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格非传》作者邵江天先生对格非先生不平凡的一生作了全面、生动而有深度的描述。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格非先生一生影响海内外的重大学术贡献、不计名利的思想境界、为国为民的奋斗精神、为人为学的道德风范、儒雅博学的大家风度、严谨求实的治学风格、甘为人梯的园丁情怀、谦虚谨慎的高深修养、通晓诗词歌赋的过人才识，一位德高望重的汉语言学大师辉煌的生涯，一幕一幕清晰地再现在我们的面前。

李格非教授是一位教育家、诗人和语言文字学家，先生的音容笑貌、学术贡献、治学精神、行为风范，已作为宝贵遗产永留人间。本书作为一部别开生面的传记，没有太多的加工与修饰，也没夸饰之弊与吹捧之嫌，有的只是一件件的真事，让人看了——特别是一些与格非先生认识和交往过的人看了，聚成了一种由衷的敬佩和深切的忆念，也从心底检讨自己的不足。

序

《汉语大字典》与李格非

风雨人生

风华正茂

“文革”磨难

人格魅力

别样情趣

文心雕龙

硕果累累

永远的李格非

年谱

后记

《汉语大字典》这一划时代的文化工程，是在周恩来、邓小平和胡耀邦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直接和具体的关怀下立项并得以实施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家领导人赠送给外宾的礼物往往就是一本薄薄的《新华字典》，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大国家、小字典”的落后状况，已经身染重病的周恩来总理在国务会议上亲自作出了编写和出版《汉语大字典》的决定。 《汉语大字典》是汉字楷书单字的汇编集成，共计收列单字五万六千多个，比《康熙字典》还多收了七千多字。它是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注意汲取今人的新成果而成就的鸿篇巨制。它是一部“大而全”、“源流并重”的汉字字书，也是迄今为止无出其右的唯——部“集汉字大成”的语文工具书。它注意形、音、义的密切配合，尽可能历史地、正确地反映出汉语形、音、义的发展走向。在字形方面，于楷书单字条目下收列了能够反映形体演变关系的、有代表性的甲骨文、金文、小篆和隶书形体，并简要说明其演变。在字音方面，它对所收列的楷书单字尽可能地注出了现代读音，并收列了中古的反切，标注了上古音的韵部。在字义方面，不仅注重收列常用字的常用义，而且注意考释常用字的生僻义和生僻字的义项，还适当地收录了复音词中的词素义。 《汉语大字典》单字条目的组成，一般包括字头、解形、注音、释义和引证五项，有些古文字的单字，还在字头后面选列出能够反映字形源流演变的古文字形体，并根据阐明形、音、义关系的需要，酌情附加字形解说。注音又细分为现代音、中古音和上古音三段，现代音用汉语拼音方案予以标注，中古音则以《广韵》、《集韵》的反切为主要依据，并——标明声韵调。上古音只标韵部，而以近代学人考订的三十部为准。 《汉语大字典》对于音译的外来词一律附注语种名称和外文原词或拉丁文对音，化学元素名称则加附元素符号和拉丁文。在对汉字的释义过程中，一般都要涉及书证和例证等，对于书证和例证的来源，则——列出书名、篇名或卷次；戏剧注明剧名、折数和出名；章回小说注明回数。除了引用经书、子书、总集、类书和字书一般不再特别标注作者姓名以外，对于其他著作，则都标明作者姓名，汉以后至清代的作者，更标注其朝代。对于一些名物字，用文字难以描绘，或甚为罕见的，还特地附上插图，以助释义。

从成立《汉语大字典》筹备领导小组到八卷本出齐，前前后后共花费了整整十五年的时间。四百多位专家学者制作了六百多万张卡片，这么多张卡片，足足可以将一间屋子堆得个满满当当。当初稿成形征求内部意见时，曾特地油印了一份“初稿本”，其厚度竟接近三米。本着对历史和读者负责的精神，大字典付印前，每一卷都曾经经过十多次的校对，比普通书籍的“三校一付型制”多了七八次。

事实上，要成功地编纂这样一部卷帙浩繁的大型语文工具书，其难度还不仅仅表现在这些可视的“硬件”上。由于它是需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毕其功于一役的集体行为，如何去协调两个省的四百多位专家学者的和谐互动，如何把全社会的可用资源百川归海似地汇聚到一起，就成为《汉语大字典》编写之外的一门学问。它甚至直接关系到《汉语大字典》能否成功问世。而能够在两省之间和四百多位专家学者间充当“搁滑剂”的，则非李格非教授莫属。其间的艰难困苦，难以为外人道也。李格非曾经将自己当时担任的角色比做中药里的“甘草”，个中喜忧苦乐，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什么是“甘草”？我们知道，中医配药的时候，虽然茸芪参黄各得其味，不得擅用，但唯独甘草，和哪一味中药都既不犯冲，也不相克，不仅和平中庸，有益无害，而且易苦为甘，令纳如饴。李格非的这一自喻可谓贴切之至，同时也一语道破天机，足见其历险履平而不计得失的高风。难怪参与编纂大字典的专家学者众口一词，无不十分感慨地说：“假如没有格老，且不说学问这一块，单是牵涉到两省之间协调的诸多琐事的化有为无，就无人可以替代。因此，没有格老，《汉语大字典》能够有今天这个模样，那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接手编纂《汉语大字典》这一重任，对李格非本人既是一次挑战，也是他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尽管他非常清楚前面等着他的将是一系列的艰难险阻，但他却始终没有退缩，一直用乐观的心态去勇敢面对。当时，他曾写下了《东湖春早》一诗，诗中写道：“征服声、光、能、热、电，调动草木与虫鱼。万象驱遣为我用，争当科学主人公。学人何尝千千万？沥血呕心教学难。园丁心是一团火，丹火燃尽薪自传。学文学语我无成，犹抱陈编误后生。愿乞东风化腐朽，万象日新我日新。”当然，说“学文学语我无成，犹抱陈编误后生”，是谦词，同时也是在自策，《汉语大字典》更是“陈编”不陈，它的编纂成功是泽被后世的伟业，哪是什么“俣后生”的情事？——正是从这些过谦的诗句中，可以依稀让我们体验他当时的喜悦心情。P10-12

能为我敬爱的格非先生传记作序是我的荣幸，但同时作为晚辈也倍感压力：一方面是因为专业的差异，先生是汉语专业，而我是世界史专业，感到很难评价先生的学术成就，而学术成就是先生一生成就中的核心部分。另一方面，本人才疏学浅，而先生是才华横溢、文采飞扬、出口成诗的大学者，生怕写得不好，让先生在天国见笑。承蒙格非先生的大公子而周先生、二公子也周教授的盛情相托，一定要我作序，推辞再三而未果，只好应命。好在《李格非传》作者邵江天先生对格非先生不平凡的一生作了全面、生动而有深度的描述。在《李格非传》中，我们可以看到格非先生一生影响海内外的重大学术贡献、不计名利的思想境界、为国为民的奋斗精神、为人为学的道德风范、儒雅博学的大家风度、严谨求实的治学风格、甘为人梯的园丁情怀、谦虚谨慎的高深修养、通晓诗词歌赋的过人才识，一位德高望重的汉语言学大师辉煌的生涯，一幕一幕清晰地再现在我们的面前。对比之下，我对先生的了解实在是太少太少。因而，我只能就自己与格非先生的有限接触写点追忆和感想，以谢先生生前对我的教诲，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出版序言。

出于专业不同和年龄差距，我和格非先生的直接交往不是太多。我印象中的格非先生是位饱学之士，学术功底厚重，学术造诣很深，但治学极其严谨，不轻易发表论著，真正是厚积而薄发。因此，我非常敬重格非先生。

格非先生十分谦虚，以诚待人，以礼待人，乐于助人，尤其是对青年人，总是以朋友的平等身份商讨问题，发表意见，所以，我们青年教师也乐于向先生求教。记得大约是1972年春，学校在湖滨六舍举办学习马恩六本著作读书班，我有幸能与历史系吴于廑先生、中文系李格非先生同班读书学习。中间休息时，我经常陪同两位先生在东湖边漫步，两位先生谈古论今、吟诗赏词，遨游在知识的时空里，那种学术大师的境界和修养，让我仰慕不已，使我深深感到知识贫乏是人生的重大缺憾，而学业有专攻对人生是多么的重要，由此促使我下定决心当一名有专长的人民教师。

当时正处“文化大革命”政治挂帅时期，学校在军宣队、工宣队领导下，重政治，轻业务，作为个人能当干部是受重用，而如放弃干部当教师则为军、工宣队所不理解。因而，我向工、军宣队要求从干部(时任学生党支部书记、指导员)转向教师，到世界史教研室工作，经历了三年的漫长时间。1975年秋天，我终于回到了教师的岗位，已近而立之年。那时，仍在“文革”时期，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前，作为青年教师，或到干校劳动，或带学生到工厂实习，不能静下心来做学问，自己的年龄也越来越大，十分焦虑。大约在1977年春的一天，我参加了历史系的政治学习后在回家路上与格非先生同行，向先生坦陈了自己的想法。格非先生鼓励我说，文科教师多一点社会经历也不一定是坏事，见多而识广，既可以在风风雨雨中磨练自己的意志，又可以在风风雨雨中培养分析和判断是非的能力，对以后的业务发展是有好处的。格非先生又说，我当青年教师时，处于战乱时期，流离颠沛，没有好的读书环境，真正坐下来做学问已是三十多岁了。格非先生这一番话使我茅塞顿开，那就是不要将“文革”十年的经历当包袱，而要当成人生难得的财富和动力，这对于我树立自信心，坚定不移地走向学术之路起了重要作用。如果说我今天在世界史学术研究方面小有进步，那应该说是得益于格非先生的教导。

在我的印象中，格非先生是位国际学者，尤其在日本汉学界颇有影响。1980年，我陪同唐长孺先生赴日本京都大学讲学时，多次见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吉川忠夫教授。吉川忠夫先生是日本著名汉学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吉川幸次郎先生的公子。据吉川忠夫先生和京都大学其他先生讲，吉川幸次郎非常尊崇国学大师、武汉大学教授黄侃先生，但由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使吉川幸次郎先生想拜访黄侃先生的宿愿未能实现，被引为终生遗憾。1963年秋至1964年春，中国派出一个由各学科著名专家组成的学术代表团访问日本，格非先生作为语言文字学专家成为该团成员，在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著名学府讲学达5个月之久。在日讲学期间，格非先生结识了京都大学教授吉川幸次郎先生，两人以汉诗唱和互赠，遂结为莫逆之交。1980年，武汉大学副校长童懋林教授随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访问日本时，与东京大学齐名的京都大学主动要求与武汉大学结为姊妹学校。据童副校长介绍，日本与中国的大学已近半世纪无交流关系，京都大学之所以要求与武汉大学建立交流关系，其重要原因是吉川幸次郎先生对黄侃先生的崇敬和与李格非先生的深厚友情。我在京都大学时，我的老师、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先生也曾谈到1963年与格非先生会见一事。可见，格非先生在日本讲学不仅显示了他的高深学问，赢得了日本同行的赞赏，而且为武汉大学与京都大学建立交流关系起了架桥铺路的作用，在两校交流史上写下了珍贵的一页。

一个人生理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精神的生命却是无限的。格非先生虽然已告别人世远赴天国，但先生的音容笑貌、学术贡献、治学精神、行为风范，已作为宝贵遗产永留人间。作为晚辈，我们要加以传承光大，才是对格非先生的最好纪念。

衷心祝贺《李格非传》问世，衷心感谢作者邵江天先生。

2006年10月26日于珞珈山

李格非教授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然时时浮现在他的学生和亲朋好友之间。

李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学富五车的学者，他的为人，他的学识，无不为熟悉他的人所称道。李格非教授不是一个喜爱张扬的人，因此，他的为人，他的学问也就一直局限在熟悉他的故旧友好间口耳相传，而很少为外人所知。

我知道李格非先生的名字是在书店见到《汉语大字典》时，而钦佩他的人品和学问，则是在跟他的一些学生、亲友结识以后。当我感受到李先生的为人不断被人们褒扬和怀念时，萌发了写作《李格非传》的冲动。

李格非教授是一位教育家、诗人和语言文字学家，要给这样一位大学者写作传记，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正是因为李先生的为人和学识一直感动着我，才让我鼓起勇气坐到了电脑前。

传记创作资料的收集大致可以追溯到一年前，但真正的采访活动却是始于今年的6月初。在武汉大学各级领导和相关部门的亲切关怀下，2006年6月8日，武大文学院举行了《<李格非传>创作座谈会》，武大文学院党委书记刘礼堂主持了座谈会，副院长陈国恩、原书记陶梅生教授和武大古籍所所长宗福邦教授、陈世铙教授，前副所长萧海波教授等都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与会的二十多位专家学者对于创作《李格非传》的动议表达了高度的关切和热情的支持，并且踊跃发言，及时而立体地向传记作者提供了大量极有价值的写作素材。武汉大学副校长胡德坤教授亲临座谈会会场并作了重要指示，原湖北省新闻出版局于溪局长和原武大副校长童懋林教授也对《李格非传》的写作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古籍所教授张世俊、历史系教授李工真，和武大档案馆馆长陈协强、副馆长乐宏等都先后发言，一方面表达了对写作《李格非传》的支持，更提供了诸多李先生生前学术活动和日常生活翔实的细节，使传记作者受益匪浅。

李格非教授的子女提供了许多具有史料价值的照片，为《李格非传》增色不少。陈世铙教授对传记初稿进行了认真的审阅，他那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依稀让我看到了李格非教授的影子。

传记之所以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得以付梓，我还要特别感谢于溪局长、湖北人民出版社刘道清社长、李尔钢副总编。

于溪局长、王宁先生、缪俊杰先生和武汉大学胡德坤副校长在百忙中拨冗为传记作序，我在这里也一并表示真挚的谢忱。责任编辑邓宁辛为本书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

这本传记，从在电脑上敲出第一个汉字到完成初稿，我一共只用了三十五天的时间，虽然后来也进行了有限的修改和润色，但改动甚微，基本上保持了初稿的原貌。由于成书仓促，其中的错漏想必难免，殷切地期待着各位方家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邵江天

2006年10月8日

于深圳“又文庐”观海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