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是19世纪英国最伟大的作家,他的30多年的创作生涯为英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大卫·科波菲尔》是他的代表作,是他“最宠爱的孩子”。该书150多年来在全世界盛行不衰,一直深受世界文坛和广大读者的重视和欢迎,早在1908年,翻译家林纾和魏易就以《块肉余生记》为题,把它介绍给我国读者,成为最早传人我国的西欧古典名著之一。
作者通过本书主人公大卫·科波菲尔出生后的种种经历到自学成才,成为著名作家的生活道路,全面地描绘了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的广阔画卷,展现了当时各个不同阶层的人物形象,从而表达了作者本人的人生哲学和道德理想。
《大卫·科波菲尔》是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先驱作家狄更斯最重要的代表作,也是作家耗费心血最多、篇幅最长的一部半自传体著作,是他“最宠爱的孩子”。作品于1849年至1850年间分20个部分逐月发表,曾被列夫·托尔斯泰誉为“一切英国小说中最好的一部”,被英国作家毛姆评为“真正杰作文学书”,也是最早传人中国的西欧古典名著之一。
《大卫·科波菲尔》主人公大卫·科波菲尔是个遗腹子,母亲再婚后不久去世,成为孤儿的他历尽艰辛找到姨婆,在她的庇护下开始新的生活;后经过一系列的波折与努力,他成长为一名成功的作家,并获得了家庭的幸福。作品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且其中不少内容都带有自传的成分,如当童工、学速记、采访国会辩论、成为作家,等等,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但作者并不拘泥于临摹实际发生的事,而是充分发挥想象力,利用生活素材进行崭新的创造,堪称狄更斯亲身经历、观察所得和丰富想象的伟大结晶。
本书译者是国内享有盛誉的著名翻译家,译品质量一流,为各界公认,代表了该名著在我国的翻译水平和译者的创作水平。另外,文中配以和情节紧密相关的精美插图,与文字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读者全面,具象地理解世界文学名著的丰富内涵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实为不可多得的珍藏佳本。
第一章 来到人间
在我的这本传记中,作为主人公的到底是我呢,还是另有其人,在这些篇章中自当说个明白。为了要从我的出世来开始叙述我的一生,我得说,我出生在一个星期五的半夜十二点钟(别人这样告诉我,我也相信)。据说,那第一声钟声,正好跟我的第一声哭声同时响起。
看到我生在这样一个日子和这样一个时辰,照料我的保姆和左邻右舍几位见多识广的太太(早在没能跟我直接相识的前几个月,她们就对我备加关注了)便议论开了,说我这个人,第一,命中注定一辈子要倒霉;第二,有看见鬼魂的特异功能。她们相信,凡是不幸出生在星期五深更半夜的孩子,不论男女,都必定会有这两种天赋。
关于第一点,我用不着在这儿多说什么,因为那句预言结果是应验了呢,还是证明毫无根据,没有比我的经历更能说明问题的了。至于她们说的第二点,我只能说,要不是我早在襁褓之中就把这份家财给挥霍光了,那就是我还没继承到这份遗产呢。不过,现在我没能拥有这份财产,我丝毫也不抱怨;要是另外有什么人正享有它,我还衷心欢迎他把它守住哩。
我出生时带有一张头膜,为这张头膜,曾在报纸上登过广告,愿以十五几尼的低价出售。是当时航海的人囊中羞涩,还是缺乏信念而宁愿要软木救生衣,这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只有一个人愿意出价购买,这是个做期票证券交易的经纪人,他只肯出两镑现金,其余的都以雪利酒折价支付。即使保证他不会淹死,他也怎么都不肯加一点儿价。结果只好把广告撤回,白白损失了广告费——至于说到雪利酒,当时我那可怜的亲爱的母亲,自己也有一批这样的酒正在市上求售哩——十年以后,这张头膜在我的家乡以抽彩的方式售出,参加抽彩的共五十人,每人出半克朗,中彩的出五先令。抽彩时,我自己也在场,而且我记得,当时眼看我自己身上的一部分以这种方式在出售,心里觉得很不是味儿,感到很难堪。我还记得,抽到这个头膜的是一位提着个小提篮的老太太,她老大不情愿地从篮子里掏出了那规定的五先令,全是半便士的辅币,结果还少给了两个半便士——虽然花了不少时间,费了很大的劲算给她听,可是毫无作用,怎么也没能使她明白这一点。后来她倒是真的没有淹死,而且活到九十二岁高龄,光光彩彩地寿终正寝。这件事,作为奇闻在我们那一带长期流传。不过据我了解,这位老太太直到死都一直十分骄傲地夸口说,除了过桥外,她这辈子从来没有到过水上。而且每当她喝茶的时候(她很爱喝茶),老是愤愤地说,那班海员之类的人实在邪恶,竟敢放肆地到全世界去“闯荡”。你对她说,有些常用的好物品,茶大概也包括在内,就是在她所反对的这种“闯荡”中得来的,可是毫无用处。她总是更加坚决、更加理直气壮地回答你说:“我们不应该去闯荡。”
现在,我自己也不要再“闯荡”了,还是言归正传,接着讲我自己出生的事吧。
我出生在萨福克郡的布兰德斯通,或者如苏格兰人说的“在那一带”。我是一个遗腹子。当我睁开眼睛看到这个世界时,我的父亲已经闭上眼睛,看不到这个世界有六个月了。一想到他竟会从来没有见过我,即便是现在,我也觉得有点儿奇怪。至于儿时看到教堂墓地里我父亲的白色墓碑,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所引起的种种联想,以及当我们的小客厅中亮着温暖的炉火和明亮的烛光时,我们家的门窗却紧锁着,把父亲的坟关在门外(有时我觉得这太残忍了),让他独自待在那寒夜之中,这引起我无限的同情。这一切,现在朦朦胧胧地回忆起来,更加使我感到奇怪。
我父亲有一位姨母,因而也就是我的姨婆了(关于她,过会儿我还有更多的话要说),她是我们家的大人物。她叫特洛伍德小姐,我母亲却总把她叫做贝特西小姐,不过,这只是在我那可怜的母亲克服了对这位可怕人物的畏惧之心后敢于提到她时(这种时候不常见),才这样叫她。我这位姨婆曾嫁过一个比她年轻的丈夫,他长得很英俊,但他并不像古训“行为美才是美”所说的那样——因为他大有打过贝特西小姐的嫌疑。有一次,为了生活费用上的事两人发生争论,他甚至粗鲁狠心地要把她扔出三楼窗口。这些脾气上互不相投的事实,使得贝特西小姐决定给他一笔钱,经双方同意,两下分居。然后他就带着他的钱到印度去了。据我们家里一种荒诞的传闻,有一次有人曾看到他跟一只狒狒一起骑在一头大象上。不过我认为,跟他一起骑在大象上的一定是位绅士,要不就是一位贵妇。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他走后不到十年,从印度传来消息说,他已经去世了。我姨婆听到这个消息后有什么感觉,没有人知道。因为他们两人分居之后,她立即恢复了做姑娘时的姓,在很远的一个海边的小村子里买了一座小屋,带了一个仆人,在那儿过起独身生活来;大家都知道,打那以后,她决心不问世事,一直过着隐居生活。
我相信,我父亲曾经是她所宠爱的人,可是他的婚事把她给深深地得罪了,原因是她认为我母亲是个“蜡娃娃”。她从来没有见过我母亲,不过她知道她还不满二十岁。我父亲和贝特西小姐从此再没有见过面。父亲结婚时,年龄比我母亲大一倍,而且身子骨儿也不大好。结婚后一年,他就去世了。如我前面所说,这是在我出世前六个月。
这就是那个多事而重要的星期五下午(要是我可以冒昧地这样说的话)的情况。因此我不能肯定地说,当时我就知道事情会怎么样,也不能说我对后面发生的事情,是全凭自己的亲眼目睹而追记的。
那天下午,我母亲正坐在壁炉前,身体虚弱,精神萎靡,两眼含泪望着炉火,为自己,也为那没有父亲、尚未见面的小孩儿,抱着深为绝望的心情。虽然楼上抽屉里早已准备好几罗预言针,欢迎他到这个对他的光临丝毫也不激动的世界上来。我刚才说了,在那个晴朗有风的三月下午,我的母亲正坐在壁炉前,提心吊胆,悲苦重重,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渡过面前的难关。就在她擦干眼泪,抬头望着对面的窗子时,忽然看到有一个陌生的女人往庭园里走来。
我母亲又朝那女人看了一眼,她确信地预感到,这人准是贝特西小姐。这时,落日的余晖正照射在那陌生女人的身上,洒满庭园的篱笆。她径直朝屋门走来,这种凌厉笔挺的姿势和从容不迫的精神,别的人是不可能有的。
当她走到屋门前时,她的行为再一次证明来的正是她。因为我父亲曾经多次说起,说我姨婆的行为举止,跟常人颇不相同。这时,她不像常人那样来拉门铃,而是走到我母亲看着的那扇窗子跟前,往屋子里张望,把自己的鼻尖使劲贴到玻璃上……以致我那可怜的母亲后来还经常说起,说她的鼻子一下子就变得又平又白了。
她这一来使我母亲大吃一惊,因此我一直确信,我之所以会在星期五出世,完全是得益于贝特西小姐。
我母亲惊慌得连忙离开椅子,躲到椅子后面的一个角落里。贝特西小姐怀着探询的神情,缓缓地扫视着整个房间,她移动着目光,从房间的一头开始,像荷兰钟上撒拉森人的头像似的,直到把目光落到我母亲身上。然后她像惯于支使人的人那样,朝我母亲皱了皱眉头,做了个手势,叫她去开门。母亲去开了门。
“我想,你就是大卫·科波菲尔太太吧?”贝特西小姐说。她的“想”字加重了语气,大概是因为我母亲身上的丧服和她的生理状态的缘故。
“是的。”我母亲有气无力地回答。
“有一个特洛伍德小姐,”来客说道,“我想你听说过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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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书的原序中曾说过,本书脱稿之初,我的心情正非常激动,因此,若想和本书保持足够的距离,以撰写这篇正式序言似所必要的平静来谈论这部作品,我觉得并非易事。我对本书的兴趣是印象犹新,如此强烈;我对它的心情是喜悲参半——喜的是一个长期的构思终于竣工完成,悲的是这么多的伴侣就此离我而去——因此,我大有以个人心事和一己感情令读者生厌的危险。
此外,关于这个故事,凡是我所能说的任何有关的话,我都尽我所能在书中说了。
若要让读者知道,在两年的想象活动结束之时,这支笔是何等忧伤地搁下的;或者,一个作家和他头脑中想象出来的一群人物诀别时,会怎样使他感到如同把自身的一部分发落到阴间冥府似的,这对读者来说,也许是无关紧要的吧。然而,我又没有别的可以奉告了,说实在的,除非要我坦白承认,说从来没有人在读这本书时,比我写它时,更相信它的真实性了。不过这话也许更无关宏旨。
上面这些坦白之言,现在看来,都是真情实话。因此,我对读者诸君,只需再说一句肺腑之言就足够了。在我所有的作品中,我最爱的是这一部。人们不难相信,对于我想象中产生的每个孩子,我是个溺爱的父母,从来没有人像我这样深爱着他们。不过,正如许多溺爱子女的父母一样,在我内心的最深处,我有一个最宠爱的孩子。他的名字就叫《大卫·科波菲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