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德(1913-1995)，原名李春华，河北丰润人。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文革”前会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兼吉林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1966年调北京后，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2年后，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卫戌区第一政治委员，北京军区政治委员。是中共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是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本书是吴德同志对其亲历的口述。

1966年，吴德同志调北京工作。此后十年间，他担任了北京市及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领导职务。在“文化大革命”这个共和国历史上不平常的年代，他目睹了政府失去权威、“一月夺权风暴”后的动乱。经历了庐山会议、林彪事件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风雨，更亲历了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处理过程，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斗争。

本书是吴德同志对其亲历的口述。

前言

一、动荡的北京市委

二、当政府失去权威的时候

三、“一月风暴”以后

四、北京市抓“五一六”的情况

五、难缠的江青

六、从国务院文化组到四届人大

七、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

八、关于在批判“经验主义”等问题上同“四人帮”的斗争

九、“文化大革命”后期在解放干部问题上的一场斗争

十、“反击右倾翻案风”纪事

十一、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经过

十二、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

十三、“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市的经济建设

后记

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

1966年5月中旬，李富春同志打电话给东北局，传达中共中央调我到北京市工作的决定。我当时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同志打电话通知我，到沈阳汇报和交代吉林省委的工作以及交代我所分管的东北局文教方面的工作。

在吉林省工作多年，不免有些留恋，同时也知道“京官”难当。我见到宋任穷时，提出能否不去北京？

宋任穷说：工作需要，中央的调令，不能不去。

我又问：北京的情况怎样？他谈了些，又简单地说：彭真出了问题。

我追问：彭真出了什么事？宋任穷说：你到北京后由中央同你谈。任穷同志不愿多谈。

我在沈阳待了几天，5月24日到了北京。那时，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央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5月4日～26日)，毛泽东时在外地，刘少奇主持。就在23日那天，中央作出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彭真还被撤销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由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彭、罗、陆、杨，他们的问题由所谓“对抗文化革命路线”上升到了“反党集团”。

我到北京后，先去见了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笑着说：欢迎你来，中央决定你到北京市委工作，李雪峰任第一书记，你任第二书记。邓小平要我先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北京的情况由李雪峰与我谈。

政治局扩大会议已临近尾声。我听了最后两三天的会议，听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等的讲话。他们都是着重讲毛泽东思想如何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等问题，因为前一段的会议我没有参加，许多事情不接气，听不懂。这时彭真同志已经不参加会议了。

我到北京后，也就去见了叶帅。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叶帅是组长，办公室主任是王尚荣。工作组一是改组了北京卫戍区，傅崇碧任司令员，黄作珍任政委，卫戍区调进了两个野战军的主力师(七十师、一八九师)。叶帅对我说：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二是改组北京市委。我来北京前的二十几天，华北局派池必卿、黄志刚率工作组进驻市委，调查市委的“罪状”。三是改组北京市公安局，由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以华北局工作组的名义进驻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将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八个负责人先后逮捕。把市公安局局长邢相生逮捕后，公安部又派来一个局长叫李钊。后来，李钊也被捕了。

当时，大家都很紧张，我更是摸不着头脑。我从1955年调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后，在东北工作了11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了解，对中央存在的党内斗争更是毫无所知。

李雪峰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他参加了杭州会议、上海会议，会议上的情况他没有给我传达，在与我谈话时，只对我说北京的问题严重，毛主席批评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担负起北京市的工作的。

北京市委5月下旬改组，中共中央决定：李雪峰为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为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代市长，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党委书记。改组后的市委书记处书记是高扬文、郭影秋、万里、陈克寒、赵凡。

新市委的名单于1966年6月4日公布。3日，周总理告诉我说名单要在报纸上刊载。

北京新市委存在的时间只有七个半月。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后，1月18日，新市委被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夺权。市委被夺权后，我和高扬文、丁国钰等人被关在东交民巷14号，学生和造反的工人在近处监视我们，大院的外边由卫戍区的部队守卫着。以后，我们又被弄到工厂去了，然后又被揪回来。

李雪峰主持市委工作不到两个多月，华北局里就有人开始造反揪他了。我记得好像是在一次检阅时，毛主席对李雪峰说：避一避，避到内蒙古或天津，一方面照顾当地的工作，另一方面还可以指导北京市的工作。

李雪峰后来到了天津，开始我们还可以通话，但后来，我们连电话都联系不上了。

北京市派工作组，被指责为犯了“资反路线”错误。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广播电台播发了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我记得当时华北局正在开会，李雪峰让我参加了会议。会议好像是解决内蒙古乌兰夫同志的问题，还有天津、河北的一些问题。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播发后，学生一下子就起来了，给老师提意见，对老师进行大批判，发展到冲击校党委，动手打人，学校由行政系统到党委系统全被打碎。北大大乱了，其他大、中学校也就跟着乱了。

我们当时认为，学校的党委一瘫痪，整个运动将无人领导、无法领导。我们每隔一两天就到怀仁堂去参加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召开的情况汇报会。大家都觉得必须马上改变这种状况。

针对学校混乱的情况，刘少奇、邓小平要新市委提出关于中学、大学的工作纲要，并指定团中央书记胡克实搞中学的纲要，北京市委搞大学的纲要。

工作纲要搞好后，我们向刘少奇、邓小平作了汇报。刘少奇说中学的纲要可以了，大学的还需要修改。在汇报会上，李雪峰提出了如何解决目前学校领导瘫痪、学校无人领导的问题，邓小平提出市委可以派工作组。陈伯达后来反对派工作组，其实他是最早派工作组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的。

刘少奇、邓小平决定派工作组进驻学校、了解情况、领导运动。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刘少奇将决定报告了毛主席并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

北大工作组的组长是张承先，清华工作组的组长是叶林。后来，为了解运动情况，刘少奇还派了王光美参加清华的工作组。我和李雪峰商量后决定工作组的组员从“四清”工作队中抽调，中央各部委的各地院校由中央各部委派人组成工作组进驻。

工作组进驻后，局势稳定了一些。

6月3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拟定了八条指示，要求在运动中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

6月18日，北大的聂元梓写大字报反对八条指示，并揪斗了校领导陆平、彭云和著名历史学教授翦伯赞等人。工作组针对搞“打鬼台”和乱揪乱斗的现象予以制止，张承先为此写了一份简报，市委将简报上送刘少奇、邓小平，刘少奇认为工作组的做法正确，将简报批发全国。刘少奇指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

这时，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蒯大富也起来了，他提出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一看见这个口号，李雪峰和我商量认为，这个来头大有问题，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党中央副主席，怎么能打倒呢？我们认为是有坏人跳出来了，不能置之不理，要准备拘留蒯大富。

当时，各个学校都动起来了，两军对垒，形势很紧张，这一边是中央文革支持学生造反，另一边是工作组进驻学校要控制局势。  根据这些情况，李雪峰在华北干部会议上作了有关运动的情况和抓“游鱼”的报告。李雪峰在报告中提出“抓游鱼、反干扰”的口号，说一个游鱼能掀起三个浪啊！“抓游鱼、反干扰”的时间大概有五十多天。

7月18日，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听取李雪峰、吴德、胡克实关于北京情况的汇报。江青也来参加了，她是后到的，坐在一个角落里。李雪峰汇报说各学校行政组织都已瘫痪，不派工作组不能实现党的领导了。陈伯达一反常态，表示反对派工作组，邓小平当场站起来与陈伯达争论起来。刘少奇、邓小平坚持要派工作组。我也认为不派工作组无法领导运动，“四清”运动不也是派了工作组吗？人民日报社就是由中央派了工作组的。

7月23日，毛主席在钓鱼台听李雪峰和我的汇报，陶铸、康生等人参加了，刘少奇、邓小平没有参加。李雪峰先是汇报了华北干部会议的情况，我们看到毛主席很不耐烦。李雪峰转到汇报北京的情况。毛主席说：我考虑了一个星期，感到北京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我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起了阻碍作用。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像翦伯赞，出了那么多书，你还没有读，怎么批，怎么改？群众写对联讲“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搞他(指翦伯赞)你们不行，我不行，各省也不行。什么教学改革，我也不懂，只有依靠群众，依靠学校里广大师生。

毛主席指责我们说：现在总是“怕”字当头，总是怕乱，怕反革命，怕动刀动枪，领导干部都不下去，不到有乱子的地方去看看。李雪峰、吴德，你们不去看，天天忙具体事务，没有感性认识，如何指导？

毛主席决定马上撤销工作组，要我们执行。毛主席批评得很厉害，提到很高的高度，说工作组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压制了群众。

在回来的路上，我与李雪峰在车上商量了一下，我们前几天刚传达了派工作组的决定和刘少奇、邓小平的有关指示，现在又传达毛主席相反的指示，怎么向群众解释呢？怎样才能把工作组撤出来呢？以后的运动又怎么来领导呢？李雪峰说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他说上次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是你传达的，这次传达还由你来讲。

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在背后操纵，派到学校去的各个工作组没能撤出来，遭到了揪斗。

在一次中央召集的汇报会议上，毛主席和林彪都参加了，李雪峰不在，好像到天津去了。我提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是下发了，但是工作组撤不出来，工作组的成员都是经过挑选的，都是好同志。他们的问题责任在我们，他们的问题回到本单位解决为好。

毛主席听了我的汇报，点头表示了同意。

但是，中央文革小组仍是揪住工作组不放，工作组一直到新市委在第二年“一月风暴”中被夺权后，才撤出来。那时，工作组也开始造我们的反，揪斗我们。我在被揪斗时对他们说：我们已经被夺权了，你们赶快回本单位吧。

1966年7月28日，新市委宣布撤销工作组。这以后，我感到没有办法领导运动，在京西宾馆开的一次会议上，我请示周总理怎么办？周总理说中央各部委所属大专院校都交由北京市委统一领导，市委成立一个大学工作委员会，各部各口派人参加。P3-9

1993年夏天，我们到了北戴河，经人介绍，与吴德同志联系上，对他进行访谈。他就住在国务院系统的临海边不过几十米远的一座小别墅里休夏。

对老同志进行访谈，是当代中国研究所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内容。这项工作我们就叫它为口述史，是一件带有抢救性，即抢救历史资料的工作。这是因为许多老同志大都不能写作，或因年迈病弱已不能亲自动笔，需要有人帮助把他们所经历的重要历史写下来，如果不是这样，这些重要的历史资料和历史见证就会湮灭。这不能不给人一种紧迫感。

我们第一次去吴德同志那里，他早已在门外等候，老人十分谦和，彬彬有礼。我们在门外坐下谈了一会儿，感觉外面有些凉，怕他身体受不了，请他还是到室内去谈。重新安排了桌椅，各自坐定，很快谈入正题。老人细声慢语，说话非常平稳，用词很讲究，有长者风度。他有一个几乎是习惯的动作，不时地用他那苍白的手去抚摸自己的头顶。清癯的脸上虽两眼炯炯有神，但总让人觉得是一个病人。谈到个把小时，中间略为休息。这时就清晰地听到，海潮一阵阵很有规律的推动的声音，不过因为这声音是关在窗外的，竟同主人公的絮絮话语是那样地协调有致。

我们的话题是由近及远、从后向前，是由谈最近、最重要、记忆最为犹新的事开始。第一次谈的就是动人心魄的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在1993年的这个夏天里，我们前后一共谈了14次，也就是14个半天，大致都是隔天谈一次。最后，我们还约定回北京如有空再谈下去，明年夏天如再到北戴河来则如法进行。

可惜得很，回北京后除对原来的一些谈话做了一些订正的工作外，由于他的身体状况愈来愈差，未能继续其他话题。1994年的夏天，我们都如约到了北戴河，但是，老人才住下一个星期，便因感冒即回京进了北京医院。我们寄期望于1995年的夏天，但是这一年他就没有去成，北戴河的访谈从此不再。后来他几乎都是在北京医院里了，直到他在该年11月29日去世(享年82岁)。临终前，他非常想见我们，好像还有一些重要事要谈，因为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他的秘书没有传我们。这就使我们更抱着了遗憾。

吴德同志原是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兼吉林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1966年调北京后，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8年在中共第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1972年后，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北京军区政治委员。1969年、1973年分别在中共第九次、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是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是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现在根据1993年的访谈整理出来的这本吴德口述史，一共集有13篇，并不是依谈话顺序的先后，而中所经历的一些重大事件。我们整理出来后都经吴德同志看过，并在大多篇章上留下了他的修改文字。作为历史工作者，我们希望这本口述史，能为国史研究者提供严谨和宝贵的一方记录。

朱元石

2003年10月

1992年夏，我陪父亲吴德在北戴河休养，与李强同志比邻而居。那段日子，我常常看到父亲在廊子里的竹椅上与李强同志之子李延明聊天，一老一小谈得很投入。有时我也听上几句，是父亲回顾“文化大革命”历史中的一些情况。由于平时听得多了。也就不甚在意。

过了一段时间，听父亲说李延明把他们在北戴河的谈话内容告诉了邓力群同志，引起力群同志关注。当时，力群同志在指导当代中国研究所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他和时任当代所所长的李力安同志委派该所朱元石、刘志男同志来采访，把父亲讲的记录整理成文。开始时间是1993年夏季，地点仍在北戴河。后来，文章的修订工作移到北京我们的家里。父亲说：“朱元石、刘志男二同志整理得很好，帮助查找了相关的背景资料，核对了每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先后次序。”“人老了，时间长了，记忆难免有误，多亏了他们辛勤而细致的工作。”

这些回忆文章共15篇，父亲生前每篇都看过、改过，有些文章还找过了解当时情况的相关同志核实。文章基本上反映了父亲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整整十年的主要经历。

我非常感谢当代中国研究所的领导同志和《当代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的有关同志，当父亲在世时，就在《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刊登了这15篇文章中的一篇：《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父亲去世五年后，又陆续发表了另外三篇：《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从国务院文化组到四届人大》、《“文化大革命”后期在解放干部问题上的一场斗争》。现在，当代中国出版社又将父亲的13篇回忆文章结集出版，更是令我不胜感激之至。

书中所述事情已过去二三十年，父亲去世也九个年头了。他所经历的事实，已经真真切切地成为历史。把经历过的历史原原本本地讲清楚，这是他为党所做的最后一件事。

毛主席曾说过：“吴德有德，吴德是老实人。”我想，这本书就是一个有德之人所说的老实话吧。

吴铁梅

2003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