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汉族汉帝国大风一曲汉宫秋，汉字汉学汉文化流韵五洲汉乐府。

本书作者以宏大浩荡的气魄，充满激情的笔墨，刻画了一大批个性鲜明、呼之欲出的历史人物，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巨幅历史画卷，记录了大汉帝国的兴亡沧桑和为中国留下深刻烙印的辉煌的大汉文化。并以悲悯之情怀，展示在巨大的历史波涛中上至王侯将相，下至万千庶民所表现的欲望、激情、壮怀、勇力等诸种真实的人性。

《大汉帝国》，是“中华帝国丛书”之第二部。

《大汉帝国》记录了大汉帝国两百多年的跌宕精彩的生命历程，从残酷壮烈的楚汉战争中高祖创建帝国，到文景之治的励精图治步入繁荣，然后是奋发飞扬的帝国鼎盛期武帝之世，最后帝国轰然灭亡于新莽。

作者以宏大浩荡的气魄，充满激情的笔墨，刻画了一大批个性鲜明、呼之欲出的历史人物，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巨幅历史画卷，记录了大汉帝国的兴亡沧桑和为中国留下深刻烙印的辉煌的大汉文化。并以悲悯之情怀，展示在巨大的历史波涛中上至王侯将相，下至万千庶民所表现的欲望、激情、壮怀、勇力等诸种真实的人性。

作者人生经历丰富，思想深刻，文笔老到而充满激情，这使本书超然于当今那些言之无物而又故弄玄虚的所谓畅销历史作品之上，具有独特的阅读欣赏价值。

致读者

引言 中华大一统的范式

 从“汉”这个字的古今义说起

 帝国风范：巍巍大汉，垂范后世

 站在丝绸之路上看当时世界

第一章 历史走到了岔路口

 分封才罢，纷争又起

 刘邦找到了一个讨伐项羽的好题目

 从彭城到荥阳：胜利和失败都是考验

第二章 楚河汉界：中原大地摆出了一局棋

 黄河南北：两个战场，两种景观

 风云突变，汉、楚、齐玩起了走马灯

 差点提前推出一部《三国演义》

 乌江悲歌：“时不利兮”“天亡我”！

第三章 布衣刘邦当上了大汉开国皇帝

 诞生于“汜水之阳”的大汉帝国

 刘邦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帝国的一块心病：匈奴问题

 异姓诸王接连演出了人生悲剧

 慷慨歌《大风》，惶恐说“安刘”

第四章 吕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称制的女性

 当了皇帝依旧保持着寻常人情的刘盈

 吕后称制：学黄老之术，行无为之治

 且看史称“刚毅”的吕后如何“以吕代刘”

 一场“灭吕安刘”的政变在悄然行动中

第五章 被史家称为德政标本的文景之治

 “蜜月”与“蜜月”终结后的较量

 司马迁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

 七国之乱：朝廷与诸侯王的一场大决战

 帝国“接班人”问题的困扰与突围

第六章 为帝国开创鼎盛时代的汉武大帝

 寻找一种理论，“以激活汉魂，永固汉统”

 中国翻开了一部独尊儒术的历史

 让整个帝国犹如一己之身动作起来（上）

 让整个帝国犹如一己之身动作起来（下）

第七章 高帝遗愿的实现：终得猛士守四方——汉武大帝之章续

 从马邑挫败中奋起，向大漠进击再进击！

 将征战扩展到南“东，西诸边

 得不偿失的最后三次北伐之战

 丝绸之路：一条用双脚走出来的国际通道

第八章 从天国降到人问，从理想回到现实——汉武大帝之章再续

 汉家天子终于获得了上天“授命”

 帝国之忧：总也填不满的财政大窟窿

 多情又多事的后宫与东宫

 从颁发“罪己诏”到临终托孤

第九章 日中则昃：帝国从中兴到衰亡

 昭宣中兴：从强力兴作到与民休息的“软着陆”

 班固说：“汉世衰于元、成，坏于哀、平”

 成帝：一个受制于外戚的风流皇帝

 哀帝：《谥法解》说：“恭仁短折日哀”

 王莽：体制内部生成的帝国掘墓人

结语 历史需要在蝉蜕龙变中获得复兴

 “三七之厄”与古人对兴亡之道的探究

 渐台悲剧留给后人的思考题

 从班彪评论看新末历史走向

 汉王国和汉帝国大事年表

后记

汉王元年（公元前206年）十二月，冠山带河的关中大地，已被冬神装点成了冰雪世界。

那场冲天大火就是在这拿隆冬季节的一个傍晚突然从龙首原那边蹿起来的。滚动着团团浓烟，挟带着猛烈的爆裂声。这个被称外为“金城千里”的大秦帝国京都咸阳（今陕西成阳东北），自商鞅变法起，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极顶繁荣后，此刻已大半陷入火海，雄伟壮丽的咸阳宫及其建筑群，连同据说规模更加宏大但尚未完成的阿房宫，全都行将灰飞烟灭。

大火是由战争的胜利者一手制造的。

这个人是谁？

他就是我在《大秦帝国》末章写到过的、因取得巨鹿大战的辉煌胜利而被公认为反秦大军统帅的项羽。

叫项羽，在中国几乎妇孺皆知。

但其实他姓项，名籍，字羽，按照通常习惯应叫项籍。

不过叫项籍，一万个人当中也难得有一两个知道。在古代，称对方字是一种礼节，表示尊敬。所以叫项羽是敬重的表示。

那么叫项羽而不叫项籍这个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习惯是怎么形成的呢？追溯起来，我以为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了那篇流传千古的《项羽本纪》的缘故。后来班固写《汉书》想把这个习惯改过来，作《项籍传》。但是《项羽本纪》实在写得太精彩了，几乎所有中国人还是喜欢跟着司马迁叫项羽，不肯跟着班固叫项籍。

此时这个叫项羽的人，还在命令他的士卒以饱蘸重油的火把乱箭似地掷向那连绵起伏的宫殿群，以扩大火势。如果要揣摩一下他的心理，那么下面的估计大致不会错：七分报复，三分炫耀。报复当年他的祖国楚怀王遭秦囚禁，祖父项燕、叔父项梁为秦军所杀（分别见《大秦帝国》三章三节、六章四节、十章二节）的累世深仇；炫耀掌握在他一人之手的那种已强大到无可匹敌的武装力量。凭借着由这种武装力量支撑起来的绝对权力，他可以为所欲为。他放这把火，就是这种绝对权力的一次使用。

只是项羽不可能想到，他点燃的这场大火，正在焚毁着的不仅是秦帝国的难以数计的楼阁宫殿，还有它所代表的一种制度，一个时代。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这场大火冲天而起时，中国历史的走向突然被切断了，出现在它面前的是一个岔路口。历史固然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有时却也会出现奇迹，它的走向竟会决定于某个人手中的马鞭子：它指向东，没有人敢向西。反之亦然。这样的历史奇迹尽管不可能常见，却也并非绝无仅有。譬如当年原先也只是罗马“三头同盟”之一的恺撒，后来在他相继征服高卢、入侵不列颠、平定法纳西斯反抗以后，而其余两巨头又已先后战死，其残部也被肃清，这样当恺撒作为大统帅凯旋回到罗马时，他那条马鞭子的指向就成了罗马帝国未来的走向。如今，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个生于下相（今江苏宿迁西南）、长于吴中（泛指今太湖流域地区）、年方二十六岁、即将自封为西楚霸王的江东男儿，也具备了担当这样一个历史角色的资格。现在且让我们来看一看——

项羽手中的马鞭子将指向何方

但是……看不到。

这位手持长剑、高高矗立在乌骓马上的年轻的统帅，此时似乎根本还没有把什么历史走向的事放在心上。他正在忘情地欣赏着自己制造的这场大火。熊熊的火光映照着他那钢浇铁铸般的脸膛，和那双据说像虞舜一样有两个瞳人的眼睛。许久过后，忽然爆发出一阵冲天大笑，随即勒转马头，率领着他麾下的四十万大军，满载着抢掠到的财宝、美女，撤离咸阳城，人呼马啸，浩荡东行。谁也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又去干什么。约莫行走了数十里，已是当日黄昏，来到一个叫戏的地方，他又突然下令安营扎寨，驻留了下来。  戏，在今陕西临潼东北戏水西岸，有戏亭，传为周幽王举火炬召诸侯以取悦他的爱妃褒姒处。一说亭为地方基层行政单位，秦设，相等于汉时乡的建置。

原来一个多月前，项羽挟着巨鹿大捷的威风一路浩荡西来，入关后就曾经在戏这个地方驻扎过一段时间。这回到咸阳城里烧、杀、抢这么兜了一大圈，又出人意料地回到了这个老地方。项羽的这一行动实在让人捉摸不透：按说作为胜利者的统帅，他完全可以像秦始皇那样做个天下共主，或者至少大摇大摆住进咸阳宫去耀武扬威一番；可他偏偏既不愿做皇帝，也不肯住皇宫，还硬是一把火把它烧了，又回到了这个简陋的小乡村。他究竟想干什么呢？

项羽刚在营帐坐定，就有个叫韩生的人来对他说：关中地方形势险要，土地富庶，大将军理应在此成就王霸之业，为什么反要离开呢？项羽这个身长八尺二寸、力能扛鼎的反秦大军统帅，这时突然憨态可掬地一笑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史记》本纪）

照此说来，项羽心里藏着一个故土情结：如今我大富大贵了，就得回故乡去在父老面前风光风光，要不就像穿着漂亮衣服走夜路，谁看得到！

事后韩生对人说：有人说，那个楚国人像猴子戴了顶人的帽子，徒有其表，终究成不了大事。今天我找他谈了一次话，果然如此！

有人把这话向项羽作了禀报，这位即将自封为霸王的义军统帅立刻暴露出极其残忍的一面：竟将韩生抛入油锅，活活烹杀！

关于项羽这一连串有违常情的举动的心理动因，史书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后人只好猜测，却永远无法确切得知。

从后来的结果看，项羽在戏停留的时间很短，他在这里只做成了一件事：称霸诸侯，即封诸路英雄为王，封自己为凌驾于诸王之上的西楚霸王，然后威风八面地返还他的故乡楚地。

两年前，得到多数反秦英雄承认的楚怀王，曾与诸将相约：谁先入定“关中”，谁就可以做王。

两年后的此时，尽管先入关中的是刘邦，但在击垮赢秦具有决定意义的巨鹿大捷的辉煌光照下，项羽成了包括刘邦在内的各路反秦英雄都不得不承认的统帅，无论从实力、从功绩他都拥有绝对优势。只要他想做便可做成任何一件事，诸路反秦英雄谁也不敢再说一个不字。

在周秦或秦汉之际，究竟是实行诸封国相对独立的帝王封建制好，还是实行大一统的帝王集权制好，学术界曾经有过长期争论，有的贬斥实行封建制为“倒退”，有的则指责实行集权制必然导致暴政。这属于专门学术问题，我们姑且置之勿论。这里只说一点：在当时项羽作为一个被时代推出来的决定历史走向的执行人，他可以有两种选择：或像秦始皇那样的集权专制，或像周天子那样的封建制度。他选择了后者，并预定自己为霸主。

为什么是这样一种选择？

我们试着来追寻一下项羽的心理轨迹。

项氏世代为楚将，功勋卓著，封于项（今河南沈丘），以封地为姓氏。史书没有提到项羽的父母，他很可能是由叔父项梁教养成长的。可这个小侄子却似乎学什么都缺少恒心先学识字，还没有学成就丢到一旁了；又去学剑，也没有学成就再也提不起兴趣来，索性什么也不想再学。项梁怒而责之，项羽却偏有他的歪理，你听他的口气：学识字，只要能写自己姓名就行！剑嘛，只能对抗一个人，不值得多学。要学，就要学如何打败成千上万人的本领！于是项梁就又让他学兵法。项羽高兴得不得了，不过总是只学个大概，不肯耐心学完整个学业。

项羽二十二岁那年，随叔父出游浙江，恰好遇上南巡的秦始皇在渡江，看到那个威风凛凛的秦始皇和那支宏大的仪仗队时，脱口说了一句“彼可取而代也！”（《史记》本纪》）项梁赶紧去堵他的嘴，悄声警告：别乱说，那可是要满门抄斩的啊！

项羽想取秦始皇而代之，这说明他也很想当皇帝。但他现在却选择只做西楚霸王。这或许可以这样来解释：项羽不是对帝位一点没有动过心，只是觉得眼前条件还不具备，而他更急于想做的是称霸诸侯，衣锦还乡。

项羽是楚国将门之后。春秋时期楚国曾是五霸之一，不断兼小并弱，将它的疆域从原来的今湖北荆山一带扩展到今长江中游。那段辉煌历史代代相传，想必项羽从童年时代起就留有极深刻的印象。但楚国后来却被秦始皇灭掉了，而且灭得那样惨烈。特别让项羽永远无法忘记的是，作为抗秦主将的祖父项燕战斗到最后一息时那挥剑自刎的悲壮一幕。因而项羽一开始跟随叔父项梁一起反秦，燃烧在胸口的就是一股复仇的烈焰，发誓要攻灭曾经灭掉过楚的秦，这个目的既已达到，现在他最先想做的事便是承续楚国伟业，再度称霸诸侯。

当时楚怀王名义上还是各路义军都承认的首领，项羽就派人先去听听他的意见。

秦汉之际楚怀王有老、小两个。老怀王在战国末期曾遭秦囚禁并死于秦，此事当时不仅引起楚人的怜惜和悲痛，列国也因此同情楚而不再信任秦。（《史记·楚世家》原文“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诸侯由是不直秦。”）现在的这个小怀王，姓芈（mǐ），名熊心，是老怀王的孙子，秦灭楚后，流落在民间当了放羊娃。后来项梁拉起队伍反秦，就把熊心从乡下找来给了他一个“楚怀王”的名号，挂出这块老招牌，意在充分利用已在中原地区积聚了数十年的反秦情绪。楚怀王出身虽是羊倌，做事却颇有定见。他回答项羽派去的人说“如约。”也就是说照原来的约定办，那就得封先入关的刘邦为关中王。关中之地在当时被视为帝王之基。刘邦倘若当上关中王，就很可能会以天下共主自居，项羽自然绝不会答应。项羽反对“如约”似乎也有道理。因为在他看来，怀王那个约定是单方面的。当时实际情况是：怀王不让他与刘邦一起西进入关，而是命令他北上救赵，这才让刘邦抢了先。P27-29

如今的书，多到汇成了海洋。我的这部《大汉帝国》有幸蒙读者从书海中找出，说明诸君与我至少有一点相同：都爱好历史。

尽管我自幼喜欢历史，但真正静下心来，一头钻进故纸堆乐此不疲，以至弄到不闻晨鼓暮钟、不知老之将至的地步，那还是近二十多年来的事。

中国历史，最今我着迷的还是古代，尤其是秦、汉、唐三代，我以为那是中华民族创造活力最为充沛、人性也较为高扬的三个时期。由此，渐渐萌发出一个心愿：为这三个时代各写一部书。

现在这三部书前两部已与读者见面：《大汉帝国》是初版，《大秦帝国》则初版于1997年，此次为修订新版。第三部《大唐帝国》，准备明年开写。

近些年来，讲史、写史成了热门，讲、写方式也多种多样，如戏说、细说、趣说、正说、品说等等，可谓百花齐放。不过我这个人可能有点守旧，至今仍留有美好记忆的，还是青少年时代读的几部作者大多为五四前贤的“史话”。写过清新可读的《西洋史》的陈衡哲先生说得好：“历史不是叫我们哭的，也不是叫我们笑的；乃是要我们明白的。”所以我的这三部书就想尽量做到“明白”二字，尝试用一种新的史话体来写。这个所谓“新”，不妨归结为以下四句话——

一句是平民视角。写历史可以有不同视角，写得好都可以达到“明白”的要求。譬如孔夫子写《春秋》，以周天子为评判圭臬；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以是否有利于帝王统治为编撰标准，他们都把历代帝王的存亡兴衰、荣辱沉浮写得相当明白。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心目中的第一读者便是帝王。而在下则是一介平民，读者诸君也该大多是普通人。我们普通人想通过读历史弄明白的，主要的恐怕还不是历代帝王存亡兴衰的道理，而是历史演进中的人生况味；或者说不是为了“资治”，而是为了“资生”——汲取人生滋养。其实包括帝王将相在内的历史人物纵然千姿百态，他们首先总还都是人，有与我们普通人相似或至少可以理解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将帝王视角转换为平民视角，从高高的宫殿回到广阔的人间，历史事件就有可能因拆除了虚幻的屏障而变得面目一新，历史人物也会因此而变得可亲可近。

再一句是侧重人物。历史很复杂，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极其丰富的内容；但历史也很简单，简单到只要用一个字便可概括：人。历史上的一切都是因人的生存、发展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所以历史的真正主人是人，明白历史的核心就是明白历史中的人生。明白的前提是理解。为此我在写作中随时提醒自己：力求理解。我想如果我们能少一点终-极评判的雄心、多一点力求理解的诚意，以此去接近作为我们先祖的古人，包括那些按当时某种政治或道德标准已被脸谱化了的人物，或许就较为容易进入他们的内心，成为他们的知音。果真那样，我们就能结识到众多先哲前贤、帝王将相、文坛才T、沙场猛将，还有高士野夫、奇男烈女，以及鸡鸣狗盗之徒、灯红酒绿之客……那些浑朴天然的人性，那些激扬放达的人格，因历史几乎永远不可能复现而显得如此珍贵，而你却能与他们结成cc忘年交”，时而促膝絮谈，时而浩歌长啸，品味古今不同人生，获得相似或相通的感悟，那该是一件多大的乐事啊！

第三句是，配合阅读需要介绍文史知识。古代历史人物都是生活在当时的两个环境中：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就内容之繁富、变化之快速而言，后者要远远超过前者。人文环境的构成主要是各项典制，包括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和事典，合称六典。这些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大都成了颇感陌生的所谓“文史知识”。现代读者要接近古人，就不能不多少了解一点其所处的人文环境，而孤立地介绍那些繁复的文史知识又难免枯燥乏味。我的做法是，配合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需要穿插以相关典制的介绍，同时尽力使这些典制不是游离于历史，而是作为历史活动的实际参与者与人物一起展示自己。事实上，在我国古代帝王制度的语境下，那些影响重大的典制本身，往往就是无数历史事件的结晶，在其构成因素中，不仅有政治智慧和人生体验，也还有刀光剑影和凝固了的鲜血。

最后一句是，只想起到一点“引桥”的作用。我写“三大帝国”力求适应现代读者，却也适量引录了一点古书原文。之所以这样做，除了它们的表现力远远胜过我笨拙的转述外，其中还暗藏着我的一个小小的“阴谋”：引诱读者对古人的写作魅力产生兴趣，进而去闭读原文。我的体验是：真要学懂历史，必不可少的一条就是直接读《二十五史》及相关古籍。要知道，古书中许多独特的表达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更何况，读古文原著，尤其是司马迁的《史记》，那才真正是一种美妙无比的享受！所以说到底，我的书只想起到一点“引桥”的作用，绝不敢奢望代替古人写的史书和近人写的学术专著。若是有一天读者诸君过“引桥”而弃之，径自直入恢宏的历史殿堂，那将是我莫大的欣慰。

当然，以上都只是我的一些设想，这部《大汉帝国》究竟写得如何，还有待读者的评判和方家的教正。我热切企盼着。

作者

说起来，打算写这部《大汉帝国》，还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事。

那时上海人民出版社历史组的几位编辑，读了我应他们之约而写的《大秦帝国》初稿后颇多好评，以为这样写历史肯定会受到广大读者欢迎，还很有可能由此逐渐形成一种普及我国古代历史知识的有效的书写方式。在后来的讨论过程中，他们还萌生了用这种写法系统地出版一套二十五史的粗略构想，希望我能“认购”其中几部，他们保证及时出版。责任编辑赵旭还提出，让我来为这套丛书统稿。我的第一兴趣是文学，对历史只能说是业余爱好，在诸多专家学者面前应执弟子之礼，岂敢狂妄到去承担“统稿”这样的重任。当时只答应写此前已有所酝酿的三部，即除了完稿的《大秦》，再加上《大汉》和《大唐》；其余则另请高明。

但《大秦》出版后不久，历史组相关几位编辑先后各自另有高就，当初那个宏大的构想自然也随风飘去。我自己则应友人之邀合作为境外一家出版局注译了两部古籍，又利用间隙写了一部历史小说。时光流水，这么一个圈子兜下来，已流走了八九年。在这期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另外一位编辑曾多次向我来电，说是《大秦》销售情况颇好，北京还先后有两家电视制作中心给出版社打来电话要购买《大秦》的改编权。在这些信息的鼓舞下，2004年底我再次应上海人民出版社之约，继续《大汉》、《大唐》的写作，计划两年写一部，到2008年“三大”便可全部完成。谁知好事多磨，其后出版问题出现了始料未及的种种麻烦和困难，写作进度也因受到干扰而断断续续，单是这部《大汉》就写了将近四年，以致在本书《引言》中提到的那个刚刚学步的小男孩，到我写《结束语》时，已长大到了会与几个小伙伴一起用塑料瓶煞有介事地踢“足球”的年岁，于是在我家窗外的走道上，便出现了“不亚于世界杯足球赛”的那种盛况。这个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在别人看来可能以为出于虚构，在我却是感慨多多的生活的真实。

现在这部历经曲折的《大汉帝国》总算与读者见面了，借此机会，我首先要向读者诸君表示深深的歉意。当年，在《大秦》完稿后我就应当紧接着写《大汉》、《大唐》的，可我却没有那样做。同时，还要向促成此书出版的两位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两位先生一位是上海嘉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策划人苏少波，一位是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社长赵炬。小苏为照顾我年老体弱，在近半年多来的时间里，一次又一次地穿越大半个上海，登门来我住处商讨有关编辑、装帧、出版事宜，一谈就是大半日，每回总要到黄昏过后才回去。他的真诚，他的谦逊，和他那种奋发、严谨的工作精神，令我深深感动。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可说是出版界的后起之秀，短短几年已做出了令同行刮目相看的业绩。当前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浪潮对我国不能不有所波及，出版业自然也或多或少受到了影响。在这种形势下，我的《大汉》、《大秦》还能同时顺利出版和新版，对社长赵炬先生的这种胆识和魄力，就不止是感激，还应有钦佩。

2009年1月25日，戊子除夕夜，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