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话剧的历史背影中——纪念南开演剧100周年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或许是体例和视角的缘故，南开演剧成为一般中国话剧史著作草草掠过的角落，然而我们在中国早期话剧舞台的光影瞳瞳之中，却总见得到它颇为伸展的背影和侧影。或许，南开演剧由于是校园师生业余为之而非职业和专业戏剧活动，因之被人们有意无意地轻视和忽视了，然而我们仅注意到这样一组事实，南开演剧便当令人刮目相看：它是在中国都市的正规学堂而非教会学堂里正式组织话剧演出的拓荒者，其首场演出仅晚于春柳社在日本公演《黑奴吁天录》(1907)两年(1909)，而它的动力并非转道日本影响而是直接出自欧美舞台，它长期保持了对话剧作为舞台艺术的纯粹性追求，并且一直坚持了40年，演出中外著名剧目和自创剧目246个，它的最大功效是培育出了曹禺这样的戏剧巨人——我们由中便可大体确立南开演剧在中国话剧史上举足轻重的位置了。
以往读话剧史，有两件事往往引起我的兴趣和疑惑：何以18岁的周恩来能够在上南开中学时即写出《吾校新剧观》这样有相当理论视野和专业深度的戏剧论文？何以23岁的曹禺能够在上清华大学时即写出《雷雨》这样的话剧经典传世之作？《雷雨》作为中国话剧成熟标志的价值不需要再进行论说了，这里我们再回看一下少年周恩来在《吾校新剧观》一文中的理论锋芒：“今天之中国，欲收语言文字统一之效，是非借通俗教育为之不为功。而通俗教育最要之主旨，又在舍极高之理论，施以有效之实事。若是者，其惟新剧乎！”“吾校新剧，于种类上已占其悲剧感动剧位置，于潮流中已占有写实剧中之写实主义……”这哪里看得出是出自18岁少年之手？如果说，把握时代风云是周恩来政治上的天才显露，那么没有深入的了解和理解如何能够对戏剧说出如此深刻入毂的理论见解？要想得到答案，我们不得不去推究其酝酿和生成，而这样一来，南开演剧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氛围就一下提到了前台。
南开演剧的始作俑者为该校创办者之一、教育家张伯芩。1909年，他在学校亲自编导和组织师生演出了新剧《用非所学》，这也是当时中国北方最早的话剧活动。他开时代风气之先，竟然还和学生一起登台演戏，举动如此惊世骇俗，舆论因而一时哗然！其时文明新戏刚刚在上海拉开序幕，而全国的校园演剧尚处于一片暗夜之中，张伯苓为何能够独立翘出？即因他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认识到，要想救国图存，首要办好教育，从而启发民智、开启未来，“以教育之力量，使我中国现代化”。他考察日美，了解到戏剧的启蒙作用，于是把演剧当做改造社会的门径，用他的说法就是“练习演说，改良社会”。张伯芩改造社会的另一壮举是大力推动体育以健身强国，他因而成为中国的奥运先驱，点燃了中国人的奥运梦想。这些归结为一条：他抓住了现代教育的精髓，以培养和塑造新时代所需要的新型人才为根本。一位高瞻远瞩而以民族前途为己任的崇高教育家形象在我们心中竖立起来。
南开演剧的光大者则为张伯芩之弟张彭春。提到张彭春的名字，治戏剧史者无不知之，大约总会在早期的戏剧史料里见到他活跃的身影，通常知道他是南开演剧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也对梅兰芳的欧美之行给予过鼎力相助，然而问其所以然，多半又懵莫复知，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我便是其中的一个。但经过专门查阅史料以后，不免大吃一惊：张彭春竟然有着如此丰厚的戏剧积累、实践、造诣和贡献！置诸我们今天所知的早期话剧前驱之中，他竟然毫不逊色，甚至时有过之。请看他的恢弘简历：1910年以第十名的成绩考取清华第二届“庚款”留学生赴美，同榜录取的还有胡适、竺可桢、赵元任等71人。在耶鲁大学攻读教育学和哲学期间对戏剧产生极大兴趣，易卜生成了他最喜欢和崇拜的剧作家，对当时西方享有盛名的导演莱因哈特和戈登·克雷的舞台艺术也给予了充分关注。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深造，于1915年日本向北京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愤怒创作英语剧本《外侮》，胡适曾在日记中评论其作日：“结构甚精，而用心亦可取，不可谓非佳作。”次年获教育学与文学硕士学位后回天津，协助兄长发展南开教育，被推选为南开新剧团副团长，带来的第一件礼物就是导演他在美国创作的写实独幕剧《醒》，深受学生欢迎。演出第二天周恩来就在《校风》杂志上发表文章称赞该剧是“佳音佳景，两极妙矣”。《醒》剧的诞生比被称为第一部话剧作品的胡适《终身大事》(1919)早三年。胡适曾对之感叹：“吾读剧甚多，而未尝敢自为之，遂令仲述(张彭舂字)先我为之。”引入欧美话剧演出体制，建立正规编导制度，又陆续导排了自创剧本《一念差》、《新村正》等，后者在京、津引起知识界的强烈反响，誉之为“纯粹新剧”。同时改编和演出了多部世界名剧，如《巡按》(果戈理)、《娜拉》(易卜生)、《国民公敌》(易卜生)、《争强》(高尔斯华绥)、《财狂》(莫里哀)等，许多都是在国内首演，其排练及舞台方法，对中国话剧的正规化和艺术化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其导演工作比话剧史家称为“中国最早的导演”的洪深(1922年回国)要早六年。张彭春把南开新剧引领上了一条光明璀璨的大路，他自己则成为南开新剧的核心人物，在他的周围成长起周恩来、曹禺等一批有为青年，使南开新剧更加名闻遐迩。
周恩来如果不是走上政治道路，他的戏剧造诣绝非寻常。我们只看他对南开演剧的参与热情与深度即可见一斑。1914年11月17日南开学校成立新剧团，周恩来任布景部副部长。1915年周恩来参加演出新剧《一元钱》，饰演女主角孙慧娟获得成功。1916年演出《华娥传》，饰演女主角华娥以假乱真。直到1917年毕业，周恩来都是新剧团的中坚分子，经常与伉乃如在戏里配演夫妇，演过的重要女角还有《仇大娘》中的蕙娘、《千金全德》中的高桂英、《醒》中的冯君之妹等。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在重庆见到老校长张伯苓，开玩笑地说：“我对南开有意见……为什么总让我演女的。”至于前面提到他在《吾校新剧观》一文中显露的戏剧理论功底，出自一个中学生之手，则令人惊诧。周恩来一生重视和热爱文化工作，建国后担任总理，虽日理万机亦不忘关心舞台艺术。他1962年2月17日对即将赴广州参加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作家的讲话，鞭辟入里，内在当行，成为一个时期党的文艺方针的正确指针。他还于1964年创造了用时仅仅四个月即指导创作成功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文艺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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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承担南开题材图书编撰，燃起工作激情的时候，我们都会联想起《论语》里颜渊对老师孔子情发于衷的赞叹：“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即对老师的道德学问，抬头仰望，越看越觉得高，深入研习，越钻越觉得深。
借用这句话形容严修、张伯苓等南开先贤的道德学问，并不夸张。因为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南开是一本高扬爱国旗帜、教泽播传当今的大书。长期主政南开的张伯苓先生，则在办学实践中形成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成为世界知名的中国文化符号之一。
张伯苓先生办了一辈子教育，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达，他为打造南开教育品牌做了诸多开创性工作，给后人留下太多足资共享的文化资源。其中，多侧面、全方位地锻造学生的人格结构，让学生公能兼备、全面发展，恐怕是最有南开印记的教育成果了。
这就要说到话剧。在张伯苓先生看来，素质教育不能囿于课堂，学生求学不能读死书，凡是有利于锻造学生人格结构的文化形式，都可以纳入南开教育体系。南开不是从欧美移植来话剧吗，但注入了中国文化的内核，话剧就为南开育才报国所用了。
像这类提升中国近代教育的大手笔，传播滞后了。有人常对外来文化顶礼膜拜，其实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更令世人惊叹。北京奥运会让人们知道了“中国奥运第一人”张伯苓，时值南开话剧活动一百周年，应该认识“中国话剧先行者”张伯苓、张彭春。
这就是《中国话剧先行者张伯苓张彭春》的由来。此前，许多研究南开话剧的专家学者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问世。本书的编撰动机，是要让这些成果走出书斋，走向民间。因而，本书定位于传播张伯苓、张彭春业绩的文化读物，兼具史籍性、思辨性、可读性。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本书将所选文献和文章，按照总体评析、专家解读、师生回忆、相关史料四个板块归拢，分别冠以“青史正名”、“学人灼见”、“校园钩沉”、“新剧履痕”栏题，力求让内容脉络清晰，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本书编辑方式实行编撰结合，既选编已有的研究成果，又约请有关领导、专家学者撰写新稿，让新老作品在本书编辑思路下整合兼容，凸显看点。考虑到本书的编辑定位和读者对象，有些作者提及而与本书已选文章内容重复、篇幅稍长的论著未选，但在书中对刊发这类论著的书刊有所交代，有兴趣的读者可按图索骥，各取所需。
在史料把握上，本书力求凸显南开话剧的整体成就与地位，选取有代表性的人物，没搞面面俱到的人事平衡；在时间范围上，主要选辑1909年至1949年四十年的史料；在行为主体上，注重南开系列学校的“大南开”氛围，西南联大阶段也有涉及；在编辑体例上，因板块制宜，酌加作者简介或题解，“参考文献”统一附在全书末尾。
全书编撰工作，追求科学和谐，求同存异，如对同一史实发生时间、地点等表述差异，本书没有硬性划一，而是尊重原作，各抒己见，留有考证空间。而在编辑过程中对非本质意义的文字，则根据体例、语法、修辞的需要，适当润色完善。
值此《中国话剧先行者张伯苓张彭春》即将付梓之际，衷心感谢各界领导同志和作者的热诚支持。如果本书能为全社会认识和传播张伯苓教育思想，提升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到绵薄之力，我们就聊以自慰了。
“明年春色倍还人”。今年春天，温家宝总理引用唐代诗人杜审言的诗句，祝愿中国和世界都变得更好。我们想，这之中何尝不蕴涵着国人对于文化和教育事业的美好期待呢？
编者 2009年9月1日
先贤总是让我们经受震撼，因为他们书写了令后人敬畏的历史。
公元一千九百零九年，清末宣统元年。这年某日，天津城西北角文昌宫的一处宅院里，一个中年人领衔，正与几个年轻人演戏。他们演的是新剧，没有唱腔，只有对白，让在场的观众看得津津有味。
中年人名叫张伯苓，身份是私立南开中学堂监督(校长)，几个年轻人是他的学生。学堂监督居然带着学生做“戏子”，事情传出，舆论哗然，惊世骇俗，颇为不齿。然而，谁能想到，文昌宫的这一幕，开创了中国北方话剧的历史！
话剧，是从外国传到中国的新型剧种。按照中国话剧史的传统写法，中国话剧的滥觞，是1907年春柳社从日本移植到上海，并在南方流传开来。话剧史上没有记载的是，张伯芩、张彭春兄弟将话剧从欧美移植到天津，南开新剧团则是培育话剧活动的一方热土。
从在天津文昌宫迈出新剧第一步到今天，南开话剧活动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在这个让所有南开人引以为荣的日子即将到来的时候，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奉献出一份珍贵的文化礼物——《中国话剧先行者张伯苓张彭春》出版问世。
本书承载的文化使命，首先是想用确凿的事实，向更多的读者传递这样的信息：中国的话剧艺术，主要通过两条渠道输入，一是由春柳社从日本间接移植到上海，一是由南开新剧团从欧美直接移植到天津。两。条渠道的汇合，形成了中国早期的话剧艺术。也就是说，还原中国话剧史的本来面目，是本书编纂的直接出发点。
但是，本书的人文诉求没有止步于此，还有更深层的文化沉淀：张伯苓、张彭春先生，以及支持他们话剧实践的南开校董严修先生，本来都是办教育，旨在育才救国的，怎么都对话剧活动发生了兴趣？话剧活动在南开教育体系中究竟有着什么功用与位置？
读过张伯苓、张彭春先生的文章，读过南开师生的回忆，读过专家学者的解读，我们明白了：南开历来主张“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的素质教育，而话剧、体育都以其独特的文化属性，与课堂教育结缘，致成培养对象全面发展的人格结构。由此联想到时下某些背离素质教育的现象，自然凸显出研究张伯苓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有人说，教育是一条河，承载着运送人类穿越愚昧的急流，度过诱惑的险滩，奔向文明的汪洋的伟大使命。每个人从呱呱坠地，就开始接触各种形式和内容的教育。教育的神圣，不仅影响着个体生命的成长，更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
中国正处在改革与发展进程的关键时段。地球村里的所有竞争都归结到人才的竞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课题，比以往更加紧迫地呼唤和践行素质教育，培育出高素质的优秀人才。从话剧切题，谈教育思想，谋时代关注，这就是在纪念南开话剧活动一百周年的时候，本书诉诸的微言大义。
《中国话剧先行者张伯苓张彭春》将有关领导、专家学者关于南开话剧的研究成果和历史资料，整合为“青史正名”、“学人灼见”、“校园钩沉”、“新剧履痕”四个板块。衷心感谢各位作者的热诚支持，诸位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本书增色，这是一种智慧的生发与传递。
本书透过不同视角展示的生动文字，力图让读者感受到张伯苓教育思想的博大与深邃，感受到张彭春对于中国话剧发展的历史性贡献，进而发挥温故促新的传播效应。敬请方家、读者批评指正！
20世纪初，话剧艺术主要通过两条渠道传入中国，一是由春柳社从日本移植到上海，二是由南开新剧团从欧美移植到天津。两条渠道，汇合成中国早期的话剧艺术。但在相当一段时间，天津这条渠道被忽略，周恩来总理生前指出，写话剧史不能“重南轻北”。
2009年是南开话剧活动一百周年。为了纪念这个日子，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主持编纂了《中国话剧先行者张伯苓张彭春》。本书试图站在时代的高度，通过选辑专家学者的文章和研究成果，还原中国话剧史的本来面目，探讨话剧活动在南开教育理念中的功能与位置，呼唤践行素质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加紧培育高素质的优秀人才。
全书观点鲜明，资料翔实，融激情关注与理性思考于一体，让读者感受到研究张伯苓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具有温故促新的传播效应。
有人说，教育是一条河，承载着运送人类穿越愚昧的急流，度过诱惑的险滩，奔向文明的汪洋的伟大使命。每个人从呱呱坠地，就开始接触各种形式和内容的教育。教育的神圣，不仅影响着个体生命的成长，更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
本书将有关领导、专家学者关于南开话剧的研究成果和历史资料，整合为“青史正名”、“学人灼见”、“校园钩沉”、“新剧履痕”四个板块。衷心感谢各位作者的热诚支持，诸位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本书增色，这是一种智慧的生发与传递。书中透过不同视角展示的生动文字，力图让读者感受到张伯苓教育思想的博大与深邃，感受到张彭春对于中国话剧发展的历史性贡献，进而发挥温故促新的传播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