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事发生的时候,我还住在美国。我比现在年轻些。可是回想起来,似乎这些年来我从没有变化过。
我可以一眼认出来那时候的我。我在那时候认识的人,在接下来的这些年里不断地出现,虽然他们换了不同的脸,做不同的工作,和我有不同的关系。那时候发生的事,也不断在我的周围换了各种不同的形式,重复发生。有些时候,我觉得每天的生活和每天见的人都这么熟悉得有些虚假,似乎只要伸出手指,挑开一层纱账,我就会看到后面带动这个世界转动的机器。
我几乎可以对他们说,是啊,接下来的事情会这么发生。就象是一个球沿一个轨道滚下,一定会落在大概的一个区域内。球滚下去的时候,温度,摩擦力,空气密度,等等,也许有些不同。但是这些因素改变不了最终落地的大致区域。就象是我周围的这些人,不管他们做什么,就算他们有钱了,破产了,结婚了,离婚了,有3个孩子还是一个人在晃荡,他们还是大致同样的人。
这听上去都太确定,所以有些恐怖。
当然,偶尔有些时候,这个轨道会被改变。但是绝大多数人,就算觉得这个由古至今不断重复的轨道,似乎缺点什么,可也更不喜欢这个轨道忽然被改变。一个球落下去,你不知道它是会突然间飞出去100米远还是直直地落下,还是会忽然间弹起来击中你的鼻子。听上去是更加恐怖的一个景象。
听上去也很矛盾。
我的轨道开始的时候,当然也是在我更年轻些的时候,我的父母曾经想让我象他们周围所有同事的孩子一样,做一个好学生,考进好大学,然后一些年后,成为象他们一样的好建筑师。对他们,我是个大失望。高中毕业后,我没有学校可去,只好在家待着。这么喝酒打架闲逛了两年后,有一天,走在街上,我忽然很渴望离开中国,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首选当然是美国。意外的是,我居然很容易地考过了英文,申请到了一个纽约的学校的奖学金。
“你为什么想去美国读书?”签证官问。
“我在中国憋坏了,找不出来我想做什么。”我说,“不过,我会回来的。”我想了想,补了句,想起来签证的时候一定要说一定会回中国,不然一定要被拒签。说这句话也用不着我说谎。
签证官从眼镜后面看了看我,往表格上盖了个戳,“希望美国不会让你憋坏。”
所以,在我19岁那年,我去了美国,纽约。那几年是纽约经济最萧条的时候。学校的奖学金有限,只够付学费。还好,越是萧条的经济,越多的是零碎的工作。纽约街头总有各种各样的零工等着象我这样的学生做,从跑堂到送外卖到格林威治村的跳蚤市场卖假货。毕业后,工作了一年,我离开了纽约去华盛顿的一个学校,本打算修硕士,一年后觉得无聊,又回到公司工作已经近两年时间。
意外的是,在美国,我居然成了我的父母一直想要我在中国成为的好学生和好雇员。
那是一个著名的高科技公司,包括了两个诺贝尔奖的得主。不过我在那儿待了两年,从来没见过他们。工作的第二年,我被分配了一个单独的办公室,有一个窗户,望出去,是公司的停车场。经常有在公司里工作了十几年却还坐在隔断里的同事从门口经过,羡慕地看一眼办公室和窗户外水泥停车场的风景。他们都认为按照目前我升迁的速度,在40岁前,肯定能够升到公司副总裁的位置。
那是一段很多东西都很确定的时间。我看出去就能看到接下来10年的生活。我觉得很糟糕。公司的人事每周都email催我赶紧申请绿卡。我老是拖着,不想开始。开始了绿卡的申请就意味着我要在这个公司工作个三到五年。这样的确定生活让人一想起来就起鸡皮疙瘩。
那个晚上,是个星期五,我刚从公司回到家,觉得心里沉沉地象是戴着个罩子在不紧不缓地跳动。我走进厨房,找了个看上去还乾净的杯子,先在水龙头里接了杯水,从冰箱里取出制冰盒,两头一拧,听着盒子咯吱一响,跳出几块冰。我捡起两块扔进杯里,一仰头一口气喝了个干,再往杯子里扔了两块新冰,从酒架上取了瓶金酒。酒流在干涩的冰上,嘶嘶地发着轻响。P00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