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闷，人烦。
这年春天，真应验了中国人所信奉的“天人感应”理论。从上到下，从朝到野，都是焦躁不安，烦闷致极，似乎每个人的肚子里都塞满了干草，一旦溅上火星子，就能呼啦啦燃烧起来。
四月二十一日(1898年6月9日)傍晚，一顶四人抬的轿子，快步而平稳地穿过了紫禁城西面的隆宗门，顺着南长街向南走，左折右拐，走进了位于东单牌楼头条胡同的孙府。吏部尚书兼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回到自己的卧室，像卸妆似的，一件件脱去被汗水浸透的官帽、官服、官靴，光着脊梁，只穿着一条大裤衩，坐在小板凳上。女佣们立马围了过来，扇扇子的扇扇子，端凉水的端凉水，递毛巾的递毛巾。孙家鼐洗洗脸，擦擦背，身上感到凉爽多了。
“老爷，吃碗冷面拔拔凉吧。”侧室孙王氏看着丈夫凝重的神色，知道他近日心里不快活，但又不敢问个究竟。
孙家鼐起身坐在太师椅上，接过冷面，大口吃了起来。这冷面，是用家乡寿州的老办法料理的。先要把面条放在开水锅里煮熟，捞出来，放进盛有井水的瓷盆里冷却——这井水必须是新打的深井水，冰凉冰凉的。面条冷却了半个时辰后捞出来，空干水，再添上葱花、剁椒、香菜，浇上香油、酱油。咖啡色的面条，红色的剁椒，绿色的葱花、香菜，看在眼里，舒服；吃到嘴里，喷香；咽进肚里，又解饿又降暑。王氏见丈夫头不抬眼不睁，吃得津津有味，就无话找话地问：“老爷，味道可照？”(寿州方言，照就是好、行的意思。)孙家鼐点点头，用家乡话应道：“乖乖，真好吃。”
洗过了脸，吃过了冷面，又喝了一碗加冰糖的绿豆汤，孙家鼐的心情渐渐平静了下来。孙家鼐是安徽寿州人。字燮臣，号容卿，晚年号垫生，别号澹静老人。道光七年三月十二日(1827年4月7日)出生。时人尊称他“孙寿州”。按照清朝官场习俗，对于担任高官或者名望较高的人是不能直呼其名的，而应把姓与地名合在一起称呼才礼貌。因此，出生寿州的孙家鼐便被人称作“孙寿州”，出生江苏常熟的翁同穌便被人称作“翁常熟”，出生安徽合肥的李鸿章便被人称作“李合肥”，出生河南项城的袁世凯便被人称作“袁项城”，出生广东南海的康有为被人称作“康南海”。而私下里，翁同穌与孙家鼐等同僚则互称表字……
都说官场多凶险。自从咸丰九年(1859)，三十二岁的孙家鼐中了状元踏上仕途以来，虽然也经历过“寿州血灾”，也因为在工部任内失察受到了降级留任处分，但总的来看，他还是平步青云：咸丰十年二月，任武英殿纂修。同治三年(1864)四月，任湖北学政；四年，授翰林院侍读，在弘德殿行走。七年，奉旨在上书房行走，教授惠亲王奕询、奕谟读书。光绪四年(1878)春，在毓庆宫行走，担任光绪皇帝师傅。后来，相继担任翰林院侍读学士、日讲起居注官、工部侍郎、吏部侍郎、礼部侍郎、户部侍郎；十八年二月，署户部尚书。六月，署工部尚书。八月，补工部尚书兼顺天府尹。二十二年正月，担任管理官书局大臣。七月，调礼部尚书。十一月，兼署工部尚书。二十三年三月，署吏部尚书。七月，补吏部尚书。八月，简顺天府乡试正考官。二十四年三月，简会试正考官。五月，充会典馆正总裁……孙家鼐之所以能官运亨通，既得益于他是光绪帝师，更得益于他与世无争、与人为善的好脾气。他天性恬淡，无论是对家人还是部下，从来都是慢声细语，不笑不开口，即使生气了，也很少疾言厉色。退朝后，除了不得不出席的官场应酬，多数时间，他都是闭门斋居，与权贵们敬而远之，交游不多。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称赞他是“一名真正的绅士”。
在官场上从不显山露水的孙家鼐，近日却喜忧参半：喜的是，这一阵子“维新热”再度兴起，太后刚刚松口，同意光绪皇帝的维新主张，把创建京师大学堂计划列为维新的天字第一号工程；忧的是，不知为何，自己一下子被人推到了朝野的舆论中心，各种流言像雷阵雨一样，劈头盖脸地袭来，令人猝不及防，非常郁闷。有的说他是康梁派的保护伞，有的说他是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之间两头讨好，有的说他“当官碌碌”、“所覆无一实”，更有一个带有人格侮辱的“段子”在朝野广为流传：
翁同穌、孙家鼐都是陪伴光绪皇帝时间最长、与光绪皇帝感情最深的师傅。光绪尚未长大时，有一次，他利用君臣闲聊之机，故意出题，想考考他的两个状元师傅的真实才学。光绪皇帝先问瘦高个子孙家鼐说：“孙师傅，你说朕住的宫殿应该叫什么？”“皇宫。”“那么，大家对朕的亲戚应该怎么称呼呢？”“皇亲国戚。”光绪皇帝不动声色地继续问道：“朕对臣子的恩赐应该怎么说？”“皇恩浩荡。”“可是，”光绪皇帝看了孙家鼐一眼，说：“朕有一事不明，为什么朕颁布的国法不叫皇法，而叫王法呢？朕颁布的国法叫王法，岂不是降了一个等级？”孙家鼐想了一下，鞠躬谢罪道：“皇上，秦始皇之前，天子可称做‘王’、‘公’、‘皇’或‘帝’，比如中国历史上有‘三皇五帝’；春秋五霸就叫着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那时，各国天子颁布的国法统称‘王法’；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贏政为了炫耀自己的盖世功劳，认为自己‘德兼三皇，功高五帝’，自称始皇帝。后来，王法为什么没有改称‘皇法’，臣才疏学浅，实在回答不上来。”光绪皇帝转过脸来，又问翁同穌：“翁师傅，你看呢？”胖墩墩的翁同穌立刻双膝着地，扑通跪下，头如倒蒜似的，把地砖碰得咚咚直响。他说：“以臣之见，这是约定俗成的说法。比如说某人身价有一百万叫百万富翁，一千万叫千万富翁，一个亿不叫亿元富翁，而叫亿万富翁。羸政自称皇帝以后，历朝历代的天子就统称为皇帝。但约定俗成，王法还叫做‘王法’。”光绪皇帝把翁同穌搀扶起来，十分亲切地说：“翁师傅毕竟是见多识广啊！”身高一米八的孙家鼐像木桩子那样站在一旁，默默无语。对于翁师傅这样未经考据而随机应变的回答问题，孙家鼐并不赞成。他信守的治学之道，还是那句老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虽然这样的坚守挺吃亏的，但他宁愿吃亏，而不愿信口开河、刻意取巧以邀宠。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孙家鼐点着了翡翠嘴旱烟袋，“吧嗒、吧嗒”地吸了起来。旱烟袋是将美洲印第安人吸烟用的烟管与欧洲人吸烟用的烟斗合二为一，长约一尺，抽起来非常惬意，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孙家鼐的翡翠嘴旱烟袋还是在他七十岁大寿时，光绪皇帝赠送给他的。烟管是白银的，雕着云龙；烟嘴儿是翡翠的，烟锅是黄金的，十分精致。平时，孙家鼐总是翡翠嘴旱烟袋不离身，有时候，他甚至不装烟卷，也衔在嘴里，“吧嗒、吧嗒”吸上几口，显得很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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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燮臣沉潜好学，服膺王阳明之书，立志高远，凝厚而开张，余欲兄事之。
——《翁同穌日记》
孙家鼐……是所有中国官员中最有教养、最具绅士风度的人之一。
——(英国)李提摩太著：《亲历晚清四十五年》
京师大学堂本身就是戊戌变法运动的产物，是维新派克服了顽固守旧势力的重重阻挠和反对才创立起来的。
——许德珩：《北京大学校史·序》
戊戌政变发生，旧党把持朝政，新政多被废除。独京师大学堂赖孙家鼐之力得以保全。
——肖东发、李云、沈弘主编：《风骨：从京师大学堂到老北大》
由于他(指孙家鼐)在政界与学术界的威望，他一手筹办了中国第一所综合性的大学，这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汤一介编：《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
现在北大像一朵鲜花，正在灿烂开放，而这一朵花发芽时期，谁都不能否认是在四十六年前。这块园地，是戊戌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孙家鼐开垦的……
——俞同奎：《四十六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
在晚清史、中国近代教育史，特别是戊戌变法史研究中，由于种种原因，晚清重臣、开明政治家、著名教育家孙家鼐一直鲜有人问津，其历史性贡献，更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正如李振东在《北大的校长们》中指出的那样：“在维新人物中，孙家鼐常被忽视，或者被误认为‘帝党’中的思想保守的‘右派’。其实，孙家鼐是当时统治阶级特别是高级官吏中爱国、开明并对维新运动做出过一定贡献的历史人物，他的作用和功绩不可忽略。”在纪念戊戌变法暨京师大学堂创建110周年之际，笔者怀着重估历史、缅怀先贤的心情，特撰此文，希望拂去岁月的尘埃，让孙家鼐的功绩大白天下；也希望抛砖引玉，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孙家鼐(1827-1909)，寿州人(今安徽寿县)。字燮臣。咸丰状元。同治七年，奉旨在上书房行走；光绪四年，奉旨在毓庆宫行走，担任皇帝师傅。历任工部、户部、吏部、礼部等部尚书。1898年7月，担任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大臣(也称管学大臣)、协办大学士，创办京师大学堂。戊戌变法夭折后，慈禧企图废除光绪皇位，朝臣多阿附，唯独他坚决反对。不久，他以病为由辞去官职，以示抗争。庚子国变发生后，他诀别家乡，抱病北上，共赴国难。1904年，任学务大臣，参与“新政”。1907年，任武英殿大学士，为资政院两总裁之一。1908年赏太子太傅。1909年病逝，谥号文正。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教育部长、最后一个拥有文正谥号者。经过深入研究，我认为，孙家鼐主要有七大历史性贡献：
一、殚精竭虑，培养了一位富有维新思想的明君
清朝第十一位皇帝载湉，是醇亲王奕譞的儿子，也是清朝第一位非皇子而入继大统的皇帝。他4岁登极，在位34年；享年38岁。年号光绪。俗称光绪皇帝。奕譞是咸丰皇帝的亲弟弟，其妻是慈禧的亲妹妹。所以，光绪可以喊慈禧太后“大姨”，也可以喊他“大婶”。但是，为了施行精神控制，从光绪进宫那天起，权欲超人的慈禧就命令他喊自己“亲爸爸”，而且，终生未让他再见生母一面。中国古代是一个宗法社会，讲究“三纲五伦”，“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伦”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伦”涵盖了人的天伦之乐。在光绪身上，“五伦”是很不完整的。所以说，光绪的宫廷生活非常痛苦。在痛苦的生活中，只有老师能给他带来一些人间温暖。
按照清朝皇室的规定，皇子6岁上学。光绪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光绪皇帝开始在毓庆宫上学，这一年他虚岁是6岁，足岁只有4岁半。直到光绪二十三年正月，毓庆宫被慈禧下令裁撤，光绪的汉师傅有好几个，如翁同稣、夏同善、孙家鼐、孙诒经、张家襄等，另外还有御前大臣，主要教他学满语文、蒙古语文和骑射。陪伴光绪时间最久、也最为他信任的老师只有两个：翁同穌、孙家鼐。由于翁同穌在戊戌变法开始才4天，就被罢官赶回原籍。所以，孙家鼐陪伴了光绪一生，并白发人送黑发人，为他送终。
光绪读书很用功，连慈禧都夸赞他：“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在培养光绪皇帝的维新思想上，孙家鼐与翁同穌一样，起到了巨大作用。
例证之一，光绪二十年(1894年)，郑观应完成了维新巨著《盛世危言》。1896年9月，他委托陈炽转送孙家鼐一部新增订的《盛世危言》、书信及《时事急务条陈》、日本《教育法规类钞》’等。孙家鼐也两次在光绪面前高度评价《盛世危言》。光绪深表赞许，命令总理衙门印2000部，发给大臣学习、研究。
例证之二，光绪二十一年九月(1895年10月)，李提摩太到达北京，专门拜访了李鸿章、翁同穌、孙家鼐等人，广泛宣传变法主张。他特意请孙家鼐帮忙，将自己的著作《现代教育》等呈送皇上。李提摩太对孙家鼐印象深刻。他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说：“改革维新派强学会得到了总署大臣翁同穌与皇帝的师傅孙家鼐的同情和支持”，我“接受了李鸿章总督的建议，我像跟皇帝本人谈话一样与他(指孙家鼐)交谈。……我发现，他是所有中国官员中最有教养、最具绅士风度的人之一。第一次见面时，他告诉我，有两个月的时间，他每天都为皇上读我翻译的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
例证之三，1898年7月17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孙家鼐上了一道《请饬刷印〈校分邠庐抗议〉颁行疏》，曾回忆说：“臣昔侍从书斋，曾以原任詹事府中允冯桂芬《校邢庐抗议》一书进呈，又以安徽青阳县知县汤寿潜《危言》进呈，又以候选道郑观应《盛世危言》进呈，其书皆主变法，臣亦欲皇上留心阅看，采择施行……””’同事们也说，孙家鼐本人对《校邢庐抗议》更“有偏嗜，平日固不离左右”。
……
孙家鼐为政清廉，开拓进取，求真务实，绵里藏针，受到了同代人的高度评价。1909年11月29日，孙家鼐死在任上，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邮传部长、学者杨士琦撰写的挽联，对其为人、学养、品格都做了生动的概括：“事上也敬，行已也恭，杖于朝，杖于乡，允矣君子；和而不同，群而不党，能为师，能为长，所谓大臣。”自宋代以后，“文正”便是朝廷对大臣死后的最高谥号(荣誉称号)。宋代，司马光、范仲淹等3人获得“文正”谥号；明代，获得“文正”谥号者仅2人。在清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上，只有曾国藩、李鸿藻等8人获赠谥号“文正”。孙家鼐是清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享有“文正”殊荣的人。
当然，作为封建末期的官僚，孙家鼐也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比如。他的忠君思想浓重。在开议会问题上，曾担心“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矣！”因此不太赞同；他做事比较圆滑，比如在处理杨翠喜案件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等等。但瑕不掩瑜，孙家鼐的历史性贡献是十分宝贵的，对后人也有很大的启迪、借鉴价值。
他是咸丰状元，晚清四朝元老，光绪皇帝师傅，武英殿大学士；他是创办、保护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第一功臣；他是中国师范、医学、政法教育的倡导者，民族工商业的先驱；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教育部长、最后一位“文正”；他的弟子还有辛亥元勋孙毓筠、柏文蔚，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他曾经被贬低、忽视，今天，他作为中国改革家的楷模横空出世……
《孙家鼐：创办京师大学堂风云》是孙家鼐的第一本传记，也是揭示北大创建艰难历程的第一部纪实。全文30万字，图文并茂，雅俗共赏。作者以戊戌变法前后，孙家鼐排除各种阻力创办京师大学堂为主线，以大量的图文史料、家族资料和民间故事为依据，以作者所倡导的纪实文学“三趣”(文趣、情趣、理趣)为指针，回归“现场”，重估历史，真实而生动地塑造了中国改革家楷模孙家鼐的光辉形象，深刻而艺术地破解了中国近代史、戊戌变法史和北京大学史中诸多谜团，既能使人享受高品位的阅读快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