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布尔加科夫(1891—1940)，苏联作家。出生于乌克兰基辅市的教授家庭。1916年于基辅大学医疗系毕业后从医。1920年弃医从文，开始写作生涯。著有中篇小说《不祥之蛋》(1925)《魔障》(1925)((狗心》(1925)等，剧本《图尔宾一家的命运》(1926)《佐娅的住宅》(1926)《紫红岛》(1928)等。他一生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在他逝世二十六年后才得以公开发表。其他著作有剧本《莫里哀》(1936)、传记体小说《莫里哀》(1962)等。

文学，以其对人生的深刻写照及对文字的高超运用技巧，成为人们心目中神往的圣殿。随着岁月的流逝，经典的魅力更是历久弥新。然而面对浩如烟海的文学佳作，面对卷帙浩繁的鸿篇巨制，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结果是敬而远之。在如今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生活节奏紧张的时代，读者何从人手，才能找到一窥文学堂奥的门径呢？

为此，我们汇集了文学界著名的学者专家，共同营造一座“文学讲堂”，在这里他们凭借自身丰富的研究成果，深厚的文学理论修养，以生动的语言，独到的见解，通俗易懂的形式，深入浅出地讲解文学的奥义，并选有能够反映作家主要创作思想和风格的代表性作品，引领广大文学爱好者领略经典的魅力。

本册为《米·布尔加科夫》。  米·布尔加科夫(1891—1940)，苏联作家。出生于乌克兰基辅市的教授家庭。1916年于基辅大学医疗系毕业后从医。1920年弃医从文，开始写作生涯。著有中篇小说《不祥之蛋》(1925)《魔障》(1925)((狗心》(1925)等，剧本《图尔宾一家的命运》(1926)《佐娅的住宅》(1926)《紫红岛》(1928)等。他一生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在他逝世二十六年后才得以公开发表。其他著作有剧本《莫里哀》(1936)、传记体小说《莫里哀》(1962)等。

再认识布尔加科夫

 一、“扫清外围”

(一)引子

(二)题解

(三)缘起

(四)剧作家

(五)《大师》出土记

(六)版本及有关问题

(七)出版和争论《大师》

 二、成长的土壤和环境

(一)乌克兰，基辅

(二)歌声中的童年

(三)少年的悲欢

(四)“头脑发热”的时代

 三、乱世旋涡中的孤舟

(一)登上理想的“灯塔”

(二)青年外科医生

(三)用听诊器消除愚昧

(四)煤油灯妙，电灯更好

(五)三度“军医官”

(六)随军南行记

(七)汉卡尔谷地之夜

 四、暂泊高加索

(一)军人没有发现他们

(二)弃医从文，报社同仁

(三)文学处主任

(四)捍卫普希金

(五)剧作家的诞生

(六)向往莫斯科

(七)人民艺术学院

(八)无心插柳柳成荫

(九)“咱们一起写吧”

 五、停靠莫斯科

(一)初来乍到

(二)短命的“里托”

(三)为餬口奔波

(四)《前夜报》和《袖口杂记》

(五)《病魔》与《吗啡》

(六)进入大集体

(七)精美的糖果盒

 六、向往净土，准备远航

(一)“莫斯科，像大锅”

(二)《乞乞科夫再世》

(三)使命感与《白卫军》

(四)故里之行

(五)硕果累累

(六)墙外先香的《狗心》

(七)一瓶香槟酒

 七、大环境在转向

(一)困难的选择

(二)从《自卫军》到《图尔宾》

(三)矛盾在升级

(四)高尔基档案摘录

(五)斯大林的信

 八、大江东去，落日余晖

(一)不能发表作品的作家

(二)斯大林的电话

(三)夕阳无限好

(四)《巴统》及其命运

(五)飞向宁静和平安

 九、《大师》与大师

(一)《大师》之作

(二)《大师》的两条线

(三)《大师》的几个人物

(四)阅读《大师》

(五)翻译《大师》

附录一 作品选《狗心》

附录二 作家年表

1、我们这一代人几乎都是由所属组织分配、调动工作的。而且，分配到哪里就得在那里“安心工作”，做“革命的螺丝钉”。要求去做自己喜爱的事，则是“不安心工作，思想不好”，至少会受到批评。其实，我自幼就不愿当翻译。青年时期同学们说我有“辩才”，我就飘飘然；因为学了几种外语，就天真地梦想将来“当外交官”。由于看了些电影中的“翻译官”形象而深恶痛绝，我曾发誓一生不当翻译。谁料想，我这颗“螺丝钉”被拧在“翻译岗位”上，一拧几十年，还必须“安心工作，干一行爱一行”。久而久之，也就钻了进去，以致今日仍与翻译脱不了干系。

我从1950年就被分配做编纂俄语语法教科书的工作(在哈尔滨外专)；书出版后，1951年秋被调到北京。自此至1979年一直被分配在对外宣传单位，具体工作是将中文稿译成俄文(汉译俄)。只是业余时间偶尔也曾把些俄文文学作品译成中文；那叫“小生产”，是不受所在单位鼓励的。1979年我调到北师大，原以为可以当个教员了，又被分配负责《苏联文学》杂志的译稿审核工作，兼带文学翻译研究生；还是翻译，但总算能把精力完全转到俄译汉方面来了。

我不是俄苏文学研究者，只是在多年的学习和汉俄互译工作中对各方面都有些接触和了解而已。1989年完全离休后，我作为译者便就此搁笔。十余年来，因深感学养不足，急于读书补课，遂逐渐为国学之深邃所吸引，兴趣完全转到这方面，更远离了俄苏文学。谁知2003年，因出版社要再版拙译《狗心》，我想重校一遍，这才又看起俄文来。从那时起又与“翻译”有了联系。我很晚才认识到：人不该轻易发誓。事到如今，只能用一句老话“君子不与命争”来安慰自己。

2、上世纪九十年代，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解体前后，我曾以莫斯科为中心在苏联工作过两年(但与文学翻译无关)，借工作之便也访问过几个加盟共和国。我还去探访过莫斯科的布尔加科夫故居：花园大街10号，临街的大门旁钉着块不大的矩形铜牌标明这里有布尔加科夫故居。走进去是一个楼间小院落，往前不足50米进左手的单元门上楼去就是了。但故居正在整理修缮，不能参观。楼梯两旁墙壁上满是随意涂写的各色图画和题词，显得很杂乱。“布尔加科夫基金会”在筹建中，刚有眉目。

2000年夏，我结束在日本近8年的工作由东京回到北京后，听说布尔加科夫基金会已经成立，故居已整修好并开始接待访客。2001年秋，有位朋友要去莫斯科工作，我便趁机把几种布尔加科夫作品的拙译中文本托她转交给故居展室，同时拿出从前所得稿费的一部分捐给基金会，聊表一名中文译者对作者的缅怀和敬意。

2002年，那位朋友从莫斯科给我带回一封基金会的感谢信和一册俄文《大师》馈赠本。这是一册大16开的豪华本，附有近百页彩色插画，印刷装帧十分精致。收到馈赠本后还没细看，恰巧人民文学出版社要把《大师》收进“名著名译插图本”系列而需要插图，我就把它借给出版社了。2004年秋出版社把书还来，我才发现它是“手稿版本”，而且书中附有三位专家写的长篇评介和有关统计资料，其中有许多信息是我20年前翻译时无法得到的。我觉得应该借这次机会对此做些介绍和说明。

3、五年前有位受过高等教育、已是不惑之年的朋友让我推荐书给他看，我把刚看过的、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的《史无前例的年代》推荐给他。他倒是耐着性子看完了上下两册。可是，他来还书时问我：“当时的人们怎么都会那样呢？”这使我深有感触。为了解决他的疑问，我只好再推荐两本关于“文革”之前的书给他看。

由此，我不由得想：他怎么会看不懂写40年前的事的书？我想了许多，越想越不安。无怪乎有些外国人看不起我们，无怪乎有所谓“代沟”，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并不主张每个人都去研究历史，但是，假如我们的孩子连几十年前父辈祖辈经历的事都不知道，这就不能不让人担心他们将来可能沦落到只配给人家当会说话的工具。记得在一篇文章里看到过北师大老校长陈垣先生的一句话：“从来敌人消灭一个民族，必从消灭它的民族历史文化着手。”我反思：假如我年轻时多读点各类书，哪怕只读懂了父亲推荐给我的那本《老残游记》，我的人生路上会不会少些坷坷坎坎？如后车真能从前车之覆中得到教益，人间会避免多少悲剧？我们这一代人到老还在思考：到底“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斯大林语)和“历史是人民写的”(刘少奇语)究竟哪个对？这可能被斥为迂执。但像这位朋友似的连这类问题想都不想，怎么能叫人放心？

是啊，“当时的人们怎么会那样呢？”不了解过去的事，就很难真正理解眼前的事；因而别人关于前人往事的任何说明、评价便都会显得难以相信。我认为，多了解些过去的各种人和事，有助于消除“代沟”，能使社会上少些分歧、误会、仇恨，多些理解与和谐。我并不赞成尽信书，尽信前人；前人的书中当然可能有瑕疵乃至错误。但我总觉得，前人即使错了，他们也是真诚的；他们不似今日之假冒伪劣，大言不惭地欺人。对布尔加科夫的作品我也这么看。

当我们得知：二十年代曾率领苏联的“无产阶级文艺斗士们”奋力反对“右倾的、反社会主义的布尔加科夫水货”的苏联作家协会领导人法捷耶夫，在布尔加科夫临终前曾冒着政治危险写下下面这样的话时，我们就不能不对布尔加科夫作品另眼相看了。法捷耶夫说：“不论是政界人士，还是文艺界人士，都知道他(布尔加科夫)是一个不论在创作上，还是在生活上，都没有背起沉重的政治谎言包袱的人。他走过的是一条真挚的人生之路……在他逝世之后，人们将比他生前更了解他，虽然这非常令人遗憾。”P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