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继续听任鸣放，一方面暗中做好反击的准备，实则采取“引蛇出洞”的策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以清高二字标榜，看来，好像与名利一词甚不相容，其实不然，所谓清高，无非幌子而已。

毛泽东发话：“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阴魂未散，有些连阳魂也没有过来”。

揭开尘封五十年的历史！

本书由中央党校博导、中共党史专家——罗平汉先生所著，书中揭示了1958-1962年的中国知识界动荡变化的历史真相！

由于搞所谓“大鸣大放”，因此，既放出了大量中肯的批评意见，也放出了一些不好听的话，甚至个别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再加上对于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并无具体的辨别标准。结果，一方面继续听任“鸣放”，一方面暗中作好反击的准备，实则采取“引蛇出洞”策略。

这场“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运动，不但将数十万知识分子错划为右派分子，更为重要的是，它使中国社会对知识和知识分子重要性的认、识发生了偏差。

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宣布：中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另一个是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

广州会议上周恩来为知识分子脱帽一锤定音，陈毅向全场知识分子深深鞠躬，全场掌声如雷。盛夏的北戴河凉风习习，毛泽东发话：“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阴魂未散，有些连阳魂也没有过来。”邓小平一句“不传达”，才平息了争议……

本书是关于介绍“1958-1962年的中国知识界”动荡变化的专著，书中具体包括了：又红又专、争作左派、厚古薄今与厚今薄古、破除迷信还是破除科学、“反右倾”冲击波、春风欲度玉门关等方面的内容。

第一章 红专大辩论

 1．又红又专

 2．争作左派

 3．“双反”激流

 4．搞臭个人主义

第二章 拔白旗、插红旗

 1．厚古薄今与厚今薄古

 2．被拔掉的白旗

 3．学术大批判

 4．师生对台戏

第三章 教科文“大跃进”

 1．科学也浮夸

 2．破除迷信还是破除科学

 3．新民歌运动

 4．知识分子劳动化

第四章 乍暖还寒

 1．不可宁“左”勿右

 2．“反右倾”冲击波

 3．修靶子

第五章 共渡难关

 1．饥荒

 2．脱帽右派

 3．若祸时节

第六章 脱帽加冕

 1．“科学宪法”

 2．春风欲度玉门关

 3．南国早春

 4．脱帽加冕

客观而论，1957年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进行党内整风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来一个急风暴雨般的反右派运动，“引蛇出洞”也好，“阳谋”也好，都是在形势发生变化之后提出的策略。既然对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认为右派已到了非反不可的地步，就只好先把原定的整风工作停顿下来，对右派进行反击。

反右派运动的高潮是1957年的6、7、8三个月。这段时间，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指导反右派斗争上。 

尽管如此，毛泽东却还是惦记着整风之事。当反击右派已稳操胜券之际，他觉得整风还得进行，不过得与反右派斗争相结合。时年7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将各省、市的党委书记们召集到了青岛，讨论整风与反右的关系。讨论的结果是决定整风运动分为四个阶段，即大鸣大放阶段，反击右派阶段，着重整改阶段，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

1957年9月起，各地便一面继续开展反右派斗争，一面进行整改。在整改活动当中，知识界的红专大辩论开始了。

所谓红专辩论，就是辩论红与专的关系。对知识分子来说，能够又红又专，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了。问题在于，反右派运动一来，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几乎都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中之所以出了那么多的右派，按照当时的推论，这是他们没有改造好，仍附在资产阶级“皮”上的缘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有知识，有业务能力，但政治上却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思想上仍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也就是说，他们只专而不红。因此，要改造知识分子，首先要解决他们政治上“红”的问题。

反右派运动后，一顶“资产阶级”的帽子，扣到了知识分子的头上。按照当时的估计，知识分子当中，除了右派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另当别论外，只有少数人已经成了左派，取得了“红”的资格，或正在向“红”的方向转化。多数人被认为政治上尚处在中间状态，就是其政治色彩还是白色或灰色的。可是，他们虽然政治上不“红”，却有不同程度的“专”，即有一定的业务能力和专业知识。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在“专”的方面还有点资本。在经历这场反右派运动的风暴后，不少知识分子对政治产生了一种恐惧，打算从此只搞专业不问政治，靠本事吃饭。而且他们还认为，只要把业务交出来，也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了。

按照当时的逻辑，这种想法就是企图走只专不红的道路。反右派运动虽然使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臭了，但他们业务上还没有臭。不但没有臭，相反，“资产阶级教授”在青年学生中还有不少的崇拜者。在当年编辑的一份内部刊物上，有一篇文章不无焦虑地谈到了这个问题：

(清华大学)有些学生自命为“天才”、“大师”，是“第一号脑袋”，卑视工农，忽视政治，看不起党的领导，但对资产阶级专家却佩服得五体投地。从牛顿、爱因斯坦、钱学森，一直到章铭涛、梁思成、吴仲华，认为他们是“沙里淘金掏出来的天才”， “不可超越的”，应该“全心全意、一心一意的向他们学习”。他们认为，科学家是大脑袋、小手，宜于搞理论研究，而工人、农民是小脑袋、大手，只能从事体力劳动。他们说：共产党把劳动人民从压迫中解放出来，而科学家把劳动人民从贫穷中解放出来，科学家称得起是站在时代最前边的人。有的学生说：我对科学家的信任，远远超过对党的信任。

虽然经过反右派斗争，至今无线电系的有些同学还认为“孟昭英(右派教授)是科学界的绝对权威”。电机系的有些同学认为“钱伟长毕竟是教授风度，axdy(微积分符号)念起来就比你们念的好听”。

机械系有一个同学认为“梁思成走路有教授风度，风格很高”。他很想学梁走路的风格，认为自己学不了，将来自己的儿子也要学建筑，学梁思成。

说有学生对科学家的信任，超过对党的信任，似乎有些夸大，但“资产阶级教授”为学子们所崇拜，大概是可信的。既然如此，打破对“资产阶级教授”的崇拜，也就很有必要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红专辩论启动了。

红专辩论如何辩？不妨先看看几所著名高校的大辩论情况。

说起大辩论，也是在1957年夏季后才在中国流行的，它与大鸣、大放、大字报一起，构成“四大”。这年，中共中央发动整风之初，只提出鼓励党内外“鸣”、“放”，但有一些人觉得这样不过瘾，要大胆地大鸣、大放才行。怎么大鸣、大放？方式就是大字报和大辩论。结果，大鸣、大放不久，就放出了一批“牛鬼蛇神”。于是，又用大辩论、大字报的方式，将这批“牛鬼蛇神”打倒批臭。自此之后，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成了各种政治运动中常用的方法。

清华大学的大辩论，是从1957年11月开始的，至1958年1月初，整整辩论了五周，总共开了大小两千余次辩论会。辩论开始时，校领导作动员报告，要求学生们采取自由争辩、以理服人的精神，讨论红与专、个人与集体等关系问题，立志做一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但是，对于什么是“红”，如何才算“红”，却是一个不好把握的问题。经过多年的思想改造，尤其是经历了反右派运动的风浪后，相当多的知识分子一面感到只有“又红又专”才有出路，一面又对什么是“红”，如何才算“红”，感到迷惘和困惑。就在此前，不是有些人正是由于关心政治与热心参与政治，而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吗？鉴于此，清华的红专辩论一开始，便有学生说，多问政治会吃亏，说不定会走上章罗的道路，还是少问政治为好，免得问错了“道”。

章罗指的是章伯钧和罗隆基，在反右派运动中被划为全国一号和二号大右派，时称章罗联盟。且不说章罗，在清华园，也出了钱伟长和黄万里这样的在全国都颇有名气的右派人物。钱伟长之错划为右派，不过是对工科学校的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发表了一点自己的看法，再就是主张让教授也参加学校管理，结果被扣上主张“教授治校”的帽子。因为“教授治校”被认为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办学主张。黄万里则是因为写了一篇小说，里面讲到从城里到清华园的道路雨天不好走。路不好走，那是市政部门的事，可黄因为在美国留学了几年，凡事喜欢同美国作点比较，不由自主地非要在小说中发点议论，说要是在美国遇到此种情况将如何如何。结果，小说成了毒草，黄万里也成了知名的右派。P2-4

1957年的春天，这本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这年2月，毛泽东在有1800余人参加的扩大的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一个月后，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党内外思想工作者800多人参加，毛泽东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的也是长期的方针，领导我们的国家应该采取“放”的政策，就是放手让大家提意见，使人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 

这篇讲话传达后，在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不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十分坦率地承认党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执政地位后，在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同时，也有许多同志采取单纯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而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分子，就容易沾上旧社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办法对待群众。因此，有必要进行一次全党范围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为了把整风运动发动起来，应广泛地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采取“鸣”和“放”的方式开展整风。

由于搞所谓“大鸣大放”，因此，既放出了大量中肯的批评意见，也放出了一些不好听的话，甚至个别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当时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对于形势作了脱离实际的判断，再加上对于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并无具体的辨别标准。结果，一方面继续听任“鸣放”，一方面暗中作好反击的准备，实则采取“引蛇出洞”策略。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群众性的反右派运动，顿时如同暴风骤雨，迅猛展开。约过了半年时间，反右派斗争宣告结束。二十多年后，邓小平对这场运动作了这样的评价：“1957年下半年，我们在政治上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当时反右是必要的，但扩大化了，打击面太大了，这是错误的。”

这场“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运动，不但将数十万知识分子错划为右派分子，更为重要的是，它使中国社会对知识和知识分子重要性的认识发生了偏差。

一年前，知识分子还沉浸在自己被当作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喜悦之中。1956年1月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知识分子经过几年的努力，已经大体改造好了。那时节，知识分子们是多么地欢欣鼓舞，以至于情不自禁地欢呼自己的春天来了。可是，反右派运动一来，知识分子中不但划出了数十万的右派分子，而且整个知识分子队伍也被重新认定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又过了一年的时间，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帽子又加重了一层。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宣布：中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另一个是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型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这就是说，知识分子不但是资产阶级的，而且还是剥削阶级的一部分。

对于忽然间又变成了剥削阶级，一部分知识分子颇想不通。自己田无半垄，厂无半间店无半爿，从来没有掌握过生产资料，一向是脑力劳动者，靠工资生活，没有剥削过任何人，怎么会属于剥削阶级？再说，这些年来，自己不也是在为社会主义工作吗，有的人还加入了工会，怎么还说是剥削阶级？退一步说，即使脑子里还有剥削阶级思想，可此前没听说过将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根据。

为了使知识分子承认自己属于剥削阶级，还曾在他们中为此开展过辩论，结果是不吉自明。1958年初，有人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为什么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属于剥削阶级》的文章，对此作了一番分析。其主要根据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在旧社会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又曾长期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厚禄高薪，完全是资产阶级式的，灵魂浸透着个人主义的世界观，从其阶级历史根源考察，旧知识分子是剥削阶级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人生观还没有完全转变，政治立场还没有彻底改变，其学术思想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更是表现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本质。因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未改造好之前，不能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只能是属于剥削阶级的。

对于老一代知识分子来说，1957年的夏季，确实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日子。对于这段历史，已有相当多的论著，就此作了详尽的论述，还有众多当年的亲历者以各式各样的方式。回忆这段不堪回首的时日。的确，那个炽热的夏季，给那一代知识分子留下了深深的心灵创伤，这是一段不应忘却的历史。接下来，留给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依然是苦涩的记忆。进入1958年后，随着“大跃进”的展开，在知识界中开展了红专辩论、交心、拔白旗插红旗、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知识分子劳动化等一个接一个的运动，还有从1959年开始的大饥荒，使知识分子不仅有着思想改造带来的精神重压，而且还有着物质的极度匮乏带来的肉体虚弱。直至1961年“八字方针”的出台，这种局面才得以改变。这年秋天，中南地区的最高领导人陶铸建议：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并说这个名词很伤感情。接着，陈毅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周恩来再次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改造好了，已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我常想，与老一代知识分子相比，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尽管我们也面临评职称之苦，出成果之难，教学科研任务之重，还要应对各式各样的评估，填报花样繁多的表格，但已没有那种接二连三的运动，没有无休无止的谴责和各式各样的批判，用不着整天担心被戴帽子，被抓辫子，被打棍子，可以安心地从事自己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应该说，我们所处的时代，是老一代学人欲求之而不得的时代，是一个值得珍惜的时代。

回顾历史往往是沉重的话题。然而，回顾历史不是为了揭历史的伤疤，而是为了从中得到某种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