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边界的哲学，思想的本色，我们如何接近事物？这是一本学术随笔，用不朽的反讽笔调找寻最古老的学科：哲学和诗的汇合点，在对两者的比较和反思中，作者尝试找出现代社会的思想坐标。对于热爱哲学、热爱诗歌、观察敏锐的人来说，这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学术性和通俗性结合得非常完美的作品。

哲学只是一种思想方式而已，虽然这一种思想方式在后哲学时代里仍旧起着主导性作用。所谓“后哲学”仅仅意味着除哲学之外其他思想方式的可能性。后哲学的思想将会有一个更为自由开阔的课题范围，因为它面临着一个没有边界的多元文化世界。在这个由于技术工业的普遍作用而导致文化全面失度和失控的时代里，思想正在经受咄咄逼人的考验。

本书收集了作者20世纪90年代的短篇作品，凡二十四篇，记录了作者主要从海德格尔现象学出发，对西方哲学传统、当代哲学文化、现代技术、诗一思关系、东西方哲思差异等课题的思考。

自序

第一编 哲学与时代

 在何种意义上讲哲学是西方的？

 什么是科学?

 技术和新人类图景

 不朽的反讽

 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

 普遍交往时代的交往姿态

 我们时代的理论姿态

 失去边界的哲学

第二编 诗歌与思想

 存在历史的转向与语言论转向

 诗的原始

 启蒙的界限

 在思想的林中路上

 译读海德格尔的一组诗

 神圣者的踪迹和思想的虔诚

 奥斯维辛之后思想的责任

 我们如何接近事物?

第三编 东方与西方

 道·道说·道路

 事实与立场

 我们如何敲打词语?

 后期海德格尔基本词语的汉译

 亲在的境界

 玄妙之门

 思想的本色

 这个人在世纪末的仓皇

再版后记

“存在学”研究的是“存在”(On，Sein，Being)，而在希腊文中，名词0n是从系词einai演化而来的，是经过不定式的形式抽象、进一步动名词化而形成的。这也表明，“存在”(On)范畴的出现是以语法上趋于成熟的希腊语言为基础的。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范畴是在前苏格拉底的早期希腊“思想”向希腊体系化的“哲学”(柏拉图一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的转变中形成的。据海氏研究，前苏格拉底的早期思想家们，例如巴门尼德，还是用einai的各种不同的形式来表示“存在”的，还没有在他的思想语言中使用作为范畴的名词On；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开始用名词性的On来统一前苏格拉底思想家们表示 “存在”的不同词语形式了，由此才形成了一种以一个固定不变的、绝对的“存在”(或者所谓的“现象世界”背后的“真实世界”，也即尼采所批判的“另一个世界”)为定向的哲学的追问传统，即形而上学的“柏拉图主义”传统。

总之，海德格尔认为，“存在学”或“形而上学”乃是一套建立在特定的(即希腊的或印欧的)语言系统基础之上的范畴系统，其中的核心范畴就是“存在” (On)。所以“存在学”或“哲学”是“希腊的”，从而也就是“西方—欧洲的”。作为一个范畴系统，“存在学”或“哲学”的基本方法是“形式化” (Fonnalisienmg)，这一点早就为胡塞尔所揭示，后又为海德格尔所强调。这里我们必须特别注意的是“存在学”或“哲学”的“形式”特性。通常把形成于希腊的几何学和逻辑学视为典型的“形式科学”，其实人们往往忘记了另一门根本性的“形式科学”，那就是“存在学”，或者说，是“存在学”意义上的 “哲学”。

可以看出，海德格尔是从他的“存在历史观”和“存在—语言”思想出发来立论的。而在20世纪，也有一些西方语言学家和哲学家，从各自的角度思及这个“存在 —语言”的维度，从而为海德格尔的上述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这方面的情况我在别处已经有所讨论，但在这里还想作一个概括性论述。

20世纪法国著名的语言学家邦文尼斯特(Benveniste)指出：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范畴”乃是“一种特定的语言状态的观念反映”。这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范畴是建立在希腊语言的基础上的。法国著名的汉学家谢和耐(J．Gernet)亦认定，希腊语言有以下两个基本的特点：一是体现在语言使用中的“范畴”；二是“存在”观念的根本性意义。由此足见“存在问题”和“存在学”对于西方—欧洲文明所具的独特性了。

P8-9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曾讽刺德语，说它只配用来与马讲话。其时为16世纪上半叶，马丁·路德通过翻译《圣经》而初创德语——诗人海涅说，路德把《圣经》译成了“一种还完全没有出生的语言”。自那以后，作为一个文化单元的德意志才算上了路。德意志在欧洲常被称为“中央之国”(das Land der Mitte)，至少在文化学术上这大概是可以成立的。

马丁·路德为德意志确立了一个优良传统。有统计资料显示，作为被翻译的文字，德语仅次于英语和法语，位居世界第三；而在把其他文字译成本民族语言方面，德语则在世界上占居首位——德国竟是当今世界第一翻译大国!

看来这个德意志最合乎鲁迅先生的理想了：既会“摹仿”又会“创造”。而这个理想自然也可以意味着：不会“摹仿”亦不会“创造”。先生还说：如果再不“拿来”，再不“摹仿”，那就依然无助，依然无望，终将落个“恨恨不已”而已。

我们设计的“同济·欧洲文化丛书”之“德意志文化系列”，宗旨正在于体现鲁迅先生的理想：摹仿与创造并举。丛书相应地分为“译作”与“著作”两个系列，此外加上《德意志思想评论》。只要好书好文，门类大可不限，但大抵以诗(学)与哲学为重——也算应了洪堡老人的教诲：一个民族的文学(文化)的永恒成果，首推诗与哲学。

丛书名目上标以“同济”两字，固然是为了彰显吾校与德国、德语、德意志文化之历史渊源，但也决不划地为牢，而是以此邀请学界同仁伸出同济之手，协力推进我国的德国文化翻译与研究事业。

如果从1990年在北京《读书》杂志上发表第一篇文章《诗的源始》算起，我写字、治学的经历也近20年了。近20年里，我的主要业务却是学术翻译。或有空闲时，也写些短小的文章，多半是一些读后感或者译后感之类，无足挂齿，不过好歹也算是本人翻译和研究西方哲学文化的一点心得体会。到2000年时，经学兄倪梁康教授安排，我有机会把十年的短章集成一册，就是眼下这本小书了。

我出生在浙江绍兴农村，老家位于绍兴南部山区，离城约有40公里路程。虽然旧时绍兴乡间一直有“耕读之家”的风俗传承，但经过“文化革命”的动乱，淳朴民风丧失殆尽，人心不古，只把心思里的恶俗和野蛮挑动了起来，哪里还会有什么书卷之气可言?因此，受到时代环境的限制，我小时候少有机会读书，也根本无书可读。高中毕业那一年我才读到了《红楼梦》节本，而此前几乎连接触期刊的机会也没有过。外文就更不用说了，高中毕业时我还没有把26个英文字母认个完全。这些悲哀的故事，恐怕现在的后生们是无法设想和体感的了。

比照自己的出身，我后来走上翻译和研究欧洲哲学的学术道路，实在是有些意外，也有一点点奇怪和滑稽的。旁人费解，自己想想也是荒诞一种了。

本书初版于2001年，一晃有七八年时间过去了。这次再版之际，我审读了全书，作了稍许文字改动，订正了若干处误植词，但没有内容上的变动。我多处说过，看自己过去的文字是一件不开心的事，还是少看为妙。

这两年家里不顺。先是送走了母亲，两年后的最近又送走了父亲。家父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生前只知道我当了“哲学教授”，至于我做着什么，读着和讲着什么，他们是全无了解的。他们纯朴而温良的心思是那么不“现代”和不“文化”，他们的“生活世界”与我的所谓学者生活是那么格格不入，想来是可以落泪的。如今两位老人都已离开了人世，我这依然离乡的儿子只能祝祷他们的在天之灵安息。

我也把这本小书献给他们，以寄托我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