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中国物质文化遗产》是本普及性的通俗读物，主体内容实际上是编者在大学里为学生上的一门课：中国传统文化(物质篇)，从物质层面来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全书不用一个注释，尽量不用古文，凡是引经据典的地方都用白话作解释，特别是插入了大量的图片，几乎达到了平均一百五十字有一幅插图。

人们的生活方式包括许许多多方面，例如物质方面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精神方面的道德哲学、心理宗教；社会方面的家庭宗族、风俗习惯；政治方面的法律制度、政权国体；经济方面的生产技术、劳动组织；人文方面的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因此文化也就包含了这方方面面、许许多多的内容。《话说中国物质文化遗产》从物质层面来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本普及性的通俗读物。

序 话说文化

一 简牍卷编话书籍

二 食案曲几变桌椅

三 烧菜做饭话炉灶

四 推杯换盏说酒具

五 饮茶品茗话茶具

六 壶的来历与演变

七 秉烛持灯话照明

八 屏风帷帐架子床

九 香烟缭绕话熏炉

十 以铜为镜正衣冠

十一 拂暑遮阳话扇子

十二 痒痒挠与挖耳勺

十三 人见人爱说玉器

十四 红灰黑白话陶器

十五 第五发明谈瓷器

十六 雕红剔犀谈漆器

十七 鎏金错银说奢华

十八 琢石澄泥成砚台

十九 烟熏火燎话古墨

二十 四宝之外说八宝

二十一 博戏手谈说下棋

二十二 金戈铁马话兵器

二十三 纵横交通话车辆

二十四 漂洋过海话舟船

二十五 饮水思源说水井

二十六 稻麦粟稷话主食

二十七 青菜豆腐话副食

二十八 襦裙绔褶话服饰

二十九 夜壶蹲坑话溷厕

三 十 秦砖汉瓦话建筑

三十一 破墙开店说市场

三十二 方孔圆钱说货币

三十三 街坊里巷话城市

三十四 清明上坟话墓葬

三十五 树碑立传话志铭

三十六 慎终追远话肖像

三十七 由强变呆话石马

三十八 时代风貌看石狮

参考书目

后记

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在中国人生活中地位之重要可想而知。然而中国上古时代并没有“茶”，而只有“茶”。《诗经》等先秦古籍中所说的“茶”都是指苦菜。据说“神农氏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得茶而解。”这一传说说明人们最早认识的是茶的药用价值，因此是把茶当作药来用的。

饮茶的习俗大约形成于汉晋时期，但是那时并不叫“茶”，而是叫“茶”。西汉王褒《僮约》、西晋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中所提到的“茶”都是指的茶。《尔雅·释木》中所说的“槚，苦茶”也是指的茶。明清之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茶树原产南方，是南方人先开始饮茶，然后才传到北方去的。

1986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的地宫里出土了一套鎏金银茶具，由烘茶的焙篓、碾茶的碾子与碾轴、筛茶的箩、盛水的壶、煮茶的风炉、拨炭的箸、盛盐的盐台、贮茶的盒等组成的(图1)。这些茶具和现在的茶具相比差别很大，这是因为唐代饮茶的方法与现在大相径庭。三国张楫著的《广雅》称饮茶为“煮茗”；西晋傅咸在《司隶教》中说到茶的时候称为“茶粥”，魏晋隋唐时期人们认识到了茶的食用价值，“煮茶如烹调，吃茶如吃菜”。茶之所以称“吃”，就是因为唐代人喝茶时确实是把茶叶和茶水一起吃下去的。唐诗云：“盐损添常戒，姜宜煮更黄”，具体地描述了唐代吃茶的方法：先要用碾子或茶磨把茶饼碾成细末(图2)，再用箩子过筛，把茶叶粉末放在茶壶里用小风炉烹煮(图3)，烹茶时还要加盐放姜，喝茶时连茶叶一起吃下去。

唐代饮茶的风气已经非常盛行，在此基础上产生了陆羽的《茶经》(图4)。陆羽潜心研究农桑，自号“桑芋翁”，他在《茶经》中论述了种茶、制茶、饮茶和茶具，认为饮茶贵在品味茶的真味，因而十分讲究煎茶的方法，从而形成了最早的茶道艺术。《茶经》是我国第一部关于茶的专著，陆羽则被后世尊为“茶神”。

晚唐五代品茶艺术从煎茶发展为点茶，出现了所谓的“汤戏”。点茶不再像以前那样把茶叶粉末投入沸水中，而是把茶叶置于茶盏内，茶盏以越窑青瓷为最佳。然后用茶壶把沸水一点一点往茶盏里滴注，同时用竹片劈成的小帚扰动盏中茶末，边点边搅，使水与茶彼此交融、泛起泡沫。古人称沸水为“汤”，滴注叫“点”，故雅称茶壶为“汤提点”，搅动茶末的竹帚叫“茶筅”，搅茶的动作叫“击拂”，点茶艺术也就是击拂的艺术。

宋代的点茶也叫“分茶”，宋徽宗就是一位擅长点汤击沸分茶的茶艺专家，南宋诗人陆游也是一位点茶的高手。六朝的鸡头壶和唐代的注壶壶嘴都较短，而五代以后注壶的壶腹变小了，把手变大了，壶嘴变得长而尖细了，这样就更加有利于点茶。现在四川茶馆里服务员仍然用长嘴壶为顾客泡茶，就是古代点茶之遗风。

宋代流行斗茶的风俗(图5)。斗茶也称“茗战”，斗茶时茶碾往来滚动，如烟似雾的绿色茶尘随之飞扬开来，碧玉似的茶盏里随着斗试者的点汤和恰到好处的击拂，汤花就像波涛上的浪花汹涌而起。“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所描写的就是斗茶的情景。“碧玉瓯”是指颜色像碧玉一样的茶盏，就是曾被认为是瓷器之谜的“秘色瓷”。1956年在苏州虎丘塔第三层上出土了一件色泽美丽的越窑青瓷茶盏(图6)，才让人们看到了秘色瓷的真面目。

起初，评定斗茶胜负的标准是茶味与茶香，后来发展为比汤色与汤花。汤色即茶水的颜色，汤花即茶水面上泛起的泡沫，色泽以白为上，水痕以出现得早为优。由于斗茶习俗的变化，人们对茶具的要求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不再以越窑青瓷为佳，而是以黑色的瓷碗为上品，其中首推福建建州窑烧制的“建盏”。建盏并不是单纯的黑色，而是在黑色中隐现出类似兔毫、油滴斑、鹧鸪斑的花纹图案(图7)。建盏口沿下1.5—2厘米处有一条折线，点茶时水注到此线为止，而汤花则能高出此线，所以汤花一退就能看出水痕。

到了明代斗茶之风渐渐不再流行，于是饼茶逐渐被炒青所取代，研末而饮的喝茶法(图8)也代之以沸水冲泡的瀹饮法，和唐宋时期大不相同了。明代各地名茶迭出，如苏州的虎丘茶、天池茶，宜兴的阳羡茶，安徽的六安茶，杭州的龙井茶等都享有盛名。随着新的饮茶法流行，宜兴的紫砂茶壶也开始时兴起来，当时有名的制壶工匠有时大彬、供春等人。紫砂茶壶优良的品质，加上优美的造型和镌刻其上的文人字画，使紫砂茶壶成为文人把玩的佳品(图9)。

宋代品茶讲究茶的本味，所以没有花茶。元明时期的文人隐士别出心裁地把各种香花与茶叶放在一起，使茶叶充分吸收花朵的清芬芳香。制作花茶本来属于文人清玩，偶尔为之，但是到了清代花茶也进入市场，苏州开始生产专供市场销售的茉莉花茶，深受北方茶客喜爱。同时，清代还出现了经发酵制成的红茶和制法介于红绿茶之间的乌龙茶，从而奠定了我国茶叶种类的基本格局。

清代在闽粤一带还形成了喝功夫茶的习俗，清代的人们认为，工夫茶的“烹治方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精”。喝功夫茶用的茶壶小如拳头，茶盏小如核桃，煞是可爱。P38-42

以前人们只是把读书识字叫做“学文化”，把知书达礼叫做“有文化”。而现在“文化”这个词用得实在是太广泛了：喝茶是茶文化，饮酒是酒文化，吃饭是饮食文化，穿衣是服饰文化，过节是民俗文化，歌舞是娱乐文化，道德是精神文化，享受是物质文化，识文断字是狭义文化，衣食住行是广义文化……“文化”简直成了一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呢？

先秦时期所说的“文化”是“以文化之”的缩写，这是与“武力征服”相对立的一个概念，原来是指用“文”的方式与内容去感化他人。经过春秋战国的格斗较量，秦王政用武力实现了统一，“以文化之”显然已经迂腐过时，于是“文化”就变成了一种生活的样式。不过，这样一来倒和现代西方文化人类学学者提出来的“文化”概念有点类似了。

我们日常所说的“文化”其实包含着三层意思。

当我们说识字的人“有文化”、不识字的人“没文化”的时候，实际上是指“识文断字”，这是“文化”最浅近的意思，严格地说，识文断字是指受教育程度。当我们说文质彬彬是“有文化”、野蛮粗鲁是“没文化”的时候，实际上是指“知书达礼”，这是“文化”的第二层意思，严格地说，知书达礼是指人的品位教养。只有当我们把某种生活方式称作为“某某文化”的时候，例如考古学把一群遗存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叫做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这是“文化”最深刻的含义。文化人类学所谓的“文化”，也叫做“文化模式”。不识字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新石器文化就没有文字；野蛮粗鲁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旧石器文化就是野蛮人的生活方式，陋习就是一种粗俗的文化。随着动物行为学研究的日益深入，我们现在已经发现动物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同一种动物的不同群体也存在着生活方式的区别，于是有人把“文化”这个概念推广到动物界去运用了。

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并不是指个体的，而是指群体的生活方式。个体的生活方式叫做“个性”，只有一群人共同的生活方式或一个社会存在的形式才能叫做“文化”，而这一群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就叫做“民族”。因为文化是区别民族的标志，所以，如果一个民族丧失了自己的文化，那么这个民族也就消亡了，即使他们的后裔仍然生活在地球上，例如美洲的玛雅人，但是他们的后裔已经变成了别的民族的人。

我们常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任何一个民族只有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文化并不是僵死的，它和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一样不仅在空间上存在着差异，而且在时间上不断地演变，但是文化在演变进化的过程中有一种万变不离其宗的东西，这就是传统。因此只有保持民族的传统，才能维持文化的独特性。

人们的生活方式包括许许多多方面，例如物质方面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精神方面的道德哲学、心理宗教；社会方面的家庭宗族、风俗习惯；政治方面的法律制度、政权国体；经济方面的生产技术、劳动组织；人文方面的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因此文化也就包含了这方方面面、许许多多的内容。

不同的人们结成了不同的社会，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写了一本巨著《历史研究》，他把全人类自古以来的文明社会划分为二十三个文化模式。作为一家之言，这当然只是一种粗线条的划分。由于在每一个社会中众多的人们又可以划分为宗族、民族、阶级、宗教、党派、集团等等不同的群体与层次，不同的群体与层次又有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因此每一个文化都可以再细分为更多不同的类型与层次，我们称之为“亚文化”、“子文化”和“文化层次”。

文化既然是人群的生活方式，那么它就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兴盛、随着人群的消失而衰亡。汤因比所说的二十三个文化模式大多已经消亡，只有五六个存留至今。文化有生有灭、有分有合，文化的发展取决于社会内部人们的变迁，文化的兴衰与其所属人群的兴衰存亡相伴随。

不同的人群具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形态，就好比中国人说汉语、外国人说外语，中国人穿旗袍、外国人穿西装一样，它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先进与落后之分。当两个社会发生接触互相交往时，不同的文化之间就需要沟通——首先是语言的翻译，而当两群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不同的文化之间就会发生碰撞。不同的文化之间无论是善意的沟通还是恶意的碰撞，结果都会是错综复杂的：或者互相交流，双方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或者互相吸收融合，产生出新的文化；或者以强凌弱，一方覆盖另一方；或者排斥异己，一方驱逐、取代、置换另一方。交流与融合是一种互补，但是并不意味着输出文化者先进、输入文化者落后；覆盖与置换是一种竞争，但是也并不意味着胜利者先进、失败者落后。

每一个民族都对自己的文化充满了自豪感，人们总是以为只有本民族的文化最伟大、最文明。当人类还处于比较幼稚的时代，人们总是企图用自己的文化去规范别人，而当人类逐渐成熟以后他们才慢慢地意识到，世界是不可能整齐划一的，同一与分化总是互相依存、形影不离的，人类的文化将会永远保持其多样性。具有不同文化的人们、文化不同的社会之间要学会跨越文化进行沟通，不同的人群与社会都要和谐相处，一个“和谐”而不是“同一”的世界才是最美好的世界。

《话说中国物质文化遗产》和《话说中国精神文化遗产》这两本书构成了一个系列，它们的主体内容实际上是我在大学里为学生上的两门课：一门是中国传统文化(物质篇)，另一门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篇)，分别从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来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大学里的通识课，但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教材，这两本书出版后可以作为这两门课的教材，但是当我把讲义改写成书的时候并没有按照惯例把它们写成一本正经的章节体教材，而是把它们写成供社会大众饭后茶余消遣阅读的通俗读物、文化快餐。从表面上看，这样做是在迎合市场，不太学术，可是我以为社会大众是最大的市场，为市场服务实际上就是为社会服务、为工农兵服务。

科学家写科普读物，资深学者做文化快餐，大学教授上百家讲坛，为的都是普及文化知识。自从1999年大学扩招以来，不到十年就培养出了二千万大学毕业生，2007年和2008年大学招生数分别为五百六十万和五百九十九万，这样再过十年又将有六千万人从大学毕业，加上1999年以前毕业的大学生，十年后中国少说也会有一亿人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不是学习文史专业的，可是他们都需要知道和懂得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两本书主要就是写给这些受过高等教育但是没有专门学过文史的人看的。

因为这是两本普及性的通俗读物，所以我尽量把它们写得很热闹，全书不用一个注释，尽量不用古文，凡是引经据典的地方都用白话作解释，特别是插入了大量的图片，几乎达到了平均一百五十字有一幅插图。三十年前我刚刚考上大学的时候看到一本中国台湾版的《图说中国历史》，深受启发。当时我就认定这是写历史的一种好方法，于是就开始收集资料。那时候还没有电脑，也没有复印机，我就用铅笔在小纸片上勾勒图形，记上出处，积累了一厚摞资料。尽管这些东西后来并没有派上用场，但这是我写这两本书的渊薮。大约六年前我的老师王家范先生对我说，现在写学术著作也要尽量插些图。我说，是的，现在已经进入读图时代了。这时已经有了电脑，也有了扫描仪，于是我花了几年时间把自己家、系资料室和学校图书馆的藏书、杂志来回扫了几遍，在自己的电脑里积累了数以千计的图片，现在又有了网络和搜索引擎，更是如虎添翼。我把这些图片做成PPT，在教学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但是现在要把它们做成书，却涉及到一个知识产权的问题。我不知道博物馆的公共资源怎么变成了私人产权？既然是已经发表的图文，为什么别人引用就变成了侵权？为了尊重原作者，我在具有原创性的成果后都注明了出处，而对转引图片的出处则在书后开列了参考书目，无法一一列举，敬请原谅。

尽管这是两本普及性的通俗读物而不是学术性的专著，然而我还是采用了极其严谨的态度把它们写得有门道，决不戏说与胡言。虽然书中的许多内容都是编著与概述，但是其中仍然包含了许多我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创见，所以书中许多地方和别人说的不一样。这两门课我在学校里已经教了十几年，每次课后都要学生做作业，有些作业写得比较好，我就留下来，修改后收入书中，并在文末注明作者的姓名。这些篇章的责任由我来负，但是成果算他们的。这么做也算是教学相长、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吧。

常常有作者把稿约称作“文债”，而我在写这两本书的时候却一点负担也没有，相反倒是大有一吐为快的感觉，几天写一篇，一篇接一篇，而且对收集图片和用Photoshop做插图也是乐此不疲。希望读者们在阅读这两本书的时候也有同样的好心情。

2008年4月苏州石湖之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