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4.0(一种新经济的诞生)》的核心观点是：全球资本主义只能被全球资本主义替代，别无他选。2007～2009年的金融风暴既不会破坏也不会削弱人类的根本欲望——雄心壮志，创新精神、个人主义以及竞争精神，人类与生俱来的这些特性一直推动着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而今这些特性将被重新利用，被注入新的活力，从而创造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这一新型的资本主义将会比它所替代的原有的体系更加成功，更具创造性。本书作者安纳图·卡列茨基的写作意图就是分析整个金融重建的过程，厘清复兴的资本主义体系最重要的特点。

在这本《资本主义4.0(一种新经济的诞生)》中，作者安纳图·卡列茨基回顾了18世纪晚期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主要历史阶段，并指出三个阶段之间的过渡期内既有的经济秩序看似受到了致命威胁，但实际上那只是资本主义本身在脱胎换骨，变得比从前更为强大。资本主义最近的一次转折性事件是2008年9月15日的雷曼兄弟破产事件，该事件引起了巨大的市场混乱，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紧急援助和政府担保，此次破产必然会颠覆西方国家所有的银行。这次事件也引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的第四次重大而彻底的转变——资本主义4.0。

了解第四代资本主义对全球经济的持续复苏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资本主义4.0(一种新经济的诞生)》观点极具争议，内容涵盖广泛，作为全球最著名经济评论员之一。作者阿纳托莱·卡列茨基从历史及意识形态的视角来解析最近发生的金融时事。他描述了这一新的资本主义模式表现出的特点，分析了这一模式与此前所有模式的不同之处，论述了这一模式在未来十年内将会对政治、金融、国际关系以及经济策略产生的影响。

当前市场上的此类著作，大多是分析市场，或是分析谁该为金融危机埋单。这本书却突破了这类书固有的限制——它以全新的视角阐述了资本主义的演进历程，一书在手，你可以看清资本主义时代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序言

第一部分

 资本主义及其演变进程

 第一章

 政府和市场，谁是对的

 第二章

 资本主义终将崩溃？

 第三章

 资本主义的四个时代

第二部分

 箭与环：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

 第四章

 奇迹年：那些改变世界的力量

 第五章

 全球四大发展趋势

 第六章

 大稳健：全球化的新变化

 第七章

 房地产：金融发展趋势

 第八章

 金融之环

 第九章

 永远的兴衰

第三部分

 市场神话的破灭

 第十章

 金融危机的真正元凶

 第十一章

 市场也不是万能的

 第十二章

 向新经济学进军

第四部分

 伟大的转变

 第十三章

 自适应混合经济

 第十四章

 借债还债：无休止的疯狂

 第十五章

 加息、通货膨胀、美元崩溃

第五部分

 世界大趋势：资本主义4.0时代

 第十六章

 4.0时代的经济趋势

 第十七章

 4.0时代的政治趋势

 第十八章

 4.0时代的金融趋势

 第十九章

 一个4.0的世界

致谢

2008年与2009年之交的那个冬天，在东欧剧变的20年后，资本主义似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卡尔·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将会毁于其内部矛盾的预言似乎即将成为现实。经济即将崩溃，人心亦将惶惶。美国、英国及欧洲的各大主要银行突然间全都要求政府支持，以维持生存；通用汽车被收归国有；资本主义取得全球性成功的10年内积累的个人财富顷刻间化为乌有，在这种情况下，笃信自由市场体制的人们的梦想彻底粉碎了。

从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和法国总统萨科齐到《华尔街日报》的编辑，所有人都认为“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时代结束了。美国保守派受到乔治·W·布什的彻底镇压，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他们绝不会支持美国政府拯救经济与金融体系的计划，并且与新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们共同建立了一个联盟，该联盟宣称，自由企业资本主义灭亡了。新保守主义者们早在几年前就曾宣称，美国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将会崛起，并在几十年内占据全球统治地位，此乃大势所趋。从全球范围来看，许多财政部长和外交官都做好了准备，要摒弃“华盛顿共识”。该共识在此前的20年间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唯一途径。“北京共识”取而代之成为新的流行词汇，尽管谁都不是很清楚这个新词的含义。

然而，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和美国新政府大选的几个月内，关于资本主义灭亡的报道很明显过于夸张且为时尚早。资本主义没有解体，银行没有像预言的那样损失数万亿美元，高度杠杆化的美国和英国经济也没有比相对较为审慎的德国和日本遭到更大的破坏。那么，面对金融恢复正常和经济开始复苏的局面，当今世界又该得出何种结论呢？“盎格鲁一撒克逊”资本主义是否可能幸存下来，甚至无视那些灾难性预言而重新树立起全球领袖地位呢？

答案是：“说不准”。后文将解释为什么这个答案并不像表面上那样空无一物而又模棱两可。是的，资本主义经济与金融体系将回归全球霸主地位，而且很可能是在美国领导之下实现这一回归。但是，回归后的经济体系与领导地位绝不可能是2009年前凌驾全球各国之上长达30年之久的同一种资本主义体系与同一种美国领导地位。

事后看来，未来的小学生学到的历史可能是这样的：21世纪开始的确切时间是2010年，在经历了2007～2009年那场改变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金融风暴之后才真正开始，正如我们今天认为20世纪的历史应从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写起，而19世纪的历史则应从威灵顿将军大败拿破仑的滑铁卢之战发生的1815年开始算起一样。

资本主义是一种适应性体系，其形成与改良都是通过一种不断变化的相互作用实现的——技术进步的箭(头)与重复性的金融循环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格局总是处于演变之中。尽管这一体系总会受到金融危机侵袭，但它却可以对抗马尔萨斯以及新法西斯主义分子的各种灭亡预言——所以毫无疑问，在未来的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内它仍会继续与这些势力抗衡。但是，资本主义这种神奇的超强适应能力的讽刺之处在于，这种变化的能力同时也在持续颠覆着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极为盛行的保守主义观念。这些社会现状的支持者们援引经济学的铁律来主张当前社会状况的政治合法性，无论是缩小收入差距，还是政府资助的医保或者公共部门工作终身制，都属其谋求范围。然而，这种政治格局中所有的东西都是不客观且不持久的。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及其创造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各种形式都存在内在矛盾，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但是，由此得出“此类矛盾将会成为资本主义的致命缺陷”这一结论时，他却误读了历史，误解了经济学。事实上，成功应对内在矛盾的能力是资本主义体系最大的优势，因为这一体系总是处于自我破坏的过程中，总是对自身进行再创造，而且，就像一个物种通过自然选择不断进化一样，资本主义这一多变体系的每一种变体都比上一种更加有力。

聚焦资本主义这一不断演变的特点，使人们注意到政治制度与经济生活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彻底的变化。这种易变性是资本主义长期存在和不断繁荣的重要条件。政治家、企业家以及经济学家等本应支持资本主义，并且为这一体系的历史性成功作出贡献，然而，这些人对该体系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大都不甚了了。他们鼓吹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提出的“创造性破坏”的好处，众多濒危的产业正是凭借这一理念成功转型，采用了此前难以想象的新技术和管理体系，从而重获新生。但是，他们却有意忽视资本主义体系创造性的自我破坏这一过程，正是这一过程赋予了整个体系新的生命和活力。

为何资本主义体系的政治经济结构一成不变，而其微观基础却总是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呢？这个谜题从未得到过合理解释。比方说，此前的资本主义模式明明可以在更高的税收水平下成功运作，为什么保守主义者却预言税收的任何增长都会破坏主动性和进取心？30年前，社会稳定，秩序井然，很多政府“授权”根本就不存在，为什么左翼势力却充满信心地宣称，政府支出的任何削减都会给社会造成无法弥补的破坏？正如应用技术、技能以及管理实践的灵活性一直是资本主义微观经济发展固有而又必要的特征一样，制度和政治上的灵活性也一直是资本主义体系发展进步固有而必要的特征，这些特征使得喷气式飞机替代了马车，远程办公替代了搬运工，移动电话替代了电报，那么为什么两股势力对此都不承认呢？本章的目的并非解决这个伤脑筋的难题，而是检测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格局的灵活性，并论证这种灵活性一直是资本主义体系的重要特征，是它让这一体系历经数次衰退、革命和战争，却依旧充满了生命力。

每过几十年，资本主义的各项制度就必须进行一次细致的检查，必要的话，还要进行更新。这一体系能够历经马克思准确预测的数次周期性危机而不消亡，其原因可以概括为一句简单的话，即资本主义不会崩溃，因为它会迂回。确切地讲，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体系曾经历过几次大的变化，即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平衡、政府权力与市场力量的平衡以及一人一票制与一美元一票制的平衡等。这些显著变化可以由两个思想方面截然相反的例子来阐释。P15-18

世界末日并未到来。尽管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充满了这样那样的灾难预言，我们还是平安无事地度过了21世纪的前十年。全球最富声望的经济学家们所预言的那些暴动、(救济贫民、灾民等的)施粥所以及破产等现象并未出现。尽管人们对“资本主义”这个词看法不一，但没人愿意看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

然而，资本主义体系的幸存并不意味着人们能够重拾危机前的信心。2008年9月15日发生的雷曼兄弟破产事件使人们再也无法相信金融市场的智慧，无法相信自由企业的效率。直到2010年中期，经济增长和金融环境才有可能恢复到令我们满意的程度，但这种恢复是否意味着政治家、经济学家和金融家能像从前一样各就各位呢？全球化仍将继续，很多国家将会逐渐恢复到危机前的繁荣状态，但人们不会轻易忘却2007～2009年这场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创伤。危机的经济代价是几十年也还不清的债务，这些债务给纳税人和政府预算造成财政困难，使那些无业者难以维持生计，打碎了房产拥有者和全球投资者的美梦。

2008年9月15日那一天所崩溃的，绝不仅仅是一家银行或者一个金融体系。那一天崩溃的，是一种政治哲学和经济体系，是一种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拿什么来替代2008年秋天土崩瓦解的全球资本主义。

本书的核心观点是：全球资本主义只能被全球资本主义替代，别无他选。2007～2009年的金融风暴既不会破坏也不会削弱人类的根本欲望——雄心壮志，创新精神、个人主义以及竞争精神，人类与生俱来的这些特性一直推动着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而今这些特性将被重新利用，被注入新的活力，从而创造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这一新型的资本主义将会比它所替代的原有的体系更加成功，更具创造性。

本书作者的写作意图就是分析整个金融重建的过程，厘清复兴的资本主义体系最重要的特点。这一体系的转变要历时许多年才能完成，但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转变所带来的一些重要结果了。过去一年的经历告诉我们，这些结果与两股相反的政治势力在危机高峰时所作的虚无的预言有着明显不同。反对资本主义的左翼阵营似乎坚信几个星期的金融混乱就可以瓦解一种政治经济体系，而这一体系200年来经历了多场革命，多次经济萧条和几次世界大战都未曾消亡；支持自由市场的右翼阵营则坚持认为，政府采取的干预措施会毁掉私有企业(但很明显这些措施是拯救这一体系的必要举措)，很多人仍然认为，如果当初各国政府允许金融机构解体，这场危机可能会得到更好的解决。要重新对这场危机作出平衡的评估，就必须对左翼的狂热夸张和右翼的骄傲自大提出挑战。

本书没有把全球金融体系的彻底崩溃归咎于贪婪的银行家，不称职的监管者、容易受骗的房主或者愚蠢的官僚，而是从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展示这次金融危机。本书从经济改革和地缘政治动荡的角度重新解析了这场危机，自18世纪末以来，上述两种因素就一再改变着资本主义的性质，最近的一次是1979～1989年10年间的”撒切尔一里根”革命。本书的中心论点是：资本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遵循固定规则的静态体系，因此在这一体系中政府和私有企业间的责任划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与现代经济理论的各种学说相反，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控制资本主义经济行为的永恒定律。事实上，资本主义是一种适应性体系，它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不断变化和发展，当这一体系受到深刻危机的严重威胁时，便会演变为一种更适应新环境的新形式，以替代原有的形式。

资本主义不是一套静态的机构，而是一个不断演变的体系，这一体系通过各种危机为自身注入新的活力。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换一种角度来看待2007～2009年间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都是资本主义发生第四次彻底转变的催化剂，正如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促成了第三次资本主义转变，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催生了第二次资本主义转变，而1803～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则是第一次资本主义转变的基础。因此，本书得名《资本主义4.0》，即第四代资本主义。

上述几个重大变革中的第一个时期——美国和法国的政治革命及英国的工业革命引起的社会动荡及经济动荡时期——开创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新纪元，这一时期包括从1815年英国击败拿破仑取得英法战争的胜利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近100年的时间。这一时期整体相对稳定，处于蒸蒸日上的繁荣阶段，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及美国的经济大萧条等一系列事件发生后，这一局面才被打破。这几场突如其来的重大政治和经济变故破坏了19世纪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不同的资本主义体系，这一新体系融入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以及英国和欧洲的福利国家等新的做法。然后，在经济大萧条爆发40年后，另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危机——20世纪60～70年代的全球性通货膨胀——推动了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和罗纳德-里根总统倡导的自由市场革命，开创了第三代资本主义，这一新体系与前两种资本主义体系截然不同。20世纪60年代末的通货膨胀发生40年后，也就是2007—2009年间，又一场全面爆发的危机袭击了全球经济。本书认为，此次危机将会开创资本主义体系的第四种形式。里根总统与撒切尔首相所设计的蓝图不同于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同样，这次危机所开创的新型资本主义也不同于“撤切尔-里根”革命的结果。

……

即便私有企业和普通百姓在危机过后不愿意马上花钱，政治家和中央银行家们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可谓花样百出——(贷款)零利率、开放式信用担保、政府财政刺激政策以及无限制地增发货币等等。按照危机前时期的经济学说，上述各种手段根本不会奏效，因为政府为推动经济增长所采取的金融和财政政策总是以失败告终。但是，随着第四代资本主义的出现，这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假设开始让位于对经济学更加实用的理解。全球的政策制定者逐渐认识到，他们可以在几年甚至几十年内使利率保持或者接近于零。可以通过政府支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创造就业机会，可以控制汇率来推动出口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可以使用各种税收激励机制，补贴和调整政策来鼓励私人投资。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曾经在2010年1月的一次演讲中作过以下预言：“历史学家在未来回顾2010～2019年的经济数字时，如果这些数字没有远远超出2000～2009年的经济数字的话，我肯定会大吃一惊。如果能够修复各种存在缺陷的体系，我们就能够为美国人民提供比过去10年好得多的经济成果。”当时没人在意他的这番言论，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在2007～2009年的金融过度之后，生活水准停滞不前和经济增长疲软的“新常态”是不可避免的——也许在道德上更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如果各国政府及中央银行运用经济手段来应对——如果政界和企业界领袖抓住伴随新型资本主义体系出现的各种机会，萨默斯那番话所表达的乐观想法是有可能得到合理论证的。

如果事实证明未来的10年确实比刚刚过去的10年更加繁荣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撒切尔-里根”时代所倡导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不只是一种令人怀疑的谎言，金融资本主义不只是庞氏骗局，危机前几十年所创造的财富不只是狂热的幻象，科技革命、亚洲崛起以及金本位的废止也不会只是白日梦，而会成为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这些都是本书要讨论的基本问题。

但是，如果世界经济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再度振兴，我们所描绘的资本主义演变也没有实现的话，情况又会如何呢？如果真是那样，美国和欧洲的财富和权力肯定会加速向亚洲转移，西方金融体系就会处于危机边缘和不稳定的状态。保守的企业观要求私营企业拥有无限的自由，然而劳动者和选民却得知自己要勒紧裤腰带为引发灾难的前30年的自由企业改革埋单，在这种环境中，各派的政治意见不可能达成一致。如果真是那样，一种不同于本书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的新型资本主义——一种建立在集权主义制度之上，而不是西方民主价值观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必将雄霸世界。

那么，哪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会占上风呢？到2010年年中，在“二战”后最深刻的经济衰退低谷出现一年之后，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确切的答案。奥巴马政府的早期乐观态度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政治上的寸步难行。在美国，出现新的政治方向的希望已十分渺茫。在欧洲，单一货币区域基本处于崩溃边缘，英国的政治前景比从前更加变幻无常，日本则梦游一般进入了自己第三个迷失的十年。在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唯有中国在此次危机中浴火重生，比从前更自信，也更强大。在这种状况下，要相信新型资本主义会赢得最终胜利需要极大的信心。凡事皆非注定，经济领域的任何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的确如此。

在过去的40年里，曾有几十次相对较小的事件极有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改变全球的经济环境。想象一下，如果戈尔巴乔夫没有失去苏联的掌控权会怎样7如果约翰·欣克利(John Hinckley)瞄准罗纳德·里根胸膛的子弹位置稍稍高出一英寸会怎样？如果阿根廷没有出兵马尔维纳斯群岛会怎样？如果佛罗里达州的“悬空票”没有落在乔治·W·布什身上而是落在艾尔‘戈尔身上又会怎样7

诚然，上述事件中的任何一件都有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但它们能改变历史的发展方向吗？没有人可以断言。但是有一个逻辑是不可改变的，那就是资本主义和民主都青睐自我完善，而不是自我毁灭。这个逻辑意味着经济进步，政治统一以及全面发展的可能性永远比经济崩溃、混乱和解体的可能性大。一次威胁生存的危机不会摧毁人类进步的所有梦想，反而更有可能促进社会的发展。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向第四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创造性过程。

很多促成本书出版的人并未意识到他们的贡献，有些人也许宁愿不要答谢，因为他们可能并不认同我的各种结论，而这一点正是为写书人提供帮助的风险。

首先，我必须感谢几位编辑，是他们成就了我自1976年以来二十几年的记者生涯，他们是——《泰晤士报》的詹姆斯·哈丁(James Harding)、罗伯特·汤姆森(Robert Thomson)、彼得·斯图萨德爵士(Sir Peter Strothard)及西蒙·詹金斯(Simon Jenkins)，《金融时报》的杰弗里·欧文爵士及已故的弗雷迪·菲舍尔(Fredy Fisher)，还有《经济学人》的安德鲁·奈特(Andrew Knight)。特别要感谢《泰晤士报》的诸位同事，他们是丹尼·芬考斯坦恩(Danny Finkelstein)，安妮·斯帕克曼(Anne Spackrnan)、罗比·米伦(Robbie Millen)及蒂姆·赖斯(Tim Rice)，在我写作本书手稿时，他们一直容忍着我的一再延期。我还要向我新闻事业起步时的几位导师——《经济学人》的布赖恩·雷丁(Brian Reading)先生和约翰·普伦德(John Plender)先生以及《金融时报》的安东尼-哈里斯(Anthony Harris)先生表达由衷的敬意，是他们将我引入了经济政策的神奇世界。他们展示给我的经济学现象远比我在剑桥和哈佛两所世界名校所读的所有的书加起来还要多得多。

其次，我必须感谢与我共同建立Gavekal集团公司的两位合作伙伴查尔斯·加夫和路易斯·加夫，他们为我提供了智力支持，花时间为我查找各种资源，帮我完成了本书的写作。我们2001年在新加坡初次谋面，然后在新世纪最悲情、最值得纪念的那一天——9月11日——开始共同工作，查尔斯和路易斯总是新意层出不穷。此外，皮埃尔·加夫、史蒂夫·凡内利(Steve Vannelli)、阿瑟·克罗伯(Arthur Kroeber)、威尔·德尼尔(Will Denyer)、艾哈迈德·阿卜杜拉(Ahmad Abdallah)及其他为GaveKal公司发展及成功助力的同事们与查尔斯和路易斯一道并肩作战，大家经常在一起争论问题，特别是我们的政治及经济观点相左时，争论尤为激烈。

更重要的是，GaveKal团队一直负责我们的业务拓展，使我有机会接触几千位金融界、商界及政界最精明、最具创意的精英。在GaveKal成立之初，查尔斯·加夫就曾说过，我们的最佳创意很多是由客户带来的灵感，本书的很多创意也不例外。尽管大多数客户是通过竞争与唱反调不经意间帮了我的忙，而且他们无疑还会继续反对我的论点。

我甚至还得到了一个更加杰出的团体——一群著名的经济学家更深层次的无意识帮助，这些成绩斐然的经济学家在2009年9月齐聚乔治·索罗斯位于纽约市外的居所，发起成立了“新经济思维研究所”。这个值得纪念的周末所进行的各种关于政治理论颠覆经济学的讨论——特别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阿克塞尔·莱永胡武德(Axel Leijonhufvud)、罗曼·弗里德曼(Roman Frydman)、约翰·凯等一批著名经济学家的鼎力相助，当然，我们的召集人乔治·索罗斯先生更是功不可没——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我长期以来的一个理念，即经济学理论已经退化成一种政治宣传形式了，它需要随着资本主义体系一起改头换面才能继续生存。

当然，我还要感谢那些为本书付印做了直接工作的人：首先是我的经纪人安德鲁·威利(Andrew Wylie)。2009年5月，当我首次将书稿交给他时，安德鲁对这个项目表现出极大的热情。2009年夏天，当各种经济信号所传达的信息看似与我的书中所描述的情形相去甚远时，是他一路支撑着我的信心。而后，我又十分幸运地遇到了PublicAffairs和布鲁姆伯瑞(Bloomsbury)两家出版公司的几位大名鼎鼎的出版商，即PublicAffairs出版公司的苏珊·温伯格(Susan Weirberg)和彼得·奥斯诺斯(Peter Osnos)以及布鲁姆伯瑞出版公司的迈克尔·菲斯维克(Michael Fishwick)。他们几位颇有勇气和想象力，十分欣赏我书中挑战危机后世俗观点的论述。虽然两家出版公司都十分愿意以最快的速度促成本书的出版，但如果没有我的编辑林赛·约内斯(Lindsay Jones)、项目经理克里斯蒂娜·马拉(Christine Marra)以及文字编辑苏珊·平克(Susan Pink)独到的眼光、辛苦的工作和快速的反应，我所有的努力可能毫无结果。但是倘若我没能在纽约发现我的全能研究者兼评论家埃文·乔伊纳(Evan Joiner)的话，前面所有人的努力也许都会徒劳无功了。

我还应该感谢娜塔莎·麦克艾霍恩(Natasctla McEkhone)，是她把自己威尔特郡温馨的小屋让给我住了两个月，那段时间我需要重新整理思绪。还有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这位学识渊博的建筑设计师，其设计中贯穿着后现代的理念。我们之间进行了多次令人难以忘怀的谈话，特别是在他苏格兰寓所里的那次，正是那次谈话催生了本书的名字。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必须感谢所有成就我的人，我已故的父母，我谨将本书献给两位老人；还要感谢我亲爱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促成了本书的创作和出版。我女儿基蒂带给我极大的创作灵感，她在乔治城及奥巴马总统大选过程中偶得的政治理念又给了我很大的情感支持——她还帮我找到了埃文。我的大儿子米沙，曾以断绝父子关系相威胁，除非我成功完成本书的写作，这小子后来靠着惊人的爆发力闯进了牛津大学，好样的。还有我的第三个孩子萨沙，也是唯一一个还跟我们住在一起的孩子，他经常充当我最犀利最敏锐的评论家，他对我的想法表现出来的兴趣、他的乐观以及他的热情，都使我感到自己的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

当然，我最应该感谢的人是我的妻子菲奥娜·墨菲(Fiona Murphy)，作为一个电影人及作家，她牺牲了自己的事业，为我提供了自由空间，让我得以以自己的方式工作。不仅如此，她非凡的智慧、广泛的兴趣以及对所有问题创根问底的钻劲儿，所有这些对我的世界观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

没有以上这些人的奉献，本书的写作就不可能完成。我希望读者认为这本书值得一读，哪怕只是一部分读者这样认为，我也就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