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式颖口述史》是由吴式颖先生口述的八十五年人生回忆录。其中真实讲述了抗日战争背景下国人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记叙了新中国第一批留苏学生的紧张学习生涯，也刻画了建国后高校教师投身于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的专业发展历程。本书不仅是吴先生质朴谦逊的仁者风范、求真向善的人格魅力的真实记录，更是在近半个世纪的时代变迁大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成长的写照。

她的童年在战乱辗转中度过；她正式上学是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学习成绩得过101分；她在新中国成立那年考入大学，是20世纪50年代哼唱着“红梅花儿开”的留苏女大学生；她是全国外国教育史学科第一位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女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国家级重点学科——外国教育史的老学科带头人；她是我们老师的老师。如此丰富的人生阅历，像磁石一般吸引我们，使我们走近这个精神矍铄的耄耋老人——吴式颖先生。《吴式颖口述史》是由吴式颖先生口述的八十五年人生回忆录。

第一章 童年、少年和青年早期

 一、我的故乡在哪里

 二、我家逃难生活的最后历程

 三、我的父亲和母亲

 四、小学和中学的求学之路

第二章 八年大学

 一、在华中大学学习的三年时光

 二、在留苏预备部学习的日子

 三、在苏联的四年学习生涯

第三章 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前九年

 一、初获效力机会

 二、劳动锻炼

 三、1959年至1961年的日常生活

 四、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建所、建院的艰难历程

 五、好邻居助我解决养育子女的困难

 六、参加曹孚先生领导的外国教育史教材建设，初步确立了专业研究方向

 七、参加“四清”的感受

 八、“文化大革命”的前一年

 九、反修运动中遇到的问题

第四章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一、“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遥派

 二、在教育部“五七干校”

 三、一年多的留守和治病

 四、“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两年

第五章 为弥补失去的宝贵年华而奋力工作的十余年

 一、编写“苏联教育大事记”(1976年9月至1978年6月)

 二、参加王天一先生主持的《外国教育史》初稿的编写工作(1976年末至1978年6月)

 三、修订曹孚编《外国教育史》(1978年下半年)

 四、撰写和发表一系列研究苏联教育史的论文(20世纪80年代前期)

 五、参与编写《外国古代教育史》和编写《外国教育史话》(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一)参与编写《外国古代教育史》

 (二)编写《外国教育史话》

 六、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的编写(1980年至1984年)

 七、协助滕大春先生组织《外国近代教育史》的编写工作(1982年至1988年)

 八、应约组编《外国教育史简编》(1983年至1987年)

 九、应约参与选编《外国教育名著丛书》之《马卡连柯教育文集》和《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一)选编《马卡连柯教育文集》

 (二)协助选编《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十、参与组织“纪念马卡连柯诞辰100周年国际研讨会”

 十一、参与编写《教育大辞典》

 十二、参与编写《世界百科名著大辞典》

 十三、为《外国教育家评传》撰写的两篇论文(1988年至1989年)

 十四、到苏联访学(1989年9月至12月)

 十五、本时期的教学工作

 (一)培养本校硕士研究生

 (二)参与北师大教科所举办的全国师范学校教师教育学短期进修班的教学工作

 (三)参与河北大学研究生的培养工作

 (四)开始招收外国教育史博士研究生

第六章 主持与参加的重大课题研究及教学工作

 一、主持和完成“外国现代教育史”课题研究(1991年至1996年)

 二、主持和完成“外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研究”课题研究(1992年至1998年)

 三、主持和完成《外国教育思想通史》的编写工作(1995年至2002年)

 四、主持和完成《外国教育史教程》的编写工作(1995年至1998年)

 五、主持和初步完成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九五”重点课题研究：

 西方“传统派”与“现代派”教育的冲突、融合及其对现代教育发展的影响(1996年初至2001年)

 六、参与张瑞瑶先生和王承绪先生主持的“中外教育比较史”课题研究(1988年至1996年)

 七、参与滕大春先生主持的《外国教育通史》的编写工作(1990年，1993年)

 八、参与任钟印先生担任主编的《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的选编和翻译工作(1991年至1992年)

 九、本时期的教学工作

第七章 退而未休

 一、完成《俄国教育史——从教育现代化视角所作的考察》一书的撰写(2002年至2005年)

 二、完成《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外国教育史部分辞条的修订工作(2002年至2007年)

 三、应邀撰写的三篇书评(2003年，2006年，2007年)

 四、选编我自己的论文集《教育：让历史启示未来》(2008年至2009年)

 五、参与编写《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2001年至2012年)

 六、为完成修订《外国教育史教程》而尽力(2013年11月至2014年5月)

 七、一项尚待完成的科研任务

 八、本时期参加的其他一些学术活动

 (一)应邀参加两次教育史学术年会(2002年，2007年)

 (二)应邀参加“傅任敢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项目的开题会和结题会(2007年，2012年)

 (三)应邀参加“裴斯泰洛齐教育思想国际讨论会”(2009年)

 (四)应邀参加“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国际讨论会”(2009年)

 (五)本时期参加的校内外博士生论文答辩会

结束语

附录

 附件一：吴先生父亲亲笔书写的自传

 附件二：借调至科教组的大学组时编写的几份“教育参考资料”(“文化大革命”后期)

 附件三：马骥雄先生1989年4月来信

 附件四：《学者写真》(1992年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肖像集)中关于吴先生的文字画像

 附件五：《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一书中吴先生的自述

 附件六：国家教委重点课题《西方“传统派”与“现代派”教育的冲突、融合及其对现代教育发展的影响》研究成果公报

 附件七：《俄国教育史》书评(一)

 附件八：《俄国教育史》书评(二)

 附件九：褚宏启、王保星：《走向教育历史的深处》

 附件十：《回忆我的导师》

后记

 后记

华中大学是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的根基，是其多元结合体中的主体，而它的前身则是在1903年由美国圣公会创办于1871年的文华书院发展而成的文华大学校。因此，在2003年，华中师范大学庆祝了自己的百年校庆。如今的华中师范大学是我国的一所规模宏大的、教育部直属的综合性师范大学，而我1949年9月进入的华中大学却是规模很小的私立教会学校。它是1924年以文华大学为主体，先后由武昌博文书院(英国循道会创办于19世纪末)、汉口博学书院(英国伦敦会创办于1899年)、岳阳湖滨书院(美国复初会创办于1917年)和长沙雅礼大学(美国雅礼协会创办于1906年)等五所教会学校联合组建而成的。其校园地处汉江与长江交汇处的昙华林，环境清静，风景宜人。学校虽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不少学有专长的教师(包括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教授)，全校学生却不过400多人。他们分别就读于文学院的中文系、英语系、经济系和历史系，理学院的物理系、化学系和生物系，教育学院的教育系。教育系的学生可副修其他学院的任何学科，使他们毕业后可以胜任中学教师的工作。男生和女生都有专用的宿舍楼。我们女生住在名为“颜母室”的三层楼宿舍，楼前有一片管理得很好的绿草坪。

华中大学的学习生活环境虽然不错，但我进人大学后，得知有公办的免费供给食宿的短期培训学校，可以较快地出来工作。我的大哥吴载民就上了这样的学校。当时，我的妹妹和弟弟都还在小学念书，家里除祖母、母亲外，我父亲还有一个未出嫁的妹妹需要供养(她因出嫁前男方就病故而终生未嫁。父亲的另外两个妹妹除了一个嫁给汉口的商人外，另外一个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也结了婚)，他的经济负担仍然很重。为了减轻父亲的经济负担，我开始想退学，想转到公办的免费学校去学习。但是在当时，华中大学像全国所有的教会学校一样都面临着接受国家的监督和改造问题。在学校中存在着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它在武汉市委学校文化党委领导下开展活动，发展壮大党团组织的力量是它面临的首要任务。这一年华大的新生人数很少，党组织很快就了解到我这个穷学生的情况，指派何益芳同志与我联系，做我的思想工作，让我不要退学。通过多次交流，她使我懂得了作为一个活得有价值的人，不仅要为自己个人和家庭的生存奋斗，还应同时致力于我国社会的进步和全人类的解放。她反复地对我说，留在华中大学学习不仅可以获得专业知识，使自己将来更好地立足于社会，为人民提供优质服务，而且可以和同志们一起追求共同进步的道路，为学校的改造尽一份力，并且让我相信，我所面临的困难是暂时的，也是可以克服的，组织上一定会帮助我克服生活中的困难。后来，她经常带着我参加学校地下党组织的要求进步的同学的聚会。我的脑海里至今留有党支部书记张景龄的第一位恋人张珊珍带领大家扭秧歌和歌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些歌曲的活泼身影。在全国和武汉人民欢庆新中国诞生的历史大背景中，在华中大学党组织的关怀和帮助下，我快速地获得政治上的进步，不但打消了退学的念头，而且产生了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的愿望。这一愿望在1949年12月就实现了。在此前后，组织还送我到武汉市团校学习了一次，听了一些报告，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奋斗的历史和团的基本知识。此后，党组织更将我列为培养对象之一，组织我们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当时已从华中大学毕业的学生梁沛若同志在武汉市委学校文化党委工作。他大概是负责指导华中大学党组织的具体工作，经常到学校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在与大家的交谈中有时也提到“少奇同志”说了些什么，使我们感到刘少奇在党内也是具有很高地位和令人崇敬的领导人。P22-24

我出生于贫寒家庭，生长在中华民族和国家处于危难的年代。新中国诞生后，在党和人民的培养下，我成长为一名能够在外国教育史专业方面做点事情的知识分子。在我担任博士生导师的第二年，适逢北京师范大学90周年校庆，学报的编辑同志对我做了一次访谈，后来这次访谈的简要内容被纳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者写真》校庆纪念册。这是我第一次对公众谈论自己的人生道路。不久，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又通过学校让我们这些当时的博士生导师写一份关于自己专业成长道路的自述，我才第一次对自己的生平和我是怎样走上外国教育史研究道路的情况做了一个小结。这份自述后来被纳入由国务院学位办公室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

2008年，可能是考虑到我即将年满80岁，张斌贤教授向我提出编一部自选集的建议，并让他的博士生陈露茜、林伟等为我做一些电脑录入工作。2009年，这部定名为《教育：让历史启示未来》的自选集在我生日前夕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在该文集的正文前载有一篇以“自序：走向教育历史的深处”为篇名的序言，比较详细地讲述了自己艰难的求学之路和学术探究的情况与体会。

我已经退休多年。由于常年养成的习惯，而且身体还算健康，我每天仍在阅读各种书籍，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这既是自己兴趣之所在，也是一种精神寄托。我曾想过，如果我能活到90岁，可以写一本回忆录，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反思，但没有想过要做口述史，因为我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和教师，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一些重要的成果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2012年春天，青年教师孙益对我说，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给了她一项为我做口述史的任务，她将带着张斌贤教授的博士生李曙光和她自己的硕士生杨璐仪一起完成这项任务，我感到有些突然，但又认为应该服从院领导的安排，也就放下手边未了之事而为完成口述史做些准备。两年来，孙益、李曙光、杨璐仪不辞辛劳，与我密切合作，完成了这部口述史。期间，教育学部的负责人石中英教授和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负责人郭法奇教授在遇到我时总要问：“口述史做得怎么样了？”这使得我感到学部领导和院领导对这项工作的重视，对我坚持完成口述史的工作起了促进作用。说实在的，在我向孙益等年轻同志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专业工作时，对于做这样一部口述史是否有价值，我还是有一些疑虑的。在这项工作即将结束之际，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读到19世纪德国著名诗人海涅的如下诗句：“每个个人都是一个世界，这世界同他一起诞生、一起死亡，每一块墓碑下都埋葬着一部世界历史……”，深感其中蕴意之深远。我虽然是一个平凡的中国知识分子，但这份口述史所讲述的也是一个人一生的生活过程和精神世界，其中在某种程度上亦折射着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和奋勇前进的历史。

十分感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和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对我这样一个老教师工作与生活上的关怀。衷心感谢褚宏启、张斌贤等教授的关心和支持，衷心感谢孙益、李曙光等年轻同行为完成我的这部口述史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她的童年在战乱辗转中度过；她正式上学是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学习成绩得过101分；她在新中国成立那年考入大学，是20世纪50年代哼唱着“红梅花儿开”的留苏女大学生；她是全国外国教育史学科第一位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女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国家级重点学科——外国教育史的老学科带头人；她是我们老师的老师。如此丰富的人生阅历，像磁石一般吸引我们，使我们走近这个精神矍铄的耄耋老人——吴式颖先生。

跟吴式颖老师的缘分要追溯到2002年，那时候我还是北京师范大学本科四年级的学生，吴老师为她主编的即将出版的《外国教育思想通史》写了一篇长长的总序，张斌贤老师嘱咐我将吴老师的总序录入电脑。因为这个机会，我得以有机会最先读到吴老师写的这篇总序，从吴老师笔下了解到外国教育史丰富多彩的世界。

吴老师从小在湖南长大，对湖南有着一种深厚的故乡情愫，我恰好也是湖南人，吴老师总是亲切地管我叫“小老乡”。2007年陪同吴老师参加了在安徽师范大学召开的教育史年会。坐车的时候，吴老师跟我讲了很多她小时候读书和逃难的故事，缓解了舟车劳顿之苦，也让我对吴老师的故事充满了兴趣。

因为一直在北师大读书工作的缘故，所以也一直延续着与吴老师的缘分。这几年教育学科很多老先生们的口述史都得以陆续出版，我们也觉得吴老师应该出版自己的口述史。在教育学部和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领导的关心和推动之下，2012年初我很高兴地承担了这个任务，课题组的成员还包括当时读博士的李曙光和读硕士的杨璐仪同学，杨璐仪同学由于中途毕业，退出了课题组的工作。

看其他老先生们已经出版的口述史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而当需要我们自己开始进行口述史研究的时候，发现口述史并不像我们过去所想象的那样，就是口述过去和整理文字这样简单。无论是对吴老师而言，还是对我们整理口述材料的人而言，都是一个重新探索和研究的过程，我们是跟吴老师一起在探索口述史研究的有趣世界。

吴老师是一个非常认真和严谨的人，刚开始第一次访谈完的时候，吴老师讲完然后我们把文字稿整理出来，吴老师却并不是很满意。于是她自己回去再思考修改，然后我们再访谈再录入，吴老师再修改。每一次的访谈，虽然是让吴老师回忆自己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情，但吴老师并不是在简单地追忆往事，而是每一次都重新思考自己走过的路，重新把自己的人生经历研究一遍。年代和事件记不清了，吴老师就亲自查阅资料或者打电话给亲朋好友求证。第一次访谈记录修改完成以后，吴老师就把“我的故乡在哪里”这个问题重新研究了一遍。吴老师对我们说，过去自己也没有认真仔细地思考过，这一次做口述史对自己的籍贯和故乡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吴老师也是一个非常谦逊的人，刚开始做口述史的时候，她就跟我们说：“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有必要做口述史吗？”2014年6月，当我们全部的访谈快完成的时候，吴老师也从德国著名诗人海涅的诗句中为她自己最初提到的这个问题找到了答案。

当我们进入口述史的资料收集过程中去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在口述史研究过程中受益最大的，其实是参加口述史研究的人。在两年多与吴老师访谈和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不但了解到了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领域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也时时刻刻被吴老师身上那种乐观而又坚韧的精神所感动。吴老师的一生，也是国家历经动荡的岁月，虽然从小经历了各种苦难，但她从未被这些苦难所打倒，而是乐观地面对生活的挑战。每次从吴老师家里访谈出来，我们的心灵都觉得仿佛接受了洗礼一般。当生活中有一些不如意的小事困扰我们的时候，想起吴老师的经历与故事，不如意便很快就会过去。当我们需要思考自己人生选择的时候，吴老师那富有哲理的话总是萦绕在我们耳边，给我们带来启示：“不是我选择历史，而是历史选择了我。”进入外国教育史的教学和研究领域，虽然是组织分配的研究方向，但吴老师一直兢兢业业，为之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从1961年编写“外国教育史”教材开始，吴先生从事“外国教育史”研究至今已过半个世纪，50余年的风雨，她亲历了新中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整个历程。半个世纪里，吴先生一直坚持不懈、辛勤耕耘，其倾注的智慧和热情最终凝结为丰硕的学术成果。

用“耳聪目明”四个字来形容今年已经85岁高寿的吴老师一点也不为过。虽然吴老师早已退休，但在学术事业上一直是“退而未休”，我们与吴老师进行口述史研究的同时，吴老师还在忙着《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词条的撰写、“西方‘传统派’与‘现代派’教育的冲突、融合及其对现代教育发展的影响”课题的进一步研究和《外国教育史教程》的修订等一系列工作。我们以为，所有这些繁忙的学术工作占据了吴老师生活的全部，没想到吴老师跟我们说，她平时很喜欢听音乐，而且在一次访谈中，吴老师居然拿出一个数独器给我们看，说她会经常拿出来玩一会，原来这也是吴老师保持思维敏捷的“法宝”，真是让我们年轻人汗颜啊。这样热爱生活的老人，即使到了100岁，也不会衰老！我们祝愿吴老师健康长寿，“何止于米，相期以茶”！

最后要指出的是，本次口述史研究得到了北师大教育学部985项目基金的资助、教育学部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得到了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郭法奇老师的指导和张斌贤等老师的督促和帮助。为王炳照先生做过口述史的周慧梅老师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口述史研究经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陈红艳编辑为本书付出诸多努力。书中不当之处，请各位读者体谅。

孙益  201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