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通俗的语言,运用大量历史材料,系统地介绍了鲁迅与许广平之间的关系。
对鲁迅与许广平爱情的研究,对研究鲁、许的叛逆性格,研究他们当年的思想、文字、革命活动,研究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恋爱观,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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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鲁迅与许广平 |
分类 | 文学艺术-传记-传记 |
作者 | 倪墨炎//陈九英 |
出版社 | 上海书店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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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本书以通俗的语言,运用大量历史材料,系统地介绍了鲁迅与许广平之间的关系。 对鲁迅与许广平爱情的研究,对研究鲁、许的叛逆性格,研究他们当年的思想、文字、革命活动,研究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恋爱观,都是很有意义的。 内容推荐 伟大从平凡中产生。没有平凡,也就没有伟大。 伟人是伟大的,又都是平凡的。 鲁迅是伟人,又是平凡的人。鲁迅和千千万万平凡的人一样,有自己的七情六欲,有自己的爱情、婚姻和日常的家庭生活。鲁迅说过:”其实,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 我们试图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看鲁迅。 本书开始写于1998年,正是许广平诞辰100周年之际。这也是对这位不平凡的女性的纪念。 目录 序一 海婴 序二 刘绪源 小引 1.“满天星斗”的教师 2.第一封信 3.上门探视 4.支持“害马” 5.醉打许广平 6.通信之谜 7.广平躲进鲁迅住宅 8.为先生不平 9.师母朱安 10.许羡苏 11.广平的初恋 12.鲁迅被免职 13.定情 14.爱情有新的发展 15.腊叶的故事 16.胜利的喜悦 17.惨案发生以后 18.广平的杂文 19.双双南下 20.两地相思 21.高长虹的闹剧 22.传说 23.离开厦门 24.温馨的生活 25.演讲台上 26.为鲁迅说话 27.鲁迅辞职和广平脱党 28.公开宣布结合 29.忘记自己 30.大热天游杭州 31.小别情依依 34.幸福的日子 35.五十得子的欣喜 36.王阿花 37.不愉快的时候 38.再次小别 39.出版《两地书》 40.以沫相濡共艰危 41.关于妓女 42.萧红 43.鲁迅病重 44.天人永隔的悲痛 45.万人空巷吊鲁迅 46.救国会与鲁迅出殡 47.力量源泉是爱情 尾声 后记 本书参考书目 试读章节 1.“满天星斗”的教师 许广平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于1922年夏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女高师)。也在这时,许寿裳出任校长,学校出现了新气象。许广平对这所学校很满意。由于许寿裳和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是同乡又是知交,因而女高师和北大关系十分密切:许多北大教师到女高师兼课,所发讲义也和北大一样,北大每有学术讲演也允许女高师学生参加听讲。在许广平就读的国文系,北大教师前来兼课的就有马裕藻、周树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沈士远等。 许广平是1923年读二年级时,才读到鲁迅授讲的《中国小说史》这门课的。开学第一天,对于这位写小说的赫赫有名的新先生,学生们都怀着“研究”的好奇心。上课的钟声还没收住余音,同学们还没坐定,在嘈杂声中突然一个黑影一闪,个子不高的新先生已走上了讲台。坐在第一排的许广平,首先引起注意的便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平头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地竖立着,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冲”字。她一向以为这成语有点夸大,看到这头发,也就恍然大悟了。那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成了同样的颜色。手弯上、裤子上、夹袍内外的许多补钉,炫耀着异样的光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四周也满是补钉。讲台短,黑板长,他讲课写字时常在讲台上跳上跳下,那些补钉就一闪一闪,像黑夜中的满天星斗,熠熠耀眼。小姐们哗笑了:“怪物,有似出丧时那乞丐的头儿!” 然而,当他以浓重的浙江绍兴口音的“蓝青官话”,开始讲课以后,整个教室却肃静无声了。从前不知道的知识,经他娓娓道来,把大家紧紧地吸引住了。而他常常在讲义外,讲一些例子,而在关键之处,他又喜欢幽默地画龙点睛似地一点,引发全教室一片笑声。正听得入神,下课的钟声响了。同学们都感到这一堂课的时间特别短。还来不及包围着请教,新先生已不见人影了,像刚才的一闪而进那样又一闪而去了。“许久许久,同学们醒过来了,那是初春的和风,新从冰冷的世间吹拂着人们,阴森森中感到一丝丝暖气。不约而同的大家吐一口气回转过来了”。多少年后,许广平无法忘记那第一堂课。据鲁迅日记,这一天是1923年10月13日。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课,得到同学的一致好评。1923年12月26日,鲁迅应女高师文艺会之邀,作了《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在学生中引起了强烈震动。娜拉走后怎样?成了学生们课余热烈争论的问题。这篇演讲中有不少警句,如:“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如:“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对这些警句,许 后来,鲁迅又在该校开一门文艺理论课,以他正在翻译的日本厨川白村的文艺论著《苦闷的象征》为教材。他一章一章地译出,就一章一章地授课。这门课的知识面比((中国小说史》更广,也很受学生欢迎。 鲁迅在女高师上课,由于教室局促,不像在北大上课时有很多旁听生,但每堂课都座无虚席。鲁迅上课,无论在北大还是在女高师,都从不点名,因为不会有学生缺席。鲁迅就是这样一位在学生中有很高威望而又为学生爱戴的教师。 当时也是女高师学生、后来成了女作家的陆晶清回忆说,对鲁迅有过这样一个认识过程:未受教前很仰慕,很想看看他是怎样一个人;初受教时,十分敬重,但有畏惧。看到他那严峻的面孔就有些怕。有时他讲了幽默话引得我们笑了,可是当他的脸一沉嘴一闭,我们的笑声就戛然而止。后来,逐渐察觉他并不“怪僻可怕”,才消除畏惧,不仅敢于和他亲近,还敢于对他“淘气”,乃至“放肆”。 几乎每个学生对鲁迅都有这样的亲近过程。1924年8月间,鲁迅想趁新旧校长更换之际,聘请的期限又正好满期,曾向学校提出辞职,可学生决不答应。据许广平回忆:“一致爱护的鲁迅先生,在学生中找不出一句恶评。也曾经有过一次辞职的事,大家一个也不缺的,挤到教务处,包围他,使得他团团地转,满都是人的城墙,肉身做的堡垒。这城堡不是预备做来攻击他,正相反,是卫护他的铁壁铜墙。”直到鲁迅答应不辞职,学生们才散去。 在这群学生中,许广平是敢于“淘气”和“放肆”的一个。她坐在第一排,好提问题,有时竟打断先生的话。但鲁迅认为她聪明,肯动脑子,有才气,颇有好感。…… 2.第一封信 听了鲁迅的一年多的课,1925年3月,许广平很想给平时严肃而又亲切、熟悉而毕竟又陌生的鲁迅先生写信。学校里有些动荡,加上再一年她要毕业了。她有一些问题和苦闷,希望能得到老师的指点。这事她与同学林卓凤说了,林君为她壮胆,很赞成她写信。 这第一封信她终于在3月11日写成。先给林卓凤看,又作了修改。她用蘸水钢笔、黑色墨水、厚实信笺、直行书写认真地誊抄一遍,并郑重其事地设法在当天送到了鲁迅手里。她在信的开头这样写道:“现在执笔写信给你的,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训,是每星期翘盼着希有的,每星期三十多点钟中一点钟小说史听讲的,是当你授课时坐在头一排的座位,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在听讲时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他有许多怀疑而愤懑不平的久蓄于中的话,这时许是按抑不住了吧,所以向先生陈诉。” 信送出后,许广平很有点忐忑不安。26岁的她,平时晚上倒床就睡着了,这夜她辗转反侧思量着自己的信。对于学校里的种种现象,她认为是教育的失败,是青年的倒退。她写道:“先生!你放下书包,洁身远引的时候,是可以‘立地成佛’的了!然而,先生!你在仰首吸那卷着一丝丝醉人的黄叶,喷出一缕缕香雾迷漫时,先生,你也垂怜、注意、想及有在虿盆中展转待拔的么?”她“希望先生收录他作个无时地界限的指南诱导的!先生,你可允许他”?对于这些责问和要求,先生或许不会恼怒,但他很忙,他会允许收下这么一个“无时地界限”的随时加以诱导的学生么?她还认为,“苦闷之果是最难尝的”,不像嚼苦果、饮苦茶还有一点回味。信中她竟提出:“先生,有什么法子在苦药中加点糖分?有糖‘分是否即绝对不苦?”对这样的问题,先生是否会一笑了之,不予回答。…… 不意3月13日一早许广平收到了鲁迅的复信。剧烈的心跳中展开信笺,“广平兄”三字赫然在目。开玩笑,她的绷紧的心弦一下就松弛了。鲁迅的信写得很长,谈了学风,谈了女师大校中的事,又着重谈了他的处世方法。关于“加糖”的问题,鲁迅也写到了:“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哪里,只好交白卷了。”先生写得这么平易近人,她的忐忑不安全消。一看信末所署日期,和她发信是同一天:鲁迅是接到信后就连夜写这封长信的。她深为感动。 感动之余,许广平立即写第二封信。首先她要问的是“广平兄”三字的含义。她写道:“先生吾师,原谅我太愚小了!我值得而且敢配当‘兄’吗?不!不!……绝无此勇气而且更无此斗胆当吾师先生的‘兄’的。先生之意何居?”这里似乎隐约可见这位年轻大学生的受宠若惊的惶恐,但她仍然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对教育现状、学校情形和人生道路提出种种看法和疑问。 鲁迅仍然很快就复了信,对她提出的种种问题作了深刻的阐述,但信的开头却是对于“广平兄”称呼的解答。他说:“旧日或近来所认识的朋友,旧同学而至今还在来往的,直接听讲的学生,写信的时候我都称‘兄’。其余较为生疏、较需客气的,就称先生,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大人……之类。” 鲁迅说过:他们的《两地书》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但他们在开始时,就是那么的不生疏,那么的不需客气,那么的无间。…… …… P9-15 序言 从很小的时候起,对鲁迅的书和关于鲁迅的书,我都有一种阅读的癖好,哪怕并不怎么读得懂也罢。记得是60年代末的某一天,那时我已能读懂《彷徨》并能成段地背诵《祝福》和《伤逝》了,但周围实在没有能交流此方面心得者,忽然在公共汽车上看到有人手持一本旧杂志,上面有论子君和涓生的文章,在一刹时,我直觉得热血往脑门上涌,真想动用一切手段把它弄到手。当然后来什么也没发生,那人很快卷起杂志下车,永远消失在上海嘈杂的人群中了。我心上空落落的,这种空落和那强烈的眼馋,永远地留在了心底。 后来鲁迅著作陆续再版了,再后来关于鲁迅的书越来越多了,我总是看到就买,买来就读,从中得到的享受和教益自是难以言表的。但令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是,近年来,在书摊上再看到有新的鲁迅研究著作或传记、回忆之类,却并不怎么起劲了;即使拿起来翻一翻,也常抱着怀疑的眼光。想来,是因为上过几次当的缘故吧。鲁迅的同时代人纷纷谢世,新的可靠的回忆材料恐怕是很少有了;传记作品中,相互转抄和故意别出心裁的倾向早已抬头,让人大倒胃口;认真的批评和研究专著,每隔一两年总会出现一二种,但数量上怎么也比不过那些草率成书用以评职称或换稿费的“著作”,所以真正需要者反倒很难觅到。现在的谈论鲁迅的文章中,有两类是我最反感的,其一是“骂派”,以年轻人居多,对当年的文人圈子和社会现状相当陌生,又对以前被耳提面命强令读乃至背鲁迅作品深怀不满,于是抓住一两句把柄,就激动地发挥开了。其二是“捍卫派”,多以专家或后继者自居,满怀警惕,目光如炬,看到谁有损害先生的言动,或有低于原先评价的提法,就要起而战斗。我以为,这两派都不是真正实事求是的研究者,他们除了造成一种表面的热闹外,都不可能将鲁迅研究推向前进。所以我是很不愿意读这两类文章的。 倪墨炎先生是严肃的现代文学研究者,也是鲁迅研究专家,他的藏书之富和资料功夫之到家,在圈内人中早有公论。这本《鲁迅与许广平》的书稿,本是他让我转交一家大报的有关编辑,看看有无可能在报上连载的。我出于从小的癖好,拿到手就忍不住看一看,不料这就看出味道来了。我发现这是一本既不属于“骂派”也不属于“捍卫派”的书,是经过了自己认真的研究的著作。虽然,要系统介绍鲁迅与许广平的关系,不可能不大量运用我们过去所熟悉的材料,但大部分材料都经他重新思索、考订和排列过,在很多地方,他都有了新的、令人信服的见解;并且,书中也确有不少新鲜的、过去人们知之甚少或根本没有引起注意的材料。此外,对于不从事鲁迅研究的普通读者,这也是一本通俗易读而又详实可靠的书,而况又有那么多老照片(其中不少由周海婴提供,从未发表过)的配合,相信它会受到读者的欢迎。于是,我做了一回“剪径”的事,将这部书稿拦下,在我自己编辑的《文汇读书周报》上连载了。稿子果然很受关注,偶有停载,便有读者写信或打电话来责问;有时印错了几个字,马上会有来自不同渠道的内行的读者提出更正;连载未满三分之一,一家家出版社就找上门来,要与作者商谈出版事宜。后经墨炎先生证实,前后共有九家出版社找过他,经再三权衡,最后决定将此书交上海书店出版社印行。 这本书是从爱情、婚姻和日常生活的角度来表现鲁迅的,这就突出了鲁迅的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使鲁迅和读者的距离大大缩短了。过去曾将鲁迅一味抬高,仿佛他的一言一行都饱含深意,生活中的每一点小细节小玩笑,都要从事关民族和人民利益的高度考量一番,其实是将他放到了圣人的地位上。这样一来,鲁迅人格的丰富性就被削弱和破坏了,他的许多真实的人生经历反而没法解释了。严格地说,这是歪曲了鲁迅。许多年轻人对鲁迅的误解,恰恰就是从这种不难发见的歪曲中产生的。鲁迅的许多个人性的行为,他的家事,他的脾气,他的趣味,以至他的缺点和弱点,本来都不会有损于他的光辉,相反,倒能使他显得更可信,也更可爱。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如果我们不是将鲁迅视为圣人,而只是看作一个伟大的文人,那么,许多事也就不会再是难于理解和承受的了。”本书写出了一个和我们一样有着七情六欲的鲁迅,这不仅使我们更能理解,也使我们更加景仰他了。 书中的新意,我想读者自会去领略,此处只举两个例子,以便于管窥全豹。作者对许广平的遗著《魔祟》,提出了与过去有些人不同的独到的理解。《魔祟》早已公开发表,并已编人《许广平文集》,引起了一些人的研究,必然会有不同的看法。作者不但分析了作品的内容,而且还注意到所写的环境、时间,从而得出了自己的判断。我是很欣赏这种研究的。另外,在关于鲁迅葬礼的描写中,作者强调了救国会在当时所起的重大作用,这就把久已为人们所遗忘的历史真相重现在世人的眼前。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笔。只有当鲁迅的人生和鲁迅的时代的全部细节,都能清晰无误地摊开在我们的面前时,我们才有资格放心地说一句:我们已真正了解了鲁迅。 刘绪源 2000年早春二月,写于香花桥畔 后记 还在1991年的下半年,我写过一篇《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生活》,发表在上海的《上海滩》杂志上,不料受到意外的欢迎,竟有十几家报刊全文或摘要转载。南方一家妇女杂志的编者托文汇报《笔会》的老编辑余仙藻先生来与我联系,希望我为他们再写几篇这类文章,并许以极高的稿酬。这篇文章其实我并没有用心的写,不少内容是转述许广平的回忆而成。记得上海的《报刊文摘》在摘要转载时,前面有几句摘者的话,其中说到“这里有不少鲜为人知的内容”。这使我恍然大悟:我们过去在介绍鲁迅时,谈他的“斗争性”多,好像鲁迅在整天拍桌打凳地骂人,而他的作为儿子、丈夫、父亲的“甘为孺子牛”的一面,却谈得很少。其实,鲁迅是伟人,同时也是平凡的人,他同样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从那时起,我开始思考,怎样再有机会写写鲁迅的家庭、爱情、婚姻的生活。我以为,以连载文字的形式来写,或许可以写得真实、生动,有可读性,能更为广大读者所接受。我虽然这样酝酿,但迟迟没有动笔。 直到1998年,我才从繁杂的事务中摆脱出来,于是想动手写我所设想的连载文字。这年10月,我有机会和文汇读书周报副主编刘绪源先生一起出差去西安。出差途中,我与老刘谈起我的设想,他极为鼓励。他还开玩笑说:是否打算写成鸳鸯蝴蝶派的文字?我说:我打算严肃地写,写得既有可读性,又有学术性,必须言必有据,而不采用小说家的虚构、想像和编戏剧性故事,真实地写也会有吸引力的。我托他能否探探文汇报的有关编者,是否会有连载的兴趣?他答应帮我去游说。 从西安回到上海后,我开始写《鲁迅与许广平)),到1999年3月间,断断续续写了15节。但我不再写下去了。因为哪一家报纸连载,既关系到内容安排,也关系到每节的字数。如日报和晚报,每节的字数要求不同,内容的要求也会相异。6月底的一天,我和绪源兄相会在一位朋友请客的饭店里。他让我把已写好的几节交给他,他再去给文汇报社负责连载文字的编辑看看。7月2日,我把已写好的15节给他。他于7月6日在电话中告诉我:“你的连载稿子看过了。是否就在我们周报发表?”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 我深知文汇读书周报的发行对象是知识分子,多数读者是关心读书界信息和文史知识爱好者。已经送去的15节,老刘说不要改了。以后绪源兄一再关照:要有新材料,要有新见解,既要使一般读者读得下去,又要使圈子里的人感到有新意。他所说的“圈子里的人”就是指熟悉现代文学的人。他自己是中国现代文学专家,十分熟悉鲁迅、周作人的著作,也了解很多现代文坛掌故,许多地方他就随手作了很好的修改。有好几节的内容,我是在电话里和他商讨而定的。因而本书中融入了他大量的智慧。在最后一节发表以后,他告诉我,听到一些反映,总的说来是好的,有的内行也说有点新的东西。他说话时的语调,好像松了一口气。我深深体会到他把拙文的发表完全当作了自己的事情。 在拙文发表的过程中,我也直接或间接地不断听到褚钰泉兄、何倩兄的意见和鼓励。我感受到他们的关爱。 在拙文刚发表时,海婴先生打长途电话对我说:“你写的都是《两地书》中的内容,当心炒冷饭啊!”《两地书》中的内容是不可回避的,但还应有其他的新鲜的内容。这确是我应十分注意的。以后海婴先生来信、来电话,逐渐增加了肯定和鼓励的语句。不少内容我是在电话中或当面向他请教后才落笔的。他应我要求,翻箱倒柜地寻找老照片,还新拍摄了几张照片给我。最后他应我的一再请求,为拙作写了序。我知道,在这段时间里,我对他和他夫人马新云先生折腾得是够厉害的了,在此深表歉意和谢意。 在拙作发表之初,上海书店出版社委托前任总编辑俞子林先生与我联系,希望这本稿子能交他们出版。我已与上海书店出版社有过一次愉快的合作,俞子林先生则是几十年的老朋友,因而就一口答应了。以后又陆续有八家出版社与我联系。几家外地的出版社我都如实相告:早已许人。最后一家出版社是在看完拙文的全部连载后才和我联系的。这家在上海的出版社以出版散文著作而名盛海内外。它们有好几个编辑部,有一位部主任曾送我一套他们出版的鸳鸯蝴蝶派散文选集(八大册),真使我大开眼界,大饱眼福。另一位部主任是中国现代文学专家,已有专著出版,这次前来联系的就是他所在的编辑部的编辑。坦率地说,我倒有点心动了。我当然希望再遇到一位“刘绪源”。但朋友问的君子约定不应随便毁弃,何况上海书店出版社编辑部也一定会给我很多帮助。我把我的想法告诉那位编辑,深表歉意。我很感谢这几家出版社对我的信任和鼓励,但愿以后有合作的机会。 曾听人说,张恨水、刘云若等写连载小说的大家,一天能同时为几家报纸写连载,繁杂的人物、情节都不会发生错位,每节的字数也都恰到好处,真令人佩服。我是第一次写连载,说出来有点坍台,没有一节是一次写成的:写长了,要减去一些内容,只得重写;写短了,要补充一些内容,也得重写。我每写好一节,由陈九英同志先读一遍,长了她认为哪里可删、可压,短了她出主意可增加什么内容,有时她就动手修改。我们生活在一起,她也阅读了不少关于鲁迅、许广平的书,不少材料是她找来的。文章寄出前,文中鲁迅、许广平的引文,都由她核对一遍。她是真正的合作者。在成书之前,我们两人又对原稿进行了清理,并增补了几节。本书每节文字不长,虽然我们努力做到言必有据,但为避免繁琐,不可能一一注明出处。我们特在文后列一参考书目,供读者参考。 拙文在发表过程中,魏绍昌等先生提出宝贵的意见,我们十分感谢。我们还辗转接到几位读者的询问:《鲁迅与许广平》是否出书?何时出版?这对我们也是一种鼓励。 在出书过程中,得到俞子林先生和郑晓方女士的多种鼎力相助,深为感谢。 倪墨炎 2000年2月于沪东 书评(媒体评论) 《鲁迅与许广平》在开笔之初,我和陈九英女士就对自己提出了“学术性与通俗性相结合和严肃性与趣味性相结合”的努力方向。学术性也就是科学性。我们尊重历史事实,注意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力争所写的每件事有来历,每句话话有根据。我们发现相当数聩的回忆录是虚构的,是不真实的,不少史料性文章是以道听途说为支撑而经不起推敲的。但我们对错的假的说法不行文驳辨,只从正面叙述我们认为真实的事情和正确的看法。 ——本书作者 倪墨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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