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陈平原先生在日本期间所写的随笔集子，作者说自己是在阅读日本，又好像在借日本阅读中国，立足点始终是“中国的”而不是“日本的”问题，时时处处在用日本这面镜子来观照中国。正是基于这样的忧国之思与爱国情怀，在《日本印象》中，我们更多感到的是中国的不足与差距。

本书是陈平原先生在日本期间所写的随笔集子，作者说自己是在阅读日本，又好像在借日本阅读中国，立足点始终是“中国的”而不是“日本的”问题，时时处处在用日本这面镜子来观照中国。作者认为，每个国家的知识者，都应该首先关注并鞭策本国政治生活及精神文化的发展；学有余力，方才“负有刺探别国弱点的使命”。正是基于这样的忧国之思与爱国情怀，在《日本印象》中，我们更多感到的是中国的不足与差距。今天，我们经常从报章看到日本方面一些令人不快的消息。中日关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陈平原先生说“原书写成于中日关系良好的年代，不免更多地看到现代日本光明的一面。

小引

序

上篇 东游小记

窗外的风景

东京的古寺

木屐

“初诣"

烟雨佛寺

踏雪访梅

伊豆行

下篇 阅读日本

扪碑记

招魂

汤岛梅花

神舆竞演

历史文化散步

从东京到江户

文学碑

西乡铜像

开国纪念

“教育第一"

“厕所文化"

后记

独在异乡为异客，最重要的欣赏对象莫过于“窗外的风景”。毕竟不能整天逛公园或参观博物馆，大部分时间必须坐在书桌前。日本的房间朝阳台一面大都安着落地窗，大概是为了便于“借景”。倘若对面除了水泥建筑一无所有，那该多扫兴!

到达“新家”已是半夜，不辨东西南北。第二天醒来，急忙拉开窗帘，观赏那一幅属于我的风景。真没想到，眼前居然出现一片小树林!不是东京街头常见的侧身墙角的盆景式小松树，而是自然生长的柿子树，大大小小不下二十株。在临近我家阳台的地方，还有一株枝叶茂盛的小枫树。家在四楼，树在坡上，坐在窗口望去，刚好是小树林最富表情的上半身。东京市内地皮昂贵，除了专门设立的公园，难得有如此空地。

转一大圈回来，终于弄清小树林的来历。我的新家背靠东京大学医学研究所，研究所的楼房四周都有林木，尤以我所面对的西北角最为苍翠。周围是库房，人迹罕至，一条小路穿过柿子林。地下都是落叶，穿行时必须拨开挡路的横枝，还得当心随时腾起的乌鸦。研究所有十几栋楼房，也有一座近乎荒芜的小庭园，路边或大树下摆着若干发霉的木椅子。大概这里的研究人员工作太拚命，没有闲暇到室外来休息。敬佩之余不免觉得有点可惜，这么好的风景不该被冷落。

于是，每当夕阳西下，便独自一人在园子里散步。深秋的太阳不晒人，偶尔也到园子里读书。只是空地毕竟不大，一下飞鸟，一下汽车，再加行人匆匆的步伐，还有不时随风飘来的酒精味，在在都提醒你此地不是读书处。当然也怨自己“定力”不足，否则该像曾国藩说的，“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

刚到时柿子还是青的，不知不觉竟逐渐变红。这时乌鸦开始猖狂起来，越来越让我感觉不能容忍——可又拿它没办法。光顾窗外柿子树的乌鸦们，大概住在离此地只有百米远的自然教育园，那里有大片的树林，是各种鸟类的天堂。柿子青时乌鸦也来走动，好像挺规矩的；柿子红了，乌鸦可就不客气啦，光天化日之下“大开杀戒”，看得我都惊心动魄。十几只乌鸦直扑柿子林，专拣红柿子啄，叼住了就往回飞；过一会又卷土重来。最气人的是，万一啄落了，乌鸦绝不下地拣，而是另攀新枝。红柿子再多，也经不起它们从早啄到晚，从晚啄到早。好在乌鸦很有分寸，绝不啄食半生不熟者。每天早上起来，发现柿子红了一批，到了下午，那些红点又都消失了。浑身漆黑的乌鸦叼着圆圆的红柿子从眼前掠过。这景象固然好看；只是本想有一天绿叶落尽，剩下满树红果蔚为壮观，就因为乌鸦捣蛋，看来是没指望了。事后想想，也怪自己自作多情。柿子本无主，乌鸦啄食干我何事?总不能以破坏我家风景治其罪!

东京上空飞翔的鸟，最多的莫过于鸽子和乌鸦。鸽子招人喜欢，公园里，广场上，随时可见游客在给食。也许正因为养尊处优，不免“目中无人”，不时摆出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让自以为是的“施舍者”感觉没趣。乌鸦则讨人嫌，不但没人给食，连可能享用的剩余饭菜都被用网罩住。理由据说是因为乌鸦吃相不大文雅，经常弄脏街道。照我观察，受宠的鸽子固然活得很好，被冷落的乌鸦照样叫得也挺欢，似乎没有一点“心理不平衡”。

那天阳台上飞来一只鸽子，与我隔着玻璃对视。尊贵的鸽子居然光临寒舍，让我受宠若惊，大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感觉。那鸽子不知为何惊魂未定，我起身它便飞走，我落座它才回来。总不能让客人干坐着，找了些饼干和切碎了的苹果放在阳台上。可惜鸽子不见了，大概仍对我不放心。好吧，让你安心享用，我上东大读书去。晚上回来，阳台上果然空无一物。此后一个多星期，刚好每天出门，早上“道别”时，都不忘在阳台上放置食物。照样是打开落地窗便惊飞，不过我相信那高傲的鸽子会回来享用我为它准备的午餐。P2-4

1993年9月至1994年7月，我有幸得到日本学术振兴会的邀请，在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从事研究。此前此后，也曾多次访问日本，但都不像这一次悠游自在。无论是在家念书，还是出外玩耍，全都兴之所致，随意挥洒。回国后，写了若干随笔，集成一个小册子，那就是1 996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推出的《阅读日本》。

“日本”不是我的专门研究对象，但中日之间的恩怨情仇，对于每一个中国或日本的知识分子来说，都是无法回避的。记得原东京女子大学教授伊藤虎丸先生说过：中日之间，“友谊”容易，“理解”很难。意思是说，没有“理解之同情”或“同情之理解”，只是因应政治局势的需要唱高调，那样的“友谊”不可靠。在不断的“干杯”背后，潜伏着国家利益、文化差异，以及历史记忆等，所有这些，都不应该被忽视或刻意抹煞。在这方面，政府的立场、专家的论述以及大众的趣味，三者之间犬牙交错，关系十分微妙。

作为业余爱好者，我之谈论日本，确实只是“印象”而已。此类文章，不同于专家之学，只求生动、真切，而不可能全面、深刻。于是，文字之外，借助图像，力图做到“图文并茂”。当初连载于《东方》杂志，确实配了好些精心搜集的插图，效果很不错。可结集成书时，为了丛书体例的统一，只好忍痛将图像删去。这回的“改头换面”，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截取自认比较有心得的前两辑 “东游小记”和“阅读日本”，(注：由于篇幅所限，删去了“东游小记”中“东京之‘行’”和“新年音乐会”两篇。)舍弃关系较为疏远的“东京读书记”和“结缘小集”；二是配上大量相关图片。

十年前的旧书，得以翻新出奇，心里蛮高兴的。更何况，新版之兼及图文，接近我原先的设想。原书写成于中日关系良好的年代，不免更多地看到现代日本光明的一面。十年后的今天，对明治以降日本的历史与文化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我仍不改初衷。就像初版“后记”所说的，作为一个对异文化有浓厚兴趣的读书人(而非专家)，我更多关注如何向对方学习，而不是疗救人家的疾病。

2005年10周6日于哈佛燕京

将社会与人生比作“大书”，图书馆里收藏的，也就只能定义为“小书”了。借“大书”参晤“小书”，或者以“小书”品味“大书”，此乃读书人的常态。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或者“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常被世人挂在嘴上，真正落实起来却不容易，弄不好大书、小书全耽误。抱着名胜词典，口中念念有词的游客，或者按图索骥、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专家，我都深表钦佩，又都略感遗憾：其开口见喉咙的观赏思路，以及过分僵硬的阅读姿态，都显得不够“优雅”与“洒脱”。

“阅读”这一行为，在我看来，本身就具备某种特殊的韵味，值得再三玩赏。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只是这种兼具手段与目的的“阅读”，并非随时随地都能获得。即便是擅长读书者，也常有状态欠佳的时候。我不大相信苟能立志，读书便与“天时地利人和”无关的说法。在一个恰当的时空，碰到一个契合你心境及趣味的阅读对象，而且你有足够的时间及知识准备来仔细品尝，这样的机遇并不常有。

作为“专家”，我还会埋头书海，皓首穷经；作为“游客”，我又常天涯海角，走马观花。后者太飘浮，前者太沉重，都不是理想的阅读状态。有时突发奇想，如果给我一年时间，允许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完全凭个人兴趣读书，那该多好!对于积蓄无多、当不起隐士的现代人来说，这一本来极为平常的阅读方式，反而显得有点近乎“奢侈”。

不过，老天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还是来了。

在日一年，除了继续专业研究，更多的时间和兴趣集中在我所不熟悉的日本社会与文化。坐在东京街头随处可见的小酒馆里，与日本朋友畅谈上下古今、“东西”“南北”；或者大太阳底下，与妻子骑单车在京都的大街小巷里游荡，迷路时再掏出地图确定方位，这种感觉真是好极了。就像钻到邻居的花园里胡乱转悠的小孩子一样，出于好奇，也会偷摘一两朵自家没有的玫瑰，但不准备做植物学鉴定。不管此前还是此后，我都不是，也不敢冒充是日本学专家。

正因为连“日本学”的门槛在哪儿都不知道，也就没有入门与否的焦虑。这是一次介乎“专家”与“游客”之间的愉快的“阅读”。或者说，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外行”在“看风景”。

“看风景”既是象征，也是写实。以我可怜的日语能力，对日本的阅读，得益于大大小小的图书馆，更得益于东西南北的旅行。面对古寺、红梅，或者用汉字书写且“犹存唐代遗风”的匾额(周作人《苦竹杂记·日本的衣食住》)，真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可看着看着，“熟悉”的外观渐渐退去，骨子里的“陌生”让我震惊。那些从书本上得来的中目文化交流佳话，以及初次访问时的似曾相识感，似乎涵盖不了眼前的风景。终于有一天，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并非每个中国人，都有谈论日本的资格。日本对于我，就像罗兰·巴特的《符号帝国》所描述的，也是“遥远的国度”。

也正是这种“遥远”的感觉，刺激了我阅读的兴趣。明白日本文化不是中国文化的“复制品”，我的“外行”身份也就不证自明。努力去体味、去鉴赏另一种文化，这既需要学识，更需要好奇心。学识我谈不上，好奇心却“大大的有”。明知永远成不了日本学专家，还是津津有味地阅读“日本”这本大书；如此如痴如醉，连我自己都觉得好笑。一开始还自我安慰：这种节外生枝的阅读，对我的专业研究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做学问不就讲究触类旁通吗?很快地，意识到不该如此“动机不纯”，干脆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承认此乃“自己的园地”，不必上税，也就不必过分计较收成。

很高兴自己没有被专业化完全剥夺了对新鲜事物的兴趣，还能为一本陌生的大书而激动，并且不计成本地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尽管从经济学角度考虑，这绝对得不偿失；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入，我愿意“逸出常轨”，为这一愉快但不明智的阅读付出代价。

比起径行独往、无法无天的大侠来，我的“逸出常轨”实在微不足道，而且只是暂时的。就好像比赛中间的“暂停”，只是为了让运动员调整一下呼吸，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回到国内，我又成了“专家”，整日为承当的研究课题而埋头书海，难得再有时间和心境顾及我的业余爱好。很想把心中的风景完整地描画出来，可惜时不我待，只好允许其“半路出家”。不像断臂的维纳斯女神塑像，这里的残缺，不具备古雅的韵味或神秘的美感，只证明作者的写作缺乏恒心与连贯性。在对读者表示歉意的同时，我暗暗下了决心……既然“决心”只是“暗下”，又何必公诸于众呢?

还必须说说“训练有素”，否则显得不够真诚。不同于一般游客，我对日本的历史文化毕竟有所了解，而我所关注的晚清以来中国文人在日足迹，更成了最好的导游手册。虽然此“训练”非彼“训练”，我的专业知识基本无助于我对日本的了解，但我的专业训练使得我比较容易进入“课题”。更重要的是，每当我欣赏一幅风景，或者阅读一段史迹时，不自觉地，总是以我的知识背景为参照系。至于思考问题的方向，更是受制于当下的生存处境及精神需求。尽管我是日本学的外行，也充满了儿童般的好奇心，却并非天真纯洁得如一张白纸。说到底，“前理解”决定了我的阅读策略及方向。

这种解不开的“中国情结”，使得眼前的问题与心中的困惑不断对话，往往出现旁人难以理喻的“风云突变”。说是在“阅读日本”，又好像在借日本“阅读中国”，这种视角的转移，连我自己也无法准确把握。比如，我会在小酒馆里与日本朋友脸红耳赤地辩论所谓“东方的崛起”，或者有意挑起关于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的话题，‘甚至选择日本的剑豪与中国的侠客作为演讲题目。当时的感觉似乎是“友情出演”，事后方才明白乃“主动出击”。为何有的话题我马上插嘴，而且手舞足蹈，以求冲破隔阂；有的则老是听不懂，即便听懂了也无法进入最佳工作状态。除了语言表达能力，还有阅读趣味在作怪。

正是这种“问题意识”，决定了这半部书稿之对待日本文化，注重体味而不是批评。得知我在撰写访日观感，曾有朋友表示愿意译成日文发表，条件是“痛下针砭”，以便警醒“狂傲的日本人”。我没有采取这一策略，原因是意识到自己的阅读，受制于“中国的”而不是“日本的”问题。借用鲁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中语，我的写作，“并非想揭邻人的缺失，来聊博国人的快意”。在我看来，每个国家的知识者，都应该首先关注并鞭责本国政治生活及精神文化的发展；学有余力，方才“负有刺探别国弱点的使命”。我对日本的阅读，带有浓厚的中国问题意识，尚停留在借日本“阅读中国”的水平，这也是我自居日本学“外行”的原因。另外，作为“旅人”，心境超然，不同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国民”，对异国生活及情调多取鉴赏态度。鲁迅赞赏厨川白村对本国世态“一一加以辛辣的攻击和无所假借的批评”，但也称：“我先前寓居日本时，春天看看上野的樱花，冬天曾往松岛去看过松树和雪，何尝觉得有著者所数说似的那些可厌事。”

自忖没有本事兼及中国与日本、大众与专家，于是有了以上种种自我辩解。这种写作策略，与当下本人的心境相通，没必要另外去“深化主题”、“转换视角”，因而显得相对轻松与洒脱，与前面提及的对优雅阅读姿态的追求大致吻合。

书名《阅读日本》，本不该冒出第四辑所录文章。与其费尽心机打圆场，不如老老实实承认：此乃不得已而为之。

虽说随笔集不同于学术专著，不一定非绕着一个题目打转不可；可没能完成预订计划，心里总不是滋味。

挑了几篇题外之文，一来充篇幅，二来也可见笔者对于“文”与“学”关系的思考。对我来说，探讨中国散文的艺术特征及发展途径，既是一个学术课题，也是一种自我训练。但愿题目的“学究气”，不至于吓跑那些更欣赏“才情”、更追求“潇洒”的朋友。

至于褒贬晚明小品、桐城文章，或者评述学者之文，并非拉大旗做虎皮，暗示自家文章“别有渊源”。我想，这点嫌疑总该可以避免的吧?

题为“结缘小集”，自然是源于周作人的《结缘豆》。像《燕京岁时记》所述的，于佛诞日“煮豆微撒以盐，邀人于路请食之以为结缘”，这种雅事如今难得一见；不过，学周氏以文代豆，与读者结缘，倒是不妨试试。

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初稿，七月十七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