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伤时代的文学》为作者张柠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论文精选，内容涉及张爱玲、莫言、史铁生等多位优秀小说家的作品研究，以及于坚、翟永明、胡宽等诗人的评论，从整体上反映了作者独特的研究思路和写作风格。本文集通过对作品进行形式史、主题史、观念史的研究，发掘时代的精神演变历程，以及作家作品在这个演变历程中的角色。

《感伤时代的文学》为作者张柠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论文精选，内容涉及张爱玲、莫言、史铁生等多位优秀小说家的作品研究，以及于坚、翟永明、胡宽等诗人的评论，从整体上反映了作者独特的研究思路和写作风格。作者主张“大文学”概念，认为“文学”不局限于技术或者文体层面的诗歌、小说、散文概念，它是通过语言符号、形式要素、经验表达之间的复杂关系，呈现出来的时代的精神气质和心灵演变。文学研究作为“人文学科”的分支，其重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形式史研究的路径，呈现出精神史的演化过程。

《感伤时代的文学》通过对作品进行形式史、主题史、观念史的研究，发掘时代的精神演变历程，以及作家作品在这个演变历程中的角色。

序：文学研究的精神史维度

第一辑 讲故事的人

张爱玲与现代中国的隐秘心思

一个时代的文学病案

文学与民间性

——莫言小说里的中国经验

史铁生小说中的东方美学

——论《务虚笔记》

词语的复活与散发

——论《马桥词典》

第二辑 幽暗的诗歌

中国节奏与精神秘密

——古诗的遗传基因和新诗的遭遇

我们内心的土拨鼠

《零档案》：词语集中营

飞翔的蝙蝠

——翟永明论

酒的诗学

第三辑 经验与意义

经验的碎裂和意义的困境

三个诗学范畴的演变

传统诗学与“当代”相遇

现代文学批评的道路

第四辑 文学新动向

当代汉语文学中的“边疆神话”

当代“非虚构”叙事作品的意

莫言的意义和研究的歧路

代跋：十年读书记

编后记

附录：主要学术成果目录

在谈论“民间”的时候，我强调的是“民间性”这个概念。民间性不是实体，不是仅仅靠眼睛就管用的。它需要“说”出来。莫言在《超越故乡》一文中，用一种比较朴素的语言表达了这个意思。他说：现实中的故乡已经面目全非了，与自己通过想象力丰富了的故乡不是一回事了；作家在“将故乡情感化的企图里，便萌动了超越故乡的希望”。这种超越，首先是揭示或发现，揭示隐藏在现实视角背后的某种“民间性”的因素，发现某种不因朝代或权势的更替而变化的永恒力量。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说得更有意思：“我试图丈量我自己失去的乡土，并首先一层一层地铲平所谓的中产阶级的垃圾堆……用冷笑实实在在地打破了国家社会主义的魔力，瓦解了人们对它的虚假的敬畏感，并且重新赋予了迄今为止被束缚的语言以行动自由。”因此，“民间性”同样有其自身的内涵，有自己的“世界观”。

严格地说，地理学意义上的“民间”并不存在，或者说不过是一种想象的形式。那些与“民间性”相悖的因素(权力、暴力、决定论、目的论、进化论、本质论等)，不仅存在于朝廷、庙堂，民问乡土社会里同样也有。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的社会形态之中，既有“民间性”的成分，更有反“民间性”的成分，两种成分像冤家一样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正如莫言所说的，“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见《红高梁》)对此，有人试图用“矛盾”这个概念来作评价吧？矛盾？好像谁对自己故乡的爱不坚定似的(莫言在《超越故乡》一文中，就表达了自己对故乡深深的眷恋之情。他还说，故乡是“一种寄托”，是“灵魂最后的避难所”，是“血地”)。“血地”是一种同时交织着生与死、善与恶、毁灭与再生的因素。“矛盾”代表了两个不相容的、人为分裂开来的东西虎视眈眈地对抗着的状态，进而还产生所谓敌我矛盾、内部矛盾等东西。“民间性”与这种纯否定性的、你死我活的权力对抗状态是不相容的。在莫言笔下的民间世界里，各种悖谬性的东西，真实而残酷地交织在一起。莫言所做的，似乎仅仅是为这种真实而残酷的现实作一个见证，将它们展示、撕裂在我们的面前，这里没有人为的等级划分，更没有超人的道德审判。相反，莫言的创作倒是毫不留情地“审判”了那种与“民间性”相悖的东西。

我想到了《红高粱》中那位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头目，花脖子。这种江湖黑帮式的“流氓英雄”，既是现存权力秩序的破坏者，又是现存权力秩序的延续者，他们是权力秩序上长出的毒瘤。他们是庙堂之外的另一种权力的拥有者，他们心狠手辣力气大(暴力)、能说会道善于找借口(话语权)，拉帮结伙另立山头(权力游戏或操练)，并崇尚“时势造英雄”的信条。一旦时机成熟，他们转眼就变成了他们所要破坏的那种东西。“时势造英雄”就是历史中暴力革命的种子。中国历史的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正是这种权力的恶性循环。这种权力并不仅仅指社会政治领域，它在思想文化领域，乃至日常生活之中都有反映。  莫言曾经也歌颂过这种所谓民间的“流氓英雄”，像《红高粱》中的余占鳌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物。但是，余占鳌这个形象是意识形态所无法利用的。因为莫言将余占鳌身上的暴力欲望英雄化的方式，并不是简单的机械写实的方式，而是借助了高粱酒，这种能将精神与物质、水与火合而为一的中介，从而使余占鳌这个形象获得了一种超出一般历史视角的意义，变成了一种在民族之“胃”里燃烧着的活力，使之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比如外族入侵)具有了更大的合理性。可是，在《欢乐》之后，莫言笔下的“英雄”已经完全成了一个“笑料”(如《欢乐》中的退伍军人高大同，《我的七叔》中的那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英雄七叔等)。“英雄”和产生英雄的土壤都发生了变异。我发现，在莫言笔下的民间世界里，那种无处不在的“民间性”，是各种“时势英雄”的克星。让我们先来看看英雄是如何变成“笑料”的。没有外族入侵的时候，英雄是没有用武之地的。于是，到处都成了阴谋的世界、无赖的世界、“无物之阵”的世界、“窝里斗”的世界。这在乡间“礼俗社会”、“熟人社会”(费孝通语)里更为典型。“曾经出生入死”的英雄高大同，将表现英雄本色、宣泄暴力的方式，从手上转移到嘴皮子上，他大声叫骂：

你们这些蛤蟆种、兔子种、杂种配出来的害人虫！你们这些驴头大太子，花花驴屌日出来的牛鬼蛇神！你们不是有权力吗？我砍掉脑袋碗大个疤……你一肚子驴杂碎！就是你勾引了我老婆……你想跑？你能跑到哪里去，跑到耗子洞里去我在洞口支上铁夹子等着你，跑到猪耳朵眼里去我用蜂蜡把猪耳朵眼封起来，跑到你妈的逼里去我就操你妈！哈哈哈哈……阴谋和诡计、花言和巧语、赌咒与发誓、收买和拉拢、妓女和嫖客、海参与燕窝、驼蹄与熊掌、黄瓜与茄子……我高大同这种粗人莽汉把命看得轻如鸿毛……你是妓院里的一只黑臭虫！妓女的腚也比你那张脸干净……(《欢乐》)P79-81

社会分工细致发达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坏事。好处在于能够通过高度的专业化来提高劳动效率，降低社会成本；坏处是制度化的劳动分工使一个人的其他方面的才能受到抑制，进而导致“劳动异化”。我对这种制度化的劳动分工有天然的敌意。我不想把一生的精力耗费在某一个作家身上，无论他是曹雪芹还是鲁迅、托尔斯泰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希望自己尽量地随心所欲，对内心着迷的无论什么作家作品、文化现象、社会思潮，能够通过写作的方式自由表达自己的看法。即便如今在高等学校从事某一专业领域的教学和科研，我的这种想法依然很强烈，尽管它不时地受到各种制约。在从事研究的过程中，我经常会忙里抽闲逃离狭义的“专业”领域，去写一本并非我的“专业”的著作，比如带有社会学或文化哲学色彩的《土地的黄昏》，比如需要求助于文学理论之外的其他理论方法的文化研究；有时候还从事文学创作，而且我坚信文学写作对人文学科研究的积极意义。

关于学术研究和写作的规范性与创造性之间的关系，清人章学诚曾经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记注”(史料，或称“当时之简”)力求方以智，“撰述”(著作，或称“后来之笔”)力求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蓍之德圆而神”；方智以藏往，圆神以知来；严谨之德属“方”，创造之德属“圆”(《文史通义·书教》。引按：“方”与“圆”也可意指“地”与“天”；“天道”与“人事”之由阻而通曰“神”)。前者的确是后者的基础，但并不是充足的条件。一些人文研究，貌似“方智”十足，实际上不过是材料的堆砌。至于“圆神”者，更是罕见。常见的是，把与人的精神或者灵魂相关的，蕴含“灵性”的人文学科，做成了僵死的东西。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史、哲变成了互不相干的“专业”领域，缺乏一以贯之的东西；或者说，从前那种一以贯之的“道”已经疑问重重，而新的价值标准又没有成型。于是，“文”成了词语的花招，“史”成了材料的堆砌，“哲”成了权势的辩辞。当今的学界与民国时代的学界相比较，这种破败残缺的情形显得更为明显。正是“畸才汇于末世，利禄萃其性灵。……旷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从。”(《文史通义·诗教》)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中国现代启蒙运动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中国知识分子那种“好为官师”的士大夫心思依然没有改变。在“官”、“师”未分时代，士大夫的主要工作，就是维护“语言秩序”，以便与权势者维护“行为秩序”的做法两相配套。维护秩序的最好方式，就是让具体的个人的言论和行为，符合社会(家国)意义上的“礼”的规范。士大夫对于如何处理“文”与“质”的关系这件事情，非常在意也非常纠结，既担心“质胜文”的粗野，又担心“文胜质”的靠不住，最好是“文质参差均衡”，做到“损有余补不足”，符合辩证法，才能将合于“仁德”的品质，通过某种“形式”的“文”表现出来。可是，谁敢保证自己能将文与质的比例处理得恰到好处呢？评价标准是什么？谁当裁判？其实，当文质发生冲突时，他们就要删“文”保“质”。他们认为，“质胜文”尽管不完美，但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啊！“文胜质”呢，则有忘其“根本”的危险，所以“与其史也，宁野。”(朱熹《论语集注》卷三)。这种想法和做法至今阴魂不散。

问题在于，历史或时代的变化导致了对“质”(本)的理解的变化。我们究竟要“以天为本”还是“以人为本”呢？这个曾经让全世界的人感到纠结的老问题，自然也曾经让中国人纠结万分。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本质的、沉思默想的生活，与积极的、生命活跃的生活之间，进行了选择，他们选择了后者。20世纪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由此开始了“以道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型，开始告别那种将“生人”之气息淹没的“天道之美”；告别那种以“贪帝王之尊，无骨肉之爱”(赵翼《二十二史劄记·卷三》)的宫廷政治为核心的家国政治生活；将貌似高度整一的、符合天道运行的家国结构(实为“沙聚之邦”)，转化为“人国”。这就是“人的自觉”。人的自觉的内核，是自由选择及其相应的规则或关系；它的形式是改变那种君臣父子、恩威并施的“小儿文化”，建构一种自由选择与独自担当的“成人文化”。因此，启蒙的本质实际上是“悲剧性”的。它让人独自承担自己的命运，并由此获得一种成人化的生命感或存在感。面对这种新文化及其相应的新文学，中国人至今不大习惯，内心总有一股寻求父亲训斥、投进母亲怀抱的冲动。迷恋宫廷权斗故事和官场小说，还有歌颂温顺的动物和熟悉的植物的诗歌，就是这种冲动的潜意识动作。

对于20世纪新文学而言，“文的自觉”不应该是辞章之术，而是“人的自觉”的外显形式。整部20世纪中国文学史，都可以视为对这种外显形式的操练。或者说，新文学的形式史，正是新时代的精神史的外在表现。从这一角度来思考问题，我们就不会固执地纠缠于作品单纯的“审美价值”的高下问题，而是从中发现一种新的“精神生态”的形成过程，发现一种稚嫩的新精神的发育成长过程。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同时担当了大变革时代的多重任务。首先，是使我们从那种古典审美迷雾中走出来，并怀着新的审美期待。第二，是将那种具有高度整一性的、同时又含混神秘的审美感知，分解到具体而生动的个体身上，也就是分解到具体的感官层面，让人成为活人，使得每一个感官的基本功能得以恢复，让它们能够正常地看、听、触、嗅、尝、行，让它们得以首先恢复到人类学层面，由此转而进入社会学或美学层面，这些都是“质”的外显形式，或者说就是“文”的内容。第三，是实践或者重构新的美学规范，也就是属于“体”(体制，格局)的部分。对于诗歌而言，就是在新词法、新句法基础上的新意象体系的建构(见本书《中国节奏与精神秘密——古诗的遗传基因和新诗的遭感伤时代的文学遇》一文)。对于小说而言，则是对现代叙事结构的探索和转型，这不仅仅是指单纯技术意义上的“布局结构”，更重要的是与“质”相关的“意义结构”(见本书中的《张爱玲与现代中国的隐秘心思》一文中对“现代小说结构”问题的讨论)。

新文学运动中所产生的问题或者说不足，是小节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白话汉语文学的生产与公众接受之间的巨大反差，其改变也需要时日。我对白话文学的发展充满期待，而且在文学研究和评价过程之中，我主张“大文学”的概念。也就是说，“文学”不只是局限于技术或者文体层面的诗歌、小说、散文概念，它是通过语言符号(纹样)呈现出来的时代精神气质。作为人文学科的重要分支，文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形式史研究的路径，呈现出精神史的演化过程。因此“质”—“文”—“体”三者之间的演变历史或互动关系，是文学研究从形式史走向精神史的基本前提。

2012年7月20日

这是我的一本“自选集”，收入论文17篇。其中的一部分文字曾经收入过其他文集。与此前编文集按时间顺序编辑不同，这本文集的选稿原则是，主题相对集中，方法相对多样，写作力求圆融，且能反映自己这些年来研究和写作的整体风貌。书中文章的研究对象不同，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同，方法当然不一样，写法自然也不一样。比如，关于张爱玲的讨论，并不必然指向对作品文学水平高低的评价，而是通过形式史，主题史，乃至观念史的研究，指向一个时代的精神演变，以及作家作品在这个演变过程中的角色。比如，关于中国新诗如何从古典诗歌的阴影中走出来的过程分析，隐含着现代精神演变的艰辛历程。比如，关于中国古典诗学在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中的运用的尝试、关于当代小说对20世纪下半叶中国经验特殊性的处理方法的讨论，等等。文章的风格尽管有差别，但思路基本上符合我对研究和写作的总体想法。我希望这些文章，能够为当下的文学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和方法。

书名《感伤时代的文学》，无疑是受到席勒《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一文的启发。古代诗人属于“素朴”型，他们模仿完美的自然，主要工作是直接将美呈现出来。近现代诗人属于“感伤”型，他们发出疑问：美到哪里去了？是谁毁了它？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也可以看做是从“素朴”的时代转向“感伤”的时代。所以，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总体上看，都是“感伤时代的文学”。对“感伤时代”文学的接受和研究，不仅需要敏锐的感悟力，更需要鉴赏的理智和分析的理性。

感谢史仲文教授为本书的出版提供的宝贵机会。感谢老友刘丽华女士和本书策划编辑陈卓。感谢研究生黄盼盼为本书所做的诸多琐碎工作。

2012年7月21日写于西直门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