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先生是享誉中外的一代文豪，创作有《子夜》《林家铺子》等经典名作，同时，他又是著名的文化活动家与社会活动家，一生跌宕起伏，多姿多彩，充满故事与传奇。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翔实而生动地记述了茅盾不平凡的人生历程。

本书是《文化的记忆》丛书之一。

本书作者曾亲自参与整理茅盾家人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大量文物文献资料，并先后写过多篇茅盾文物资料的研究文章。全书采取“择其精要，删其枝蔓，以点带面，图文互见”的方式，用散文的笔调，互联网式的知识链接，同时辅以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为我们再现了一个和蔼、谦逊、睿智的世纪革命文学老人的形象。突出了茅盾早年就已显露的文学才华及其对革命文艺的重大建树，生动地展示了茅盾作为一个文艺大家的人品与风范。

一、孺子可教

二、走进商务

三、革命生涯

四、客居东瀛

五、《子夜》巨著

六、抗战烽火

七、寻梦延安

八、动荡岁月

九、雾都生活

十、访苏前后

十一、迎接春天

十二、沉默风暴

十三、金秋之歌

十四、两份遗嘱

茅盾文学奖

参考书目

后记

1

1896年7月4日，江南水乡一个暑热的日子。

浙江桐乡县乌镇观前街，一栋朝南老屋二楼的临街房子里传出了新生婴儿的啼哭声，经商行医的沈家，添了一个传续薪火的男孩儿，生活，又有了新的内容。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男孩，日后能成为20世纪闻名世界的文坛巨匠——茅盾。

茅盾，原名叫沈德鸿，字雁冰。还有个小名叫燕昌。他出生时，沈家正是当时乌镇充满了书香气的大家庭，几代士大夫风范，祖父辈还在镇上经营着“京广杂货店”、“‘泰兴昌’纸店”两家店铺，虽然不是太景气，但维持一家的生活还是绰绰有余。

2

茅盾的父亲叫沈永锡，是一个挺有才华和抱负的青年，虽然自幼学的是八股文，16岁即中秀才，但内心深处对这种“之乎者也”的旧学十分厌恶，而对声光电化等新学充满了兴趣。清朝政府日趋严重的腐败昏庸，使他背弃了长辈为他规划的考科举入仕途的安排，而是拜倒在他的岳父、当时名扬一方的妇科名医陈我如门下，学起了中医，想在日后当一名悬壶济世的中医，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真才实学，谋生养家拯民强国。

沈永锡结婚那年，正逢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面对清政府中投降派的丧权辱国割地求和的行为，他和很多青年人一样都义愤填膺，感慨万分。虽然他们身在远离大都市的水乡小镇，但订阅的进步报刊却为他们打开了另一扇新知识和新思想的门窗，他们都拥护变法维新，认为只有“西学为用，中学为体”走出禁锢，学习接受外来的先进思想文化，才能做到实业救国。

沈永锡的这些进步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幼年茅盾的人生和思想发展，他鼓励幼小的儿子“大丈夫要以天下为己任”，1905年，沈永锡因骨痨去世。临终前，他立下遗嘱叮嘱两个幼小的孩子：学好实科，振兴实业。

那一年茅盾9岁，弟弟沈泽民5岁。

3

如果说父亲是童年茅盾人生和理想的规划者，那么母亲则是他人生j蹯上的引领者和实践者。

茅盾曾充满感激地说：“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母亲。”

茅盾的母亲姓陈，名爱珠，1875年生。

出身名医世家的她，因为母亲多病无暇照料，很小就寄养在膝下无子女的姨母家。她在得到姨夫姨母钟爱和悉心照顾的同时，还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姨夫是文化人，亲自教她四书五经，还让她看《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烈女传》等书籍，姨母则手把手教她缝纫、烹调等家庭主妇必备的女红。爱珠聪明伶俐，往往一点就透，一学就会，这让两位大人得意万分，遇事就讲，逢人便夸：“朝廷如开女科，我这姨甥女准能考取秀才。”

爱珠到14岁那年才回到亲生父母身边。由于父亲经常出诊，时常三五日才归，母亲身体又不好，主持陈府家务的重任，就理所当然地落在了小小的陈爱珠肩上。安排家中上上下下主人佣人的吃饭，照顾生病的母亲和4岁的弟弟，里里外外的大小事务，如此繁杂的一切竟被她管理得井然有序。家里镇上的人们，对这位治家有方的陈家小姐从心底里佩服，远近有身份地位的殷实人家都渴望娶这么一位心灵手巧、知书达理、办事干练、治家有方的姑娘做儿媳妇。

这一幸运最终落在了沈家少爷沈永锡的身上。两人结婚后，陈爱珠又从丈夫那里学到了开明的处事态度和维新的思想，成为一名生活在封建家庭中却具有时代精神的新女性。

在茅盾童年的记忆里，跟着母亲回外祖父家生活的日子更多些。年老的外祖父经常外出出诊，难顾及家里的事，外祖母身体不好，无力料理家务，她的弟弟又年少多病，仿佛一切都离不开勤快的妈妈陈爱珠。幼小的他，总是像一个小尾巴似地跟在妈妈的后边，脚步匆匆地来往于车溪河两边以及那片葱葱郁郁的桑叶地旁。

茅盾5岁了，已经到了读书的年龄。

妈妈对爸爸道：“燕昌该上学了。”

爸爸想想后说：“我看还是先不去，先在家里读私塾吧，咱们自己教。你看怎么样？”

母亲点点头同意，她知道这不是丈夫一时之举，而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想法。

读书的教材是沈永锡精心挑选的，母亲负责每天亲自教授。一个字一张图地教小德鸿读一本叫《字课图识》的书，很快就读完了。父亲又找来一本《正蒙必读》，母亲则一笔一画地从中抄下《天文歌略》和《地理歌略》让儿子背诵，也读会了。父亲又根据《史鉴节要》编了一本文言浅近的历史课本，让母亲从三皇五帝开天辟地讲起，他一边编，母亲一边教，直到德鸿上了镇上的第一所小学。P2-4

多年以来，中国学术界有这样一个判断：即近代时期(具体而言，约莫指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是中国学术文化继两千年前的先秦时期和近千年以前北宋时期之后的第三次高峰。其中尤以史学和哲学成绩卓著。屈指数来，像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陈垣、胡适、郭沫若、顾颉刚、钱穆、傅斯年、熊十力、冯友兰、梁漱溟等重量级人物，随随便便就点到两位数了。孟子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语出《孟子·公孙丑章句下》，“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期间必有名世者。”)。而这一百年内，伴随着中华民族莽荡多灾的历史进程，思想文化界却也是风起云涌，王者辈出，书写了和民族命运转捩相颉颃的厚重而辉煌的一页。

其实，不光是史学、哲学乃至整个国学界，再横向推广开来看(纵向则可收缩到20世纪上半叶)，在现代文学艺术领域，同样是风云际会、群雄并起，诸如文学巨子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林语堂、郁达夫、徐志摩、张爱玲等等；美术巨擘徐悲鸿、张大千、傅抱石、齐白石、吴昌硕、刘海粟、潘天寿、林风眠等以及梅兰芳等京剧四大名旦等等。他们共同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艺术史上天才出没、灵杰隐现的蔚然奇观，只不过比前者发轫时间稍晚(名曰现代)，且特点或不如前者显赫，故不易在数千年的时空中以“第×次高潮”名之。她倒更像是历史长河突然在这里拐了个弯，文学艺术革命豁然开出了新生面，“乱石穿空，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人们不免要问了，近现代中国风雨如磐，血火进溅，神州陆沉，中华板荡，几乎无处安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何以文化学术与文学艺术独能繁华百年尽得风流呢？这确实是个大问题，恐怕不是一两句马克思的“文化繁荣有时与社会发展并不同步”的名言，或者“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句便工”的古诗所能了得了的。在我看来，概括前人备述，择其大端，至少有三条或可一说。谨此就教方家，请略论之。

其一，由于西学东渐激活了中华文化。近代以来，欧风美雨排天而来，东方/西方、本土/域外、传统/现代，两种文化的相互激荡、冲撞、融合，构成了百年大潮波澜壮阔的主流。孰优孰劣，暂不置评。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文化需要对撞，交流才更易激活，尤其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一经激荡便活力四射。无论是先秦诸子，还是佛入中土；无论是民族融合，还是西学东渐。凡有交流、刺激者，必有如输入新鲜血液，带来新的生机，开出新的生面。这是一般的文化特性，更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而不坠的根本所在。因为她的超稳定性，所以不惧开放；因为她的超包容性，所以能同化异质，从而生生不息，永葆青春。恰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正是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的引进和运用，传统中国史学才蜕变一新。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典籍与文物)，陈寅恪的“中外互证法”(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都有西方实证史观与理性分析之影响在焉。他们大胆地采用“拿来主义”，坚信“吃了羊肉决不会变成羊”。茅盾说五四时期鲁迅的小说一篇一个样，鲁迅则说“全是仰仗了百余篇外国小说的阅读”。曹禺剧本脱胎于尤金·奥尼尔，茅盾则师承普顿·辛克莱，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也正因如此，中华文化学术与文学艺术才勃发新机，翻开了新的一页。

其二，由于西力东扩激发了中华士子。自从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轰毁了古老帝国的城门，一个辉煌了几千年的民族，瞬间跌入了屈辱的深渊。“知耻而后勇”，“置之死地而后生”。面对保国、保种、保教三重危机的挑战，中华民族激发出了勇敢的应战精神。无论是“体用之争”还是“师夷制夷说”，睁开眼睛看世界之后的选择就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以150多年前的留美幼童为肇始，无数仁人志士英才俊杰汇入了这一潮流。科学救国也罢，主义救国也罢，文化救国也罢，为救亡图存，为中华崛起乃第一要务。这恰是中华传统之精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愈挫愈奋，百折不挠。于是，鲁迅们东渡扶桑，从学医疗救身体到弃医从文疗救灵魂，不经意间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与骁将；陈寅恪们负笈欧美，游历列国，博通多语，只为重审历史，探询新知，未曾料想为现代中国史学奠基开疆。他们或者干脆“怒向刀丛觅小诗”，以笔为枪投入战斗：林语堂放弃翻译《红楼梦》之夙愿而新创《京华烟云》直接伸张民族大义，徐悲鸿以中西合璧之膂力绘制巨作《田横五百士》激励士气；梅兰芳蓄须罢演表明抗敌心志……“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正是中国士子的良知使命，爱国热忱，天下担当促成了他们的选择，玉成了他们的事业，使之进发出最大的创造激情和最炫目的天才光芒，像群星照亮了近现代中国文化学术与文学艺术的深邃夜空。

其三，由于坚守根本，昭示了中华文化的未来。前点引述陈寅恪之“两方面说”——“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说的就是大师的标准与风范：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综观近现代诸子，经、史、子、集、儒、释、禅乃至西学，无一不通者，不如此不能有大成。但掰开了说，我更看重后一方面，即“民族根本”。而且依我看来，近现代诸子多作如是观。从张南皮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鲁迅的“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从王国维的沉湖殉葬，到辜鸿铭、钱穆的终生“卫道”；从林语堂的“中华文化至上论”到陈寅恪、钱钟书皈依传统以至于书写方式都回到竖写、繁体、文言而决不妥协，已然看出近现代诸子之殊途同归——从中土出发，游学多年，再精通数门外语、深谙异域文化也就是说拥有了双重乃至多重文化背景之后，进行了“入乎其里，出乎其外”的深刻比较，最后的选择是回归传统。即便口口声声要“全盘西化”如胡适之者，后半生几乎都投入了“整理国故”，一部《水经注》的考证就沉湎二十三年不能自拔。至于说到中国艺术的魅力，诸位想想，林语堂区区一本《生活的艺术》都足以让美国人倾倒，那梅兰芳访美访苏演出之后被惊为“天人”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表现派大师布莱希特就坦言：我梦寐以求的艺术境界(假定性、程式化或曰“间离说”)在梅先生的京剧艺术中已然炉火纯青了……当然，凡此种种，都是现象，只云其然，未云其所以然因为她太过复杂，因为她涉及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语言方式，就譬如说汉字结构罢——由于她象形与会意，就造成了一字多形多义的效果，美国语言学家范尼诺萨一百年前(1908)就著文阐述汉字的象形文字所传达的动感，所包含的具体图画和多词类功能。因其非抽象性，包涵有浓厚的感性直观素材而更能表达诗的本质，“由于其记载了人的思维心态的过程而开创了语言哲学的新篇章”——汉字仅仅是“更能表达诗的本质”吗？范氏发现不正是今天西方有识之士开始频频叩询与推崇“儒教文明即将拯救人类”的先声吗？

好了，三三归一，依然是个说不清道不明。要知真相，欲探究竟，还请看江西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的大型丛书《文化的记忆——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画传》。它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阵容豪华的规模，为活跃于近现代中国文学、国学、艺术诸领域中的数十位巨子作人传，立学案，画群英谱。既向世界系统介绍近现代中国文化从而可能进一步引发西方解码中华文化的兴味，又向国内一般读者尤其是青少年重启记忆，赓续传统。所谓薪尽火传，传什么？怎么传？如何站在巨人的肩上继续攀登？“读图时代an era of reading picture”固然不免“读图”，但又决不能仅仅止于读图！文化的赓续主要在于两条：一是有传统(记忆)；二是要思考。读了“记忆”以后要三思啊！至于我的三点解读对耶错耶？诸君读后自有明鉴。

是为序

1981年3月，巴金发出了在中国建立一个现代文学馆的倡议，茅盾在病中得知这一消息后很高兴，他对前来探望的孔罗荪说，他非常赞成这个建议，还表示要在现代文学馆成立的时候，把自己全部著作的各种版本和写于半个多世纪前的长篇小说《子夜》的原稿等，送给文学馆收藏保存。

我较多地了解茅盾先生，还是1983年到文学馆工作后，那时茅盾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两年了。我有幸参与了茅盾故居文物登记工作和茅盾生平展览的资料搜集工作。

后来我又参加了北京后圆恩寺胡同13号茅盾故居的开馆典礼。那天真是名家聚会的节日，许多以前只闻其名未见其人的著名作家都到场了。

再后来，我又亲手整理了韦韬先生捐赠给文学馆的一大批他父亲的珍贵手稿，包括《子夜》《虹》《动摇》《锻炼》《清明前后》《关于历史和历史剧》《夜读偶记》等。整理工作是一种享受，篇篇页页手稿的字迹都是那么的工整娟秀，连修改删节之处都是那么的一丝不苟，即使是钢笔、铅笔书写的，也像一件件赏心悦目书法精品。古人日：字如其人，文如其人。只此便可看出这位文学大师的创作态度和治学精神。

随后数年，我又陆续写了《茅盾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茅盾的<子夜>手稿》《茅盾与文学研究会》等文章，自认为对茅盾先生了解得不少。这次从郭平英老师那里领受了撰写“文化的记忆”丛书中《茅盾画传》的任务，准备动笔时才发觉自己其实对茅盾知道得太少了。好在写作的本身就是一个学习了解认识茅盾先生的过程。写完画传的最后一个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闭上眼睛，一个和蔼谦逊睿智的老人就站在我的面前。我真心希望打开这部画传的读者朋友们，也会有v这样的感觉，那将是写作者最大的欣慰。

感谢韦韬先生在搜集资料上给予的支持，感谢郭平英老师对画传文字提出的修改意见，感谢张问渔先生和编辑朋友为本书出版付出的心血，感谢本人所参考的各种资料书籍的作者和友人。

刘屏

2008年国庆节前于干杨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