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哲学家们早已闻名遐迩。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维特根斯坦，他们对生命的最根本问题的回答，已有数不胜数的探究和论争。然而，当今的哲学家们是如何解答“人是什么”这个最古老的问题的呢？

《我是谁我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作者尼古拉斯·弗恩将旅行见闻与哲理探讨融为一体，踏遍全球，就“我是谁”、“我知道什么”和“我应当做什么”这三个主题寻访了三十多位享誉世界的思想家，从而奉献给我们这样一部睿智卓煊、饶有趣味的引导我们理解哲学艺术之现状的著作。

《我是谁我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是一本融合游记与哲学于一体的著作，在这本书中，尼古拉斯·弗恩向世界最著名的哲学家们询问了以下这些生命中最永久的问题：我是谁？我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

从亚里士多德到维特根斯坦，对于最神秘问题所做出的最古老的答案都得到了充分的文献证明。本书描述了当今哲学家对这些古老问题所作的思考和解答。这些哲学家包括彼得·辛格、丹尼尔·丹尼特和雅克·德里达。他们的答案为当今的哲学艺术提供了一个非凡且极具趣味的向导。

第一部分 我是谁？

 第一节 自我的问题

 第二节 自由意志与命运

 第三节 大脑和机器

 第四节 肉体与灵魂

第二部分 我知道什么？

 第五节 认识的问题

 第六节 意义的问题

 第七节 固有的理念

 第八节 思维的语言

 第九节 后现代主义和实用主义

 第十节 理解的限度

第三部分 我应该做什么？

 第十一节 道德运气

 第十二节 不断扩大的圆圈

 第十三节 生命和死亡的意义

致谢

1683年，罗德岛州(Rhode Island)殖民地创始人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去世，他的遗体被埋葬在自家花园的一棵小苹果树下。直到1936年的一天，当地政府为纪念罗德岛州成立300周年，决定将其遗骨挖出重新安置并立碑。然而，当灵柩开启的一刹那，掘墓者惊讶地发现里面并不是威廉姆斯的遗体。在过去的253年中的某段时间，小苹果树的一条根茎穿透了棺木，慢慢吸取了尸骨中的养分，最后只留下了一堆碎骨残渣。与此同时，这条根茎也逐渐长成了骷髅的形状——先是穿过头颅，而后延伸到脊柱，最后分开形成两条腿。后世的学生们吃了这棵树上结的果子，据说都和威廉姆斯一样，个个拥有独到的见解。

这个故事突显出一个难题，如果基督教上帝想通过将其信徒身体的构成物质进行重组来证实“判决日”的话，它也将面临同样的难题。假如上帝使用的是最基本的原子，那么一旦这些相同物质在不同的时间被应用于不同的个体，随即就会出现所有权的争议问题。有人或许假设食人族会被其吃掉的基督徒所取代，但当威廉姆斯的尸骨进入食物链后，考虑到罗德岛州那些毫不知情的孩子们的权利，恐怕上帝将会面临一个更加困难的抉择。或许上帝可以避免如此困境，那就是为某种存在争议的物质创造出一个替代品，这样就能保证够用了。但新的问题又会出现，要做到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差异，宇宙间能够有多少材质可供使用呢？把奖惩用在酷似真正凶手的人身上，又有何意义呢？

以上问题不一定非要等到“判决日”那天才会出现，其实从出生到死亡，我们身体的组成物质几乎全部都被更新重组过。如果说肉体是灵魂的家园，那么伴随我们一生不变的就只有女性的卵子和眼睛的晶状体。既然眼睛被看成是心灵的窗户，我们就希望心灵要比那几立方毫米的透明晶状体要开阔一些。说到卵子，我们或许会困惑：男子的灵魂将栖息何处呢？虽然身体会随时间改变，但大多数人都感觉自己和父母相册中的那个孩子就是同一个人，而且确信年老时也还是同一个人。没必要等着上帝赋予我们一个心理尺度来衡量个体同一性的问题。年老时和年轻时是否是同一个人，这一问题取决于我们对年轻时的自己感到愧疚或骄傲的程度，这个问题同时也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回忆，影响到我们未来的种种行为，而这些行为注定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例如，戒烟这一行为究竟是出于自身利益的长远考虑，还是出于利他主义而去塑造一个全新自我的考虑呢？或许最重要的是，个体同一性这一问题的答案决定了我们来生甚至余生是否还有前途。

1785年，苏格兰哲学家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写道：“不论如何，自我是一种在思考、审度、决断、行动和容忍的东西。我不是思想，我不是行动，我不是感觉，我是在思考、行动和容忍一样东西。”这句引文意味着，一个人经历过的任何事情——我们所认识或发现的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没有权利被冠之为“我自己的”。因此，人们认为自我可能是物质之外的一种存在，一种灵魂或是某种单一的客体，只要找到它，就能回答个体同一性的问题。“自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正如里德的同乡大卫·休谟所言，我们根本无法通过内省的方式来观察自我。我们只能偶尔观察到一些观念与情绪，但始终无法观察到这些观念和情绪的“主人”。哲学家们试图通过从侧面观察人的生命历程来清除这一盲点。

他们认为，一个人的身体与心理会随时间而变化，通过观察岁月更迭过程中持久不变的那些东西，就能最清楚地认识到现存的自我。因此，哲学家们针对自我这个主题所开展的工作，一大部分可谓是一种“直觉开发”，一边想象身体和心理的变化，一边询问自己是否“感觉”个体同一性未曾发生变化。其实在哲学领域，直觉并非担任重要的角色，然而一旦说到个体同一性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毕竟，诸如身体、大脑和个性等这类明确的关于自我的说法，在自然的目录中似乎还未曾出现过。P4-6

我的理性所关注的问题，不管是纯理论的还是实践性的，都可以归纳为这样三个问题：(1)我能知道什么？(2)我应该做什么？(3)我可以期望什么？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

任何主题都有继续探讨的余地，没有什么定论可言。事实上，哲学著作中常用的方式总是令我迷惑。从写作上看，似乎作者们都相信自己得出的就是最终定论。

——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伊曼努尔·康德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等伟大的哲学家之所以获得如此地位，是因为他们更喜欢彻底的变革，而不是演进与发展。也就是说，他们宁愿提出新的理念和体系，却不愿在前人的成果上做文章。于是，在2500多年的哲学史上，思想家们相继在他们的主题画布上添上一笔，最后，如此多的线条使得画布上的图像无从辨认了。恢复修正的工作最近才刚刚开始。涂层被清除掉了，以往更为幼稚的一些清理办法也被抛弃。古人的感想得以重见天日，古代思想家的理念重获新生，当代人的笔墨重新修复了那些最浓重的线条。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人们在分析论据时运用了新技术，检验论据时使用了新理念，当然还有自然科学提供的新的原材料。

现在正是重新审视西方哲学的理想时机。本书纵观近年来讨论最为热烈的领域所取得的进展，评价哲学艺术的现状，并考察针对古老世界最早提出的问题给出的最新解答。为了完成本书，我决定对世界不同地方的几次关键辩论中的主角进行一次横断采访。因为大多数最优秀的哲学家聚集在一个大地方——美国，因此我的采访任务便相对容易一些。但是由于受访者年事已高，而且其中几位，包括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和奎因(W.V.O.Quine)，还未谋面就已过世，这又给完成任务加大了难度。大多数在世者都很配合我的采访，其中有些人表现得更好一些。有几位邀请我到他们家中，如大卫·查默斯(David Chalmers)、杰瑞·福多(Jerry Fodor)和柯林·麦克金(Colin McGinn)等，另外也有几位，或许是对记者心存疑虑，他们拒绝与我交谈，如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和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等。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和泰勒·伯吉(Tyler Burge)非常友好，他们允许我撰写第二稿，并且回答了一些后续问题，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天还没亮就给我打电话，在我还未进入辩论状态时就拒绝了我。

最终，我完成了对世界三十多位最杰出思想家的采访。起初的几次会谈结束后，我发现我们的谈话总是遵循相同的模式。首先，他们会告诉我，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哲学认识并未获得多少进展，这听起来不免令人沮丧。接着他们又会举出一大堆例子证明相反的观点。典型的现代哲学家似乎都如此谦虚。哲学一直以来都在忍受过度期望之苦，但是倘若有人鲁莽地宣称发现某个哲学问题的最终解答，这跟轻率地忽视那些貌似毫无价值的东西并无二致。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哲学界已经不再流行彻底的革命了。现在的答案跟以往相比零碎了很多——犬儒主义者或许会补充道，就像提出这些答案的思想家那样微不足道。不过，即使是犬儒主义者也得承认，如今的技能水平确实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当今任一学科的优秀毕业生与古代的杰出先哲进行辩论，都能持有自己的立场、观点。权威少了，巨匠少了，但是在不断分裂与专业化的领域中，劳动分工却越来越细了。表面上看，这些分工不同的学派之间毫无共识可言，实际上共识却比看上去更多。正如哲学家克兰·道尔和丹尼尔·丹尼特所说的那样，如果在某个领域大多数人已取得共识，那些仍然执着地在此领域中工作的研究者往往会被看成异类。比如说，大多数科学家对外星人最近并未乘坐飞碟到访地球这件事感到庆幸，但是一份专门研究“外星人绑架”的专业文献进行的调查却显示，绝大多数的所谓“专家”都坚信不明飞行物(UFO)和小绿人的存在。原因就在于，科学家不愿去对付那些已经用合理的怀疑解决了的问题，他们还有其他更好的事情去做。

哲学已经进入了一个“后英雄”时代。通过收集、整理分散的成果，当代哲学家希望可以推动人类对哲学知识的理解。据哲学文献中心统计，全球共有两万六千多名专业人士的著作，而所需的那些分散成果恰恰就要从其他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最新著作中获得。天才的作用降低了，原因或许在于近年来这样的人少了，或许在于我们需要更多时间来认识他们的才华，但最有可能的是，哲学学科已经从以往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其中的错误之一就是“出拳过远”。19世纪初期，德国哲学家乔治·黑格尔(George Hegel)利用自己的哲学体系预言，太阳系只有七颗行星。如今，人们希望哲学家们能更了解，理性的论证能解决什么以及不能解决什么。哲学家们自己也认为，要解决哲学问题，改头换面根本没有必要。当进展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时，我们不需要彻底的革命。

今天，哲学家们回顾历史上至少五次重要的观念革命。第一次是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理性的诞生。从“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们现存著作和柏拉图的对话中，我们得知，当时的理性是占卜真理的工具。在其老师苏格拉底的思想基础上，柏拉图进一步提出，人类的观点正确与否，要看是否与美德、善良、勇气等这类超俗的“形式”相一致。柏拉图认为这些“模板”(形式)本身就是客体，而且这些客体要比我们在物质世界中看到的具体客体更真实，因为它们是完美的、纯净的、永恒不变的。他认为，只要恰当地使用理性，人们就可以看清真相，获得真理，并用真理去取代那些令人心满意足的“意见”。唯一的局限在于我们使用的材料，因为物质世界中充斥的都是一些永恒真理的劣等复制品。

第二次重要的革命发生在18世纪的哥尼斯堡，伊曼努尔·康德将关注的重点转向了与人相关的主题。康德认为，我们的所见所闻以及头脑所领悟的一切，必须经由意识和智力的塑造才能被我们真正理解。我们永远无法像柏拉图梦想的那样看见事物的本质，我们只能获知人类对于上帝、美德和美的看法与观点。在康德的构想中，我们越是熟知心灵的感知能力，我们就越能靠近真理。相反，只有审视人类思维的局限，我们才能理解世界的局限。

大约在同一个时间，第三次革命在英国发生。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对17世纪前驱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科学方法论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被称为“经验主义”(empiricism)。根据经验主义者的观点，我们只能获知那些我们经验范围内的东西。单靠理性不会有新的发现，理性只能把我们已有的认识连接在一起，而这些认识上面已经带有了人类意识的痕迹。

19世纪，德国思想家乔治·黑格尔使用一些在创造新理念和新的生活方式方面战胜理性的历史力量，并由此发动人们开始研究“人能成为什么”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研究“人是什么”的问题，这也就标志着第四次革命的开始。黑格尔的“辩证法”描述了对立潮流之间的冲突，借此说明“自由意识的进步”，并将体现这种进步的国度称作“上帝在世间的穿行”。就在黑格尔对理性进行批判之处，他的同乡弗里德里希·尼采通过呼吁“动机”的方式把理性这个话题“中途拦劫”。尼采认为，只有个人的“权力意志”(Wll to Power)才使得价值具有真实性，而不是依靠任何证据或观察。尼采一举奠定了这一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反哲学思潮的基础，而这一思潮至今仍在人文领域备受关注。

到了20世纪初，界限的划分更加严格。奥地利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等哲学家们提出，思想在语言中产生，思想的界限是根据语言的界限所勾勒的。评价真理的标准既不在天堂，也不局限在头脑之中，而是在于人们普遍使用的语法。哲学家们想象自己是在审视事物的本质，在维特根斯坦和其追随者看来，哲学家们的所作所为其实是把词语从语境中抽出。在柏拉图看来，哲学研究的客体是半神性的实体；在康德看来，哲学研究的是意识的结构。现在，这些分析哲学家们将研究的客体简化成了人类交流时所使用的咕噜声和肢体语言。为了更加刺激，他们要抓住那些形而上学的残余，并将其彻底消灭，然后宣布问题的“解决”。例如，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就认为，“何处寻找意识自我”这个问题实际上犯了一个“范畴错误”(category mistake)，这就好比一个人正在牛津大学的学院参观，却问“大学”在哪里，或者一个人正在观看军队行进，却问“军队”何时会路过此地。

所有这些转变对现在的哲学家们而言都不陌生，尤其近年来有一个转变引起了他们的思考，那就是经验主义者所承诺建立的“科学”哲学。勃兰特·罗素(Bettrand Russell)曾将人类知识的分支比作一个文件柜，其中，哲学家们讨论的那些材料都放在一个隔层内，隔层上标注着“不知道”。一旦我们对某个给定的主题有了足够的了解，并能够系统地解决相关问题，这一主题的所有内容就会被转移到另外一个新的隔层，并标注上一个新的名字，比如“物理学”“心理学”或者“经济学”。这个表述形象地勾画出哲学发展的历史，哲学就是在周期性地产生新的学科、新的科学。它同样也澄清了一种错误认识，即认为哲学一无所获。哲学家们从未享受过成功的荣耀，因为一旦他们在某个问题的研究中取得成绩，这些成绩就从他们手中被拿走，转交给其他新的“托管人”。伊萨克·牛顿爵士(Isaac Newton)撰写《原理》以及亚当·斯密(Adam Smith)撰写《国富论》时都是哲学家，但是在后人的记忆里他们分别是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当时思想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被称为哲学家和语言学奠基人，但他前一个称号(哲学家)有一天会从百科全书中被抹掉。

哲学这种命运使得近期有些人提出建议，既然哲学的成功体现在它所孕育的新科学的产生，哲学本身就应该被看成是一门科学。这种“科学主义”的观点就好比一个小男孩问他的父亲，既然特种空勤团(SAS)的士兵个个都勇猛善战，为什么将军们不把所有的SAS部队合成一个大的部队呢？对知识和部队来说，这么干都行不通。如果要求人类总是并且只能按照固定的科学原则进行思维，那么有些主题——我们知之甚少的那些主题——就永远得不到解决，当然也不会产生任何新的学科。然而，我们讨论的不仅仅是关于培养观念的最佳途径这一话题，因为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如果有用，它必然成为一种科学方法。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差别往往在于时间的选择，而不是简单的学科分类。有时，哲学问题会在科学研究中得以解决。偶然情况下，哲学解决了一个问题，却没有产生一门新的学科，这是因为有些时候问题被解体了，而不是真正解决了。下文对此会有详述。

有些当代思想家觉得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提出的主张公然侵犯了哲学的“领土”。看到有些同行徘徊在实验室门外，随时准备将最新科学发现所带来的哲学反响出版示众，对同行们这种“科学妒忌”的做法，思想家大加嘲讽。很多人认为，在艺术和科学中，唯有哲学必须是民主的。虽然很少有人能独自阐发流体力学的理论或假装自己是海明威那样的作家，但多数人相信哲学洞察力是任何人都能具备的。这并不是说任何人都具有这种天赋，而是任何人在过去的任何时候都能够享有同样的权益。世界在其他所有事情上似乎都无公正可言，但唯独在一件事情上从来都是不偏不倚的，那就是人类对于真理的获知与理解。人们想象获得答案就像摘苹果一样简单，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结果证明这只是人们的痴心妄想。有些真理居于较矮的树枝上，因此触手可及，而其他的真理如果不借助梯子，似乎很难够到。过去的一代又一代哲学家往往都是绝顶天才，尽管获取真理无望，但他们仍旧奋斗一生，现在想来着实有些残酷，但他们许多人的确就是这样做的。或许由于思考不够深入全面，这些思想家们得出的理论有误，论证有疏，但问题比看上去更简单：他们根本没有合适的工具帮助他们找到所要寻到的东西，因为当时这些工具根本不存在。

工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特殊的论证或逻辑策略，机械辅助设备如大脑扫描仪或是从太空拍摄的地球照片，等等。不管视力多好，单靠肉眼凝视星空，我们始终无法了解星星，始终无法明白夜空中那些闪烁的亮点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星星。但另一方面，望远镜可以帮助那些视力不好的人看到天上的行星。毋庸置疑，直到今天仍有许多问题无法解决，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工具，而这些工具或许会出现在我们的后人手中。再多的科学知识对发现真理都无足轻重，真正重要的是各种形式的技术。过去，哲学失败的部分原因跟早期飞行器试验失败及疾病治愈试验失败的原因相同：工具没有准备好。虽然哲学看似游离于经验事实之外，但大多数哲学依赖于经验事实。并非所有的民族随时都能找出所有解决的方法，更不必说个人了。这一点足以让人感到欣慰，因为它表明，我们探寻的是独立于心灵的事实，而不是就我们自身的问题纸上谈兵。

对于“民主”哲学的期望还出现于古希腊的真理观中，古希腊哲学家认为真理在形式上与数学相关。哲学中的真理就是模仿数的真理，能从基本的原则中推论出来，对那些必然的真理而言尤其如此。但是，我们所谓的那些哲学真理似乎都是偶然性的，是写在沙滩上而不是刻在星星上的。根据这一标准来看，哲学史一直以来就是一部记录失败的历史。当哲学衍生出新的科学后，这些后代子孙的生活要比他们的前辈舒服得多，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发现可以自由随意地制定法则。每个胎儿都会在母体的子宫里留下一段空腔，而这段空腔却无法随婴儿的诞生而消失。

尽管一门新科学或许解决了哲学家们在此之前一直都试图解决的问题，但似乎总是少了点什么，好像答案并不是人们想要的，或者说答案并非我们想要解答的那个问题的答案。研究这些结果就好像识破了舞台上魔术师的技法：“你把扑克牌藏在袖子里了——这根本就没什么神秘的”。被这种思想所摧残的哲学领域之一就是关于道德行为的构成问题。英国哲学家G.E.摩尔(G.E.Moore)相信，道德有一种不可分析的特性，他把这称为“自然主义的谬论”(Naturalistic Fallacy)。他注意到，一旦我们发现某一行为的动机，即使这是一个道德行为，那么这个行为也毫无道德可言了：“你出于快乐(或者善心、责任等)的目的去帮助她，你的行为与道德就毫无关系了。”如果这就是我们所期望的结果，那么他们感到沮丧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我们在为哲学问题寻找哲学的解答，但是如果仅仅为了消除谜团，这些解答似乎不符合问题的语气。问题一旦解决，那种带有困惑茫然的“戏剧感”也就消失殆尽了。相比那些听了鬼故事或UFO而进入哲学的人，以某种更加成熟的逃避主义的形式而靠近哲学的人，听到这些难免会感到扫兴。金字塔是外星人建造的吗？不是，但是电脑或许能思考呢。在有的人看来，有些哲学家像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和丹尼尔·丹尼特等人的著作是从埃里克·冯·达尼肯(Eric Von Daniken)的《众神战车》(Chariots of the Gods)中自然延伸出来的。那些由于宗教信仰幻灭的原因进入哲学的人会发觉自己比以前更失望。但是如果他们抱怨哲学所提出的答案缺乏宗教所拥有的那种安全感，比如说，没有上帝的话，道德也就失去了意义，那么我们也有权质疑：即使上帝存在，我们应该怎样拥有道德感呢？

进入这一学科的另外一个常用途径，正如维特根斯坦和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以及其他一些哲学家所为，就是通过数学研究。拥有数学背景或许能使一个人更好地接受哲学研究的某些成果，有助于他理解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所表达的这种态度。

我的一位朋友是个艺术家，他的观点有时令我难以认同。他拿着一朵花，说道：“看它多美。”我表示赞同。然后他又接着说：“你看，作为艺术家的我能看出这朵花有多美，而你作为科学家却把一切分解，花也变得枯燥无味。”我觉得他有点古怪。首先，他所看到的花的美，其他人能看到，我也能看到，尽管我不具备他那种美学修养。我也能欣赏花的美丽，同时我能从这朵花里看到一些他看不到的东西。我会想象一下花里面的细胞，花里面的复杂结构，这同样也给人美感。美不仅仅就在这一朵花的尺寸中：更小的尺寸中，内部结构中……还有花朵从孕育到开放的过程里面都有关存在。为了吸引昆虫前来授粉，花朵的色彩会变得更加亮丽，这个有趣的事实证明，昆虫也能看见颜色。于是又有了一个问题——是否这种审美意识也存在较低的形式呢？或者说为什么这种形式也是审美呢？其实科学知识只会带来各种各样有趣的问题，使得人们会对一朵花更加兴奋，感到神秘并充满敬畏。

那些与理查德·费曼持不同态度的人所怀念的，不是丧失声誉的宗教答案所具有的解释力(通常宗教答案毫无解释力可言)，而是想象中可以让他们回归平静的一种神秘体验。在哲学进入大众的过程中，现代哲学真正的问题不是去妒忌科学，而在于寻找神奇的力量。

首先，我要感谢蒂姆·克莱恩帮助我策划此书，并感谢阿兰·托马斯对本书的成稿进行细阅。如果没有以下诸位的慷慨相助，我也无力完成撰写任务，感谢他们抽出宝贵时间为我提出忠告：鲁思·巴肯·马库斯、奈德·伯洛克、尼克·伯斯特罗姆、泰勒·伯吉、西蒙·克里奇利、大卫·查默斯、诺姆·乔姆斯基、帕特里夏·丘奇兰德、保罗·丘奇兰德、丹尼尔·丹尼特、吉安·多尔、休伯特·德雷福斯、斯图尔特·德雷福斯、杰瑞·福多、阿尔文·戈德曼、克里斯蒂娜·克尔斯戈德、柯林·麦克金休·梅勒、鲁思·米利肯、马莎·努斯鲍姆、大卫·帕皮诺、阿尔文·普兰丁格、希拉里·普特南、理查德·罗蒂、托马斯·斯坎伦、约翰·瑟尔、彼得·辛格、查尔斯·泰勒、彼得·范·因维根以及蒂莫西·威廉姆森。同样也要感谢已故的唐纳德·戴维森和伯纳德·威廉姆斯。最后，衷心感谢我的编辑托比·芒迪、艾丽斯·亨特和邦妮·姜。

罗伯特·汉克斯，《独立报》

这是一本融可读性与挑战性于一体的著作，它可以引导读者到达思想的前沿。

简·欧格莱德，《新政治家》

弗恩的成功在于，他在轻松的哲学与严肃的学术之间建起了一座桥梁。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是我们现在所急需的。

玛丽·福尼斯，《旁观者》

此书令读者感到愉快，它没有盲从现代社会的浮躁肤浅，对于现代哲学所做的概述严肃而不乏可读性。

《经济学家》

一本短小精悍的奇迹之作。

马克·弗农，《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可读性极高，探索范围极广。

史蒂芬·普尔，《卫报》

他巧妙地将哲学家那些令人生畏的最新思想成果展现在读者面前。弗恩的写作风格干净利落、让人愉悦。对于当下人们热议的论题，他采取的是一种全新的坚定立场。

阿瑞纳

大多数哲学方面的入门书，要么平淡无味，要么高深难懂。弗恩逆势而上，完成了这样一部真正能够开发大脑的著作。他大胆地指出，大多数紧迫的哲学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或被当作毫不相关的问题而遭人遗忘。任何对哲学感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读本书。对于那些已经在哲学的迷宫中徘徊已久的人来说，本书也值得翻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