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诗坛有三大诗人像丰碑供人瞻仰，达特被誉为第四大诗人，这第四个是从校园走出来的。有诗评说，三大诗人的特征是控诉、歌唱、幻想，第四大诗人不同，他撒野。这种望文生义的评价对达特毫无意义，他从不参加文坛的任何集会，成天在校园打架和追逐女孩，但说他撒野倒是点到要害，不过他撒野并没有经典意义，他撒野就是打架。在用拳头更有效时，他不用诗说话，一般都用拳头说话。

这个来自农村的人粗鲁得像个流氓一样，动不动就挥拳头。有一次在食堂把一个来自新疆的维族大个子打在地上，两颗牙齿掉在饭盆里，从此声名大噪。他作为拳击手的名声远比他作为诗人的名气大。在他打架的时候，我就帮他拿衣服。他常常是为了李而打架，虽然李害怕打架，不喜欢达特用这种方式维护他，但达特还是义无反顾地为他出气。在食堂打新疆佬就是替李出气。

爱应该是对一种对象的重要价值的确认。这种确认到一个程度，就称为爱。而且这种价值有惟一性，所以爱是专一的。因此爱是真理。

爱有不同的深度，那么爱到最深的才是爱，要爱到那么深，只有舍已，别无他途。因此爱是信仰。

爱肯定是不求回报的，但爱真的有回应。如果没有回应，不是我们给出的爱并不是爱，就是爱得不够深切，那人(耶稣)爱拉擞路爱得何等深切，拉撒路就要活过来。因此爱是复活。

爱得真，不但对方得安慰．自己也得安慰，真是奇妙的事。一个深爱着的人是大无畏的。看来人类的主要职业就是爱，要一刻不停地爱，哪一刻停下来了，那种神圣的同在就要消失，爱里没有惧怕。因此爱是永生。

壹

贰

叁

肆

伍

陆

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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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拾

李-达特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李文和罗达特。二十年前我们在海边的一所大学读中文系。二十年后，这两个人都名声鹊起。我们三个形影不离，所以我也跟着有了臭名。我是老六，我看着他们长大，如何成为诗人，如何出名。我最有资格来讲述他们的故事，我姓曹，是讲故事的高手。我称他们叫李-达特，实在是出于无奈，这两个人只能当做一个人叙述，因为他们形同一人。两个脾气性格风马牛不相及的人会被人看成一个人，到现在我还不明白其中缘由。我手上有两张照片，一张是李的，另一张是达特的。李生得白净瘦小，男人女相。达特却不怒而威，两条眉毛往天上飞，就是因为这两根眉毛，达特常导致误会，与人动手，打碎过肋骨，掉过牙齿，脸上还拉出两寸长的伤口。他的一条腿有些瘸，右手尾指骨折，到现在仍无法弯曲。这一切都是为了李，他是李的保护者，为李打架打了四年。大学四年以至于毕业，达特一直充当这样的角色。当然，他头上有一处摔伤则与此无关，那是达特和李打架时摔伤的，他为了躲避李的反扑，竟然自己摔到墙根下面，头上摔出不规则的裂伤。这是一个笑话，一米八的达特会被一米六的李摔到墙下面，这是没一个人会相信的，除非他是傻瓜。不过连傻瓜都知道是达特在让着李。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竟然成了密友，真是一个奥秘。我作为他们共同的朋友，见证了这一过程。有人管我们叫三剑客，但只有我知道，他们才是一窝里的蛇，我呢，最多不过是洞外边蹦跶的蚂蚱。

他们的交情在于写诗，这谁都知道，当时写诗可是时尚，会写诗可以勾引女人，写出好诗则可以勾引漂亮女人。李和达特都是写诗好手，但达特能勾到女孩，李却很少得好处。那时候学校的诗坛基本上由这两个人占据，不过没有人怀疑他们的才气，这是李和达特惺惺相惜的奥秘。达特是学校诗刊的社长，李是主编，他们把持大权，我凑上去做了个编务主任。不过大家很服气，李-达特在全国性的刊物发表的诗歌超过我们的老师，他们发表的数量如果换成教师的工作量，可以评副教授，这很让老师尴尬。当时达特首次发明阶梯式诗句，像是楼梯一样排列诗行，达到奇效。李的诗虽然也很不错，但从来没形成达特的影响，他写的诗缺乏效果，显得平淡深奥，我敢说如果没有达特，他将默默无闻。达特不论到哪里都带着李，这不由得让我妒忌，我喜欢达特几乎到爱慕的程度。我喜欢看他马鬃一样坚硬发臭的头发，敞开的破衣领，走路时潇洒的外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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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前，我在一次关于文学是否会死亡的电视辩论中称：文学不可能死亡，因为它意味着人的灭亡。那是一次无法展开和深入的辩论。今天重拾话题，我要说的是：文学的载体和宿主已经死亡，文学的境遇发生了重大变化，今天越来越少的人阅读纸媒体上的文学，人们只关心诺贝尔奖的奖金是否用于作家还债；读者大量吞咽动漫，海量汲取资讯垃圾，是浏览，而非阅读；网民在网上“集体”创作，无论作者还是读者在狂欢后都陷于更深的孤独。文学真的边缘化了，这是世界性的困境。试想，一个连信仰都不再尊崇的人类，还会相信文学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确实“死了”。人们不再相信统一的知识，也不再用统一的价值来解读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被割裂，显现出一个基本特征：所有的价值判断都没有断案，仿佛延展无限可能，实际上尊崇的是偶然法则。如此，便无法整合世界的图像，人就碎片化了。从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卡夫卡关于“人是甲虫”的宣告开始，文学就开始陷入无力，因为人再没有信心指证和呈现真实，一只甲虫是无法了解人的世界的。接下来除了有三次典型的垂死挣扎：海明威斗鱼的幻觉、福克纳的“苦熬”与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至此，文学正式终结为一个神话，意味着它不再干预人类、而成了与人类无关的聒噪。英语的荣耀和力量永远地失去了，只有以拉什迪等殖民化语境的英语创作来试图恢复这种光荣记忆。文学成了文物，或者影视改编的母本。文学如果真的死了，那么，继续创作和阅读的意义在哪里？

十几年前，一些出版商陆续开始找我出版个人文集，我一一婉拒。我觉得那时出版文集就是将我送入坟墓。今天我突然同意出版文集，因为境遇变了，我要借着这一次的总结告诉我自己，也告诉我的读者：文学到了什么关头。我的创作开始于中国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最复兴的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世界性的文学已经式微的时候，中国却出现诗意盎然的理想主义黄金时期，是一种特殊错位。我作为所谓中国先锋作家之一登上文坛时，以一批“者说系列”加入了这场文本狂欢，代表性的作品如《聒噪者说》，它描述了语言的歧义导致真相沦陷的秘密过程。实际上当时的我并没有西方正在经历的所谓“异化”体验，我只是在文本上体验，但这部小说却像预言一样准确地描述了今天我身处的境遇——语言无法叙述真相，所以失去了前途。这就是文学的意义，语言即历史，文学即预言。但这场狂欢难以为继，进入90年代，我被自己描述的这种无意义的聒噪彻底淹没和解构，以至于几年写不出一个字来，完全失语。直到1992年我进入信仰，才重新获得信心和能力来描述我的存在，一种狂喜直接导致了《施洗的河》、《玛卓的爱情》、《水土不服》和《张生的婚姻》等作品的问世，它们用一种从信仰而来的神圣光辉穿透世道人心，我第一次进入了人性内部观察它的纠结和挣扎，我相信人是无法仅凭着有限的人性能够洞察另一种人性的，好比有两个茶杯放在桌上，让一个杯子说明另一个杯子是荒谬的，除非造它的人愿意告诉它。随着信仰道路的艰难挺进，我发现人性的复杂性在超越性力量介入时，会呈现同样复杂的过程和难度，也就是说一个作家如果以手写我心的话，他必须首先在自己的信仰道路上有一种个人史，才能描述人性在圣化过程中的所有难度，而信心又不因此被摧垮。这个时期我的代表作品是《周渔的喊叫》，日后改编为电影《周渔的火车》，已经基本脱离小说的本义。这个时期的我正在信心道路上接受试炼，所以周渔的精神困境被放大了。我意识到这种试炼几乎影响到我的信心，于是我创作了《望着你》这样的纯爱小说来安慰自己，但几乎同时我又写了《玻璃》这样描绘个人在追求终极目标的巨大困难的小说来否定《望着你》。我是多么矛盾！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我可能只是一个器皿，我的个人如果不再以光和盐的方式存在于世界，我的所有追问和纠结不但没有意义，还会被心思缠绕以至于陷入黑暗，最后令我信心陷落。这次转向直接导致了《公路上的灵魂》、《愤怒》和《我和上帝有个约》的写作。我现在确信，我是一个器皿，有生命的管道，我用我的信心而非聪明和才智解释我面对的世界。从我十六岁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开始，近三十年的创作我唯一能告慰自己的是：我的小说写作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个人体验，所以，我从来不曾因失语而结束我的创作，我会一直写下去，从不担心写不出或没东西可写，因为我写的是我自己，江郎才尽与我无缘，因为我从来不靠才华写作，我的写作皆来自启示和试炼，它与我个人寻找终极价值的道路紧密相随，以至于它成了我的个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