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关于笛卡尔,人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哲学家们有看法很正常,但作家、政治人士、教士、建筑师或学者们竟然也是如此。这已经成为法兰西民族的真实情况之一:笛卡尔代表法国,而法国人具有笛卡尔精神。笛卡尔,他把自己的名字赋予一个国家。打造了它的身份认同。
我们不禁要问:这种情况是如何形成的?这位1650年逝世于异国他乡的哲学家怎么就终于代表起整个民族来了?对这个兼具象征性和争辩性的人物,天主教徒和无神论者、左派与右派、民族主义者和共和派,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意见分歧?笛卡尔的哲学到底蕴含了什么东西,以至造就了三个半世纪的不休争论,并最终谱写了一个笛卡尔式的法国神话?
笛卡尔与法国的关系史,几乎就是从1650年到我们当下时代的一整部法国政治和学术史。为了理解这位哲学家谜一样的独特命运,作者带着我们重访漫长岁月。
将近200年来,笛卡尔体现着法兰西精神,再无任何其他人能与之比肩。虽然这是一种渐行构筑的逻辑,但它却以越来越权威的力度得以确立,笛卡尔替法国人表达出了他们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国家或者他们厌弃什么。因为“笛卡尔的”这个形容词——按通常情况,先是表示从一个哲学家的名字衍生了一个词,但之后却脱逸了它原本的范围——在19世纪之初陆续获得了多种衍生出来的象征意义。出于某种广而延之的扩展,这位法国哲学家把归结于他哲学的一些特征赋予了整个民族。就这样,法兰西变成了“笛卡尔式的”,而法国人则获得了“笛卡尔精神”。
笛卡尔死后的确在报复,但这是苦涩的报复,因为当天主教徒把他归为他们的哲学家时,哲学家们自己,只给了他一个低得不能再低的地位。当他在耶稣会士和巴黎大主教那里庆祝胜利时,却在同一时代最优秀的思想家们那里穿越着沙漠。
当然,这些人同意立他为“伟人”,“哲学的改革者”,人类精神史上的“革命”发动者,“天才”,“人类的构思者”。所有人都敬他为打破经院哲学的英雄,人们看到达朗贝尔甚至称他为“有勇气第一个站起来反对专制独裁强权的造反领袖”,杜尔戈还把他比作参孙。
但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再认真看待他的论断。动物-机器的假设对拉·梅特里是一个“哲学逗趣”,以物质和运动建立宇宙的理念对莫泊丢而言是“真正荒谬的行为”;在孔蒂拉克看来,笛卡尔只展示了他的“机巧”;他的物理学体系对于卢梭而言是“可笑的”,他的“歧途”非同寻常但“无聊”;对于伏尔泰来说,笛卡尔是一个“幸运的江湖骗子”,但也是一个平庸的哲学家。至于派斯特神父,他撰写《百科全书》中的“笛卡尔主义”条目,但当他看到笛卡尔犹豫是否该相信世界、躯体、场所的存在时,“很想大笑”。
难道说在他们眼中笛卡尔的全部作品都黯淡无光了吗?他们的态度和天主教徒的相反,他们认可了笛卡尔主义在“哲学的”与科学的领域之间的分离。当然,旋涡论的物理学已经过时了,今天依然为他辩护的人,只能让别人努力去说服。达朗贝尔断言说,根本不能指望靠一些展示就连根拔除“那些根深蒂固的偏见”,它们可是和民族荣耀连在一起的。
但狄德罗从溃败中拯救出了“在几何学中的代数应用,一门逻辑,一门屈光学,一门方法论”;达朗贝尔也放过了屈光学和在几何学中的代数应用。拉·梅特里同样放过了“方法论和几何学著作”,伏尔泰也坚持认为几何学和屈光学“尽管有错误”,但还是“丰碑”。他还补充说,《形而上学的沉思》和《方法论》依然被视为“有价值”的著作,但他自己并不能确信它们价值非常大。他也一样不敢确定《百科全书》中《篱笆》一文的作者在说这些著作还有人在读的时候自己是否读了《形而上学的沉思》。派斯特神父“情不自禁地视灵魂的激情”为他全部著作里最美和最有益的作品。除了声誉,他还能认为有其他什么呢?
在哲学家们看来,笛卡尔是一个开路的英雄,也留下了几篇有巨大价值的科学文章,但很快迷失了方向。还有呢?他们大家都和派斯特神父想的一样,他的体系是一个“正在坍塌的零件拼合体”。再说,这是所有体系的命运,1775年,狄德罗就预见了它的消失,他顺手写道:“对体系的狂热已经降温”,“对真正的科学的品位在一切地方都占上风。”像所有冠以“主义”的名词一样,笛卡尔主义也将在科学的统治面前消失。
正是这些提出要笛卡尔主义解体的人有助于笛卡尔获得在科学院的某种不朽地位。这一运动可以追溯到很远。从世纪初就开始了,笛卡尔主义在各个沙龙、公众舆论处所(学校、大学和教会)以外的地方被接受。它与现代派反对古旧派运动相关,而且参与了法国语言的推广运动,它在贝洛的《卓越人物》中所占的地位和在丰特奈尔的《关于古旧派与现代派的离题话》中的地位,所有这一切都悄然汇合,成就了他在科学院的崇高地位,并于18世纪末终于被承认。
笛卡尔因此是一个“伟人”。在整个世纪里,无人对此质疑,当然既包括他的拥护者,也包括他的对手。这甚至是他最容易被人们认可的头衔,也是代价最小的头衔:当涉及批判他的时候,还有什么比同时说他是个伟人更容易的事吗?甚至伏尔泰,人们看到,他同时给予对立的双方赞同的评价,一方是他正在推翻的笛卡尔,另一方是他为之树起雕像的牛顿。当他收集伟人们的资料准备写作《路易十四的世纪》时,也一样在寻找关于拉辛、布瓦洛、吕利、莫里哀、笛卡尔等人的素材。阿尔让伯爵在《犹太人信件》中写道:“我很清楚,这个伟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他的这些文稿不是赞赏笛卡尔的——差得远了。但阿尔让也和许许多多其他人一样,在承认他是伟人,是一位清除了经院哲学的哲学家的同时,也把一切正直的人应该给予他的荣誉偿付给他。
把笛卡尔列入受非宗教界崇拜的伟人之列,如果在1739年以前是既成事实的话,那么从此以后就成为合法权利了。圣一皮埃尔神父在这里是中心人物。可爱的神父身后有一长串职业历程,他入选过法国科学院,然后又被驱除,一本《永久和平的计划》让康德为之思考。81岁时,他出版了《论伟人和卓越人物之间的区别》,在书中他把后者——虽然其成就可观,但缺乏“崇高的道德”——与前者对应起来,而前者依靠优秀的精神品质和对社会所施的善行而获胜。在这个观点下,笛卡尔不能不说是一个伟人,“没有争议”,而且是“前所未有的伟人之一”。他凭什么获得这份荣誉?倒不是因为他曾经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最伟大的几何学家。当然,这些成就分量十足,但在圣一皮埃尔神父给笛卡尔冠以伟人头衔之前就存在了,这一次的头衔主要出于是他使人类恢复了用眼观察的功能这一事实。他又重复伏尔泰的话:“我们在盲目前进。”但他还是颂扬笛卡尔,而且笛卡尔后来的那些错误对他受到的颂扬也丝毫无损。如果人们把哲学家留给整个人类的遗产当宝物珍视的话,他走错了几步路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他“对自己的作为有一个非常合乎道德的理由,他既非求取收入也非求取重要地位,他无非是希望在为全社会提供巨大服务、完善人类理性中有一份宝贵的荣誉”。人们是这样推想的:之所以给笛卡尔冠以伟人之称,主要并不是因为他学说的内容,更多地是因为他向人类赠予了解放自己的工具,即使在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后,他的体系分崩离析,这伟人之称也不会有任何不妥。圣一皮埃尔神父把伟人的命运和为人类造福相联系,就使那些本来把笛卡尔的作品说成一堆尘土的人也有了同意科学院层次的纪念的可能。
P117-120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西方文明进程译丛”,是从当代欧洲的对这个问题研究有素的学者们的著作中选辑出来的。“西方文明的进程”,顾名思义是讲文明在历史上的进展和演变。文明这个我们常见的概念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如果不对它进行仔细的研究,那么它只不过是一个空泛的名词而已。然而,当我们进入文明进程之中,就会发现,大至宇宙六合,小至纤芥之微,莫不包括在文明的进程里,其中既有如画的风景,也有惊涛骇浪。但是,说到底,文明的品格总是把社会推向前进的。
这一套“译丛”好像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透过它,我们看到西方文明特别是欧洲文明在它的进程中所展现出的种种风采。虽然选题只能展出文明进程中的吉光片羽,但是足以使我们从中领略到文明的魅力。
在这套“译丛”里,读者们将赞叹荷马史诗的壮美和希腊文化的优美。黑格尔曾经说,当一个欧洲人提到希腊的时候,“家园之感”便会油然而生。在古希腊,有历久不衰、充满想象力的神话,有初创的城邦政治,有学苑式的辩论,有睿智的哲学,有表现大悲大喜的戏剧,有科学的萌芽,有兵戈相见的战争,有“奥林匹克的圣火”……希腊文化,因此成为后来欧洲文化发展的源泉,人们可以从中汲取力量、智慧和美感。“译丛”将展现古罗马的“帝王气象”和它的兴衰成败以及法的精神。中世纪常被称为“黑暗世纪”,然而早有学者指出,它并不是“历史的断裂”,欧洲的中世纪起着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诚然,它有“黑暗”的一面;但在基督教文明的演进过程当中,从神学到世俗人文的文化教育有了发展,最早的大学诞生在这个时期,工商业有了进步,市民社会的胚胎以及民族国家的孕育和雏形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应运而生的“土壤”。作者们在关于中世纪的著作中,用他们的视角和诗情画意的笔触,描绘了中世纪引入入胜的社会风情。实际上,中世纪为近代欧洲播下了种子。而后,人们所熟知的天文革命、航海冒险、科学思维与发明、自由贸易、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及持续不断的产业革命,既波澜壮阔,又水到渠成地首先把西欧推向了近现代。
19世纪的欧洲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欧洲。在一个舞台上是新旧制度的交替和斗争,列强间的争夺与冲突,咄咄逼人的态势越到后来越临近更大规模的战争。而在另一个舞台上,则上演着继承和发扬了几个世纪的人文传统的“戏剧”。一个又一个的作家、学者、记者、科学家、艺术家等等形成了富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直面人生、批判社会,从不同的方面以不尽相同的思想倾向,代表了人类的共同良知与正义。巴尔扎克一生只有51岁,写出了浩瀚的《人间喜剧》;维克多·雨果以人道主义精神,到晚年为实现欧洲的和平与联合而大声疾呼;埃米尔·左拉正义凛然地为平反“德雷福斯冤案”而呐喊,发表了响彻全欧的《我控诉!》,在《曙光报》上刊出时,主编增加了“知识分子宣言”的副标题,从此确立了法国知识分子的批判品格。在“译丛”中,专门有一本题为《自由之声——19世纪法国公共知识界大观》,鲜活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法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
这是一套可读性很强、语言生动,可供一般有兴趣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学习文明史时的参考书。在文明进程中漫步,有如进行一次含义丰茂的旅行,沿途风光让人目不暇给。最后,让我借用朱光潜先生“谈美”的一句话来结束这篇“总序”:
“慢慢走,欣赏啊!”
陈乐民
2006年4月于芳古园陋室
为了百年奥运,中国人民大开篷门,扫径以待,迎来了世界各国来串门的客人,又一次让人们看到了营造一个和谐的地球村的梦想和可能。为了彼此都更安居乐业地生活,为了合作和共同发展,世界人民太需要求同存异地相处和增进相互问的沟通了。
近十多年来,译者二人常来往于中法之间,我们感受到,中法两国人民彼此抱有好感,对对方的文化尤其有浓厚的兴趣,但依然相互知之甚微,隔膜良多。所以我们一直想为增进双方的沟通和了解多做些什么。
2006年夏,有朋友告诉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承接了一项相当浩大的翻译工程。2004年“法国文化年”在中国举办的时候,法国国家图书中心向中国方面推荐了一系列法国文化书籍,旨在比较深入地向中国介绍法国。已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不少书籍已经有别人选去翻译,但还有为数不多的待译作品。正好我们眼下有点余力,便愿意进一步了解一下。
我们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潘女士的接待,她使我们发现了这本《笛卡尔与法国》,这是法国学者近年研究的新成果,尽管难度较大——这也是它一直“待字闺中”的重要原因,篇幅也不小,但最后我们还是决定签约,把这本书翻译出来。
因为这本书引起了我们相当大的兴趣。它研究法国的文化身份,对中国人乃至东方人认识法国和西方,均可提供一个深层次切入的机会。从笛卡尔在法国历史上近四个世纪的曲折经历,以及他在文化、历史、政治、思想、宗教各个领域里掀起的波澜,我们能够较为清晰地看到法国的思想体系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引起中国读者更多的思考。
如果问一个中国人,他对法国人的印象如何,他第一个浮上心头跳在嘴边的概括词是“浪漫”。也许是因为上个世纪翻译到中国来的法国文学作品,如《巴黎圣母院》、《茶花女》和法国戏剧和电影中奇思妙想的情节,曾带给中国读者无限遐思,造成了国人先人为主的印象;也许是在开放后的中国,滚滚而来的法国时装、香水、美酒最容易映人人们的眼帘,还有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度甚嚣尘上的西方性解放思潮,更加深了中国人对法国人“浪漫”的印象;也许是大量出游到法国的中国游客所留下的印象,如卢浮宫、凡尔赛、篷比杜中心异样风情的建筑和装饰,或者街头缠绵的男女之情,无不在加强他们对法国和法国人“浪漫”概念的认定。
当法国人问我们,中国人对他们有什么样的感受时,我们如实以告。有趣的是,我们得到的回应,多半是困惑的眼神和不解的表情。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想到我们赠予他们的首要形容词竟是“浪漫”,他们继而表示不能认同我们的看法,相反,他们更自豪于自己的严谨:法语的严谨,法律的严谨,方法的严谨,等等。法国的严谨是有深远的历史渊源的。追根溯源,会一直延伸到哲学家笛卡尔那里,他以哲学思想上的功绩而成为民族英雄,集中体现了法国的文化特征,竖起了法兰西身份认同的标杆,这就和一言敝之的“浪漫”岂止是差之毫厘了。
我们最终选择这本书,是因为它将帮助我们认识一个更接近真实的法国,更加全面地建立我们心目中法国和法国人的形象。这本书讲述的是笛卡尔和他的主义是如何被法国认知的。这位伟大人物虽然在1596年生于法国,但一生的大半时间以及他的重要成就却都是在荷兰度过和完成的,最后在斯德哥尔摩去世。但这样的一个人,始终被认为是法国人,代表着法国,是法国和法兰西民族的化身。他的方法论和唯理主义,尽管其中包含着许多不能被时代和科学的进步所保留的东西,但它们为法国和西方开创了一个时代。这位伟人的生涯和命运可以说是一路坎坷。他生前的生活比较简单而明了,但身后围绕着他却生出了数不尽的波澜:有坚决反对他的,有严厉查禁他的,自然也有为他辩护、为他战斗的,还有和他不得不划清界限的,或去而复返的,更有用他作武器、拿他作大旗的,这些到最后汇成一道认定他为法国人的典范和法兰西化身的主流。不过我们应该看到,他还是受到了宽容大度的待遇,命运还是有幸,想想布鲁诺和伽利略,不禁让人感叹人类朝着真理的方向每迈进一步,需要经历多少波折,付出何等代价。
笛卡尔的哲学体系不仅对法国影响深远,而且也为西方现代哲学奠下了基石。他在那个时代、那样的社会氛围中,石破天惊地提出人们应该正确地思考,大胆引入了怀疑的理念。他相信,理性比感官的感受更可靠,他主张个人理性的至高尊严,对抗了教会的一统权威。但同样也是他,笃信上帝的存在并终生为之辩护,怀着一颗忠诚的教徒之心离世,给同时代人留下了虔诚信徒的形象。在探求真实世界的真理时,他又坚信一个绝不存在的虚幻妄想,也许这些在我们看来很难理解,但却统一在了笛卡尔身上。
我们感叹人类探索真理的道路从来不是简单和平坦的。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在很多时候,坚信宗教信仰而成就的事业也可以比没有这种信仰的人创造的功绩更加宏伟,想想古代埃及人为敬神建起的神庙,古代中国传播佛教的法显、玄奘和鉴真,他们都是伟人,为了自己的信念付出莫大的心血。回顾漫长的探索历程,我们不由地感叹:在信仰神祗和信仰科学的不同领域里所做的种种努力,到底哪一种才是有意义的,哪一种才是符合真理的,哪一种才是我们在事后回想起来,能够确定不后悔、不嗟叹万分的?何况有的时候,在这种历程中遇到的困难是跃上新阶段必经的磨砺,而有的时候却完全是人类出手私心自己给自己找的麻烦。
古希腊德尔斐的神庙有这样的铭刻:“人啊,认识你自己!”老子日:“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孔子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看起来,尽管古人已经早早在如何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的问题上提出了问题并得到了某些结论,但今天的人似乎还远远没能达到笑傲前辈的境界呢。
译者
200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