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英国著名女作家简·奥斯丁最早写成的一篇小说，一部极出彩的讽刺喜剧。

凯瑟琳·莫兰在舞会上爱上了亨利·蒂尼。同时，她还碰到了另一位青年约翰·索普。索普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向亨利的父亲蒂尼将军谎报了莫兰家的财产，蒂尼将军信以为真，竭力怂恿儿子去追求凯瑟琳……

凯瑟琳·莫兰在舞会上爱上了亨利·蒂尼。同时，她还碰到了另一位青年约翰·索普。索普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向亨利的父亲蒂尼将军谎报了莫兰家的财产，蒂尼将军信以为真，竭力怂恿儿子去追求凯瑟琳。后来，索普追求凯瑟琳的奢望破灭，便恼羞成怒，把以前吹捧莫兰家的话全盘推翻，说她家如何贫穷。蒂尼将军再次听信谗言，把凯瑟琳赶出了家门，并勒令儿子把她忘掉。但是两位青年恋人并没有屈服，他们经过一番周折，终于结为伉俪。

沙丽——最好叫她萨拉，因为普通中上等家庭的姑娘到了十六岁，不都是想把自己小时候的名字尽可能改一改吗？——她因为排行的关系，这时候一定是她姐姐最亲密、最知心的朋友。按说她应该坚持让凯瑟琳每天给她写封信，或者要求姐姐答应把每个新朋友的性格来信描述描述，再不然就求她把当地的趣闻详细报道一番；但奇怪的是，她并没有这样做。莫兰家的人在办理与这次重要的旅行有关的事情的时候，表现得相当淡漠和镇静。这种态度用来对待日常生活中一些平常的感情问题是可以的，但是一个女主角第一次离家旅行，她家里的人应该见景伤情，感到难舍难分，这时候再那么淡漠、镇静可就不合适了。她父亲不但没给她的银行开一张随意支取的汇票，甚至连一张一百镑的钞票也没给她，只给了她十个几尼，答应要是不够再寄。

凯瑟琳就在这种黯淡的光景中辞别家人，登上旅程。一路上平安无事，没有遇上路劫或风暴，没有翻车，因此也没有因为翻车而幸运地与男主角相遇。只有一次，爱伦太太疑心自己把木屐丢在旅馆里，后来幸好发现这只是一场虚惊。此外就再也没有发生什么令人惊惶的事情。

他们到了巴斯。凯瑟琳高兴极了。他们先乘车到景致优美引人入胜的郊区，后来去旅馆的时候又经过几条大街。一路上，凯瑟琳的眼睛东张西望应接不暇。她是为寻乐而来的，现在已经很快乐了。

他们很快便在普特尼街一幢舒适的房子里住了下来。

这本书最后几章要说到凯瑟琳的惨状，现在最好来形容一下爱伦太太，这样读者便能判断：她的所作所为到底是怎么把事情弄糟的，可怜的凯瑟琳陷入狼狈的境地到底是不是可能与她有关系；是不是因为她的鲁莽、粗野或是因为她嫉妒凯瑟琳，还是因为她偷拆凯瑟琳的信，诽谤她的名誉，或者是因为她把凯瑟琳撵出门去。

爱伦太太这类女人天下多的是，和她在一起只能让人奇怪世界上居然会有男人爱她们，还居然和她们结了婚。她既没有才貌造诣，又没有风度。像爱伦先生这样一个通晓世态、知情达理的人之所以挑上了她，恐怕只是因为她有上流社会妇女的气派，脾气娴静温厚，还有些小聪明。她和姑娘们一样喜欢走走看看，就这一点来说，她倒是非常适宜带领少女到交际场中去。她很讲究衣着，还有个完全不足为病的癖好：喜欢打扮得漂漂亮亮。她先费了三四天工夫打听什么衣服最流行，并且还买了一件最新的时装，然后才带着我们的女主角涉足交际场。凯瑟琳自己也买了些东西。等到一切准备好了，她初次涉足上岗俱乐部的那个意义重大的夜晚也就到来了。她的头发是头等理发师修剪的，她穿衣服的时候又特别用了一番心思，所以爱伦太太和她的侍女看了，都说她打扮得很好看。这些鼓励的话使凯瑟琳希望，至少在走过人群的时候，不至于受到讥诮。如果有人称赞，当然欢迎；不过她并没有存心想得到别人的称赞。

爱伦太太打扮了很久，等到进了舞厅，时候已经不早了。现在正赶上旺季，舞厅里拥挤不堪，两个女人只好尽力往里挤。爱伦先生早已一溜烟奔牌室去了，把她们丢在人群里，让她们去自找乐趣。爱伦太太只顾当心她的新衣服，也不管凯瑟琳是否受得了，就小心翼翼地赶快从聚在门口的男人群中穿过去；凯瑟琳幸亏紧紧贴在她身边，使劲挽住她的胳臂，才算没有被那蠢动的人群冲散。但是让凯瑟琳十分惊讶的是，她看到这样沿着大厅走下去根本闯不出重围，而且越走越壅塞。她原本以为只要进了门就可以很容易找到座位，很舒服地看跳舞。但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虽然她们已经拼命挤到大厅的顶头，但是周围情况还是没变；除了女人们高高的插在帽子上的翎毛以外，她们根本看不到跳舞的人。她们还是往前走，前面也许会看到点什么，她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用尽了心机，最后总算来到最高一排板凳后面的过道。这里的人比下面少些，因此莫兰小姐才能一目了然地看到下面的人群和她刚才挤过来的时候所冒的种种危险。这真是一片富丽堂皇的景象，现在她才第二次开始感到自己是在舞厅里了。她很想跳舞，但是在这儿她连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在这种情形之下，爱伦太太也只能安慰她几句，时时不关痛痒地说声，“我希望你能跳舞，好孩子，我真希望你能有个舞伴。”凯瑟琳起先还很感激她的好意，但是，这话反复说得太多了，而且根本不发生效果，凯瑟琳终于听腻了，也就不再谢她了。

她们在这个辛苦得来的高台上休息了不到一会儿，大家便都起来去喝茶，她们只得和别人一道挤出去。凯瑟琳开始感到有些失望，这样被人挤来挤去把她弄烦了，而且那些人长得大半都很平凡，没有什么能引起她的兴趣的，她和他们又素不相识，她感到非常烦恼，好像自己被拘禁起来一样，又找不到一个可以聊天解闷的难友。进了饮茶室以后，凯瑟琳越发感到窘迫，因为她们没有可以一起聚会的朋友，没有可以打打招呼的熟人，又没有男人陪伴，爱伦先生连个影子也不见。她们向四周看了一下，找不到比较合适的地方，只好在一张已经有很多人坐着的桌子的一头坐下来。她们坐在那儿没事可做，也找不到人说话，只好两个人彼此聊聊。

她们刚一坐下，爱伦太太就庆幸自己的袍子没有挤坏。要是扯破了可就太糟心了，是吧？”她说，“这纱的质地多细致啊。我跟你说吧，依我看，这屋里还没有比它更入眼的呢。”

“一个熟人也没有，真别扭！”凯瑟琳低声说。

“可不是，孩子，”爱伦太太泰然自若地回答道，“真别扭。”

“我们怎么办呢？这张桌子上的先生和太太们似乎在纳闷我们到底是干什么来的；我们好像硬要和他们往一块儿凑合似的。”

P8-11

《诺桑觉寺》是奥斯汀最早完成的一部小说，虽然当时《理智与情感》和《傲慢与偏见》已经开始动笔。卡桑德拉·奥斯汀的备忘录中曾这样记载，“《苏珊》(《诺桑觉寺》的原名)写于1798至1799年间。”当时，奥斯汀二十三四岁，住在儿时成长的地方，汉普郡斯蒂文顿教区的小村庄雷克托里。

这部小说的大部分故事，发生在度假胜地巴斯，1797年11月奥斯汀曾去过那里，与一对富裕的叔叔阿姨住在李一派洛茨。1799年5月，她与自己最富有的哥哥爱德华爵士住在那里的皇后广场。1801年，在父亲将斯蒂文顿教区交接给助理牧师——长子詹姆斯后，她与父母迁往巴斯，居于西德尼路四号。奥斯汀在巴斯居住的经历，大大丰富了这部三十章小说的前二十章，这些故事写到了附近的公共场所，街道小巷，那些步行或坐车很容易到达的地方。

1816年，奥斯汀为《诺桑觉寺》写过广告，广告中说到，“这本小说1803年完成，当时准备立即出版”，言下之意是对于这部书稿，至少他们在最后时刻，应该做些什么才是。1803年春天，伦敦的一个叫本杰明·克罗斯贝的书商付给奥斯汀的哥哥亨利十磅，买下小说书稿；他们为此书作了广告，但并未出版，也未解释是什么原因。六年后，奥斯汀以艾斯顿·丹尼斯夫人为笔名，给克罗斯贝写了一封强硬的信，要求解释原因，并称若小说原稿已经丢失，愿意再提供一个副本，同时威胁道，若克罗斯贝不合作的话，她将另寻东家。克罗斯贝的儿子回信道，倘若她真的将小说更换其主，他们将采取法律行动控告对方的出版社。他们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将小说书稿“原价奉还”。

1805年，奥斯汀的父亲去世，其后的两年多，她的状况一直很动荡。1809年，她与母亲和姐姐最终在汉普郡的村庄乔顿定居下来，那个不大而美丽的地方是哥哥爱德华爵士的庄园。虽然她对出版商产生了失望，但她依然想认真地完成这部小说：希望能再拾起《苏珊》，将其润色修改，最终出版。但此时，她并未原价买回书稿，而是着力创作《理智与情感》(1811)，之后又完成了《傲慢与偏见》(1813)。1815年12月，《爱玛》出版后，通过亨利，她买回了《苏珊》，1816年，她开始为此书的出版做准备。她更换了女主人公的名字，小说的名字也变为《凯瑟琳》，之后，为此书的出版写了一个简短广告。

1816年秋，奥斯汀因患肾病，身体状况恶化，于1817年7月18日离开人世。1817年3月13日，她给侄女范妮写信提到，“凯瑟琳小姐被搁到书架上了，不知何年何月方能下架。”小说被重命名为《诺桑觉寺》后，附上了她哥哥亨利写的一篇很重要的前言，于1817年12月末出版(首页标明的出版日期是1818年)，作为四册本的前两部分，与《劝导》一起面世。这两部小说都未经过作者最终校阅；当然她也无法看到这一切了。从1809年的信中可看出，《苏珊》的手稿，长期保存在奥斯汀的手中，她给克罗斯贝先生的是第二个副本。1803年写完之后，其实她随时可以修改这部小说，但当时版权在克罗斯贝手中，所以她并不想这样做。买回手稿在法律上是必要的，但也是一笔不必要的花费，尤其是在她父亲去世后那几年，她的经济状况实在堪忧。同时，直到她的其他小说取得成功后，她也才有信心找到出版商，出版她的处女作。这就是1816年初之前的那段日子，她没有再次修改这部小说的理由吧。也许，她当时也没有时间和兴趣来做这个。

在研究奥斯汀的已成立的学说中，其中，索瑟姆曾讲过，他认为，很有可能是在1816年7月她完成《劝导》之后，对《苏珊》做了大量的修改。他指出书中对蒂尼上将作为一个消费主义者的全面而讽刺的描写，表现的是对1816年以来的战后时期的社会的一种担忧，这种社会担忧在当时很普遍。在简·奥斯汀的其他作品中，最接近索瑟姆观点的是《桑底顿》。《桑底顿》写于1817年1月到3月间，这部作品她只写了一些片断。但我们也知道，那年秋天，奥斯汀已经身患重病了。但也不排除另一种情况，因为在1800年之前以及1809年的时候，消费主义即是文学中流行的主题，也是当时普遍被谈论的一个社会话题。当然，这也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小说的一些部分一直能敏感地把握流行的神经，这令奥斯汀对小说中很多不同的地方重新发生兴趣，结果不可避免地发现，有一些部分所描述的一切已经过时了。

尽管并未指出她现在交出的这部小说是与1803年的《苏珊》完全相同，奥斯汀在1816年的广告中曾承认，她并未像她自己和读者所期望的那样，对小说进行更新，使它更能确切反映当时社会的现状。(在《劝导》里，她勾勒出一幅完全不同的，非常时髦的巴斯社会风俗图，在那里，达官显贵们，私下来来往往，举办各种娱乐活动)。倘若她无法做一些实际的，商业性的改动，那么，有什么理由认定她对此做了微妙的文学修改呢？

大多数奥斯汀的评论家和编辑们，对于索瑟姆的观点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1803年写完后，这部小说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新的改动。他们中的大多数认为，小说中，几乎并未参考当时发生的公共事件，很显然这个观点需要修正。另外一个说法也许更为站得住脚；小说参照的是1803年之前的那段时期，一些真实的事件，人物，以及当时的风土人情。

一 浪漫的世界

因为有评论家怀疑，这本书前后联系并不紧密，他们曾肤浅地写过一些复杂理论，关于此书的修改，段落插入，以及模仿并合并了两种小说体(巴斯小说和哥特小说)。尽管19世纪，奥斯汀的大部分仰慕者很是喜欢《诺桑觉寺》，但后来的人也抱怨，这部小说突然从对巴斯的社会风俗的描写，转入到对诺桑觉寺的哥特式嘲讽中，有些唐突。他们申辩，在这部尽力向自然主义靠拢的小说中，这种哥特式的讽刺除了文中出现的那一处外，在其他的地方并未出现。大多数人认为，《诺桑觉寺》是少女时代的奥斯汀在早熟的青春期里写成的，所以，不比她年长时所创作的那些更为连续的自然成熟的杰作，如《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和《劝导》。

正如《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范尼·普雷斯，《诺桑觉寺》中的凯瑟琳·莫兰最先被描写成一个孩子。范尼初次踏入成人世界后，脑海里的一系列变化，体现了奥斯汀日益成熟的写作技巧。而《诺桑觉寺》中，凯瑟琳的成长，则贯穿小说的整个篇幅，这点从她那跳跃的，天真而不够深刻的内心活动中可以看出来。同样，比起爱玛，以及《劝导》中的安妮·爱洛特，《诺桑觉寺》本身并不成熟，就如它的主人公一样。但是，奥斯汀六部小说的批评，过多地把重点放在了女主人公身上，就好像这些女主人公能代表读者的看法一样，似乎只有她们才能引导读者走入小说里的世界。

任何一个诋毁《傲慢与偏见》中的莫扎特式的优雅与热忱的倾向看上去都很可疑。《诺桑觉寺》，活泼轻快，充满青春气息，笔调温暖，大量依赖对话进行叙述，在这点上，比其他作品更为接近《傲慢与偏见》，但《诺桑觉寺》更为奇特，更具实验性，在故事的载体即小说这种形式上，更具创新性、挑战性。可以说，这是一部充满野心的，具有革新意义的作品，以知识分子式的揶揄来玩转小说。

奥斯汀能成长为一名作家，与她大量的阅读是分不开的，他们家共有七个孩子，对表演与朗读的热爱，为这个家庭带来很多欢乐。对奥斯汀家而言，阅读小说并不是一件私密的事，而是一项集体活动：大家都参与进来，一起讨论，表达各自的见解。《诺桑觉寺》中，主人公的童年是在教区度过的，里面同时也提到了各种各样的阅读，种类繁多，包括小说，严肃的非虚构作品，指南类用书，甚至是报纸(巴斯有三份报纸，均为周刊)。正如她小说里的人物，读过很多不同的史前史，她的读者也是这样的。奥斯汀是期望我们怀着相当丰富的常识，来阅读汶本部大量引经据典的作品的。

……

1946年以前，英国的经典丛书的目标客户群主要局限于学生和研究人员，普通读者根本就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企鹅出版社先前也只出版传统意义上的经典丛书，并于1935年出版了一套十本的丛书，1938年还出版了一套十本的插图经典，其中包括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但是市场反映平平。

二战之后情况大为改观。E.V.瑞奥，一位杰出但低调的古典文学学者和出版商，利用业余时间不断润色他所翻译的荷马的《奥德赛》，并将译文朗读给他的妻子莱俐听。他的妻子非常支持他完成并出版他的译作。

企鹅出版社的创始人艾伦·莱恩马上就同意出版他的译作，还邀请他主持一套新的系列经典丛书的出版。莱恩经常做出这种决定：这是一种直觉，他断定很多读者渴望这种全新的通俗易懂的翻译作品，瑞奥的作品就能满足读者的这种需求。与其说这是一场赌博，还不如说是孤注一掷，因为任何唯利是图的理性出版商都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决策。

瑞奥翻译的《奥德赛》一鸣惊人，销量达三百万册，位居企鹅畅销书榜首，直到后来才被《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和《动物庄园》超过。原因何在？答案就是瑞奥译作的质量和抱负，以及他出版系列丛书的目标。

主编的用意就是委托能效仿自己的风格的译者，给普通读者呈现用现代英语改写的既通俗又吸引人的文学大师的作品，而适当裁减冷僻生涩陈腐之处，以及那些使很多译作没有现代韵味的外来成语。每本书都按企鹅出版社的定价发行。除《奥德赛》外，丛书还包含很多其他著作。

当被问及上个世纪60年代的众多出版物中，哪一部他最感到自豪时，艾伦·莱恩毫不犹豫地推荐“企鹅经典”。半个世纪以来，该系列丛书不断发展壮大，远远超出了瑞奥的最初设想，但从来也没有背离早期译者和编者的初衷。

秉承这种精神，“企鹅经典”在六十华诞之际，来到中国，出版中文版，为广大的中国读者带来内容、翻译质量皆为上乘的外国经典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