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他乡笔记(祝勇作品)》收录了作者祝勇的二十二篇历史文化散文，是作者行走在中国大地上对历史文化的记忆。最后附录收录了郁风的《蓝印花布的生命》和冯骥才的《文化的情怀》。在当今科技笼罩一切的时代里，作者走万里路，在行走的过程中追寻正在消逝的文化。

《他乡笔记(祝勇作品)》由海豚出版社出版发行。

祝勇是一位作家、学者。北京作家协会合同制作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柏克莱大学驻校作家，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全国青联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阅读》、《布老虎散文》主编。这本《他乡笔记(祝勇作品)》收录的就是他的22篇历史文化散文，包括：《北京，永恒之城》、《永别周庄》、《可以看见的宋代》等。

《他乡笔记(祝勇作品)》由海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

北京站

北京，永恒之城

山寺闲居

谒陵手记

河北

衙门

山西

众生之神

山东

甲午风云

江苏

永别周庄

浙江

南方·水印象

楠溪江：长达一千年的春天

漂泊的地图

家族密码

蓝印花布

泽雅纸坊

千年转换

可以看见的宋代

江西

婺源笔记

四川

在阿坝

云南

阳光拼图

古道上的沙溪

贵州

逝者如斯

附录

文化的情怀

蓝印花布的生命

北京站

北京站的确切地址是北京市东城区毛家湾胡同甲十三号，但是没有人在意这个地址。地址是使人停下来的地方，这一点可以从“址”里面藏有一个“止”字得到确认。但北京站不能使人停下来，人们总是尽可能迅速地通过它以到达某一个地址，而车站本身的地址反而遭到忽略。

第一次走出北京站的人会对眼前的一切感到迷茫，尽管他手中可能握有一个确切的地址。突如其来的街道、楼房、广告、汽车、行人、乞丐、骗子，会一下子弄乱他的头脑，把他手中的那个有着精确刻度的地址篡改得模糊不清、不知所云。只有车站本身是明确的，像水流中一座可以依靠的孤岛。

但是火车站不允许长久停留，尽管没有法律对此作出规定，但这已成为常识的一部分。除非乞丐，或者准备在这里换乘已经晚点的列车，没有人愿意在这里耽搁时间。所以火车站只能作为故事的开始，它只能寻找另外的空间延续。

火车站于是成为许多故事千篇一律的开始。这里既是空间的开始，也是时间的开始——车站里永远开启的大门，和车站顶上永不停止的自鸣钟就是对它的注解。车站是一个人通往一座城市的公共接口，它连接着许多相互交织的路线、捉摸不定的事件和随时变换的机遇。对此，人们手中的地址没有做出更多的交待，因而有人对此完全没有预感，他们以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事先约定的，像火车时刻表一样准确无误，所以，老谋深算的街道和喜怒无常的命运经常让他们感到不知所措。

真正的故事有时就藏在火车时刻表里。那些密密麻麻的枯燥数据相互拼接和勾联，如同暗码一般，以隐晦的方式预示着即将发生的事件。我相信一个人从一个时间或者从另一个时间走出车站，他的命运会有所不同。时刻表里隐藏着许多无比复杂的命运公式，一个数据的变换势必导致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也就是说，有许多种彼此不同的命签在火车站迎候着人们，等待人们抽取。

我是在十八年前一个星光黯淡的凌晨走出北京站，黑夜隐去了我接近北京的过程，使这座城市像电影一样在黑暗中突然闪现。几乎所有的道路都通向车站，城市的神奇反衬出我的孤独和无助。这种感觉只有在那一天有过。很多年后，当我成为这里的常客，有时甚至不带任何行李，而只带一张报纸登上火车，我还在努力回忆着那个凌晨的感受。这座车站是1959年建成的十大建筑之一，据说不仅是民族风格与现代技术的完美结合，而且创造了现代火车站建设的速度奇迹，但这一切对于当时的我毫无意义，我甚至没有去认真打量一下这座建筑。我从那个凌晨急匆匆地走向今天。我想，我必须从那样一个凌晨出发，在经过一系列事件之后，才能成为今天的我，如果我出现在1968年12月20日下午4点零8分的北京站，我就可能成为另外一个人，比如：郭路生。

在火车站我们通常只记得一个简单的地址，那是我们即将抵达和暂时安身的地方，湍急的人流中，它让我们踏实，仿佛一个事实写好的结局，拒绝着涂抹。除了那个地址，我们什么都不在意，包括火车站的地址、样貌，以及身边交替出现的脸。这些人可能在未来的某一时刻相遇，彼此发生影响，但他们不可能知道他们曾在同一时空里在火车站出现过，这是他们记忆里的盲点、命运中的秘密。站前广场每天都公开发表这样的秘密。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4年10月13日  P1-4

喜欢读书的人，都知道“新世纪万有文库”、“书趣文丛”这些图书和《万象》这本杂志，它们的缔造者俞晓群兄，是我多年的朋友，当他从辽宁来京，主持中国国际出版集团的海豚出版社，也就把他这个出版理想主义者的气势带到了北京，我们看他出版了董桥、蔡志忠、畿米的作品，还有沈昌文、陆灏等人主持的规模庞大的“海豚书馆”。晓群向我组稿，这套“祝勇作品”，也就在一片大好形势下应时而生了。像当年沈昌文先生一样，我先声明：我不会赚钱，所以我的书，对出版社意义不大，对我意义不小。至少，这让我有了一个检视自己的机会。校对书稿就像考试交卷前的复查，至少在心理上，它是重要的。这些年写得顺风顺水，或许只有出版的时候，才有机会审视一下自己，这个时候，我便由一个写作者，变成一个阅读者，写作中潜伏的种种问题，也都在此时原形毕露。出版的过程，是边读边改的过程，甚至是一个比写作更加艰难的过程。

每一个人写作都有自己的弯路，每一个写作者在阅读过去作品的时候，都会心生悔意，但弯路是不可避免的，像笑话里说的，一个人吃到第t张饼，才觉得饱了，于是后悔地说，早知道就不吃前面的六张了，写作这回事，还真的需要慢慢的铺垫，文火慢熬，像赵本山的小品《策划》里说的，不是“炒”，而是“炖”。我很羡慕“80后”甚至“90后”，那些天才的写作者，年轻的时候就为自己打下了文学的江山，我也恨自己没有他们的能耐，“成熟”得慢，但是我想，也许有朝一日，他们也会侮其少作吧。张仃先生曾对我讲，“大器晚成”是艺术的规律，这是因为人生的况味、艺术的功力，都需要慢慢发酵，无法速成。据说曾有人将一个14岁少年写的武侠小说拿给金庸看，金庸拒绝了，原因是他不相信一个14岁的孩子能真正写出夫妻之情、母子之爱，他太小，还不懂。

每个人的写作，都经历过模仿的阶段，我们喜欢一种作品，就不知不觉地照猫画虎，或者在老师们的威逼利诱之下去简单照搬。后来我们发现，那些被称为经典的作品，只是我们祭拜的对象，我们给它们上香，磕头，却不能投靠它们，因为它们伟大，崇高，像大理石的纪念碑，却没有生存的真实戚——哪怕是一点卑微也好。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所谓主流散文——我不止一次地说过——可以用“正确”来评价，但“正确”与否，从来都不是评价文学的尺度，文学只有深刻不深刻，没有正确不正确。我们小学没毕业就被训练着像雷锋叔叔那样，写下精辟的、圣徒式的和“正确”的文字，我们被“灵魂工程师”们辛辛苦苦地打造成规格统一的产品，我们用相同的表情微笑，甚至连愤怒都是一样的。敬文东曾经回忆，小时候写作文，同学们写得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写自己在帮贫农张大爷劳动，只是劳动的具体内容有异：有的人是挑水，有的人是劈柴，有的人是推车，有的人甚至是为他倒夜壶。他说：“作为一个历史悠久，且不乏保守和排外气质的村庄，我们村(那时叫生产队)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姓张的贫农大爷。张大爷在我们幼稚而又苍老可笑的文字中之所以必须要存在，仅仅是为了满足原始图腾在我们身上的需要，也是为了给原始图腾的内在逻辑找到现实生活中的对应物，以便顺顺当当地引出如下结论：我们这些脸蛋都洗不干净的祖国的小花朵，早已做好了接革命的班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文学的希望，就真的成了奢望了，因为我们受到的教诲与文学的精神刚好背道而驰。经典是规训，是格式化，是一种权力的控制，像福柯所说，“权力通过它而焕发活力”，文学变成了对“忠诚”的考验，变成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原则问题，它忽略了个人的特征，而加强了同质化的倾向。这是我们为“成长”付出的代价。前几天我在一家餐厅吃饭，听到邻座的一个孩子说，她不想长大，妈妈问她为什么，她说，长大了没意思，长大了对一切都不好奇了。她的话让我很感触，只有孩子能说出如此简单而又深刻的话。成长变得不可信任，是因为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接受规训的过程，它的结局是让所有的人都变得一致，变得“规范化”，而孩子，则是最具个性和好奇心的。好文学与坏文学的区别，就像儿童与成年人的区别一样明显。经典就像塞壬的歌声，以优美的声调拉拢我们，让我们失掉了自我，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毁灭掉。

真正的写作是寻找一条自己的路。余华说，“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他甚至把这句话作为自己一本书的书名，可见他对这句话的看重。他的话只说了一半，我为他接上：没有一个人是重复的。好的作家都是孤本，不可翻版，不可替代。谁能取代鲁迅、钱钟书、张爱玲？谁能取代莫言、王小波、余华？如果这些人都一模一样，像孪生兄弟一样不分彼此，那文学史就不存在了。福柯说：“在一个规训制度中，儿童比成年人更个人化，病人比健康人更个人化，疯人和罪犯比正常人和守法者更个人化。”这是因为在他们面前，“条理清晰”的世界重归模糊、神秘，拘束性的规则失效了。我们当然无法回到儿童时代，也不鼓励人们成为疯子和罪犯，但至少在文学这个特殊的世界里，我们不妨作一回儿童、疯子甚至罪犯，去尽情地放肆，去离经叛道，去做不守法的使者。经典的意义，只在于告诉我们不要照着它的样子写，或者说，经典就是用来背叛的。

假若有一支箭，从A点射向B点，需要多少时间？面对这样的问题，大多数人都会老老实实地通过距离和速度计算答案，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样的答案是“正确”的，也是唯一的，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样的答案毫无意义。博尔赫斯是我最爱的作家之一，他在《时间》这篇散文中提到过古希腊的芝诺。芝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惊世骇俗：飞箭永远不可能从A点到达B点。他的论证如下：飞箭要从A点到达B点，首先要到达这段距离的一半，然而要到达这段距离的一半，必须要到达这一半的一半，依此类推，“一半”会无限地分解下去，以至无穷，飞箭也就永远不可能从A点到达B点。他还用类似龟兔赛跑的典故来说明这个道理，只不过在古希腊的典故中，阿喀琉斯取代了兔子的地位，有人称之为“阿喀琉斯与乌龟”。故事是这样的：阿喀琉斯与乌龟赛跑，只要乌龟先他一步，他就永远也追不上乌龟，原理与“飞箭理论”是一样的。

芝诺是哲学家，他的答案有诡辩色彩，但在我看来，他更是文学家，因为他的答案符合文学的原则。文学是作家用自己的目光观察世界的产物，它是一个主观的世界，而不是一个科学的、逻辑的世界，它对世界的解释不是论证式的，因而，它是不能被某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定律统一起来的。如果一个作家认认真真地通过公式来贯彻自己的写作，那就是彻头彻尾的脑残。但很多写作不用脑，只用手。他下的工夫越大，离文学的距离就越远，他就变成了那只飞箭，永远射不中文学的靶心。

上海人民出版社把我谈论散文的文章结集出版时，我为它起了一个名字：《散文叛徒》，以此彰显我对背叛的标榜。我们每个人都生存在“体糸”之中，都在受到“体系”的催眠，谁说他可以不受“体系”的同化，那纯粹是吹牛，矢键在于谁更能够摆脱这种催眠，让自我意识更早地觉醒。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那些“新散文”的写作者，像钟鸣、庞培、张锐锋、周晓枫、宁肯、蒋蓝等，不约而同地向新的表达挺进，散文的多样性突然进发出来，正是基于他们对于格式f匕的写作已经彻底厌倦了。那种格式化的规训，取消了写作的神秘性，文学唯一的光辉，就是政治大话的光辉，而写作本身，则变得形象单一、口j殴寡味，看开头就知道结尾。2003年我将《旧宫殿》写成一个熔小说、散文、历史研究，甚至对话于一体的大杂烩，正是因为我看到了被画地为牢的散文外面，还有一大片空白的开阔地，我们可以在其中奔跑，撒野。获过茅盾文学奖的老作家张洁不同意这种“综合写作”，或曰“跨文体写作”，还有人叫“互文性写作”，她对我说，文学既有体裁之分，那么这种区分就是有道理的；也获过茅盾文学奖的刘心武则支持，他赞赏实验，认为文学实验没有禁区，尽管实验比恪守陈规更有风险。但无论怎样，这种离经叛道、不守规矩——好听点说，叫做“探索”，支撑了我最近十年的写作道路。

需要多说一句，背叛和继承是不可分的，这是常识，无须多说，但不做这样的表态，就会招来谩骂。近年来对这种背叛的批评，证明了这一点，但那些批评多少有些断章取义，是欲加之罪，甚至是抬扛，因此，即使是废话，我还要重复一遍，以省去辩护的麻烦。我们已经习惯于四平八稳的表达，习惯于先说“虽然”后说“但是”——把“但是”的内容藏在“虽然”的后面，以求得某种“安全”，而不再习惯于单刀直入——倘如此，便被目为“偏激”。然而没有偏激，就没有艺术，也没有文学，有张仃对毕加索这个艺术叛徒的定性在前，我们大可把心放得踏实些。张仃说：“毕加索学习遗产的态度，也为艺术家们创立了新的榜样——提出新方法，提出各种可能与假设。实际上，是他与古典大师作心灵的对话，有时争吵得很激烈，有时是和谐的二部合唱，通过毕加索的的作品，使人们打开了心扉，对上代大师的名作，有了更深的理解。同时，也使上代与现代结合，产生了第三代艺术，这是创造性的继承，发展了西方艺术遗产，又使遗产活起来。”张仃还说：“人们提到毕加索的时候，总以为他是艺术遗产的破坏者——他确是破坏了一些东西，主要是，他破坏了旧的审美观念和僵化了的艺术形式与语言，他破坏了艺术上陈腐的清规戒律，他破坏了欧洲绅士们自以为是的艺术偏见。”张仃这位巨匠的话，比我的话更有说服力，所以“拿来”，放在这里，也算一种“自我保护”。

总之，在中国绅士们自以为是的艺术偏见之外，我更愿意通过自己的写作来展现写作的不可预知性，我的作品——如《旧宫殿》、《纸天堂》，还有那本写“文革”身体政治的《反阅读——革命时期的身体史》——很难归类，在书店里不知该放哪个书架，更与奖项无缘，这是因为无论在哪个领域，它们都是边缘，但我从不后悔，反而心怀庆幸——我庆幸自己找到了自己的语言，我用自己的语言从世界的整体上切割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我找到了自己的那支飞箭。

我特别欣赏汉娜·阿伦特对本雅明的一段评价：本雅明学识渊博，但不是学者；研究过文本及其注释，但不是语言学家；翻译过普鲁斯特和波德莱尔，但不是翻译家；对神学有浓厚的兴趣，却不是神学家；写过大量的文学评论文字，却不是批评家……照阿伦特的说法，本雅明什么都不是，但他却是本雅明。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科学理性开始为世界祛魅，它照亮了世界的所有角落，通吃了一切事物，但本雅明，却重新赋予世界以新的神秘性，他构筑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个“非科学”的世界，在他的世界里，时间不再是“均质的、空洞的东西”。能够成为我们写作的基点的，不是对所谓“经典”的信奉和皈依，不是让大千世界变得一目了然的，“绝对正确”的公式、定律、原则，而是对这种神秘性的持续发现与表述，只有如此，才能让我们面对世界留给我们的习题，做出属于自己、也属于文学的回答。

2012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