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三十年三十人之激扬文字》的下卷——思想社会卷，本书是对徐友渔、周国平、苏国勋、何光沪、钱满素、高全喜、刘东、王逸舟、于沛、陈力丹、汪晖、陈晓明、渠敬东、陈明、许宏等十五位，80年代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生的访谈录总结，本书挖掘了十五位人文社会研究者的主旨思想，探讨了他们对于人文学科在改革三十年中的发展变迁以及对我国社会的影响。

本书以访谈的形式采访了20世纪80年代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社会科学各专业的十五名毕业生，他们从自己的专业出发，以哲学、新闻学、宗教、历史等多个视角回顾阐述了中国人文学科在改革三十年中的发展变迁及其对国人思想的启迪和对社会的启蒙，内容全面，异彩纷呈。

徐友渔：为着启蒙艰难前行

周国平：生命的价值与追寻

苏国勋：通过韦伯思考中国现代性问题

何光沪：此心安处是何乡

钱满素：美国文明研究的自由视野

高全喜：寻找通往大国的政制之道

刘东：理论之上的心智

王逸舟：中国只有改变自身才能影响世界

于沛：历史的民族记忆与世界史观

陈力丹：新闻学的“拨乱反正”

汪晖：对现代中国思想的整体反思

陈晓明：回眸三十年来文坛

渠敬东：失范社会与道德秩序的重建

陈明：当代中国的儒者之维

许宏：发掘最早的“中国”

徐友渔：为着启蒙艰难前行

二百年多前康德对“启蒙”曲解说今天言犹在耳：“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已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用徐友渔的话来说：“启蒙就是解放思想，冲破愚昧和迷信认识；启蒙的对象是无知者或无勇者，凡先觉悟者，即可启蒙后觉悟或不觉悟考，哪怕先后是暂时的，贽愚是相对的。也就是说，我可以在这方面对你启蒙，你也可以在那方面对我启蒙。”

改革之初的思想解放大讨论可以视为一次全民族重新接受启蒙洗礼的活动，让人们深刻认识到权力运行与个人崇拜的结合会给民族带来深重灾难。但是，对于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民族来说，摆脱蒙睬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即使在日新月异的三十年大发展中，我们还会不时看到身边形形色色的非理性群态。自晚清、“五四”以降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所开拓的启蒙活动，直至今天仍未完成其历史使命。也许，面对人性中永远无法驱除的卑微和冥顽，启蒙精神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前进动力。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徐友渔三十年来的思想道路和学术活动都可以视为围绕启蒙这一主题展开，尽管这条路注定充满了险阻。

徐友渔小传

徐友渔，1947年生于四川成都，77届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学生，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哲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曾为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香港中文大学等院校访问学者，2001～2002年为斯德哥尔摩大学奥洛夫·帕尔梅客座教授。

长期研究语言哲学，从20世纪末开始研究当代话方政治哲学，是国内自由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也是国内反思和研究“文革”的重要学者。主要著作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形形色色的造反》、《精神生成语言》、《告别20世纪》，《自由的言说》、《直面历史》、《蓦然回首》、《不懈的精神追求》、《重读自由主义及其他》等。

问：徐老师，让我们从您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研究生开始聊吧。我注意到您的硕士导师是徐崇温先生，徐先生主攻领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您最初的学术方向是英美分析哲学，这两者似乎大相径庭。

答：这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故事，1979年，当我从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考社科院研究生时，本来打算考数理逻辑的研究生，但那年社科院不招数理逻辑的研究生，我只好报了接近的专业，即英美分析哲学。招我入学的导师是杜任之，这位老先生是位老革命家，他的兴趣是德国哲学，特别是尼采，当时年纪也比较大了。但他很负责，要写论文时他决定在行政上由徐崇温先生当我的导师，负责我的学业，他知道我希望学习分析哲学，就请北京大学的洪谦教授在专业上指导我。每周我都要去北大见洪先生，包括硕士论文也是在洪先生指导下完成的，论文题目也是他定的。杜任之老先生虽然没有成为我实际的导师，但他独有的胸怀和人格魅力一直让我感动，没有他的帮助，很难想象我能走上分析哲学的学术之路。

问：您报考研究生时选择分析哲学为主攻方向，是出于单纯的学术兴趣吗？

答：不全是。经过“文革”，我们这一代人都有反思，都希望中国能有所改变，自己能有所贡献。报考研究生的时候，开始我考虑过报考于光远的，因为他在改革开放初期是思想学术界很重要的一个人，当他的学生，毕业后可能在变革现实方面有一些有利条件，但我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这方面我跟别人思路不太一样，许多人有抱负，也许理想也很纯净，但往往想法很直接。比方考虑到中国贫困、被人欺凌，需要发展经济，于是就去学经济学。或者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需要改革就力图去从政。而我自己习惯在思想层次进行考虑。

经过“文革”，我个人最大的反思在于：在中国这么一个文明古国，在。文革”中，大家(包括读了很多书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表现得那么盲从、那么简单、那么激进？

往深一层思考，中国人的价值观有时会出现问题，比如把“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当成资产阶级的专利，认为他们的民主、人道主义都是虚伪的。还有集体的那种大轰大嗡的情绪也时有出现，一人呼号，应者云集。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改变。日前有些抵制活动就是这类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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