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一个与美国情报局一样神秘的国家机构。本书作者为克格勃第一副主席。他因着他的工作缘故，有机会了解克格勃和党中央之间的关系的全部复杂性。本书涉及了克格勃的一些实际存在或纯属杜撰的事件的深层内幕。内容很吸引人。

作者在实际工作中有机会了解克格勃和党中央之间的关系的全部复杂性。本书旨在能够揭示“安德罗波夫时期”党对国家安全机关实施领导的某些特点。自然，对于所涉及的题目，作者不可能做到毫无隐讳，然而书中所列举的事例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作者希望，这些事实将改变人们对职业的国家安全保卫人员的看法，他们为了祖国安危在安全战线上诚实无畏地工作。

作者的话

生活道路的起点

“斯梅尔什”反间谍学校

“冷战”

一所美国的特工学校

在布鲁塞尔国际展览会上

不设守门员的比赛

怎样招募和使用特工

可疑的集装箱

美国间谍机关的一次失败

50年代

谢尔盖·安东诺维奇案件

一名奸细的本性

苏共二十大

亡党的反思

领袖身边的人

在政治局的会议上

亚·尼·谢列平

弗·谢米恰斯内

安德罗波夫

东欧各国

保守秘密和怕担责任

卢比扬卡的中情局特工

识破假象

知识分子和公开性

民族问题

难忘的1986年12月

兹·加姆萨胡尔季阿的腾飞和跌落

移民问题

宗教问题

苏联是怎样解体的

与总统的最后一面

展望未来

我已经说过，我不准备写自传，然而我想，关于我本人和我的家庭的一些情况，还是应该告诉大家。目的是让诸位了解我是什么时候，通过什么途径进入国家安全机关，以及在进入安全机关之前的情形。

1925年12月1日我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土地丈量员的家庭。那是一个农村全面破产的时期，父亲带着我们全家到处漂泊。

1932年乌克兰发生大饥荒。当时我们全家住在马克耶夫卡城。我还记得和伙伴们一起到水塘边去捞水藻和河蚌，让母亲做熟来吃。但是当时主要的食品，是不知父亲从哪里弄来的干西瓜皮。

你说怪与不怪，使我终生受益的一个教训却是一件小事。一次午饭前，父亲从工厂的食堂带回来一块类似于血饼的东西。祖母自然就给了我。但是父亲很快地把盘子推到我叔叔面前。叔叔和我们住在一起，他大病初愈。自然，叔叔说什么也不肯接受这盘食物。但是父亲坚决要求叔叔把它吃下去。

“别不高兴，菲利浦，”父亲对我说，“你叔叔得了很重的伤寒，生命垂危。你看，他现在还很虚弱，我们不能眼看着他饿死。”

在战争时期，时常会发生食品短缺的情形，父亲的话就会回荡在我的耳旁，于是我便会把最后一片面包留给身体最虚弱的同志。

每当回忆起童年时代，我总是感到很温暖：夜晚的篝火、运动会、远足。在一次少先队的集会上，我给一位当时很有名的高炉工长伊万·科罗博夫敬献红领巾，为此我感到非常骄傲。

学校的老师以及工厂里聪明善良的师傅们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最不能忘怀的有：惨死在盖世太保的刑讯室中的中学校长克尔热敏斯基、数学教师萨姆博尔斯卡娅、毕业于别斯图热夫女子学院的俄文教师帕斯欣和布什特德、乌克兰文教师帕夫洛夫斯卡娅和布德利斯卡娅。那个年代里，令我倍感珍贵的是学校里的友谊和善意的气氛。

30年代的特点就是全民都处于热火朝天的建设中。工人处于这个伟大国家的生活的中心。在顿巴斯这个斯达汉诺夫运动和劳动突击队的发源地，最让中学生们感到骄傲的就是那些同乡的名字：矿工伊佐托夫和斯达汉诺夫、操作工人克里沃诺斯，还有拖拉机手安格利娜。帕帕宁北极科考队的队员切卡托夫、格里佐杜博夫实现了跨越北极的飞行，他们的卓越功勋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欢乐。但是毕竟很多男孩子玩的还是夏伯阳打仗的游戏，心里挂记着西班牙的共和国战士，为哈桑湖畔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

这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是兴趣盎然的年代，尽管1937年发生了一场席卷全国、几乎波及每一个家庭的“大清洗”浪潮。我们家属于工程技术人员家庭。父亲在基洛夫冶会厂工作。有一天晚饭后，趁妈妈洗碗的时候，父亲把我叫到另一个房间，平静但很坚定地对我说道：“菲利浦，你已经12岁了，可以说是一个男子汉了。我想让你知道：我可能会被捕。但是你应该明白，我的良心是纯洁的，无论对人民，还是对自己的同志，我都问心无愧。”

我感到很震惊。为什么要逮捕父亲，他可是一个令人尊敬、绝对诚实的人呀！一个念头在脑海中闪过：在我们居住的这栋房子里一共有32家，除了所剩下的五六个男人之外，其余的所有男人都被捕了，可能他们都是无罪的？以前我可从没有这样的怀疑。我和那个年代的所有的人一样，都坚信：人民的敌人——就是敌人。但是听了父亲的话之后，我的看法变了。父亲很快被工厂开除，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没有工作。地方报纸时而会刊载一些谩骂他的文章。妈妈在夜里只要听到 点响动，就会跑到门口。我们一家人生活在恐怖不安之中。不久以后，我们家已经无以为生，只好变卖心爱的图书和其他东西。所幸的是，惊险只是擦肩而过。但是这一年的经历我已经铭记在心，在这段时间内我思考过很多的问题。甚至在很多年后，当我所领导的部门中出现涉及对某些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我总是尽量避免，而且往往也能找到其他的解决办法。

1941年6月22日，卫国战争开始了。到了10月德国人已经接近顿巴斯。我们的部队迅速后撤，城市领导机关也撤出了。马凯耶夫卡陷入无政府状态，市内出现了一批土匪，他们趁战乱抢掠仓库和商店。居民们被吓得躲在自己家里不敢出来。暴乱的场景印在我的脑海里，久久不能忘记。

其中有这样两件事情。

在政府撤离后的一天，我和同学们在城里到处找面包。我们正走在一条主要的大街上，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吼声和口哨声。这是一群流氓呼啸着朝我们这边奔来。躲藏已经来不及了——只能闪身靠墙站在一座房子的台阶上。这栋房子里有一家名叫“因德珀什瓦”的裁缝店。原来这帮土匪就是朝这里来的。我们也被他们拥进了裁缝店。霎时间所有的财物被洗劫一空：没有缝好的衣服、布料、窗帘，连沙发套和椅套也没能幸免。最后一名土匪闯进来的时候，室内已经空空如也，他抄走了唯一留下来的一把裁缝的皮尺。

还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同学家里过夜。他家的窗子正好朝着隔壁一家公共食堂的院子。院子里有几间猪圈。夜里我们被一阵猪的尖叫声和人群的呐喊声惊醒。眼前出现了一个抢劫猪栏的可怕场面。土匪们把几头猪活着就砍成几段：有人芬到了猪腿，有人分到了猪头，就看当时手里抓住了什么部位。

后来我亲历了战争，遭遇到了无数的大规模的动乱。当然，死人的事情不可避免。但是，发生在马凯耶夫卡街猪栏的抢劫场面，直至今日还令我惊心动魄。这种现象源于无人管理的无政府状态。每当我想到犯罪现象泛滥、权力机关被削弱、各种武装力量得到纵容、民族间的分裂主义冲突的加剧等种种混乱的现象可能导致的后果，发生在马凯耶夫卡的抢劫场景都会一次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当时父亲正在第聂伯河边修建一家军工厂。他回来的时候，自己的单位已经后撤了。在家庭会议上决定：我和父亲去追赶自己人，母亲、祖母、小弟弟以及其他的家庭成员留在当地，搬到一起居住，只好听天由命了。

我们赶在德寇到来之前离开了顿巴斯。我们徒步走了很久很久，有时会乘坐一段有棚的货车或者搭乘向后方撤运设备的平板车。

我们在11月7日辗转来到斯大林格勒。城里到处挤满了难民，我们的目的地是彼尔姆。我们好容易挤上了一艘驳船，船上已经挤满了人，可是难民还是不断地拥上来，很多人掉进冰水里。没有一个人伸手搭救。

在离卡梅申还有7公里的地方，驳船被冰卡住了，既没有食物，也没有饮水了。三昼夜后来了一艘破冰船，所有的乘客都被转移到另一艘船上，它的名字是“季米里亚泽夫号”。我们乘这艘船来到卡梅申。接下来我和父亲沿着铁路线走下去，经过了巴拉绍夫、奔萨、鲁扎耶夫卡，一路上多半是徒步。

最后我们到达了彼尔姆。父亲被安排在一家工厂担任工会工作，我也进了这家工厂。很快我被选为厂里的共青团团委书记，后来被调到市团委担任处长。稍后一些，我被选为市团委第二书记。现在很难设想，一个年方16岁的孩子，如何能够承担市团委第二书记的担子，但是那是战争时期，这种事是经常发生的。

当开始组建西伯利亚志愿兵师的时候，父亲作为一名普通的装甲兵参了军，开上前线。几个月后，我也到了父亲当兵的那个师。就这样，在1942年的秋天，我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从那时算起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尽管我在战争中走过了漫长的路，但是我现在并不打算描写战争——那是另一个更长的话题。在这里我只回忆几个片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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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又处于转折的关口。

这样的事情往往发生在不同历史时期交替的时刻。过去的、似乎是很稳固的理想被推翻了，人们沉浸在欢庆之中，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刚刚过去的一切。一种产生精神真空、精神混乱的危险，国家面临分裂、一场灭顶之灾即将来临的预言威胁着这个国家。然而幸运的是，俄罗斯的社会已经开始逐渐克服这个显然是产生于政治的可怕病魔。人们已经开始有可能对过去的历史事件进行全面客观的诠释。现在已经不常听到那些否定一切或者肯定一切的极端的话语，人们正在尝试着对于苏联历史以及历史上发生的一切伟大的和悲剧性的矛盾进行深刻反思。

苏联国家安全机关的活动，几乎是一个最敏感和尖锐的问题，这一话题往往能引起对于苏维埃时期的激烈争论。人们经常会回忆起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对人民的残酷迫害。这与革命后的一些政治苦役们的回忆录不同，它不仅仅是留给后辈人的一种见证，这首先是一种社会的自我保护，以免在不远的将来重蹈过去的覆辙。我相信，对于人民的悲剧刻骨铭心的记忆，不应淡忘，而且有人认为对过去的悲剧不必旧账重提，这也是不正确的。

克格勃这个机构经历了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直到克格勃这样的历史沿革。现在，除了记录下这一机构在历史上的黑暗篇章和它所犯下的桩桩罪行之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任务：那就是理解、思索对人民进行镇压这个问题的形成机制。我认为，把所发生的一切都归罪于“克格勃这个恶魔”也是一种误解，因为这会导致犯罪现象的激增。因为克格勃本身只是实际上领导着整个国家的苏共中央的工具，它所实现的是苏共中央的意志。这个工具的确有着很大的权力，但是也并非“权力无限”、“法力无边”——这里的意思是：克格勃在苏联的不同历史时期，或者是完全听命于斯大林，或者是服从党的最高领导。这也就难怪克格勃和它的前身历来就被称为“党的武装”了。

我在实际工作中有机会了解克格勃和党中央之间的关系的全部复杂性。我希望在本书中能够揭示“安德罗波夫时期”党对国家安全机关实施领导的某些特点。自然，对于所涉及的题目，我不可能做到毫无隐讳，然而书中所列举的事例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我希望，这些事实将改变人们对职业的国家安全保卫人员的看法，他们为了祖国安危在安全战线上诚实无畏地工作。

时间已经证明，由于对国家安全系统的破坏，把国家安全系统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过失的替罪羊，致使许多精通自己专业的国家安全人员离开克格勃，这对国家的战略安全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而且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迹象，证明生活本身要求恢复忠于职守、精通业务的国家安全部门。至于这个部门是成为保护国家根本利益的系统，还是成为一个镇压的工具，这将取决于国家最高领导层为其设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取决于能否实现对安全部门的社会监督。我希望能够汲取昔日克格勃的教训，因为这些教训对于今天来说至关重要。这也是本书命名为《克格勃和政权》的初衷。

我曾经反复思考过一个问题，那就是“写这部书的必要性”。有一个问题令我不安：时机是否已经到来？因为书中谈到了一些事件的内幕，而人们对于这些事件还记忆犹新，事件的参与者们也还健在，甚至有的还在平步青云、身居高位。至于我，我将恪守一个原则：“决不撒谎！”有一些事实尽管已经不再是秘密，但是可能会给某些人带来精神上的伤害。职业道德不允许我散布这样的信息。我认为这是我写这部书的最大困难之一。但是出于对国家利益和公众福祉的思考，我强烈地感觉到，今天该是说明克格勃的真正作用的时候了——我再次重复，为了汲取过去的教训！这就是我构思这部书的主要想法。我希望能够讲述很多的东西，但是不会背离“决不撒谎”的原则。

书中有些章节显然是很吸引入的。然而这不属于目前充斥媒体的、炒作社会舆论的爆炸性新闻。这里指的是涉及克格勃的一些实际存在或纯属杜撰的事件的深层内幕。本书中所揭示的某些事实是需要重新评价的。

同时我也料到，因为某些言而不尽之处，我会受到指责。为此我必须事先解释，若有不尽言之处，绝非有意藏头露尾，故意隐藏某些事实。这仅仅是因为有些人的命运、事件或现象不能作为一般论题的旁白和插图。它们是一些独立的重大题材，值得单独进行客观的分析。我希望将来继续我的谈话，把它们归结到诸如知识分子、政权和克格勃这样的题目。

最后，鉴于我多年在国家安全系统工作一我在那里干了45年一我有幸与很多人交往。我在克格勃工作期间，领导人就更换了12次，他们是：梅尔库罗夫、阿巴库莫夫、伊格纳季耶夫、贝利亚、克鲁格洛夫、谢罗夫、谢列平、谢米恰斯内、安德罗波夫、费多尔丘克、切布里科夫、克留奇科夫。他们的知识水平、业务能力以及个人品质都很不相同。当然我不可能直接观察到每一个克格勃的最高领导人的工作。但是我可以把他们在位时期单位里的气氛告诉你。当然其中几位领导是我熟知的。我觉得，把克格勃机关里每个阶段的工作进行比较，也有助于展示本书的主题和各个章节的内容。

195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