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解析日本民族精神、文化和日本人性格的名作。1944年本书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应美国政府之邀，对日本文化进行研究以便为制定对日政策提供帮助和科学依据。1946年，作者将研究成果整理成书出版。本书出版后在日本和世界引起广泛关注，被视为研究日本最有见地的作品，被公认为了解日本的必读书。

书名“菊花与刀”，用日本最具象征意义的两种事物，来揭示日本文化和日本人性各的双重性，富有深刻的哲理性和动人的艺术性。在书中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对日本民族精神、文化基础、社会制度和日本人性格特征等进行分析，并剖析以上因素对日本政治、军事、文化和生活等方面历史发展和现实表现的重要作用。此外，本书还是一部将深刻的思想和流畅的语言完美结合的典范，在学术界和普通读者中都深受好评。

如何理解日本这一与中华文明息息相关，却又迥异于中华文明，并给中华文明带来过深重灾难的日本文化，是最值得中国人关注的课题之一。历史的耻辱和现实的差距，使得许多中国人在“面对和思考”日本时，冲动的情绪远远多于理性的认知。偏见是浅薄、脆弱的，只有理智和平静才能给人以力量。

本尼迪克特的这部著作，就是一本客观、理性地观察日本的杰作。1944年，作者应美国政府之邀，采用文化人类学的科学方法，撰写了一份关于日本的研究报告，为美国成功制定战后治理日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6年，作者将报告整理出版。该书一经推出，好评如潮，深刻的思想和流畅的语言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一直被视为研究日本最有见地的作品，被公认为了解日本文化的最好读本。

译者的话

第一章 研究课题——日本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第三章 各守本分

第四章 明治维新

第五章 负恩于历史和社会的人

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

第七章 “义理最难堪”

第八章 洗刷污名

第九章 人情世界

第十章 德之两难处境

第十一章 修养

第十二章 儿童的学习

第十三章 投降以来的日本人

附录 评价与批判

一个文化人类学家如果只是直接到他所研究的文化的人民中间去收集材料，实地观察，那么他实际上只是做着那些在日本生活过的杰出的西方观察家所做过的事情。如果一位文化人类学家所能做的就是这些，那他就不能指望对已有的有价值的研究再添加什么新的东西了，在日本居留的外国人已对日本人作过这种研究。但是，一个文化人类学家由于其所受的训练而具有某种能力，使他感到能在这学者和观察家济济一堂的研究领域里作出自己的贡献是值得的。

人类学家知道亚洲和太平洋的许多文化。日本的社会结构和生活习惯有许多甚至是与太平洋岛屿上的原始部落很相似的。某些与马来西亚的相似；某些与新几内亚的相似；有的与玻里尼西亚的类似。推究一下这些类似之处是否反映了古代的人口迁移和交往，那倒不失为一件趣事，知道这些文化上的类似性对我来说是不无价值的，但这并不是因为在这中间或许有着历史关系的原故。正相反，因为我晓得这些风俗习惯是怎样在这些比较单纯的文化中发挥作用的，所以我可以从我所发现的异同之处找到理解日本人生活的线索。我也知道某些有关亚洲大陆上的暹罗、缅甸和中国的情况，因而我能够把日本和其他一些同属于一种伟大文化传统的国家进行比较。人类学家在对原始人类的研究中曾反复证明这种文化比较是多么有价值。一个部落与其相邻的部在正式的习俗方面也许会有90％的相似之处，但它可能已把这些习俗改造过了，以适应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它也许不得不扬弃一些基本的东西，这些东西不管在整体中所占的比例多么微不足道，却使该部落未来的发展进程转向一个独特的方向。对一个人类学家来说，最有益的事莫过于研究就整体来说有着许多共同特征的诸民族之间他所发现的一些差异。

人类学家还必须使自己习惯于其自身的文化与另一种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他必须使自己的研究方法精益求精，以适用于这种特殊的问题。人类学家从经验中知道，处于不同文化之中的人所遇到的事态必然是极其不同的，不同的部落和民族理解与处置这些事态的方式也是极其不同的。在某个北极村落或热带沙漠里，人类学家所遇到的那种血缘责任或经济交换的部落体制，是无论怎样大胆的想像也想像不出来的。所以，他不仅要调查血缘关系或交换关系的详情，而且还要调查这种结构在部落的行为中产生的后果是什么，部落的每一代人是怎样从孩提时代起就像其祖先那样养成继承传统制度的习惯的。

对差异及其制约性和后果的这种职业性的关注也可充分地运用到对日本的研究中去。美国同日本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这一点众所周知。我们这里甚至有这么一个民间说法，不管我们怎么干，他们总是干与我们相反的事。如果研究者仅仅停留在简单地宣称这些差异是如何稀奇古怪，以致认为这是一个不可理解的民族，如此承认差异的存在，这是危险的。人类学家据其经验证明任何一种怪异的行为都是可以理解的。按其职业性质而言，人类学家比其他任何一种社会科学家都更多地把差异作为一种积极因素而不是消极因素来加以利用。除了某些制度和民族显得非常奇怪这一事实以外，再没有其他东西更能引起他对这些制度和民族的密切注意了。人类学家研究部落的生活方式时，没有一件东西可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着眼的不仅仅是少数几件挑选出来的事实，而是一切事实。在对西方诸民族的研究中，一个没有受过比较文化研究训练的人会忽视整个行为领域。他把那么多的东西都视为理所当然，因此他对一系列日常生活中的琐细习惯和家常事务中一切公认的判断，当然也就不会再去深究了。但是，当这些最不引人注目的东西被投射在全民族的屏幕上时，它们对一个民族的未来的影响比外交家们签署的条约的影响要大得多。

人类学家应该完善研究平凡事情的方法。因为在他所研究的部落里，被视为平凡的事物，同他自己国家的类似事物是不尽相同的。当他试图理解某个部落极端丑恶的行为或另一个部落极端怯懦的行为时，当他试图搞清他们在一定情况下的行动和感觉方式时，他发现自己需要大大地凭借那些在研究文明民族时不大引人注意的考察报告资料和详尽的细枝末节。人类学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东西是极为重要的，而且他也懂得发掘此类资料的方法。

在对日本的研究中尝试一下这种方法是值得的。因为只有当一个人注意到某一民族的常人常事之时，他才能充分理解人类学家的这一研究前提，即在任何一个原始部落或任何一个处于文明最前列的民族中，其人民的行为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学会的。不管他的行为和观点是多么离奇，一个人的感觉和思维方式总是同他的经验有些关系的。因此，当我对某种行为越是感到迷惑不解时，我就越加认为在日本人生活的某个方面存在着导致这种怪异现象的制约因素。如果这种探索能让我深入到日常交往的琐事中去，那就更好了。同为这正是人们学会生活的地方。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的研究也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的，即无论怎么孤立的行动彼此之间都会有某种内在联系。我非常重视如何把数百个互不相关的琐碎现象归纳为一个综合性的模式。人类社会必然会为自己的生活作出某种设计，它会赞成某些应付事态的方式和某些估量事态的方式。生活在那个社会中的人们把这些解决问题的方法视为整个世界的基础。不管困难多大，他们把这些都纳入一个整体。已经接受某种价值体系，并赖以生活的人是不可能对周围纷繁嘈杂的世界不问不闻，一心为自己设置一个长久与世隔绝的领域，并在这个领域中遵循一套相反的价值观来思考和行动的。他们总是试图尽可能地去适应环境。他们为自己的行动提供某些共同的依据和共同的动机。若无某种程度的一致性，整个体系就会土崩瓦解。

因此，经济行为、家庭组织、宗教仪式和政治目标彼此都变得环环相扣了。一个领域的变化可能会比其他领域的变化快一些，从而对其他领域带来巨大的压力，不过这种压力本身也是由于保持一致性的需要而引起的。在力图驾驭他人的尚未开化的社会里，权力欲在宗教实践中的表现不亚于在经济交往和同其他部落的关系中。拥有古老书面经典的文明民族与没有书面语言的部落不同，在那里，教会必然把过去数百年间流传下来的成语格言保存下来，但是在公众日益强烈地要求对经济和政治权力有发言权的情况下，在某些相抵触的领域中，教会不得不让出权力。成语格言虽然保存下来了，但含意变了。宗教信条、经济活动和政治并不是静止于各自分隔开的清澈小池中的一潭死水，而是会溢出各自假定的界限而彼此交融混流的一股水流。由于这是永恒的真理，所以研究者越是把他的调查研究扩大到经济活动、两性关系、宗教生活和抚育儿童这样一些领域，他就越能够了解在他所研究的社会中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他可以在任何一个生活领域里提出有益的假设，收集材料。他可以学会把任何一个民族提出的要求都看成是表达了他们从其社会经历中学来的思想习惯与方式，不管这些要求是用政治的、经济的抑或道德的词句提出来的。因此，本书不是一部专门论述日本宗教、经济、政治或家庭的著作。它考察日本人关于生活方式的臆想。它描述这些臆想在各种现实活动中的表现。它要讲清楚是什么东西使日本成为这样一个日本人的国家。

P8-10

关于作者本尼迪克特，我们知道的不多。据已查到的资料，她是美国当代著名的人类学家，1887年6月5日生于纽约。其父弗里德里克·S，弗尔顿是位医生，在她两岁时去世。其母伯特里斯·J.(夏特克)弗尔顿靠教书养家。1909年，本尼迪克特从瓦萨尔学院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次年赴欧洲，游历了瑞士、德国、意大利和英国，回国后曾执教于加利福尼亚的某女子中学。1914年回纽约，同生物学家斯坦莱·R.本尼迪克特博士结婚。 919年，因为想从事”忙碌的工作”而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并在选听了著名人类学家F.博厄斯教授的课后，对人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F.博厄斯的悉心指导下成为该校人类学系的一个主要人物。192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1936年F.博厄斯退休后，她任该校人类学系代理系主任，直到1939年。此后继续从事教学和研究，于1948年病逝，享年61岁。

本尼迪克特是位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和注重实地调查的学者，曾指导学生到太平洋上的几个岛屿以及非洲、南美洲、北美洲的许多部落进行实地考察。她本人也对原始宗教、神话、民间传说和“纯粹人种学”作过专题研究。与其他人类学家不同，本尼迪克特在20世纪30年代同心理分析学家合作，首次把通常用于个人的那些心理学分析概念和心理学概念应用到集体上，并于1934年发表了她的代表性著作《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lture)。根据她的见解，“模式”是一个行动心理学的概念，不同于德国文化哲学家所说的“类型”。“模式”是一个给予各个行动以意义，并将各个行动包容于文化整体中的媒介。一个民族的文化可以内含多个“模式”，或是由多个“模式”构成综合的有机整体。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论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人类可能产生的行为范畴只能有一小部分得到发挥或受到重视。因此，人们应根据文化发生的来龙去脉来评价文化现象，而不能只偏重于文化特质，即个性的分析。本尼迪克特强调应把文化研究的突破口放在把握各种行动和思考方法在其特殊性的联系中形成的整体结构上，即放在分析结构的机能上。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论对文化人类学，特别是对文化与个性这个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尼迪克特还非常强调开展比较文化研究。在她看来，文化行为虽然是地域性的，人的所作所为千差万别，但无论怎样孤立的行为彼此之间都有某种内在联系。而比较文化研究可以使人们注意那些自己没办法理解的事，并对“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习惯和家常事务中一切公认的判断”进行深究。本尼迪克特认为其结果是令人吃惊的，因为“当这些最不引人注目的东西被投射在全民族的屏幕上时，它们对一个民族未来的影响远比外交家们签署的条约的影响要大得多”。但是承认并尊重差别的比较文化研究者势必会遭到世界大同者的谴责，因而本尼迪克特认为比较文化研究者应该是坚忍不拔的，他应以自己的研究来证明差异未必就是一把悬在世界上空的达摩克利斯利剑。同时，他还必须宽宏大量、懂得了解其他类型的生活方式，而这一切将会使自己更加热爱本民族的文化。

《菊花与刀》是本尼迪克特的另一部主要著作。它最初是一份受美国战时情报局之托写成的有关日本的研究报告。战后，由于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以及日本整个局势的发展情况基本与上述研究报告的主旨一致，于是作者就在原报告的基础上加写了前后两章，概述了研究方法、课题及日本投降后的情况，于1946年公开出版，引起日本各界的强烈反响。1948年日译本出版后，即成为日本国内最畅销的书之一。全书共13章，另附有一索引和日语词汇解释。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在书中着重描写、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及深藏于其行为之中的思考方法，即日本文化的诸模式；通过对义务与人情、恩与责任、义务与义理的比较，考察了日本人的价值体系，从而得出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恶感文化”的“耻辱感文化”的结论。本书夹叙夹议，读起来颇有趣味。但由于作者本人的局限，本书在理论、事实以及分析方面难免有某些不妥之处，请读者注意分析鉴别。

本书由孙志民、马小鹤、朱理胜根据查理·E.图特尔出版公司1974年修订版全文译出，书末的日语词汇解释，因中译本已在各处需说明的地方加了注，故同索引一并略去未译。为便于阅读，中译本末尾附录了一篇日本学者的《评价与批判》，供读者参考。译文参照了长谷川松治的日译本(社会思想社1972年改订第一版)。全书由庄锡昌校订。本书在翻译过程中，曾得到田汝康教授、吴杰教授和张荫桐教授的帮助，顾晓鸣和顾云深同志以及日本留学生白石微亦对译文提过宝贵的意见，谨致谢意。

由于译者学识浅陋，加之时间仓促，译文舛错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1986年6月于上海

本书著者的学识和能力令人惊叹。尽管著者一次也没有到过日本，但她却搜集了如此众多和非常重要的事实。虽然这些事实是些一目了然的日常的事情，可著者正是依据这些事实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的全貌。著者还在分析这些事实的基础上，推导出关于日本文化基本的然而对整体来说又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诸特征。

——川岛武宜(日本著名评论家)

(本书)从对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讲起，讲到明治维新，再分述日本人的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一直到怎样“自我训练”(修养)和教育孩子学习传统。全书夹叙夹议，贯串着作者的人类学文化类型论的观点，一点也不枯燥。……我们同东方这位邻国的关系是很不寻常的，难道我们不该多了解它一点吗?

——金克木(中国著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