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面临改朝换代、人心惶惶的混乱时代，但在艺术史上，却是画家创作力最旺盛的时代。高居翰在书中提到：“即使在世界艺术史上，欧洲十九世纪以前的画坛，也都难与十七世纪的中国画坛媲美。”这是一部以最浅显的方式带领读者由小见大，进而透视中国绘画本质的大书。透过作者雄辩而生动的解析，以及丰富细腻的图版对比，读者可以毫无困难地进入中国十七世纪多位艺术大师——包括张宏、董其昌、吴彬、陈洪绶、弘仁、龚贤、王原祁、石涛——的心灵与创作世界，同时，也可以一窥中国艺术里自然与风格的复杂辩证关系。

高居翰（James Cahill），1926年出生于美国加州，曾长期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艺术史和研究生院的教授，以及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中国书画部顾问，他的著作多由在各大学授课时的讲稿修订，或充分利用博物馆资源编纂而成，皆是通过风格分析研究中国绘画史的经典书籍，享有世界范围的学术声誉。

1978至1979年间，高居翰教授应哈佛大学最负盛名的诺顿（Charles Eliot Norton）讲座之邀，发表系列演讲，本书所收录即当时演讲的内容。

三联简体版新序

致中文读者

英文原版序

地图

第一章 张宏与具象山水之极限

第二章 董其昌与对传统之认可

第三章 吴彬、西洋影响及北宋山水的复兴

第四章 陈洪绶：人像写照与其他

第五章 弘仁与龚贤：大自然的变形

第六章 王原祁与石涛：法之极致与无法

简写书目对照表

注释

图版目录

索引

十七世纪的中国绘画为什么这样吸引我们?无疑地，这是由于这一时期的画家创作了许多感人至深的作品。但是，这一时期之所以引人注目，并不仅仅在于个人作品的美感与震撼力。诚如罗樾（Max Loehr）所曾经指出，中国早期绘画系一长期、缓慢而持续不断的发展，到了宋代，在大师们极致的成就中，达到了高峰，其后，元代画家放弃了在绘画中刻意追求气势雄浑的效果，而为中国绘画史开启了第二个截然不同的阶段，此一发展在明末、清初时，达到最高点。宋元以及明清之际，乃至于其后的几十年间——亦即十四与十七世纪——是中国晚期绘画史上关键且具划时代意义的时期。这两个时期不但产生了许许多多不朽的巨作，同时也开创了许多绘画的新方向。在这两个时期里，从事各种复古创作的画家们对于整个绘画艺术的过去，进行了影响至深的再思考。在这两个时期里，传统自省，进而反馈，又成为传统的一部分，这种过程自来便是中国文化中所特有。再者，到了晚明和清初，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画家所面临的问题，似乎更较以往来得迫切，而且受到画家更为慎重的处理。这些问题到清初以后，便几乎不再受画家们所关切了。

中国到晚明阶段，已经享受了超过两个世纪的太平岁月，多数画家所在的长江下游地区尤其显得安定繁荣，画家和艺术赞助人均能过着颇为稳定自足的生活。明代于1644至1645年间正式结束，在大臣们自相倾轧残杀之际，中国沦入了满清“异族”的统治。但明王朝统治的崩溃，实际上自十六世纪末即已开始。朝廷内激烈的党争、君主的昏庸无能，以及宦官的嚣张跋扈，在在都使得仕宦一途既无道德成就感，也无利可图。当守正不阿的节操无法为有德之士赢得应有的报偿，当正直之士可能因坚持原则而遭杀身之祸时，儒家经世致用的理想再也难以为继，甚而整个儒家行为与思想体系都受到了质疑。儒家体系的崩溃过去虽也屡见不鲜，但却不曾如此次般地导致人们对整个体系的全面而广泛的质疑。李贽与狂禅派人士信奉个人主义式哲学，他们所着重的，乃是自我的实现而非社会的和谐，这与鼓吹回归儒家根本和政治改革的运动，同时并存着。这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对立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和艺术都走极端的时代。这种情况固然让有强烈自我目标的艺术家获得解放，但却使得那些需要稳固的传统，以及遵循规范的艺术家们相形见绌。这种情况表现在艺术上，则是绘画风格史无前例地分裂，同时，也迸发了持续百年的旺盛创造力。

如果我们尝试在这里描述十七世纪绘画的多样性，恐怕也会导致类似且令人不悦的支离破碎感。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当依循常法，试图在这个时期的绘画或甚至在整部中国画史当中，找寻一种根本不存在的创作目的与方法上的单一特性。一般而言，近五十年来，中国绘画的研究多半（而且理当如此地）着重于画史延续性的建立，以及验证各发展阶段里此种延续特质之显现。有些对整个传统的看法，很早以前就已提出，之后便一再地被复述至今，诸如：中国绘画重表现山水之真谛，而非稍纵即逝的现象；其目的在重视内在的本质，而非外在的形式；其根本上是一种线条与笔法的艺术；特重临摹过去的作品，尤其到了画史晚期更是如此；而且原创力也绝少受到强调，等等。这其中的每种说法都含有部分真理，然其真实的程度如何呢?我们可以用一种相对的说法来说明。有些中国或仰慕中国文化的作家对欧洲绘画也持雷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欧洲绘画反映了西方文明中物质主义的特性，过度地沉迷于人像，且泰半未能开发敏感笔法里所含的表现力。可怪的是，有的人会因为这种过度简化的说法而恼怒，但是，他们自己却往往很能接受上述那些有关中国绘画的泛泛之谈，而且，他们对于那些想要开导我们，为我们讲述中国绘画之“道”及其玄妙本质的作家，也都表现得心悦诚服。

在经过四个世纪逐渐了解之后的今天，我们（按：指西方）视中国文化为单一整体的习惯，仍旧挥之不去。此一观念的背后，无外乎认为中国人总在追求一种和谐的理想，并采行中庸之道。，虽则此一观念在其他学科的中国研究中，早已丧失其权威性，然在中国艺术的领域里，却仍是一个根深蒂固且被普遍认定的观点。（以我个人的经验而言，）有敏锐眼力的艺评家们，可以在看完一个十七世纪独创主义画家的作品展之后，却认为眼前的作品似乎与较为人所熟知的宋画并无不同。他们会问：所谓个人独创主义与非正宗派，究竟是什么呢?另外，我也听过有人对欧洲绘画作类似的反应。一位眼力深厚的中国艺术家暨评论家，曾在浏览完美术馆所展出的涵盖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前至毕加索等西方画家的作品之后，抱怨这些画作的风格雷同，并惋惜画家忽略了正确的笔法。所幸，今日已少有人尝试在那样的层次上去议论中国绘画。由于其他领域的艺术和文学相关理论，以及中国社会和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辩证方法论上绝佳的例证，我们终于被追觉知到了中国绘画史的变迁与消长，并开始从每一时代、每一画派，或甚至每一位画家本身所面对的多重选择，以及从各种流风对立的理路出发，来建构画史。而我研究十七世纪绘画的方法，即是属于这一种。

首先，我们可以用两张晚明阶段的绘画来阐明一种熟见的二极性，一张是那种依传统形式所建构而成的作品。另一张则至少尝试相当忠实地描绘一段自然的景色。（若有读者发现难以立即看出哪一张画代表哪一种画法，其咎正在于我适才所描述的现象：想在视觉上区别作品的异同，必须先在视觉上对于素材本身有某种熟悉度。不过，这两张画应该要不了多久，便可看出其明显的不同。）这两张画，其中一张是董其昌l617年的作品，根据画家自己的题识，他所画的是位于浙江北部吴兴附近的青弁山。另一张则是同时代，较董其昌年轻的张宏的晚年之作。画上的年款为1650年，所以应该算是清初，而非晚明的作品。虽然这两张画的创作相去三十余年，却不影响我们进行比较，因为我们同样也可以拿画家相隔仅数月的作品来作相同的比较。张宏画里所描绘的是距南京东南约五十英里左右的句曲山。

P2-3

北京三联书店将在2009年陆续出版我的五本著作，为此我感到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因为它们终于有机会以精良的品相与大多数中国读者见面了。以前，虽然其中有两本出过简体中文版，但可惜那个版本忽视了图版的重要性，书中图片太小，质量也不够理想，无法充分传达文中所讨论的画作的视觉信息。事实上，如果缺少了这些图片，我的写作几乎是没有意义的。

近些年，为庆祝我自1993年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退休十五载，并贺八十(二)寿辰，从前的学生和朋友们为我举办了各种集会活动，让我有充裕的时机来发挥余热。在“长师智慧”(Wisdom of Old Teacher)系列演讲中，我总结了自己一生研究中国绘画的基本原则。除了那些让我沉溺其中的随想与回忆，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一直在思索的：即中国绘画史研究必须以视觉方法为中心。这并不意味着我一定要排除其他基于文本的研究方法，抑或是对考察艺术家生平、分析画家作品，将他们置身于特定的时代、政治、社会的历史语境，或其他任何新理论研究方法心存疑虑。这些方法都有其价值，对我们共同的研究课题都有独特的贡献。我自己也尽量尝试过所有这些研究方法，尽管并不充分。但是，正如以前我常对学生所说的，想成为一个诗歌研究专家，就必须阅读和分析大量的诗歌作品；想成为一个音乐学家，就必须聆听和分析大量的音乐作品。如果有人认为，不需全身心沉浸在大量中国绘画作品，并对其中一些作品投入特别的关注，就可以成为一名真正能对中国画研究有所贡献的学者，那么我以为，这实在是一种妄想。

然而，这种错误观念却广为传布。有些中国同事对我说，以他们对中国出版物的了解——远远超出了我有限的中文阅读水平——来看，国内学术界仍在很大程度上拘泥于文本研究，而忽视了视觉研究的方法，以为只有那样才是符合“中国传统”的，而所谓“风格史”研究则源于德国，从根本上说是西方的，不适用于中国。我最近在一些文章中提到过这个问题。首先，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美国与欧洲兴起的中国绘画史研究之所以取得蓬勃发展，靠的并非一己之力，而是由于因缘际会，恰好融合了中国、日本、欧洲大陆、英国、美国等各地的学术传统。这其中当然也得益于向中国学者的学习：方闻、何惠鉴、曾幼荷、鹿桥，以及收藏鉴赏家王季迁等人，他们无论在艺术史的文本研究还是视觉研究方面都是专家。第二，中国古代学者，如明清时期的思想家、绘画评论家董其昌等，也曾深入鉴赏活动当中，并从视觉角度对一些作品进行了分析，虽然我们今天只能看到他们留下的文字，但当初他们针对的可是亲眼所见的画迹。如果说他们的方式看起来与我们有所不同，那只是因为，当时除了木版印刷这种十分有限的媒体，他们缺乏其他更好的复制和传播图像的途径来传达其视觉感受。因此，他们在表达自己独特的体验与见解时，视觉因素几乎完全被排除在外。可以说，传统中国绘画史研究之所以特别重视文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当时传播途径的限制。

今年三联书店将会出版我的四本书——《隔江山色》、《江岸送别》、《山外山》三本勾连成一部完整的元明绘画史，另外还有一本是《气势撼人》——它们在叙述与讨论时，都特别倚重对绘画作品的解读。读者很快就会发现，在前三本书中，讨论特定作品与风格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对元明绘画史其他方面的描述，而《气势撼人》每一章都以对某一幅画的细读或两幅画的比较为开篇，其后的论述均由此展开。事实上，这本书最初源于1979年我在哈佛大学的一系列演讲，它是我对如何通过细读画作和作品比较来阐明一个时期的文化史而作的一次尝试。在这本书的英文版序言中，我曾写道：“关于绘画，明清历史究竟能告诉我们些什么？这不是我关心的主题。相反，我所在意的是：明末清初绘画充满了变化、活力与复杂性，这些作品本身，向我们传达了怎样的时代信息，以及这样的时代中又蕴含着怎样的文化张力？”我的其他作品和文章，包括三联书店明年即将出版的《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同样会进行大量的作品分析，但这样做只是为了说明情形和阐发论点。我不会一味地为视觉方法辩护，即使它确实存在局限也熟视无睹，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凡是有利于在讨论中有效阐明主旨的方法，我都会尽力采用。我也并非敝帚自珍，视自己的文章为视觉研究的最佳典范，这些文字还远未及这个水准。我所期望的是，这些尚存瑕疵的文字能够对解读和分析绘画作品有所启发，并引起广泛讨论。除了三联书店将会出版的这五本书，中文读者还能接触到我的另外两篇论文，它们同样可以用来说明我的治学方法。其中一篇研究了清初个性桀骜的艺术大师八大山人的作品如何体现了他的“癫症”(即他如何从自己过去的癫狂经验中获取灵感，使画作充满与众不同的气质)；另一篇则试图梳理出一个中国明清绘画中可能存在的类别，其主要观众和顾客都是女性。

当然，相信大家也能举出和推荐很多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们在讨论中国绘画问题时，会比我更好地运用视觉研究方法。由于我对中文著作掌握得非常不充分，因此无法将他们逐一列出，即使做了，那也将是一个糟糕的列表，很可能会漏掉一些优秀的作品而网罗进一些经不起推敲的例证。不过，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我以及所有研究中国绘画的外国学者，终其一生都在仰赖中国前辈和同行的著作，没有他们，我们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20世纪50年代，当我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就很幸运地遇上了对我影响甚伟的导师之一，大鉴藏家王季迁。后来，我又在中国学术界结识了许多挚友。自从1973年作为考古代表团成员第一次去中国，1977年作为中国古代绘画代表团主席第二次去中国，直到此后多次非常有意义的访问与停留，我与无数的博物馆工作人员、大学和艺术院校的教授、艺术家、学者等等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的慷慨帮助让我接触到许多前所未闻的资料，极大地丰富我的晚期写作。我对他们的感激难于言表。

倡导视觉研究方法并不困难，但这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如何能让那些希望运用这一方法的人看到高质量的绘画图像，获得研究所必需的视觉资料呢？我和很多外国学者接触图册、照片、幻灯片并不困难，不少人还能幸运地拥有自己的收藏。但这对大部分中国学者和学生来说，还存在相当困难。如今，解决这一问题有个可行的办法，那就是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图片数据库，这样使用者就可以在网络或者光碟上找到所需的资料了。当然，这项工程要靠年轻的数字图像技术专家们来完成，但如果需要图片资源或专家建议，我也一定会在有生之年尽己所能为此提供帮助，我确实打算这样做。

最后，我想把这本书献给所有正在阅读它的中国读者，并祝愿中国绘画史研究拥有美好的未来，愿中外学者都能秉持互利协作的精神为之努力。

高居翰

2009年2月

高居翰的《气势撼人》，是目前为止有关十七世纪中国绘画的论著中，最具震撼力的一本。

——方 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史教授、大都会博物馆东方部主任）

高居翰基本上倚赖两个工具：一为其对绘画风格的精辟形式分析，另一则为其以画家之身份背景及生活方式为探讨作品内涵之切人角色。前者来自于他在西方美术史方面的训练，非一般中国传统学人所熟习，后者则出于他长年以来对中国文化传统的钻研，以及一种具有审慎批判态度的理解。通过这两个利器在画家作品上的联系，他遂得以引导读者进入时代的文化深处。

——石守谦（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所长、中央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美术由于传统太长，无论是资料掌握或观念的自由度，都形成入门的障碍。高居翰的中国美术史，提供了一个新颖而不同的视野，对我们重新面对自己的传统有耳目一新的启发性。

——蒋勋（台湾东海大学美术史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