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等编著的《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对晚清名臣李鸿章从发迹到去世的重要奏折与信函进行了独到的解读，从中可以看出李鸿章由幕僚到封疆大吏到晚清重臣的发迹轨迹，也可以看出晚清帝国逐步崩溃的全过程。李鸿章的官场心机、政治手段，尤其是其向“中央”打报告功夫堪称一绝。可以这么说，凡是有上下级关系存在的地方，本书都值得反复研读和收藏。

雷颐等编著的《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从李鸿章一生的重要奏折和信函切入，从“为官”、“外交”和“洋务”三个方面考察了李氏一生的为人和事功；既有对其官场老谋深算和打报告艺术的精微探析，更有对衰世忠臣在大变动时代里努力有所作为、又终不能有所大为的无奈与凄凉的同情与感叹，同时那个时代的政治与社会现况，在《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中也有深刻的反映。

自序　奏折里的历史世界

为官：大臣何以成为大臣

从曾氏门生到方面大员——改变命运的关键一步

做官须用自己人——空降巡抚的用人之道

该抗旨时就抗旨

升任两江总督——李、曾的政治命运初现端倪

首次严重政治危机

该敷衍时且敷衍——从吴棠案看李氏的做官经

痞子手段与曾李政治命运——接近权力中枢的关键一跃

第一总督——妥处与“老首长”关系

晚清时局中的曾李关系

出国欧游

维新变法中的李鸿章

老臣厄运与再起

外交：一生秋风糊裱匠

1861：朝廷的新国策——从“仇夷”到“联夷制乱”

巡抚曾经心狠手辣——杀降事件和戈登辞赏

“常胜军”的终结

太平天国洋兄弟之死

从理藩到外交——外交对清政府的重大意义

近代中日外交的开端——中日外交一

台湾事端初次交锋——中日外交二

一次难得的强硬外交——保护秘鲁华工案

马嘉理案：中国边疆危机的大爆发

马嘉理案的“威八条”——弱国外交家的两难处境

中国宗藩体系的崩塌之琉球——中日外交三

中国宗藩体系的崩塌之朝鲜——中日外交四

中国边疆危机之新疆——中俄外交

中国宗藩体系的崩塌之越南——中法外交

洋务：被打出来的近代化

亦开风气之先——请设上海广方言馆

“发威马齐”：中国军队的近代化

“阿思本舰队”事件——中国的近代海军梦

穷则变，变则通——李鸿章洋务思想述评一

从求强到求富——李鸿章洋务思想述评二

开天辟地第一页

后发国家的困境——李鸿章洋务思想述评三

在洋商与华商之间——李鸿章洋务思想述评四

“戴红帽”企业的困境

电报与“忠”“孝”

铁路贵姓——晚清建造铁路的大争论

挨打之后的进步：海军建设

遇到红灯绕道走：近代铁路海军造

备忘：晚清政局中的象征性事件

曾李联手：“地方”派的崛起

最高的文化接轨——跪拜礼仪之争

一桩官场丑闻：大工程里好赚钱

海防塞防战略大讨论

外交史上的荒唐一页——郭嵩焘刘锡鸿之争

太后嘴上的传统

莫道昆明池水浅，原来是为练海军

臣子都是替罪羊

附录　李鸿章大事简表

1862年初，由于曾国荃昧于近代中国的历史大势、执意要夺得攻克“天京”的头功，因而拒不接受其兄要他率兵缓解被太平军围困的上海之命，李鸿章得以离开曾国藩回乡组建“淮军”援沪，稍后被任命为江苏巡抚。由此，他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宦海生涯，最终成为晚清“第一重臣”。

用今天的话说，他是“空降”当官的。面对当时混乱腐朽的江苏官场，他用种种方法、种种机会大力整顿，任命廉洁、开明、能干的郭嵩焘、冯桂芬等一干人马在关键岗位取代原来官员。事实证明，他看人眼光确实老辣，所选得当，郭、冯不仅成为他的得力帮手，后来也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值得纪念的重要人物。

为官既要做事，又要自保。有些官员敢于做事，但疏于自保，结果“成就”有限；更多的官员则是精于自保，而不敢或不愿做事。在新旧交替、社会深刻变化的时代，更需要官员敢于创新“做大事”；但这种矛盾交织、新旧冲突剧烈的时代，

“做事者”往往更易受到种种强烈的抨击和指责，更难自保。而李鸿章则是既敢于任事、开创新事业，又精于自保，擅于经营自己的势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他才能在云谲波诡的时代成为朝廷不得不深倚的重臣。从新官上任大力整顿地方起到后来大办洋务、权倾一时，李鸿章经常受到各种指责、抨击，有时甚至“弹章蜂起”，但他大都能想方设法、有惊无险地度过一次次政治危机。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是在晚年甲午大败之后他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朝廷正好让他成为“替罪羊”而实际剥夺了他的一切职务；在随后的“维新变法”中，他因同情维新派而在年近八十高龄之际、在隆冬腊月被慈禧严命去黄河人海口“勘河”。他深明守时待变之道，不辱使命，兢兢业业完成勘河任务，同时又静观局变，抓住时机，终于东山再起，又被任命为两广总督。

在紧接而来至为惨烈的“庚子巨变”之中，他又被委以与列强议和、挽救清王朝的重任。此时此刻，一个腐朽透顶的王朝的存亡几乎系其一身，责任与权势之大，均为空前。他颇以此得意自豪，然而对他而言，这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从曾氏门生到方面大员

——改变命运的关键一步

初到上海覆陈防剿事宜折

同治元年四月十八日（1862年5月16日）

奏为钦奉叠次谕旨，恭折覆陈，仰祈圣鉴事。

窃同治元年四月十二日，准通商大臣薛焕咨开承准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三月二十七日奉上谕：本日已明降谕旨，令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松沪兵勇众多，而纪律不明，于剿匪未能得力。即著将各兵勇详加简阅，汰去老弱，挑选精锐，遴派得力将弁管带，以资防剿。李鸿章务当体察洋人之性，设法笼络。上海洋枪队颇资得力，外国人时常夸耀其力。该署抚不妨多为教演，以鼓舞洋人。至华尔等名利兼图，亦当遇事牢笼，毋惜小费。

镇江一城为大江南北关键，地属紧要。前据曾国藩奏称，该处系进兵形胜之区，拟令该署抚带兵前往驻扎，为规复各城之计。现在扬防万分吃紧，都兴阿之军不敷分布。如该署抚能扎镇城，则大江南北均资联络。该署抚既膺疆寄，苏省之地均所管辖。如将上海事宜布置稍定，可以分身赴镇。其赴沪各营应留上海若干之处，均著酌量办理。再据毛鸿宾奏，臬司陈士－杰请在籍养亲，已明降谕旨，准其开缺。江苏按察使以刘郇膏署理矣。刘郇膏深得民心，叠经中外保奏，并著曾国藩、李鸿章察看。如该员于军务可期得力，则李鸿章往镇江后，所有上海军务即可责成该员接办。倘该员不能驾驭楚军，即著该署抚另简得力之员管带，并将上海附近失陷各城，会同洋人相机进兵，节节攻复，以顾饷源，并为将来夹攻之计。等因。钦此。

又承准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三月二十八日奉上谕：昨据曾国藩奏李鸿章到沪布置粗定，仍亲赴镇江察看情形，分兵防守。所统水师即由梁山贼营冲过以达于镇。已谕令都兴阿分饬各路将弁严密驻守，一俟李鸿章回镇后，即饬各军会同剿洗。李鸿章身膺疆寄，大江南北均归统辖，务当与都兴阿和衷共济，以期水陆夹攻，将鼠踞扬属逆氛克期扫荡，方为不负委任。等因。钦此。

又四月十三日，准薛焕咨开承准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四月初二日奉上谕：据吴棠奏，发逆窜扑扬城，都兴阿兵勇未满两万，贼众兵单，情形万紧。现在逆匪蔓延至扬城北路司徒庙等处，请饬水陆兵分道接应等语。李鸿章所部兵勇，前据曾国藩奏称分三起下驶，业经谕令该署抚将上海事宜布置稍定，带兵驻扎镇江，俾都兴阿得资联络。现在扬防吃紧，恐难旷日待援。著李鸿章即令后起赴防兵勇，于行抵瓜、仪时，先其所急，会合都兴阿之军迅将扑扬逆匪奋力剿击，毋误事机。倘李鸿章能先赴镇江一带相机应援，尤属妥善。等因。钦此。P3－6

奏折里的历史世界

奏折是高级官员给朝廷的“工作报告”、请示和建议，稍稍重要之事，臣属都要向朝廷“汇报请示”。然而，皇帝每日要披阅大量奏折，所以奏折不能太长，或者说要尽可能短。但所奏之事又多数都是国家、地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大事，其中不少又与上折者个人利益甚至身家性命息息相关，如何以最少的文字陈明原委、说透道理，委实不易。可以说，奏折中的每一个字都十分珍贵，都不能“浪费”，端的是“一字千金”。如何写奏折、广而言之下级如何向上级“打报告”，确实大有学问。

例如，同治元年正月初十，即1862年2月上旬，两江总督曾国藩上了一道《参翁同书片》，指责曾任安徽巡抚的翁同书对曾参与地方镇压捻军、但后来又割据一方抗清的苗沛霖处理不当、弃城而逃、谎报军情等数条罪状，要求朝廷严惩。

此折一上，朝野震动。因为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曾入值上书房达二十余年，咸丰皇帝、恭亲王等道光帝的几位皇子都是他的学生，历任工部、吏部尚书；翁同书的两个弟弟翁同爵、翁同龢也是大名鼎鼎。翁家权位如此之高，竟有人斗胆敢“参他一本”，焉能不朝野震动？

以翁家权位如此之高，要参奏翁同书，曾国藩也不能不格外慎重，所以要自己的几位幕僚各起草一份备选。在几份稿本中，他独独选中了此时还是他的私人幕僚的李鸿章（字少荃，1823—1901）之稿。事实证明曾国藩所选不错，如此重要之折，李鸿章只以区区不到六百字便将事情“搞定”，迫使本来有心回护翁同书的朝廷只得“比照统兵将帅守备不设，为贼与掩袭，以致失陷城寨者斩监候律，拟斩监候”。

曾国藩研究专家唐浩明先生认为，此折表明李鸿章写折的本领比其师曾国藩“还要辣”。据说曾国藩曾经赞赏李鸿章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竞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因此，曾国藩在军情紧急之中要李回乡组建“淮军”援沪、使其得以开始经营自己的政治、军事力量。就在李为曾写了《参翁同书片》几个月后，曾又推举李为举足轻重的江苏巡抚。早想建功立业却屡受挫败因而大发“昨梦封侯今已非”之叹、以“书剑飘零旧酒徒”自嘲、在无奈之中托人介绍才加人曾国藩幕府的李鸿章，终于志得意满，从“替别人”写折变成“为自己”写折，其一生事业，便由此“隆隆直上”。

从一介书生到“晚清第一重臣”，其中有大动荡时代特有的风云际会，更有李鸿章本人的通权达变、审时度势。这种历史风云与老谋深算，当然也反映在他给朝廷的奏折中。

从1862年任江苏巡抚到1901年去世，四十年来李鸿章一直位高权重，自然上了大量奏折。他的精于权谋与“写折子”的本事，在其奏折中反映得淋漓尽致。在不少有关国家大政及一些与他本人利益相关的事情上，他与朝廷的主张并不一致，但多数情况下，他却都能迂回曲折达到目的，并在奏折中列举种种理由说服朝廷，使其不能不或不得不接受自己的主张。

更重要的是，由于参与大量国家、地方政务与机要，李鸿章的奏折内容自然涉及方方面面，透露出晚清政治、社会、经济的重要信息。仅从本书所评点的奏折中，即可看出：清政府在1861年其“基本国策”如何发生重大变化，使其“死里逃生”，又赢得几十年时间；他怎样以自己十分得意的“痞子手段”控制洋人的“常胜军”、使其为己所用镇压太平军却又不致尾大不掉、失去控制，利用与控制之间反映出清政府与列强间的复杂关系；他在对外交涉中的是是非非，既有据理力争，更有忍让妥协；他怎样冲破重重阻力，“遇到红灯绕道走”想方设法修铁路、架电线、造轮船、派留学生直至支持“商办”企业，艰难推进洋务运动；曾、李在与朝廷的博弈中为了地方、自己利益彼此的私下商议、协调与呼应，表明了地方势力在晚清的崛起；晚清政治的腐败，统治者的颟顸无知，奏函中更是反映得淋漓尽致……

奏折当然全是冠冕堂皇的文字，对奏折的点评、研究，除了分析其写作行文的“技巧”外，更有意义的是要透过奏折的“文本”分析隐藏其后的具奏者的真实意图、见识、水平甚至其脾性才情，分析它的时代、社会背景与意义。所以，“奏折中的历史”往往比只有“结果”而缺乏“过程”的“史册中的历史”更加生动、丰富，给人的历史感受更加深刻。与奏折相比，信件通常更少修饰。如果说奏折更多“台面”上的东西，信函则更多“台下”的活动，写信人的思想、真实意图往往表现得更加直接，是了解历史人物及其时代、社会背景的另一个重要渠道。因此，本书也对李鸿章给曾国藩、总理衙门、海军衙门的一些重要信函作了分析点评。目的依然是期望通过“奏”“函”两相对照，人们能对其人其事，对衰世忠臣在大变动时代依然竭力挣扎、力图维持一个一直在风雨飘摇中的腐朽政权的那种无奈心境与悲凉命运，对那个时代的政治、社会状况的了解更加深刻、详细、生动。

李鸿章死后，梁启超写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他的“才”、“识”、“遇”，其实也就是他“个人”与那个激烈动荡的时代、与那个江河日下的王朝的关系，这些，也生动地反映在他的奏函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