

第二章 东海之殇 王直帝国落陷阱

 诱杀陷阱

 第一桶金

 日本争贡

 “世贸中心”

 东海称王

 “隆庆天关”

第三章 逼下南洋 跨国通缉林道乾

 南澳之战

 避难台湾

 也被招安

 国际围剿

 “二十分才，二十分胆”

第四章 喋血吕宋 林凤挑战西班牙

 背井离乡

 西班牙人

 攻击马尼拉

 血战玳*港

 中国贵宾

 排华屠杀

 无处为家

第五章 飞龙在天 官盗一家镇大洋

 入伙下海

 崭露头角

 迅速崛起

 接受招安

 金门炮战

第六章 台海对峙 龙困浅滩国姓爷

 风云突变

 东南易帜

 艰难求生

 争霸海上

 攻取台湾

 英雄末路

第七章 亮剑越战 海上民兵撼西山

 安南不安

 海盗从良

 清军败走

 雄才大略

 血海征战

 日落西山

第八章 罂粟花开 英军越界剿华寇

 大英“鸵鸟”

 英舰发威

 英式腐败

第九章 从良血路 中葡海盗战宁波

 护航生意

 海盗立功

 “国营”护航

乡绅们的反对并没有起作用，林道乾所部依然被安置在潮阳下尾村，“得食膏腴田千余亩”，其部队的建制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与之前王直被招安有着天壤之别，王直几乎是单枪匹马入杭州，虽然胡宗宪诚心，奈何朝廷却要用王直的人头立威，最后，横行大洋的“净海王”王直只能引颈就戮。之所以无法在招安的初期就一举改编林道乾所部，就是因为在王直事件之后，政府信用破产，拥兵自重几乎是被招安者的基本前提。在一个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时代，也只有时刻紧握枪杆子，才能避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

林道乾被招安后，成功讨伐了小股海盗，“遇有他盗窃发，听明文征调，截杀立功”，“于是军中大事悉咨询乾”。此时，一方面他“据膏腴之田，以自安固”；但另一方面，他“杀掠如故……犹与曾一本声援相应”(《潮州府志》)，“借招抚之名，阴与之(曾一本)为援，城中良家之子，归者日以百数，隐然虎踞一隅”(《井丹先生文集·上谷中丞》)，“欲收招海上精兵”，“里中皆畏乾，莫敢有诟言，偶有人侦伺，道乾闻知必大怒”。(《万历武功录·林道乾诸(朱)良宝林凤列传》)

林道乾充分利用招安时期这段难得的和平发展空间，甚至以类似“传销”的方式快速招募成员，扩充队伍，“亡赖之徒，相继归往，每悬赏招募，人各一金，致十人者予三金，即以其人统之，故相附者日众”(《井丹先生文集·上谷中丞》)。

按常理看，政府解除了海禁之后，走私、尤其是武装走私的空间应该被大大压缩，沿海民众生业有道，不应再去冒险犯法，林道乾的势力何以能迅速增长呢？甚至“城中良家之子”也会“归者日以百数”呢？

林道乾的潮州老乡林大春指责，“顷者道乾徒党公行至掳掠居民，民不得已，严兵拒之。彼遂旅至城下，宣言中秋欲来屠城，城中震恐，道路相顾涕泣。县令仓皇，莫知所为。于是吾辈乃往见令，说以尹铎守晋阳之事，因请移书责之背盟，始得以暂弭。然而观其报书，辞甚悖慢，又安能保其不来乎”？下围村此地“往岁地方警急，辄从征调，多得死力。自道乾一招，半为贼有，寻被残破，故土为墟。然使及今休养，犹可生聚，官府以义鼓之，或足以当东南一面门户。若复招安于此，则生聚者无几，见存者又复沦胥于盗。不惟自撤藩篱，抑且引盗人室而并据之。而欲求潮阳一夕之安，不可得矣。此已往之覆辙，近事之明鉴也”。(《井丹先生文集·上谷中丞》)

这是说在林道乾的“淫威”下，本就容易为盗的下尾百姓被裹挟进去了。但是，实际上，“隆庆开关”的改革并不彻底，海上贸易的大门并未打开，而只是开了一条小小的缝隙，其目的还是“于通之之中，申禁之之法”([明]许孚远《疏通海禁疏》，《明经世文编》)。

“隆庆开关”只开放了福建海澄的月港，作为“特区”，沿海所有对外贸易的商船，都必须到这里办理繁琐的手续，并从这里装货出港、入港验货。所有船只都必须申领“船由”(船籍证书)、“商引”(也叫“文引”，营业执照)，“由海道挂号，验其文书、丈尺，审其货物。当其出海回籍之候，照数盘验，不许夹带违禁货物”。([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四》)“商引”上需注明“器械、货物、姓名、年貌、户籍、住址、向往处、所回销限期”，“海防官及各州县乃置循环号薄二扇，照引开器械、货物、姓名、年貌、户籍、住址、向往处、所回销限期，按日登记。贩番者每岁给引，回还赉道(海道)查核，送院(抚院)复查；贩广、浙、福州、福宁者，季终赉道，送院复查”。严格要求“船不离由，货不离引”，如果查获“有船无由者，船没官；货无引者，货没官；货有出引者，余货没官”。(许孚远《敬和堂集》“海禁条约行分守潭南道”)P62-63

慨叹当年海上行

——为民间版本的“海上中国”立传

程亚文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不少人曾认为，与西方的“蓝色文明”相对照，中国文明是“黄色文明”，缺乏海洋与商业传统，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在西方挑战面前，屡屡受挫的基本成因。然而，雪珥先生的这本《大国海盗》，通过还原明清以降民间中国向海洋进取的历史，我们却又不难感受到，在中国文明进程中，同样积累起了深厚的海洋和商业传统，它对于后来与今天的中国，产生了和还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雪珥先生所述的乃是“晚近”，明朝以来中国人与海洋的那些事儿。这应该有他的考虑，因为也正是与中国明朝同一时期，欧洲开始进入航海时代，海盗们成群结队从欧洲出发奔赴遥远的“新大陆”，开启了世界殖民史的一个新高潮，建构了西方文明相对其他文明的强势地位，一个所谓“现代”世界也由此发端。这与明季以降，中国官方却严格实行海禁，沿海中国海盗成为海洋中的“孤魂野鬼”的处境，形成鲜明对照。自那以后，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优劣位势对比，也发生历史性的变化，近代以来中国文明在西方文明面前的节节败退，部分是由当年中国和欧洲的统治者对海洋的不同态度所决定。

这是进入“现代”世界以来欧洲和中国发生”大分流”的情况，但它也容易使人产生一个错觉，那就是以为15世纪明朝郑和下西洋，仅仅是中国“奔向大海”的一个特例，是“蓝色文明”在中国的昙花一现。事实远非如此。正如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所指出来的那样，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实际上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大陆中国和海上中国。在郑和下西洋之前，一个“海上中国”就已经在东亚世界显出了它的雏形，而在郑和下西洋的年代则达到了它的巅峰，就在其后的岁月中，它仍然在遭到削弱的同时，还得以存在和维持。

早在公元纪年开始，中国的商人和帆船便已经往来于东亚沿海，而在最近的1000年中，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往来纪录，殊为可观。从历史记载来看，盛唐与南宋时期，在明代以前曾掀起过两次航海活动的浪潮。在汉代从陆上开辟出“丝绸之路”之后，公元7世纪时，经由中国南部沿海的广州，到苏门答腊、马来亚的香料港，再到锡兰和印度，最后到达波斯湾的锡拉弗和阿曼，还存在着一条海上“瓷器之路”。当时的中国商人和帆船虽然可能并未到达波斯湾，但已通过印度洋与波斯人一道，发展起了规模不容小视的印度洋贸易。

南宋时期则掀起了中国航海活动的第二次浪潮。由于北宋被女真人所侵扰征服，被迫放弃都城开封而迁至南方杭州的大宋政权即南宋，为弥补税收财政不足和抵抗外敌继续南侵，宋高宗于绍兴二年(1132)下令建立了中国第一支常备水师，将原先用于供应贡品的内河与运河，改造为了西边的防御网络，而长江与海岸，则分别是北边和东边的防线。在海洋变成中国的新“长城”的13世纪初期，宋朝的水师控制了从福建到日本与高丽之间的东海，并长年游弋于中国的主要河川。及至后来忽必烈征服南宋，还是靠南宋降将刘整和商人朱清与张碹的帮助，建立起了实力同样雄厚的水师，才从海洋和河流上打败了宋朝军队，并使南宋覆灭。

明代初年郑和率领庞大船队出使西洋，无疑承接了中国以往的航海传统。从技术上看，举世闻名的“宝船”，是宋朝“神舟”的翻版，而它的更早模型，甚至应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命令在闽江岸边建造的“福船”。而从出使路线看，郑和足迹所至，西太平洋、印度洋与波斯湾沿岸，都留下了其身影，它无疑是对往日海上“瓷器之路”的丰富和拓展。但是，郑和船队在造船技术与规模上，则为以往所远远不及，不仅船只之大、随行船只数量之多前无古人，随船所带的商贸物品，也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郑和出海航行，明代中国在海外贸易、政治影响的广度与深度上，也达到了～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在15世纪末叶“倭寇”犯乱以前，中国在海上一直不存在值得惧怕的对手。中国与东亚世界的朝贡体系，也赖由郑和航海，而得到巩固和强化。

可惜的是，在1433年郑和第七次远赴印度洋之后，明朝向海洋进军的意愿，渐渐转为薄弱，“海上中国”的地位，慢慢让位于了“大陆中国”，乃至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海洋之旅。宦官集团与儒家官僚之间的紧张关系、一连串的经济困难对政府维持建造远航大帆船的船厂与庞大的沿海水师造成了巨大压力，以及英宗被俘之后蒙古威胁的持续增加，等等因素结合在一起泯灭了郑和所开辟的航海事业。

不过，即使在明朝实行海禁之后，“海上中国”也并没有烟消云散。海禁只不过意味着官方朝贡贸易的衰落，在政府层面的海洋进取心逐渐式微之时，“海上中国”转入民间和“地下”状态，中国南部沿海居民沿着当年郑和的足迹，冲破各种障碍发展起来的私人海上贸易，变得蓬勃兴旺。明清之际中国向东南亚的移民，便是显例，而中国南部与东南亚区域的民间贸易网络，也被精心构筑起来，长久生生不息。直到西方东来，中国在西太平洋一带的海上力量，也没有因为海禁而明显落后于西方。仅举出明清相交之际的郑成功收复台湾，当时大量闽人把生意做到日本等海外之地，而郑成功本人也是在日本出生(其母即为日本人)，这便是“蓝色”海洋文明在中国未曾消失的一个绝好例证。而明朝后期所出现的“倭寇”，其实参与者中，大部也是中国南部沿海的商业居民。

雪珥先生的这本书，重点关注的正是明清之际民间中国向海洋进取的史实。无论是在海外称王建制的王直、挺进东南亚并落地生根的林道乾，还是在吕宋群岛与西班牙人短兵相接的林凤、几乎控制了整个西太平洋的郑氏海上王国，或者越南西山政权的华人海军、与英国和葡萄牙人开战的近代中国海盗，从他们的活动与影响中，都能鲜明感受到中国始终有一股向外发展的民间动力存在。可惜的是，除掉极短的时期和个别案例外，这些发自中国民间的海洋进取力量，都没有得到当时官方的支持和配合，甚至还成为政府的围剿对象。

对于这种事实，雪珥在书中发出声声长叹，此乃是断送中国海洋前途的自宫之举，是进入“现代”世界以来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的重要成因所在。在他看来，来自民间、最富商业意识和探险精神的海盗队伍，恰恰是一个国家向万里烟波蓬勃进取的主要力量。与“海盗”在中国语境中被赋予了负面涵义相反，“在欧洲历史上，海盗从来就不是个卑贱的、黑暗的反面角色，相反，倒是经常伴随着类似罗宾汉式的侠客，或哥伦布式的开拓者的光环，乃至至今仍成为西方儿童读物中的可爱主角。在西方的大国崛起过程中，都能看到海盗的身影。大英帝国成为日不落帝国的奠基之战，就是靠着海盗们组成的庞大舰队，打败了西班牙人的无敌舰队。都铎王朝(the Tudor)以对海盗实行国家扶持政策而著名，英国人通过为海盗们提供‘销赃’市场和基地而积蓄了国力，海盗们更是在政府还穷得养不起一支海军的时候，通过申请政府特许的‘私掠船’(Privateer，亦称武装民船)证书，在合法地对‘敌人’进行掠夺的同时，用自己的剑与血，染红了大英的海军旗”。他的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德国著名哲学家施米特在其<国家主权与自由的海洋>一书中便指出：“16、17世纪时，卤莽且不怕冒险的实干家、勇敢的航海者以及海盗们促成了英国与海洋的联姻。”政府与民间的相互合作，使欧洲海盗成为了欧洲国家和欧洲文明征服世界的先行者，最近500年间西方文明相对世界、相对文明的优势地位，与很长时间内欧洲君主们对海盗事业的扶植紧密关联。

雪珥自称是一个“历史拓荒者”，他的历史拓荒是拓出了真相。他对明清以来中国海盗在“中原”心态下频频被绞杀的叹息，直接源于对世界历史的深刻洞察，“世界历史是一部海权对抗陆权、陆权对抗海权的斗争史”。而在过去500年间，凡是在海洋上无所作为的国家，都可认为是“失败国家”，这里面的主要奥秘，就在于向海洋拓展更容易打造出开放进取的文明形态，而固守陆地则容易抱残守缺。

雪珥在书中对郑和下西洋评价不高，这源于他独特的历史视角，他希望看到的是内生的、民间的、市场性的向外拓展力量，而郑和的船队却是代表官方，是为肃清“自生自发的秩序”而去，在他看来这似开放而实保守。这是非常有力度的看法，不过，与之后明清君主们很少组织官方形式的海外之旅相比，还是要认为，郑和下西洋大幅度通过海洋沟通了中国与世界，是中国人构建“海上中国”的重要一章。特别是中国与东南亚世界之间，郑和每到一处，在致力于发展商业关系的同时，还帮助当地肃清盗匪，建立秩序。明朝中国事实上扮演起了周围世界和平与秩序维护者的角色。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在郑和的海外航行中，虽然也多次使用武力，但与西方海外殖民的暴力方式相比较，明朝的海外事业却要相对和平得多，并不过分渲染武力，也不以殖民征服为主要目标。中国的“天下主义”治理理想，也得到了周围世界的回应。明朝中国在长时间内，形成了“万邦来朝”的大好局面，就是日本幕府大将军足利义满，也心甘情愿向中国纳首称臣。这段历史对于今天中国与东亚世界的关系来说，仍有重要的暗示作用。在东亚世界对中国来说已日益显示出其重要性的当下时刻，郑和下西洋时的和平发展方式，如果有效得以继承发扬，将有力保证中国以相对和平的方式推进文明复兴，顺利崛起。

而且，从经济上说，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东南亚世界的贸易，对当时明朝的财政及物质需求，也起到了很大作用。郑和下西洋并非纯粹是消费性的，在郑和下西洋的年代，明朝的财政状态开始好转。这对21世纪的中国也不无启示。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已越来越多地参与世界，如今已成为世界的有机部分。在中国致力于开拓对外经济、政治关系，海外利益迅速增多之时，如何重新建设“海上中国”，已再次成为当代中国不能不面对的重要问题。在这点上，郑和所处的明朝所积累起来的海外贸易经验，也是一笔可资借用的财富。

在郑和七下西洋之后，中国在政府层面的航海传统渐告散失，从当时明朝所处的年代来说，也许并不就构成一种遗撼。因为，海禁并不意味着民间海上贸易的同时消亡，而且，从明朝的外患来看，主要还是来自于陆上而非海洋，明朝政府不能不把国家的主要防御精力，投注于陆上武力的建设而非海洋水师；此外，从经济的角度看，当时中国周围世界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不如中国，中国通过内部交换即可实现自给，这也使中国的海外冒险，缺乏持久动力。

不过，从后来的历史来看，郑和航海事业最后归于寂灭，又的确殊为可惜。在1433年停止海外航行后，明朝开始有计划地停止建造船只、关闭船厂，禁止民间私自建造大船。与此同时，欧洲人却逐渐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海域，在新兴起商业与军事相联合的机制下，战争行为与市场经济合为了一体，西方的战争艺术与海外商业精神，都在此后不断取得了飞跃性成长。这也就铸造了后来中国与西方在经济社会发展，及在战争能力上的明显落差。相对于欧洲所开拓出来的“现代世界”，郑和以后的中国由于官方航海传统的中断，造成了两方面的损失：一是航海技术的毁灭，当时的先进造船工具与技术，逐渐失传；二是航海所代表的商业精神也大伤元气。郑和船队实际上是典型商业一军事复合体，既能进行贸易商业往来又能征战，这一点非常类似于15世纪后欧洲出现的商业与军事的结合。然而，当一套官僚指令性系统指挥起市场体制，使军事与商业再次分开时，明朝也就丧失了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说的建立起“数目字管理”的机缘，从而也就为此后商业精神的开拓，设置了障碍，也为国家防御外来侵略能力的发展，弱化了组织保障。

另外，在东亚世界内部，由于中国闭关锁国，减少与外部世界的贸易往来，则使那些急于与中国通商的周围国家，不得不另寻出路。其结果之一，是使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大朝贡体系之外，又产生了以日本为中心、覆盖东南亚诸岛国和琉球群岛的小朝贡体系。这也是近代以来日本制造种种借口对外征服、中国也遭受日本侵略的一个重要历史由来。

程亚文，曾为军事科学院研究人员，现为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环太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战略分析师。主要关注战略和国际政治问题，著有《渐入常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编有《大国》、《战略与探索》等。

望海

1

澳洲和中国的距离究竟有多远？

从悉尼出发，无论是到上海还是北京，直航的飞行时间大约都在1 0小时左右。我粗略地算了一下，这10小时中，在澳洲上空、中国上空以及分隔中澳的南洋诸国上空，时间的分配几乎是三三开。

这说明：一、中国是个大国，在中国的海域上至少要飞3小时以上；二、澳洲也是个大国，在澳洲陆地上空也要飞行3小时以上；三、中澳之间的最短距离，也就是从澳洲最北端到中国最南端，其实很近，最多只是飞越南洋诸岛所需的3小时左右。

常常地，我会靠在舷窗向下看，薄薄的云层下，湛蓝的大海一望无际。从过了菲律宾群岛开始，这种湛蓝色就会一直陪伴左右，直到渐渐变黄。

2

这种色调的变化，曾经是中国人十分熟悉的。

十年前，澳洲最主要的英文报纸之一《悉尼晨锋报》(Sydney Morning Herald)，用3个对开整版的篇幅，转载了《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长篇文章，全面回顾郑和下西洋对世界的影响。当时我已在一家金融公司主持亚洲市场工作，却还兼任着悉尼当地一家中文报纸的编辑。我把那张郑和“宝船”与哥伦布首次环球航行时的旗舰的对比图，放上了头版头条，那高达30多倍的巨大反差，令哥伦布的旗舰看起来就像是个澡盆中的玩具。但这个澡盆中的玩具，却最终赢得了世界，而那伟岸的郑和舰队，却成了历史澡盆中的一个渺小的玩具。

我在那篇文章的结尾，问读者：如果当年郑和定居在澳洲，一切将会如何？我们的排版员说：“废话！移民就不用考英文了，全考中文！”我用同样的问题问金融公司的老外同事们，他们哈哈笑道：“那我们发行债券就不用美元计价，而用人民币了。”

我无语。因为，我的问题本身就是个“伪问题”。历史不存在假设，而我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却常常愿意在心里去假设，以致长吁短叹，拍案而起。

3

澳大利亚联邦国防部，是我在澳洲打交道的唯一一个与我的工作、生活无关的政府部门。

那时我在收集澳大利亚殖民地军队参加八国联军的资料，就给国防部写了封信，希望他们能给我提供些线索。

不久，我收到了厚厚的一个包裹。国防部的官员不仅给我提供了一些文献资料的储存地点，而且直接帮我复印了不少。其中令我极为震撼的，是一份用打字机打出来的所有出征官兵的名单，而其中的6名死难者，更是被详细地记录了死亡原因、过程等。

在当年的文献中，澳大利亚人对参与八国联军的动机，既不认为是侵略中国，也不认为只是为了大不列颠祖国凑份子尽忠，而是为了保护澳大利亚免受俄国人的入侵：中国被他们看作是抵御沙俄的第一道防线，而中澳之间那辽阔的海域，似乎丝毫没有成为他们心中可以依赖的天然屏障。

我们华人的祖先通过建造长城这样的人工障碍物，试图阻遏外敌的铁蹄，进而更是把大海当做隔绝陌生人的屏障。但是，依靠长城与大海这两个千年不漏的安全套，在面对这个充满了强暴荷尔蒙的世界时，真的就能保住中华民族的脆弱贞操吗？

4

十多年的海外定居，至少改变了我对一个单词的看法：殖民(co]ony)。  我曾经以为，这个单词是如此的贬义，甚至充满罪恶。即使这个单词不被列入澳洲的必须屏蔽的敏感词行列，那些殖民者的后裔们也一定会羞于提起。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单词不仅理直气壮地出现在教科书中，甚至还成为一些银行及公司的字号，金光闪闪。

原来，那种贬义的感觉，只来自我们作为中国人那从历史深处继承的耻辱。

这种耻辱，其实应该有两层含义：我们被“殖民”了，太窝囊了，一耻；我们居然没有去“殖民”，也太窝囊了，二耻。但是，我们总是记得“一耻”，却忘了“二耻”。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中，“二耻”才是根本之耻，也几乎就是导致“一耻”的根源。要么成为狼，要么成为羊，有第三种选择吗？

更令人悲凉的是，“受害”这种“耻辱”，却被我们成功地转化为一种自以为是的道德资本。在指责加害者的义正词严中，彻底忘却了更该自省自责的部分一为什么“我会受害”？如同我们总是控诉日本之对中国施暴，却很少自责：我为什么总是被强暴？眼泪和控诉莫非能抹平任何创伤？能杜绝下次被再度强暴？指责豺狼凶残，毫无意义，若不凶残，还能算是豺狼吗？为什么我们自己就不能成为豺狼呢？尤其是当我们本具有豺狼的体魄、能力，却甘心自断爪牙，不仅披上一张羊皮，甚至将所有器官都做了移植，从里到外都散发着羊的诱人腥膻，而那无可置换的硕大体型，则除了令这头羊显得更为肥硕、鲜美之外，别无用处。

当我们说自己爱好和平时，其实是在为自己的窝囊寻找借口：当我们说自己追求正义时，其实是在告诉别人我很愿意被忽悠。这个世界，和平与正义，从来连遮羞布都谈不上，真正能令自己免遭宫刑的，只有两个词：一是实力，二是勇气。

5

梁启超曾作《中国殖民伟人列传>，入传的多是被官方所不屑的“海盗”、“海贼”。他在开篇中就感慨：“近数百年来，泰西各国竞言辟地殖民，阿利安种之国旗辉映全球，以中国方之诚远不如也。泰西之殖民皆以国力盾其后而中国无此者，所恃者我民族之天然膨胀力而已。”

梁启超自豪地说：“我民族固有一非常之特色，为泰西所不如者。泰西豪杰若摩西之君犹太、哥伦布之开美洲、克雷飞之并印度，其人大都旷世不一遇，而中国乃时时有焉。”然后他举出一大堆开疆拓土的先驱们，希望“我华人所应永永不忘也”。但这种表面上强撑出来的自豪，却丝毫无法掩饰内心的痛楚：这些“殖民伟人”们，不仅最终能成大事者极少，其中不少甚至连生命的善终都不可得。因为，他们不仅要与天奋斗、与海奋斗，还要与人奋斗——包括作为竞争对手的西方“殖民伟人”和“殖民凡人”，更包括那在背后死死追杀的“伟大祖国”。

一个总是被“自己人”在背后捅刀子的先驱，除了充当先烈之外，别无出路。如果要避免充当先烈，最好的办法就是别去充当先驱。于是，蔚蓝色成了中国最需屏蔽隔绝的“敏感色”，黄土高原的漫天沙尘，从海参崴一直遮蔽到曾母暗沙。整个羊群集体背对大海，假装它并不存在，却满嘴黄沙地咩咩高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

6

《大国海盗>最早动笔于2007年。那年，我从英国政府的档案中，看到了那打遍世界的英国海军，居然想方设法去避免招惹强大的中国“海盗”——不久，看似更为强大的中国官方却输掉了鸦片战争。

这令我几乎失眠，整夜地思考“海盗”这个中文贬义词的真正含义。

于是，逐渐地有了这本《大国海盗>。

当我在为香港某电视台制作《大国海盗》的专题片时，曾提到：为什么海外的华人，经历了几百年的开拓，很长时间内却依然只能“侨居”、“客居”在那些早已可以当做家园的地方，他们其实就是土著，却如同一个行人、如同一个房客，甚至还经常要遭受“主人”、“房东”的打骂甚至屠杀呢？

电视台在打印好的场记上，在这段话后面用括号加了四个字——“(情绪激动)”。其实，面对着摄像机，我已经泪流满面、哽咽无语。当时，摄影棚内十分安静，只有机器运行的细微电流声，我看到，摄像师的眼中，也是湿润的。

什么时候，我们的后人们提起中华民族的大海，能够不再落泪呢？

7

我写的历史小书，是不能称为论著的。

我的书和报刊专栏，本来完全隔绝。书的处女作《大东亚的沉没》，按照相当严格的论文标准写作，几乎可称“无～字无出处”，引文密密麻麻。但是，无论大陆的还是台湾的媒体及出版商，最后都建议我改写，删除了那些引文出处，令读者能更轻松阅读，居然受到了读者的热捧。自此，我的书也就与我在报刊上的读史专栏一样，成了“历史现场报道”，细节第一、史料第一，彻底摒弃学术八股，有媒体将其总结为所谓“新闻史学”。

这本书也不例外，就是我作为“记者”深入到历史现场给您发回的报道。如果学术圈内的朋友责怪我行文不列出处，我承认并抱歉，但如果要因此责怪我信口开河，可就请三思了：书中细节，依然可说是“无一字无出处”，您如果不知道出处，那就再多读点书吧——这点自信，就是我的小书与时下流行的历史说书的区别之一。

当然，还要感谢：

好友戴旭、程亚文，为本书写出了激情四溢、精彩纷呈的序言，新一代中国军人握起笔杆子来，丝毫不亚于枪杆子；

“汉唐阳光”尚红科先生，作为这家著名民营出版公司的掌门人，他长久地关注着我的写作，并耐心地等待着我的钝笔；

《中国经营报》的兄弟们，作为我最为持久的报刊合作伙伴，他们一如既往地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就提供了大版面作为舞台，令我能够与他们的百万读者提前分享历史心得……

在这本书付印的时候，我正在澳洲“中部海岸”(Central Coast)起劲地寻觅新家。我告诉房产中介，房子无所谓大、无所谓豪华，只要能让我坐着看海、躺着听潮、出门踏浪，就知足了。据说，实现这个梦想的代价，只相当于北京的一个厕所加上海的一个厨房。难题在于，我该为澳洲的价廉物美而窃喜，还是该为祖国的资产增值而自豪呢？我相信，这种对大海的极度向往，一定会有更多的同胞感同身受，但究竟是什么令我们与大海的亲近变得如此艰难？

秋风已起，白浪滔天，一片汪洋都不见……

雪珥@南洲雪梨北石斋，2011年4月22日，由山望海途中

雪珥先生看似在写海盗，实际是在舒展一种精神——我称之为海盗精神，即进取精神和冒险精神。这种精神加渚个人，则充满进攻和战斗性，极致则杀人越货横行霸道；化身国家，则开疆辟土，威震八荒，乃至称王称霸。

雪珥先生的书会让那些自命不凡的人们感到惭愧，假如他们看到这部书，他们就会忽然发现，现今的中国还没有人能够刨造出和本书中那些海盗相比的“殖民”业绩。只要我们还在将“殖民”视为贬义词而口诛笔伐，我们的见识其实就和本书中邵些可笑的、自断民族命根的刽子手半斤八两。

——戴旭，中国空军上校 国际知名战略思想家

雪珥自称是一个“历史拓荒者”，他的历史拓荒是拓出了真相。他对明清以来中国海盗在“中原”心态下频频被绞杀的叹息，直接源于对世界历史的深刻洞察，“世界历史是一部海权对抗陆权、陆权对抗海权的斗争史”。而在过去500年闯，凡是在海洋上无所作为的国家，都可认为是“失敢国家”，这里面的主要奥秘，就在于向海洋拓展更容易打造出开放进取的文明形态，而固守陆地则容易抱残守缺。

——程亚文，浙江火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这本书谈的是明清时期的海盗，却也为我们改进今天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海盗是官府逼出来的，他们被本国的官府当徽敌人；同时，朝廷一心在外国人面前树立浮华形象，为了面子丧失利益，丧失原则。这是不辨敌我。郑和出访只是为了炫富耀武，劳民伤财，因此不可持续。当西方人航海来到中国传统的势力范圈之后，中国的衰落不可避免。反思历史也许可以帮助中国理解并接受现代国际关系，阅读《大国海盗》是一个有效的方式。

——丁力，著名学者 《地缘大战略》一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