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旅途只有黎明在下雨，雨水让北天的孤星略显生锈，暴露了身份：原来是昆明上空的一颗气象卫星。
“我说嘛不会有那么矮亮的星星……”——朋友的妹妹议论最多的就是它的真伪。
在昆明采访时我借住在她们家，一间小房，门里的门，没有窗，白天采访诗人，夜晚不用来阅读他们的作品、准备提纲，而是试着也写些分行句子——类似记者为体验诗人状态而建立的“伪写作”状态。我假装自己也在写诗，我甚至逐渐喜欢上这种写法，无论好坏，它让人肃穆、慎独，暂时放弃絮叨，在深夜也有所敬畏、有所珍惜。
伯父偶尔从怒江回，这退休工人现在似乎大部分精力用来游历云南的高山大河了，他进门就大踏步地肯定说：“这颗星只有昆明有。”他看来相当熟悉天空。
为了看这颗星，沈家姐妹还计划买一架高倍望远镜，与翠湖边那两架差不多，有时昆明的阿姨们围着望远镜跳孔雀舞编的健美操……无论白天黑夜，总有些人对着云南的天空妄想，给人冷战仍在继续的错觉。
《滇池》杂志诗歌编辑、画家、诗人邹昆凌说：“云南人有一种宇宙观，越深入云南感觉越强烈，与日常生活放在一起，不是普通的比兴，是大开大合的诗……”
比如腾冲的人说话至今带有“来自未知世界的气场”，平常吵架往往变为哲学争论，“吹口哨也是大悲咒”；在尼汝有些村落，残留的没有去打工的老弱，都还在残存的儒家幌子下，按残存的星象作息。诗人于坚也曾解剖彝族阿细部落的思维方式：一本1958年由“民间文学调查队”翻成汉语的歌谣集《阿细的先基》吸引他去研究这些人语言里隐藏的世界地图。
“歌谣中时间不是前进……每次歌唱都是向大地之始后退，回溯到天地的创造、人的出生……”(于坚《大地记之一春天·荷马·山神的节日》)——所以每一桩新事儿、新闻，比如汽车、2008年奥运会、网络，都被陆续纳入这倒退又开放的史诗，每次都给阿细人重讲一次创世记的机会。
但阿细没有书面文学，汉族官方的整理只是“一只依据客厅要求被洗擦得干干净净的、消过毒的、远离泥巴之龌龊的水果。”
汉族诗人里，雷平阳的胡子给人邋遢的梁山好汉印象，但他也不敢碰“异族的胡子”，他的一手毛笔字日渐成了这里房产广告最吃香的招牌字，但他夸张他的畏惧：“我甚至不会为招待客人轻易杀这里的一只瓜……”他说他用“杀”这个词，因为这里到处都是别人的神，瓜也是。
在这个省长有着异教色彩、“文官而非商官主宰”的农业省，汉族诗人各有气质亲近的少数民族诗人朋友。先成功的道路上，汉族人往往对少数民族朋友有所提携，可毕竟是“两本完全不同的字典”，少数民族诗人在写“民族史诗内部的诗”，汉族诗人朋友只鼓励，并不介入。雷平阳说：你到一个地方，看到那些舞，激动后，发现“跟自己有关的太少了……”
我接触到的汉族诗人仍强调自己是移民后代——不准备动手写别人民族的“伪经”，相反，生活“越来越具体”，爱“越来越具体”，“世界逐渐缩小”——小到家庭和朋友成了“大地”的代名词——于是云南听起来仍是汉族流民、充军者彼此约定秘而不宣的世外桃源，对外人保持着偏僻的印象，连山上的公路也像伤口缝合线一样隐蔽。可我想来想去，这也许只是城市化与中产化的结果。
终究越来越不可能——会有人想充当诗歌中的云南王，写一个名叫“云南”的宏大文本。
雷平阳印象里，“云南诗人越来越散”，诗歌气氛已不如山东、甘肃、四川集中，很少人有热情再去多办一份民间刊物——在昆明，成名诗人大都找到了自己的世界，进入一个分头写作的状态，越来越互不重叠，在一起时甚至避谈诗歌。我说我来云南是想有更纯粹的交谈，不寒喧就能谈诗论文，但他们说：“这很难，尤其台下坐着群众，台上坐着领导，我们在中间时，博尔赫斯与萨瓦托那样的交谈很可笑……”
在1980年代激烈参与社会生活、与各种话语争执后，中国当代诗歌重新“回到写作本身”，封闭起来拒绝对话——有一次当我说明意图，那位在出版社工作的诗人戒备地先对我扫盲：“诗有两种……一种是主旋律……”——然后手指桌上文联老领导转来要帮看的校对稿不做声……“朗读会嘛”，有时也只为来客准备，喝酒、打麻将让诗人的摩擦越来越少。
80年代似乎是所有主流非主流的力量都混杂参与社会生活的年代，我记得，甚至生僻的阿细部落，因民族大团结的意识在汉族深入人心，与汉语诗歌一样，也参与了中国的世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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