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资深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开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研究生导师史树青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那种对文博事业的敬业精神，对工作高度认真负责，对学术研究治学严谨，严于律己，宽厚待人，廉洁奉公的高尚品德，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为此，我写了一幅悼幛“树德授艺，青史长存”，以作奠念。
我同史树青先生相识是1972年秋开始的。当时我刚从“文化部成宁五七干校”调回北京，在故宫武英殿上班，单位名称是“出国文物展览委员会办公室”，主要工作是筹办出国文物展览并编辑图录。我们从咸宁五七干校调回的七人，同史树青先生及多位老专家老教授，在武英殿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当时最重要的事情是筹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这个展览必须全部是出土文物，年代从60万年前兰田猿人起到明万历止，展品大约500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应有展品参加。这件事是郭沫若写报告经周恩来总理批准的，实际工作由王冶秋负责。王冶秋报经国务院批准，从北京和外地借调一批老专家和中年干部，在武英殿进行筹备工作。我有机会经常看到和接触到史树青先生，知道他为筹备这项展览做丁大量的工作。后来这个展览到国外儿几十个固客展山，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有一次到日本展出，王治秋为代表团团长，史树青为团员之一，我当时在国家文物局工作，到机场为他们送行，在机场贵宾室还见到史先生的夫人夏老师，至今记忆犹新。
1971年故宫博物院重新开放后，连续举办了多项文物展览，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五省出土文物展览”、“中国历代名画展览”和“明清工艺美术展览”等。史树青参与了这当中的一些鉴选、布陈和图录工作，对其中的一些展品进行过深入研究和鉴赏。他在《(对“五省出土文物展览”中几件铜器的看法》中讲“故宫博物院举办了‘五省出土文物展览会’，陈列的各地出土的两周铜器，郭沫若、李亚农、唐兰、陈梦家、陈邦福、岑仲勉、李学勤诸先生，已经都有专文论述，对我国历史的研究，作了很重要的贡献。这里，把我对展览会中几件铜器的看法写出来，如果没有错误，就算是一点补充”。他在文中对安徽寿县蔡侯墓年代问题，铜鉴的用途问题，匕和鼎、鬲的关系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工作一丝不苟和对学术研究的严谨精神。
1972年12月，我跟随王冶秋赴长沙参加“马王堆汊墓女尸解剖座谈会”。这次会议是王冶秋报经国务院批准并奉周恩来总理指示召开的。这是马王堆一号汉墓。后来根据周恩来总理批示，又发掘了马王堆二号、三号汉墓。这三座西汉早期墓出土珍贵文物3,000多件，特别是出土有帛书、帛画、竹木简牍、漆木器和丝棉服饰等稀少罕见的珍品，其中帛书的学术价值极高，涵盖的内容也极广，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的浓厚兴趣，史树青就是其中之一。我在多次专家座谈会听到他的发言，也阅读过他撰写发表的文章，确有很多真知灼见。如《读长沙马王堆帛书》(载《文物》1974年第9期)有云“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每行都有极细的朱丝栏，从形式看，很像编的简册，可见帛书出现的时间，要晚于竹书，帛书行格是模仿帝问于容成’、‘黄帝问于天师’(即岐伯)等，都是有关医药养生之道的内容，有的同志认为它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黄帝外经》有关”。还有云“马王堆出工的帛书中，《五星占》几次见到“张楚”年号，而且紧接秦始皇三十七年，说明西汉政权是刘邦领导农民军推翻了秦王朝”。这就说明，帛书不仅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还能有填补历史空白的作用。
1972年9月，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中国通史陈列”进行重大修改，这次修改的特点是打破王朝体系，每个历史阶段以“农民起义打头”。这实际上是另起炉灶，改写历史，问题很多。王冶秋将中国通史陈列“以农民起义打头”和当时高等学校历史系只讲帝国主义侵华史、农民战争史、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就是不讲通史的情况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后，总理说：“农民战争打头，岂不成了农民起义失败史了吗？农民战争打头，看不见剥削压迫，没有压迫哪来的反抗呢？怎么会起来农民战争呢？高等学校教学还是要讲通史。”又说“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在中国通史陈列中要反映。”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通史陈列重新进行调整，这一调整连续了三年，我在这个漫长的调整过程中，同史树青先生有了不少的交往和接触。1973年2月国务院决定成立了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王冶秋为局长，我在文物局博物馆处工作，调整修改中国通史陈列由王冶秋直接领导，我常跟随他参加会议和展厅展品处理等实际工作，因而同史树青接触较多，多次听到他提出的一些问题、意见和建议。有一次谈到秦末西汉初期怎么摆，秦二世怎么提，陈胜吴广怎么处理，看法不一，意见不太集中。史先生说：陈胜吴广失败后，是刘邦推翻了秦二世，打头的应该是刘邦。还有一次谈到明末清初的李自成，看法和意见极为分散，争论很大。李白成是农民军失败、明朝灭亡、清朝入关、甚至历史的转折都是关键，摆不摆，怎么摆，如何评价，通史怎么反映，确有很多难题。史先生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李白成一定要摆，是历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但又不能多摆，也没有多少东西摆，就摆京城、皇宫这一段，摆李白成在武英殿执政这一段。调整后的李白成开间有李白成一幅塑像和一幅画像，还有武英殿两张大照片(一旧一新)，文物确实很少。1973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从山西找到李白成大顺政权留下的“临县学正之记”铜印，史树青专门为此撰文《李自成大顺农民政权的铜印》(载《光明日报》1974年1月6日)。
1986年3月，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成立。这是国家级文物鉴定学术权威机构，设书画碑帖组、陶瓷组、铜器组、玉器组、货币组、古籍组和杂项组，委员54人，启功任主任委员，史树青任副主任委员。有两大项重要任务：一，把好文物出口关；二，做好全国博物馆藏品分级工作。我当时为文物局局长，在成立大会上致辞，题为((进一步加强文物鉴赏工作》(载《博物馆暨文物工作论丛》文物出版社1992年出版)，还祝愿各位委员在今后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效，做出更大的贡献。史先生从那时起的二十多年，尽职尽责，跋山涉水，足迹踏遍全国，为完成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两大任务，取得了卓越的成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P4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