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文学的读者一定喜欢读这本书，喜欢猎奇的读者也会喜欢这本书，这就是这本书的特色：文学界的猎奇。书中挖掘大众熟知的文化大家、文化名人不为人知的小故事、小嗜好，令人对书中涉及到的列位文人的兴趣大增。书中文字叙述言简意赅，却不乏趣味性。从作者流畅的文笔中，其文学功底之深厚可见一斑。

本书是继《上学记》之后，又一部回忆旧日文人的力作。该书由何兆武倾力推荐，谢泳作序，通过对近三十位业已逝去的大师之人生素描，讲述了大量文人间不为人熟知的隐秘故事，是一部再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悲情与无奈的心灵史诗。

章太炎：大师小事

辜鸿铭：四洋踏遍尔独行

王国维：消逝的小辫子

梁启超：当“老博士”老去的时候

陈独秀：一江凉月载孤舟

黄侃：章门“天王"的狂士生活

熊十力：从枪杆子到笔杆子

梁漱溟：最后的鸿儒

刘文典：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

周作人：苦茶、苦药、苦雨斋

潘光旦：忍将身世寄鸥游

闻一多：何妨一下楼主人

金岳霖：一言难尽的“哲学动物”

傅斯年：当年“大炮”已无声

罗家伦：“儒将”校长亦风流

丰子恺：走进缘缘堂

朱自清：寂寞荷塘

俞平伯：旧时月色

浦江清：此“清”可念成追忆

李健吾：吴门虎将，朱门高徒

废名：废不得的是此名

沈从文：一个真正的乡巴佬

梁实秋：槐园雅舍忆故人

赵树理：旧时人物旧时风

萧红：萧萧落红寄海天

殷海光：从“另类青年”到“启蒙导师”

汪曾祺：彩云之南的少年

张爱玲：倾城之恋

张岱年：寂寞中关园

张中行：道骨儒心、执中以行

林庚：燕南深处有布衣

在那两江交汇的地方(代跋)

李健吾：吴门虎将，朱门高徒

李健吾是上一辈的大人物，这我们是知道的。

李先生的文名，我们也是知道的。其实，对我们这一茬人来说，早在发蒙时，李先生就已借着《雨中登泰山》而在我们心中扎下了根。可是，似乎也仅此而已，再怎么说，先生毕竟是过去的人了。

原以为李先生离我们很有些距离，可是，到了清华园，我忽地觉得离先生近了。

李先生是清华人，他曾在我所在的这个园子生活过，是真真正正的学长。这么一来，原先的距离不意间就近了一层。从此，我开始慢慢地走近这位上一辈的大人物，开始慢慢慢慢了解他的点点滴滴。

先生生在运城，少时来京，身怀异禀，小学时就以擅演女角而闻名京师，并与山西才女石评梅有了往来。年稍长，入中学，这个少年便成了《北京晨报·文艺副刊》的老作者，并因王统照介绍而加入了著名的“文学研究会”，成为其中最年轻的成员。在一九二四年初，他与蹇先艾请来鲁迅做了《未有天才之前》的演讲。这一年秋，他当选为校学生会主席。在同一年上，他的短篇小说《终条山的传说》面世。十年后，鲁迅在把此文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时，仍激赏不已：“《终条山的传说》是绚烂了，虽在十年后的今日，还可以看见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而这，不过是先生十九岁的作品——这个年轻人，要文才有文才，要口才有口才，要干才有干才，这等人物，当然是一流名校的苗子。

说来也巧，一年后，先生果然成了清华的首届大学生。先生爱的是文学，念的自然也是国文。可是，国文系教授朱自清见此人才难得，就建议他转修西洋文学，其实就是英文。清华西语系是当年清华文科中最大的一个系，显然也是国内最好的外文系，后来的钱钟书、曹禺、季羡林、许国璋、穆旦都是从这里出来的。李先生是何等人物，进来了，就坐住了，他还开始兼修第二外语法文。没想到，这个偶然的决定，竟成为他终身志业的缘头。就这样，他走上了法国文学的道路。可是，正在这时，他生病了，无奈，只好回老家休养，一养就是一年。这样，他毕业的时候已是一九三O年。

在清华园，他开始练就了真功夫。他不仅搞创作，而且搞翻译；不仅写小说，还写散文，写诗歌，写剧本；不仅编剧，而且演戏；甚至和老师朱自清合译起了作品。因此，他的到来，让沉寂已久的清华“文坛”重又中兴。他出任了“清华戏剧社”社长。后来，他毕业了。在他毕业的那一年上，曹禺来了，因着他的奠基之功，《雷雨》的作者使得清华的戏剧事业达到了空前的辉煌。

毕业后，他就留在清华了。后来，他又和老师王力一样，放洋去了法国，那个枫丹白露的国度。从此，他离开了清华园，这一走，就是五十多年。

记得先生在清华时就深得国学巨子、西语系主任吴宓的宝爱，因此被号称为“吴门三杰”之一。“三杰”中，有“龙”有“虎”有“豹”，“龙”是钱钟书，“豹”是曹禺，而“虎”呢，则是先生了。回国后的先生，已不在清华园了。他先是在北平，后来在上海，奔波不已，生计窘迫，但他并不为生活所累，作品硬是一部部译出来：《这不过是春天》、《包法利夫人》、《福楼拜评传》、《高尔基戏剧集》(七册)、《莫里哀戏剧集》(八册)、《托尔斯泰戏剧集》(四册)、《屠格涅夫戏剧集》(四册)……这是一个太长的名单，我们无法悉数列举。

显然，这时的先生已是个高产的作家、翻译家，可是，不止于此，先生还是个教育家，是个大写的人。抗战期间，众人西撤，先生因家累、足疾而淹留沪滨，期间在复旦大学兼课，并常到郑振铎家，因此结识了阿英等人。此间，先生因编演《金小玉》而轰动上海，日本侵略者为此大为恼怒。先生为此被捕入狱，受尽极刑，可是先生始终不肯低头，很是见出那种晋人的风度，更见出国人的风骨。

在此前后，先生又在上海创办了几个戏剧学校，自己还亲任系主任，既当领导，又拿教鞭，同时还不忘手中的笔。有人劝他：“都什么世道了，你又过的什么日子，为什么还舍不得这支笔呢？”他们不知道，正是这枝笔，成就了一个李健吾，成就了一个大写的人！

先生在清华读书、教书，前后有六年。可是，他并没有像他的老师吴宓、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王力等那样有所谓的旧居，以至于今人想要瞻仰和凭吊都旧迹难寻。而今的清华，似乎已将先生渐渐淡忘了。

可是，先生是能够被淡忘的吗？那是怎样的一个人啊！我在慢慢走近先生的过程中，竞不由得被先生慢慢地濡染着、感化着。先生既能创作，又能翻译，而且评论，还善学问，一身而四任。他的创作中不仅有剧本，而且有散文，有长篇小说。经他翻译的《包法利夫人》成为经典的范本。他与傅雷先生并为中国翻译界的法国文学译者中最一流的高手，个中功力和境界，自是一般的所谓名家所远难企及。至于评论，他在三十年代就与周作人、朱自清、朱光潜、李长之并为“中国五大批评家”。如先生这样，能小说、能散文、能诗歌、能戏剧、能教学、擅导演、精翻译、工学问、好人品，有几人欤？此等人物，怎能淡忘？我以为，在回眸清华故人的时候，李先生无论如何都是不可忽视的一位。

其实，老清华和老北大一样，师生“读书不忘救国”，“治学不忘文学”。但人各有志，所有文艺青年。到了最后，通常不过是在三个路子中选其一：由文学而学术、由文学而仕途、以文学始以文学终。显然，由文学而仕途的并不在少，比如胡乔木、乔冠华等，都把官做到了部长、副部长的份上；由文学而学术者当然更多，先生的老师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王力、顾毓秀、潘光旦就是这样，年轻时还搞创作，年岁稍长，就埋了头一门心思做学问，他的学友学弟梁思成、萧涤非、余冠英、钱钟书、林庚、季羡林、吴祖缃、李长之、田德望、罗念生也是这样。至于终身坚持创作，以创作始、以创作终者，反倒少了。幸好，再是稀少，也不是没有，比如杨振声、洪深、杨绛、梁实秋、高士其、李广田、曹禺、韦君宜、端木蕻良便是。当然，郑敏、汪曾祺、宗璞也是这样。而我们的李先生，更是这样。

其实，对学院中人来说，只有所谓“学术成果”才是“雕龙大略”，至于搞创作不过是“雕虫小技”。坚持创作实在不是讨好之事。先生一生在大学之中，不会不知这个。但他不为所动，有能力、有勇气坚持自己的做派，保持那种灵感，尤为不易。

中国作家，作为人来说，阳寿有长有短，可作为作家来说，很多都是不长命的。江郎才尽者有之，改弦更张者亦有之，或高居庙堂，或潜底商海，“活到老，写到老”者倒不太多。“活到老写到老”当然可羡可慕，可真要如此又谈何容易！在有的人，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在有的人，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可是，李先生做到了，他为之、能之、安之、享之，甘之如饴——生命与文学相始终，执笔为文走天涯，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与其说是环境所致，不如说是性情使然，是修为，更是造化。

一般说来，人到中年，性情枯涩，心境萧索，诗情和文气也难免因之衰竭。像李叔同、宗白华、梁宗岱、冯雪峰、卞之琳都曾诗才横溢，可是后来却都诗笔荒芜。可李先生不，年岁越大，功夫越深，修为越高，生命不息。文章不止。他在年轻时知道开掘自己的才华，在成名后深知珍爱自己的才华。所谓大智慧，这便是吧？

可是，先生终究还是走了。走了，就不再回来。

而他曾经挚爱过、珍恋过的清华园，还记得这个人吗……

P120-123

刘超的书要出版了，打电话来，要我写几句话。我问需要不需要。刘超说，需要。我就答应下来。

刘超和我联系，是因为他对西南联大有兴趣。我和他建立联系时，学术兴趣已有转移，对自己过去关心的题目，虽然还很留意，但热情已大不如前了。刘超后来在这方面有许多新见，也非常注意搜集新的史料，再加上他有一支好文笔，所以在专业之外，又能写出相当漂亮的文章，这很难得。

刘超是清华的史学博士，这个出身决定了他的研究在专业领域会得到高度认同，再加上他自己的努力，这些年已成为这个领域中引人注目的新秀。十几年前，我出版《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时候，对于这所大学的认识，远没有今天的高度和热情，再加上我一个地方师专毕业的学生来研究中国的最高学府，总感觉不是正途。虽然学术不问门第，但出身与研究对象间的距离过远，得到认可的程度相对较难。现在清华出身的刘超来研究西南联大、研究那个时代的文化人，名正言顺，而且他对这所大学的评价，特别是对这所大学学术传统的认识，已引起很多人的同感，这是我最乐于见到的情形。

2008年11月间，云南师大召开“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我第一次见到刘超，印象很好。虽然感觉他不善言谈，但内心对学术的热情和兴趣，却可从片言只语中体会出来。读他的文章，再判断其中的见识，更感觉他在学术上后劲十足。

刘超的学术研究，从格局上观察，已有相当气势，他观察问题，判断轻重的学术能力也显现出来。他长于叙述的能力，最适合完成有学术容量的著述，如果再能注意发挥自己的学术原创能力，或者说，在原创能力的追求方面，更有自觉意识，真可用一句前途未可限量来表述了。

胡适过去说过，中年人做研究是本分，青年人做研究应当鼓励。

刘超努力！

2008年12月23日于厦大中文系

在那两江交汇的地方

一

溯赣江，人章水，行到水穷处，是茫茫大山。山的这一侧，是世界首屈一指的钨都。在山的那一侧，也是幽径、山石、溪流与江河。沟通山南与山北的，是一条古驿道。驿道的最高处，是一个饱经沧桑的关隘。

曾经在许多年里，我常站在这个驿道的最高处四处张望。在那许多年里，我从没想过，眼前的这一切意味着什么。直到后来。

直到后来，我才明白，关的这一边，北望中原；关隘的那一边，即是岭南。而这关隘四近方圆百十里之内，就是一个著名的客家人聚居区。我曾以为，那一片土地不过是稀松平常、甚至蛮荒无已的所在。我不曾知道它所承载的许多。后来才知道，从客家人来此之后，自唐以降，这就是南北交通的必由之路。凡往来于岭南者，很少不留步于此。唐以后，几乎每个时代都会有最杰出的人物途经此地。在唐，是张九龄、宋之问，是韩愈、刘禹锡；在宋，是苏东坡、周敦颐、文天祥；在明，是王阳明、戚继光、汤显祖；在清，是翼王石达开。甚至在民国时的李烈钧、毛泽东、彭德怀、蒋经国等亦涉足于此。至于陈毅、项英、陈丕显等等，更是在此游击多年。这里曾是大部分明清传教士北上的必经之路。在我所在的这个园子生活有年的浦江清。战时西迁联大时，也是经过此地。便是今人张承志，来到此地时，亦感慨万千。当然这一切已成往事，所幸往事并不如烟。

于今，宋儒周敦颐的后裔仍繁衍在这片土地上：心学巨子王阳明的坟茔仍在山下的章水河畔；《牡丹亭》的发源地仍在古镇那安静的一隅；至于那著名儒将的《梅岭三章》，则仍铭刻山间。而山下的那个南安古镇，见证了这一切。

这一切的一切，我都是在后来才知道。从此，我才改变了那种根深蒂固的以为这不过是夷蛮之地的成见。后来，我更是无意中发现。晚近中国文化谱系上那批璀璨的群星，其最初的诞生地，原来都与此不远。绝大部分第一流的文化巨子，都在直径一千公里的范围之内。往东北，是龚自珍、章太炎、王国维、蔡元培、鲁迅、周作人、赵元任、陈独秀、胡适；往东，是辜鸿铭、林语堂；往南，是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往西北，是曾国藩、郭嵩焘、毛泽东、沈从文；往北，是陈寅恪、饶毓泰、傅抱石、熊十力、汤用彤、黄侃……而就在这山间的古镇上，在百余年前，亦曾孕育过一个驰名世界的杰出人物，他叫萧公权。他也从此走出，走入清华，而后走向世界。此外这里还曾有过两个史乘留名的武将沈发藻、刘云瀚。——这是一个璀璨的群星。当然，这一切与今日相去太远。

但是我开始明白，在张九龄开凿这古驿道的同时，也开凿了别的许多东西。这似乎是某种象征。当初我们在这里跨越雄关的时候，已经跨越了不同的水系。往南，是珠江流域，往北是长江流域。“南枝花落，北枝始开。”古人说。岭南与岭北就在此汇合。岭南文化系统与中原文化系统，就在此不期然相遇，而后交织为一体。只是我们不自知而已。

这是一种耦合与会通。也许，此地之为此地，就是因为它的会通。在这两江交汇之处，我们看到的是另一幅景象。这一来，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或者，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二

人是环境的产物。我疑心这种环境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了自己的一部分，当然也包括文字的世界。在这种环境的濡染下，我习惯于另一种观察世界的眼光和眼界。自然，由此所呈现的亦就是另一幅世界图景。

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生活的世界，一个是文字(线条、符号)的世界；或者说，一个是表象、实有的世界，一个是意象的、精神的世界。这是两个相关联的、然而往往非均衡的世界。有多少的人，历尽传奇，但是心无华彩；有多少的人，心中有千言，下笔无一语。心有大丘壑，手无传彩笔。这里，我们遇到的是困难，困难在于如何将外在的资源，充分地、恰到好处地转化为内在资源。这绝非个别的问题，而是我们时代普遍的障碍。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这个丰繁无限的生活世界，我们时代的精神世界显得寡薄异常。总体而言，我们的内部资源与外部资源、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严重地不匹配。很显然的一个事实是，近代以来，我们的国家、民族有过多少的磨难与努力、多少的屈辱与光荣、多少的挫折与进步、多少的困境与成就，尤其是其在短短百余年间经历了极其深刻的变革(而这些变革在别的某些国家和地区是要在几百年上千年才能完成的)。这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大时代”。可是我们的文化界有多少作品配得上这个时代？我们的文化人为我们的时代提供了多少原创性的思想资源、理论资源？所谓“苦难出文学，愤怒出诗人”。不可一概而论。百余年来，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相对于盛产“苦难文学”的俄罗斯民族，其所走过的历程的丰富性、深刻性，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就我们文化的高度、深度和广度来说，相对于我们北边的邻居，我们不得不汗颜。我们大部分“笔杆子”。亦是愧对家国与时代。

文化在本质上乃属于意象世界。那么，何谓意象世界？在我看来，所谓意象世界，就其核心来说，无非有二，一是文艺，二是学术。一般地说，前者是形象化具体化的思维，后者是抽象化理论化的思维。前者是从“无”到“有”的过程(因此叫“创作”)，后者是由“表”及“里”的过程(因此叫“研究”)。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类型。其对从业者也就有完全不同的素质要求。前者以感性为始基，后者以理性为皈依(尽管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地需要知性，或日灵性、悟性)。而在这两个畛域，我们时代的“笔杆子”们都仍然任重而道远。任何精神世界，都不能不回应我们的生活世界。诚所谓“无限的人们，无穷的远方，都和我有关”。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可能涵养出大的关怀，才可能拥有大的资源，涵育大气象、大境界、大手笔和大制作。任何精神产品，既属于创造者本人，也属于其所处的时代。对这个时代的精神成果的专业(而非职业)创造者来说，如何鲜活地呈现内心的世界，又如何再现外在的生活世界，这是我们共同的使命，而非个别人的课题。当然，这已是题外话了。在实际的过程中，任何的作者，最直接面对的是具体的、相对独立的作品。这是一切的起点。

呈现在本书中的，是许多篇长长短短的文字。它们所再现的是一个既往的世界。它是历史的(学术的)，又是超历史的。本书的主要初衷，并不在于阐释问题(那应该是学术论著的本分)，不在于谈掌故、讲故事。而在于呈现“人”本身的微妙与层次感，更在于呈现另一个世界：它的繁复性，它的斑驳感，它的无限丰富性和不可言说性。所以，它是历史的，但更是文学的。所以，文本的内涵、张力与美感，是这些作品的首要追求，尽管它们仍然要有着坚实的史的基础。也正因此，本书的目的。并不在复述一个实有的世界，而在于构建形而下世界(表象世界)所支撑起来的另一个世界——形而上的世界(意象世界)。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作者的初衷，也许就在于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故往人物，他们的梦想与遭逢，他们的性情与人生，他们的成就与缺憾，他们的得意与失意，来再现那个日渐远逝的时代和世界。——当然这只是初衷，至于实情，则未必全在作者的意想之中了。

但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倾向于从文学的路径来进入这些文章。因此，与其把本书看做历史的记录(演绎)，不如看做是文学的再现。那么，在此，我们首先遇到一个先决性的问题：何为文学(包括艺术)，何为史学(乃至学术)？二者之间的边界究竟何在？在我看来，真正能使二者相区别的。是门径取向和世界图景的差异。文艺所呈现的，是一个由“我”所见的生活世界，内中，所有属于“我”的历练与情怀、学养与思想、追忆与念想、想象与灵感，都应该最大限度地融汇其中；而学术，则应当尽可能不偏不倚、鉴空衡平地呈现原生态的客观世界，梳理客观世界的本然的内在理路。易言之，在一般意义上，文艺的基本指向，乃是“有我”；而学术，则是指向于“无我”。前者以个性(“殊相”)为皈依，后者以共性(“共相”)为指向。这是两种迥乎不同的文字路径，自然也有不同的评价体系。因此，没有个人独特风格的文艺作品，绝不会是佳作；内中充满个人主观色彩的学术论著，八成是败作。就此说来，“学术之道，与文艺异；学术先须谨慎，文艺且须放荡”。当然，能够在“有我”与“无我”之间，实现更高层次的圆融，那是需要个人的造化了。

——当然，在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的是晚近中国的语境(context)。在晚近中国，我们的先辈们在这种文艺与学术的会通之路上进行过艰苦的、而且是富有成效的原创性努力。在这方面，尤其令人感佩的是鲁迅。正如鲁迅坦承的那样，其文学成就还不足以跻身于国际第一流大家之列。但在晚近中国的文化世界中，这位可敬的前辈仍意味着一位迄难逾越的标高。至少，在上世纪的中国，除他之外。还不曾有学者写出过《阿Q正传》、《在酒楼上》和《野草》这样的文学经典，也不曾有作家完成过《中国小说史略》这样的学术精品。这位前辈将“托尼思想”(西方资源)和“魏晋文章”(古典资源)融人现代汉语，这对丰富白话文的表现力是一个历史性的贡献。于今观之，他为丰富方块字的文化系统所作的努力，仍是难能可贵的。文人有思想、有学问，学者有文才、有灵气，——这曾是那几代人的常态，是近乎与生俱来的本能与修养。当然，这已是题外话。

以上所说，自然是一种理想境界。能最好实现这种文化理想(抱负)的载体，或者说能够最好地体现这种原创才华的魔杖，可能还是论文、小说与诗歌，而非散文随笔。这也许是一般作家在盛年时期大都明智地倾力于长篇小说和长诗的原因之一。本书大概不属于这一类型。事实上，从作品产生过程言，内中篇什亦非作者刻意所为。作者几年来主要的精力，已逐步转移到论文写作和小说的创作上。本书中的篇什，均属业余之作。

从最初的立意来说，这些篇什，于作者而言是从文化散文的感觉上来人手，而非学术随笔的路径。当然，将历史与文学完全剥离的思路，也未必可意。事实上，书中的文字中，也有历史，也有文学，也有其他。那么，他们是不纯粹的，或者说是会通的。好似站在那南岭驿道的关口，横跨一步，你就既在岭南，又在岭北了。两种文化眼光的交融、两个世界图景的贯通，成就的乃是一个新的世界。

——收入本书中的文章都曾尽可能地试图尝试多样化的表现手法。其中，最主要的尝试之一，是跨文体的写作，如《沈从文：一个真正的乡巴佬》、《朱自清：寂寞荷塘》、《废名：废不得的是此名》、《张爱玲：倾城之恋》等，都选用的是复合式的结构。从根本上说，这不完全是一个技法问题，而首先是一个世界观(注意，此“世界观”非彼“世界观”)的问题。也就是说，是一个观察和理解实有世界的眼光和思路的问题。在作者看来，这个实有世界是无限丰富的，是不可言说的。要把这不可言说的世界尽可能地言说出来，绝不能仅仅依靠单线条的路径，而需要综合的表现渠道。只有这样，才能再现其书写对象的层次感、斑驳感和立体感。只有丰富多样的表现手法，才可能建构一个丰富多样的意象世界。而只有这丰富多样(最好是无限丰富)的意象世界，才有可能匹配我们所处的这个包容万象和涵摄万有的实有世界。

丰富性应当是任何作品(不仅仅是文艺作品)的最重要的品质之一。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就在于其可以常读常新(乃至终生涵泳而不倦)；而之所以能够常读常新，乃在于其无限的丰富性。一个博大精深的世界，乃由此丰富性而来。这就是“经典的诞生”。

三  人说：作品一旦完成，就不再仅属于作者本人。信然！在这里，作者的饶舌是多余的、甚至可恶的。但作者还是决意做一回恶人。因为尽管作品本身已无需赘言，而与本书有关的一些背景却是必须交代的。

本书的书写对象，主角都是活跃于二十世纪(主要是前半叶)的文化名流。他们或为学界红人，或为文坛名手，或兼而有之。这些作品都是作者近一年多来在学术研究和小说(及艺术散文)创作之余的素材。他们原就是信笔草成，后来亦大都零零星星刊发过，分别发表于《中国教育报》、《文汇报》、《海上文坛》、《朔方》、《历史学家茶座》等处。它们之能有幸结集面世，实属偶然。亦属幸运。

在这里，我首先需要感谢的是徐庆平老师。是在今秋的一个午后，徐老师因为在《读者》杂志上读到其中的一篇文章而几经辗转找到了我。我为徐老师对一个普通后学的深切关注而感动。如果不是徐老师的关心和督促。此书大概不会问世，至少不会以这最快的速度问世。徐老师出色的专业水准和敬业精神，更令我受益良深。同样需要感谢的是沈会祥和沈海涛二位仁兄，在具体的选题、策划、编辑、校对的全过程中，都完成了大量的工作，其谦虚、谨慎、细致、踏实，以及眼光之独到，令我尤为感佩。

书中所及。都是旧人旧事。藐予小子，对故往人物何敢赞一言？所幸不少前辈直接间接的教诲给了我许多感性的材料。在此，我尤其应该感谢的是何兆武先生。先生一直以来的关心，令我受益良多。他的淡泊、谦冲和博学，他的阅尽沧桑而淡定从容，是那样的本然而隽永。从这位比我年长六十多岁的前辈身上。我时时感觉到老辈人的气度。近几年来，许多个午后和傍晚，我都是在清华西南院聆听先生的言语中度过的。先生或漫谈生活，或讨论学问，或追忆似水年华，都予我颇多教益。一直以来，先生都沉潜于西方经典的研究，对当代文学作品极少寓目。但对本人的一些文章，先生却抽出宝贵时间来垂阅。尤其是就《周作人：苦茶、苦药、苦雨斋》一文，先生多次与我沟通，并提出了宝贵意见。本书结集出版时，我贸然请先生推荐。先生慨允，并表示希望此书尽速面世。

这许多年以来，我一直往返于燕园和清华园之间，并深深地受惠于这两所学府。我特别需要感谢的是业师蔡乐苏教授、刘志光教授。两位老师既给我北大的包容，又给我清华的严谨；既给我自由的空间，又教我基本的规范。这些年来我的一点一滴的进步(如果有过进步的话)，都得益于此。我从二位业师那儿所得到的，远远超越一般学子所可能得到的。我在北大与清华的其他许多老师，也一直对我关爱有加，对此我一直铭感于心。另外还有中央党校、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许多老师，也给了我很多帮助。这一切，都为我创造了目今中国最上乘的学习环境。

我还需要感谢我的母校南京大学。在那里，在那满是法国梧桐的六朝古都里，我度过了难忘的四年时光。浦苑和南园，那两个安静的园子一直保管着我曾经的记忆和梦想。虽然不成器的我早已从那毕业，但众多的师友们仍然一直关心着我的每一步路。特别需要感谢的是我在公共管理学院的师友们，他们是张凤阳老师、闾小波老师、杨丹伟老师、周芳玉老师、李洪波老师、魏姝老师、笪素林老师、李永刚老师、朱伟老师……

还需要感谢的是谢泳先生。谢先生近年来一直关心着我的研究和创作，今次又在百忙之中垂阅拙稿并欣然作序。这令我深为感动。

此外我还想藉此机会感谢车前子先生、祝勇先生、凸凹先生、程小莹先生、梦也先生、冯秋子老师、周晓枫老师、衣丽丽老师、蒋一兵先生、刘文华先生、舒明先生、刘友路老师、赖弥春老师、李应军老师，以及徐则臣、李云雷、张树伟、王海涛、金富军、缪因知、陈侃理、刘东成、于福坚、刘红、张建锋、张瑞婷、饶佳荣、王诚聪等许多的老师、学长或朋友。

还需要特别感谢的是cici。本书完成过程中仍得到了她的许多关心和帮助。这本书应该是献给她的。

最后，我还需要感谢南岭。那是我的故乡。南岭大山中的十几年乡间生活是我的起点。近些年来，那里已有太多太多的变化，我曾见证过的许多物事，亦已面目全非。田园荒芜，荒烟蔓草，时有入目。这与我记忆中的“故乡”相去已远。然而，我依然感念那里。在那里，我享受过最天然的童趣；在那里，我开始领受中西经典的恩惠；更重要的是，在那里我亲历了最原生态、最草根的生活。那里还有我的双亲，我的兄姊。他们和我所有的先辈一样，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劳作在山野之中。愿他们岁月静好，安康如意。

2008年12月22日夜草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