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胡同，大历史。纵横交错的胡同是古老北京的名片，它们记录了时代的变迁，浓缩了历史的精髓，是老北京人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缩影。但随着现代文明的飞速发展，这些承载着丰厚历史文化的胡同数目不断减少，很多胡同已经湮没在记忆的深处了。

来到北京，多数人感兴趣的往往不是那些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宽阔笔直的柏油马路，而是那曲折幽深的小小胡同、古雅温馨的四合院——北京传统住宅建筑的经典，最具民俗风情的文化符号。

小胡同，大历史。纵横交错的胡同是古老北京的名片，它们记录了时代的变迁，浓缩了历史的精髓，是老北京人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缩影。但随着现代文明的飞速发展，这些承载着丰厚历史文化的胡同数目不断减少，很多胡同已经湮没在记忆的深处了。

《胡同寻故》，在骆玉兰女士的精心组织策划下，不仅有方成、李滨声、赵大年、邓友梅、黄宗江、凌力、从维熙、肖复兴、汪国真等人的生花妙笔，更有诸多普通老北京市民的珍贵记忆，让那些已被岁月湮没的胡同变成了一篇篇情景并茂的文章，使定格在老地图上的胡同“活”了起来……

胡同里的“官衙”——以官署衙门命名的胡同街巷

 北总布胡同 邻居帮我抬担架

 奶子胡同 无语话夕阳

 从惜薪司到惜薪胡同

 旧刑部街 奉天会馆赏冰灯

 国会街 新中国文艺的摇篮

 左府胡同 为开国大典清除垃圾山

侯门深似海——以官爵命名的胡同街巷

 广宁伯街 古今将军留下的足迹

古刹沧桑——以庙宇命名的胡同街巷

 融入东长安街的西观音寺胡同

 融入西长安街的卧佛寺街

 海柏胡同 朱彝尊和孔尚任留下的足迹

 成方街，“秘密”爬城墙

 玉皇阁夹道 童年的甜水谣与苦水歌

水乡北京——以“河湖海湾潭”命名的胡同街巷

 北河胡同 捡拾历史的碎片

 双沟沿胡同 人民大会堂的地基

古桥今昔——以桥命名的胡同街巷

 东不压桥胡同与东不压桥

百年古树与梨园百年——以树木命名的胡同街巷

 椿树胡同 梨园名家的聚居地

 椿树胡同与名伶为邻

 “上楼”前的槐柏树街21条胡同

“家”之春秋——以百家姓命名的胡同街巷

 芳嘉园 胡同里飞出俩“凤凰”

 大方家胡同 六十多年前“沦陷”的日子

 包头章胡同 激发创作灵感的地方

 邱祖胡同 与傅作义将军长女住一个院儿

走进胡同的名人——以人名命名的胡同街巷

 刘兰塑胡同与元代雕塑家刘元

 鲁班胡同的鲁班馆与鲁班祠

因井而居——以井命名的胡同街巷

 警尔胡同 刻在身上的记忆

名如其形——以地势形状命名的胡同街巷

 顺城街 红“柿”出墙

 西半壁街源顺镖局与大刀王五

 油篓胡同6号 酝酿“北平和平解放谈判”的小院

 大口袋胡同 果实累累的金秋

胡同里的“锅碗瓢盆儿”——以生活用品命名的胡同街巷

 大盆胡同 大红枣儿装满盆

 跨车胡同 与齐白石大师的奇缘

 西绒线胡同的“华子良”书店

 从“大砂锅”到“大沙果”

 扔“衣袍”丢“官帽”掉“银碗”

“市”兴“集”旺——以“市”命名的胡同街巷

 菜市口 见证百年沧桑

 蒜市口街16号 曹雪芹在北京的第一个故居

 下三条保密局北平站的潜伏故事

 花市上四条时传祥那魁梧的身影

“仓”储“库”藏的岁月——以“仓”“库”命名的胡同街巷

 喇叭状的禄米仓北巷

胡同里的“五行八作”——以“厂”和“作坊”命名的胡同街巷

 台基厂三条“市总大院”的“文物”

 祖国就是那曲里拐弯的小胡同

 大木仓胡同35号大院里的“百鸡宴”

 西裱褙胡同 于谦和齐如山的如烟往事

 北竹杆胡同与铸锅巷

 烧酒胡同 皇室子孙曾经的沉浮

胡同里的“七件事”——以“柴米油盐酱醋茶”命名的胡同街巷

 东茶食胡同 冬日里排队弹棉花

五彩缤纷的胡同名儿——以色彩命名的胡同街巷

 黄图岗胡同 郭小川冯牧臧克家吟诗抒怀

访“铁”寻“锡”——以“金银铜铁锡”命名的胡同街巷

 铁狮子胡同的沧桑

 我也说说铁狮子胡同

 锡拉胡同“甲骨学”诞生的地方

“喜”至“福”来——以“福禄寿喜”命名的胡同街巷

 东安福胡同 一座与香妃有关的清真寺

 东受禄街13号的徐悲鸿故居

 喜庆胡同 家如旅馆

窖藏的历史——以冰窖命名的胡同街巷

 冰窖胡同 地连珠市口人在玉壶心

胡同踏“春”——“春”与北京胡同街巷名称

 万春胡同 古槐逢春

碑史碑事——碑与北京胡同街巷名称

 高碑胡同 一部电话连千家

胡同扎营——“营”与北京胡同街巷名称

 校尉胡同的传奇往事

 校尉营胡同昕“矿石”收音机

门中乾坤——“门”与北京胡同街巷名称

 大门巷 汽车班有个“尾巴长”

楼之烟云——“楼”与北京胡同街巷名称

 栖凤楼胡同的“马膏药”

 从黄鹤楼到新生巷

京味十足的“安儿鸦儿帽儿”——“儿化音”与北京胡同街巷名称

 安儿胡同 与黄炎培为邻

“翔凤”与“中国强”——谐音与北京胡同街巷名称

 翔凤胡同一巷穿心窄如缝

 念念不忘中国强

 中国强，××墙？

藏龙卧虎——十二生肖与胡同街巷名称

 小石虎胡同的前尘今事

 虎背口胡同里的“一刀准”师傅

 留题迹胡同 邂逅末代皇帝溥仪

 洋溢胡同 八块钱办的难忘婚礼

 吉兆胡同 难救段祺瑞

旧时北京城因人物而得名的胡同有150多条．但以官爵命名的胡同屈指可数。明朝沿袭了历代爵位的五等分位法，即公、侯、伯、子、男，在古代这五等爵位中，级别最高者为公爵，北京城以“公”命名的胡同最著名的是定国公府大街，亦即现在的定阜街。定阜街位于护国寺的东面，东西走向，最早叫定府大街，明初大将徐达镇守北京时，因其府邸在此而得名。徐达次子徐增寿因在“靖难”之变中战功卓著，朱棣建都北京后，封徐增寿为定国公，他的爵号也就成了这条街的名称。清代，这条街上建有涛贝勒府、庆王府等多个王府，街名也改为定府楼街，1965年改今名。

在五等爵位封号中仅次于公爵的是侯爵，但旧时北京城含有“侯”字的胡同街巷数量却排在第一，其中有名的包括永康侯胡同、武定侯胡同、武安侯胡同、泰宁侯胡同等。武安侯胡同即现在的西四北八条，因武安侯郑亨的府邸在此而得名；泰宁侯胡同即现在的西四北七条，因泰宁侯陈珪的宅第在此而得名。永康侯胡同是现在的前永康胡同和后永康胡同，位于北新桥三条的北面，永康侯即明代开国功臣徐忠。

在以“侯”命名的胡同中，名声最大的当属广宁伯街北面、距其不远的武定侯胡同。《京师坊巷志稿》载：武定侯郭英，洪武十七年封。郭英与朱元璋同为安徽凤阳人，在朱元璋称帝前，郭英就已侍随其左右。朱棣迁都北京后，郭英的后人也迁到北京并建宅第，因武定侯爵位世袭，郭英后人建有府宅的这条胡同遂得名武定侯胡同。在郭英的后人中，其五世孙郭勋名声赫赫。明初，《水浒传》一度被列为禁书，郭勋自己出资雇人刻印了这部巨著，被称为“武定侯本”。郭勋袭爵后．掌管神机营，后进封翊国公。现在，武定侯胡同已踪影全无，变成了宽阔的大街，但我在寻觅时，竟意外地发现大街路北一处大厦建筑工地的旁边，尚有两三个平房院落，其中一个坐北朝南的院子，从外面看即给人一种“侯门深似海”的感觉。进入院中．只见左侧是一个古色古香、开间足有三米的垂花门，右面则是绿树一片，高大的古槐遮天蔽日，建在假山石上的一栋方形重檐亭阁掩映于绿荫之中。问院中居民，方知这武定胡同23号正是传说中的武定侯的宅院：跨进左侧的垂花门，曾是郭家的居室；进大街门直接向右拐，则是郭家的花园。只是如今这里已变成了大杂院。

在北京旧城的胡同中，还有两条住过侯爵但名称中并不含“侯”字的胡同，这就是住过丰城侯李彬的丰盛胡同和住过江阴侯吴良的红星胡同。李彬和吴良均为明朝开国功臣，在明代，他俩分别居住的胡同一条叫丰城胡同、一条则直接叫做吴良大人胡同。到了清代，前者传成了丰盛胡同，并一直流传至今；后者被叫成了无量大人胡同，1965年又更名为红星胡同。

位居“侯”后面的是“伯”，以“伯爵”这一封号命名的胡同有广宁伯街、遂安伯胡同和建平伯胡同。广宁伯街位于西城区辟才胡同西面，在明代叫广宁伯胡同，属金城坊，因明初抗倭名将刘江的宅第在此而得名。遂安伯胡同位于东、西河槽胡同与红星胡同之间，呈东西走向：遂安伯即明开国功臣陈志，明永乐五年(1407)封，世袭。随着金宝街的修建，遂安伯胡同消逝．融入宽阔的金宝街中。建平伯胡同位于北京火车站对面、邮通街南口的西侧，呈南北走向。建平伯姓高名士文，也是明朝开国功臣，因其宅第在此，胡同遂以其爵号命名。但到了清代，建平伯胡同被传成了箭杆白胡同，1965年更名为公平巷。随着崇文门东大街的拓宽，这条宽不足三米的小胡同如今只剩五六十米的长度，在胡同中不仅找不到一个深宅大院，而且由于靠近北京火车站，这里的民宅几乎全变成了小商铺。

胡同深深。走进胡同深处，是无尽的历史烟云……P17-18

(一)

“北京的胡同，对于我们北京来讲，好像是什么？”

在几个人外出的车上，在餐间的闲聊中，办公室来客交谈的末尾，熟人电话有时候的话题之一……甚至，“打车”途中与“的哥”的闲扯里，在我编辑这本书的这几个月，我往往会提出这个萦绕在我脑际的问题。

“像是……”

“好像是……”

“我觉得……”

大家的比喻有二十来种了吧，但是我仍不满足，总在寻觅着、期待着“下一个”。

亲爱的读者，请您做做“大脑的体操”，您能拿出什么样的说法来呢？

(二)

“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无名的胡同赛牛毛。”

这是老年间北京的一句俗话，我曾以为它是极言北京胡同之多，如“挽断白发三千丈”一类，属夸张语——今日称“雷人”，在具体数量上是不必细究的。

十二年前出版《现代学人小品文丛》(林纡《畏庐小品》、况周颐《蕙风移小品》、叶恭绰《遐庵小品》、邓之诚《五石斋小品》、徐一士《亦佳庐小品》、顾颉刚《蕲弛斋小品》、冯友兰《三松堂小品》、谢国桢《瓜蒂庵小品》)，得屡向《瓜蒂庵小品》的选编者、谢国桢先生的高足姜纬堂先生请益。记不得一次是什么话茬涉出了这句俗语，纬堂先生正言：它语出有自，绝非里巷间随口“打诳”。

所谓“赛牛毛”者，姜先生说，胡同中每每见“凹”进去一段小“箍截儿”，里面嵌着三五户——甚至只是一户，名不胜名，无以为名，合起来就是“赛牛毛”！

“三千六”，则要多说几句。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姜先生掏出份笔写的材料：1949年底，北京老城区胡同他统计约3100条。其中，称“胡同”1330条，称“街”274．条，称“院”115条，称“巷”111条，称“道”85条，称“里”71条，称“庙”68条，称“园”57条，称“营”55条，称“门”55条，称“厂”54条，称“寺”53条，称“路”37条，还有“××井”、“××桥”、“××沿”、“××湾”、“××坑”，也各有三五十条……“你把这些乘一乘，加一加，看看，说‘三千六’还真差不离！”纬堂先生说这些话时，面色泛红，双睛放光，高声大嗓，充满了自信。是啊，一位文化学者，“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得金”，他的喜悦——甚至是有点得意，都是值得尊重的。当年我满怀着敬佩，把姜先生的数据抄在一个本本上，今天翻检出来呈奉给读者。对不起姜先生的是，他说的“乘一乘，加一加”的算术，我迄今还未做过。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姜先生病逝于2000年，才刚刚65岁，是北京文化历史研究界的一大损失。每念及此，不胜唏嘘叹惋！

(三)

《胡同之死》！

树木会老，人会死，胡同也有它终结的一天。

会有那么一个早晨，北京人猛然发现，最后一条胡同死了……

这是李国文先生一篇短文的题目与开头。1996年，由冯牧先生的爱女程小玲女士牵头，收冰心、萧乾、季羡林等九十九位作家的文章，配摄影家徐勇的九十九幅照片，结成一本别具人文色彩的精装书《胡同九十九》，由北京出版社出版。李国文的《胡同之死》列入其第四十一篇。

李国文当然不是悲调独弹。先于他三年，汪曾祺在他著名的《胡同文化》一文中早就说过：  在商品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也许像西安的虾蟆陵，南京的乌衣巷，还会保留一两个名目，使人怅望低徊……

再见吧，胡同。

“广陵散于今绝矣！”

诸位为什么不约而同地为胡同唱挽歌呢？无尽的客观现实一层复一层地叠印在观察者的脑海中，于是他们做出了这种真诚的反应。

让我们看一看胡同的“存亡录”吧——

1949年的“三千六”早成往事；

1990年，北京旧城胡同2257条；

2003年，北京旧城胡同1571条；

2009年，北京旧城胡同不足一千条。

1990年和2003年的数据，是“北京城市规划学会”等权威机构发布的；2009年的确切数据，可能还没有或不易于统计吧。

北京胡同的消亡现状，是出乎许多市民的“感觉”之外的。我居北京出版社“北三环中路”的宿舍楼已近三十年：1980年代初，附近窑坑、土山、牧羊翁，一派郊野风光；而如今，马路上汽车爆满，街边上霓虹刺眼，俨然繁华闹市。城市在剧烈膨胀中，举国皆然。人们说张继的诗早改为“姑苏城‘内’寒山寺”，良有以也。这些年很少进城——进城也是直去直回，更少在胡同间盘桓。今年正月，因着出版央视“百家讲坛”《齐白石：从木匠到巨匠》的宣传任务，我沿着齐白石来到北京后辗转迁移的足迹(他那时汽车还很少，他的活动区域也就比较集中在今天的“西城区”)：法源寺一龙泉寺一石灯庵一观音寺一三道栅栏～高岔拉一跨车胡同一雨儿胡同……做了次稍细致点的踏察，写篇文章发在《北京青年报》3月17日的《地理寻踪》上。亲眼所见告诉我，在我们这座古城的“腹地”，在那些最有历史价值的、最古老的街巷，在有的所谓“历史文化保护区”之内，“拆迁”，还在夜以继日地进行，成片的胡同被碾压在推土机的履带之下！

“不足一千条”的胡同，在不可阻止的迅速减少中。胡同，胡同，难道你们真的都会“死”吗？

(四)

2009年1月25日，农历戊子年大年三十，《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上“胡同记忆”专栏隆重登场了，编辑骆玉兰在“开篇的话”中做了有号召力的鼓动。

本来就是京城中最有百姓缘儿的《北京晚报》，又是晚报上最引阅读兴趣的“五色土副刊”，再加上这么一个紧扣社会热点和读者心弦的“胡同记忆”主题，这块热土上的老少爷们儿对它反响强烈！

骆玉兰是位“能干的女将”，她经营这一专栏格外用心。研究有关资讯，确定文章选题，组织稿件，编辑加工，选配图片……这些必要的程序自不用说，她还给自己“加”了“码”：_是每发一文，一定要到该文所述的那个地方去“踩道”(当然不是为实施溜门撬锁的那种“踩道”)核实，二是要举一反三，配发一篇对老北京胡同名称寻根溯源的“编辑手记”，从一条胡同入手，牵起串“糖葫芦儿”来。于是乎这两天组稿，那两天“踩道”，再两天落实版面，一眨眼见报的时限到了，忙活得真够呛！“这年头，办报人多了，谁还像你这样吭哧吭哧傻干呀？”有朋友提醒她；骆玉兰依旧故我，埋下头来往前干，一年多二十几篇“编辑手记”，六七十篇记忆文章，蔚然成一道风景。

今年春夏之交，在东单路边“新闻大厦”里，我向骆玉兰提议编这本书，说到读者的好评。“瞎！反正我是把这专栏当成个事儿来搞，要能给世上留下点什么……”骆玉兰回答得很淡然。但我知道，占一个坑，取一份俸禄，把工作当成养家糊口“职业”来干的，这年头寻常可见；有所追求，有所抱负，把工作当成份“事业”来干的，是何等的可贵！

(五)

骆玉兰每篇关于老北京胡同街巷名称“探源”文章题目的前边，镶入了一幅小小的人物写意画。请读者稍多瞧上几眼——它们可是“大有来头”的。

陈寅恪的哥哥——陈衡恪(字师曾)1910年代初从日本留学回到北京，与鲁迅为教育部同事，与齐白石为画坛挚友。他极留意北京风俗，绘成《收破烂》、《旱龙船》、《货郎》等三十四幅写意人物，成《北京风俗》一册页。他的朋友程康、金城、郑午昌、童大年、马公愚、叶恭绰等十数人，自1915年至1944年，在陈师曾的生前或逝后(陈氏1923年英年病逝，年仅四十七岁)，于册页上先后留下了六十八则题跋。这部册页曾由梁启超“用七百金”购藏，后日本有人又“出千金”欲掠美而未如愿。它在变乱中流落无踪，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代由“废品”中收回，现藏于中国美术馆，为“镇馆重宝”之一。

“七百金”或“千金”是什么分量？现在说起来我们很难免“找不到感觉”。拿实例——我们今天都很熟悉的买房来说吧：1924年，鲁迅在阜成门宫门口19号买了他那十来间房的四合院(北京鲁迅博物馆西部)，一百五六十平方米，花了800元；1926年，齐白石在太平桥大街跨车胡同15号买了他那十多间房的四合院(如今是“齐白石故居”)，近四百平方米，花了2000元。怎么样？一本画册，当年就顶上一套半套四合院了，价钱已是很可观的吧！今天呢……

2003年，为纪念陈师曾逝世八十周年，北京出版社彩色精印了《北京风俗》，十二开方本，筒子叶装，一百零几页，定价68元。

朱家潘先生曾为题词云：

陈师曾先生所绘北京风俗图册，昔臼曾连载于北洋画报，今

乃得真迹一观，为之欣然。先生写北京市井里巷人物，笔简而意工，

洵可谓各尽其态也。

张中行先生题词云：

妙墨

张中行拜观，癸未初冬。

这大概是中行先生最后留下的几份墨宝之一。

如今，这本《北京风俗》已经觅来不易，步入“收藏级”该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

话题再转回到“前言”的开头。

北京的胡同像什么？

——像是一卷举世无双的古画，曾遭被割裂(如《富春山居图》)、被弃置(如《北京风俗》)的惨境，至今得以存留也就愈加珍贵。

这个比喻，曾被我的家人斥之为：啰哩巴嗦的，太绕了！

(六)

陈师曾的《北京风俗》，画在几乎整整一百年前。摊开这饱含岁月浸染的册子一页一页静观，历史的风尘尽在眼前扑闪。

北京人、北京风物……发展是潮流的必然。即从胡同而言，变化也是势不可挡的。绝不能简单以数量多少论是非。1949年胡同是“三千六”，六十年后的今天，2009年，胡同成为“三万六”了，那北京该细细碎碎到何等地步，不成了一团乱麻了嘛，那肯定不行。但倘若今天胡同是“三十六”了，那北京曾作为旧城骨骼的基础也就没了，干脆留个“胡同博物馆”得了，那也肯定不行。掌握一个合适的“度”，把现代化的建设与旧城的保护科学地结合起来，这是城市管理者的一大课题。

七十年前，什刹海积水潭畔有座“濯梦楼”，其主怡园老人余桀昌(字戟门)写《故都变迁纪略》，他说当时正赶上有报纸“征求街巷旧名者”，于是浩叹：

故老凋零，能知往事者盖已寡矣。更百数十年，此庄严闳丽之故都，其遗迹或是湮灭而莫可稽考，不亦大可慨乎！

我们如今倒不必如此悲观。北京的胡同当不会“死”。一是因为“人文北京”的概念越来越引起重视；二是因为今天已有了相当的经济实力。我们应该而且可能把包括“胡同”在内的北京历史文化保护得更好。继续把“晚报”“五色土”的“胡同记忆”专栏办好，就是这种努力的表现之一。

“北京的胡同，对于我们北京来讲，好像是什么？”

建议感兴趣的读者，把自己的想法发给或寄给《北京晚报》副刊的“胡同记忆”，凑起那么二三十条，专栏上不妨来篇“妙喻选”……

201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