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永图与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凤凰卫视集团董事局主席刘长乐、阳光媒体集团主席杨澜、《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等中国文化界名流展开思想碰撞，畅谈正在崛起的中国文化软实力。

贵州卫视高端对话节目《论道》开播于2007年5月16日，由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担纲嘉宾主持。将龙永图打造成为我国政府前高官“下海”“触电”第一人，这是《论道》区别于国内其他同类谈话节目的最大亮点。龙先生拥有在联合国和外经贸部长期工作的经历，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更是担任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首席谈判代表，他对于国际政治经济风云和经贸规则有着独到的理解。他对经济现象、经济趋势的观察、判断、评论，在国内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本书龙永图与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等中国文化界名流展开思想碰撞，畅谈正在崛起的中国文化软实力。

原生态——文化的轮回

文化提升软实力

师说·师道

媒体的力量

对话“最危险”的女记者

行由行动

我本善良

我的大学

留学与成才

走出“桃园”的中国商道

追寻城市的精神

漫谈中国传统文化热

高考，痛并成长着

多彩贵州与文化产业

养狗文化与社区和谐

肖像大使的奥运情怀

附录 论“道”这一年

附录 生命中的偶然和必然

文化应该与经济风雨同舟

主持人：看来文化对经济的影响确实非常大，到底有多大呢？

余秋雨：那些晋商，乔家大院和其他好多大院的晋商，他们非常了不起，他们当时为整个明朝和清朝在边防的运输上起了极大的作用。就是贸易方式上来讲，他们也成了银行家，我说是中国所有银行家的乡下外祖父。但是他们原来的道义文化不足以支撑货币流通的这个经济规模，他们原来就是一个农村的道义文化，所以直到最后有好多问题就分不清楚了。他不知道现代经济学的观念，比如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总经理和董事长到底谁大？他们就闹得不得了，永远搞不清楚。这时候照理应该有文化局帮助他们，应该有经济学家帮助他们，但是没有。

龙永图：用一句标准的话讲，叫要用“制度文化”来规范他们。

余秋雨：在制度文化之前还需要一个文化，首先要肯定他们。在这个时侯，就是我们明代的时候，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也有一群农民银行家诞生了。但是他们造就了文艺复兴。那个家族叫美迪奇家族，一个非常豪华的家族．他们有钱。他们发现了达·芬奇，他们把十三岁的米开朗基罗拉到自己的学校里来读书。文艺复兴就是有一批企业家在资助着，否则你说那些文艺复兴的大师怎么可能自己花几年造座教堂？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造教堂是很麻烦的。还有那个米开朗基罗，他要搞一个大卫的雕塑，也需要很多钱，需要场地，都需要企业家资助。企业家也在这样的文化当中找到了自己的文化责任。所以欧洲就有了后面一系列的进步。

龙永图：因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在谈论文化的时候实际上和经济有很多的关联。

余秋雨：所以我当时就写了一篇文章叫《抱愧山西》，说中国文人整天在想着我们的朝廷什么时候能兴旺起来，没想到从他们窗口走过的经商的骆驼队，有可能给中国带来新的希望，他们完全不屑一顾。这是中国文化的失职。

龙永图：轻商。

主持人：没有去肯定他们。

余秋雨：就是完全没关顾他们，让这些农民自己去想，他们想出来的理想就是一个地主宅院，所以完全不能应对二十世纪初出现的全世界的金融文化，他们完全没法应对。我们又不能不为文化，也为他们深深地一叹，就是没有文化理念的商人和农民将会走到死胡同，不介入社会改革的那些文化同时也将走到死胡同，都走到死胡同里去了。

龙永图：我们觉得在打造中国软实力的时候，文化应该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你像为什么这几年在国外建立的孔子学院越来越多，有那么多人开始学中文。其实并不是我们中国人刻意地要求人家外国入学中文。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经济发达了，很多人都了解到，只要学会了中文，他们可以到中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在国外也可以找到一份和中国投资贸易有关系的工作。所以学中文是和中国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后来我看了一篇文章，是美国的一个教育部长说的： “学中文符合美国利益。”美国说话老是用符合它自己利益的这一条。他说：“学中文可以帮助我们开发美国人的大脑和智慧。”我还看到BBC的一篇文章说，讲中文同时要用两个大脑，讲英文只用其中一个大脑就可以了，所以对开发美国人和西方人的智慧，开发他们的大脑和思维有好处。我当然不知道这个有多大的科学性，但是他们确实相信这一点。所以现在很多的外国人都在学中文，孔子学院发展得很快，学中文在全世界也确实形成了热潮。对中文的热衷实际上就是国家软实力间接的一种体现。

余秋雨：所以我最近这几年反复到处传播，当时的长安是怎么样过日子的。长安真是很宽容，这个宽容造就了中国人的千年心态。尽管有的时候也很极端，但是我们有过一个长安，这个长安心态用一种非常复杂的隔代遗传的方式沉淀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所以中国人总体上说起来，尽管有的时候公德上不太注意，但是基本上比较大气。

当时罗马东西两个帝国，罗马在七八世纪五万人左右的时候，长安一百万人。这里边你知道有多少外国人？外国人比例非常高，七十几个外交使团，三万个留学生。长安的人穿的是波斯的服装，吃的是阿拉伯的面食，用的是罗马的医术，看的是印度的杂技，然后建筑风格最豪华的是拜占庭的建筑风格。而且一批长安人里面比较有钱的还开始用黑人做仆人。这就是长安啊，公元七世纪、八世纪、九世纪。更惊人的是什么样的宗教都可以在那儿存活，在波斯，最早他们有摩尼教，后来被拜火教消灭了，拜火教后来又被伊斯兰教消灭了，但是这三个宗教在长安都存活都很好，它们的关系也很好。所以我有一篇文章讲到，一个伟大的都市，不完全看它接待了多少高贵的客人，还要看它接待了多少精神流浪者。而且让他们在那儿可以和平共处。这非常了不得。长安是一种非常好的中华文化的文化模式。

龙永图：包容文化。

余秋雨：包容文化。它也没有国家哲学，这就是长安。我有一次向北京的几个教授提出过疑义，我说总有个回忆，长安是不提国学的，唐朝不提这些，什么样的思维都可以在这里存在。这就是唐代气度，也是中华气度。

龙永图：我觉得余老师讲的这样一些东西，对我们今天发展经济有很大的启示。我一直在讲，我们中国面临两个大的趋势：一个就是全球的产业向中国的大转移。全世界那么多的国家到中国来投资，中国国际贸易发展得快，出现了全球的产业向中国大转移的趋势。还有一个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转移，中国城市化的大进程。在这两大转移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一些什么样的理念？我觉得我们需要发扬中国传统当中那种宽容、那种中庸、那种仁爱之道。像大量外国人到中国来、外国资本到中国来，我们怎么样以一种宽容的心态，以一种比较友好的心态来看待这样一次大转移。为什么我们这几年能够吸引那么多的外资？因为我们执行了对外开放的、对于外商相当优惠的一些政策。这一点应该说是我们对外开放之所以成功的最重要一点。

农民工进城也是这样。我们很多人祖祖辈辈生活的城市里面，突然拥进了成千成万、上百万的农民。我在深圳的时候，当地的居民说，怎么好像外来的民工已经在人数上超过了本地居民。很多地方都是这样，东莞好多地方都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城市居民怎样用一种宽容的心态、欢迎的心态，使得这一部分农民将来成为新市民，成为市民当中的一个部分？这需要一种宽容的心态，需要一种爱的心态，不是排斥、歧视，不是一种永远是外来人的心态。我觉得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关键时刻，就是两个大的趋势正在席卷我们中国经济的时候，怎么样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找到一些好的理念，把它应用到我们这个社会当中来，为什么中央提出来建立和谐社会，这里有很多中华民族当中非常重要的理念，会对这两个大转移的成功起着强大的作用。而这两个大转移的成功，将会决定中国经济的最后成功。国外资金、技术和人才进入中国，过去可能有更多的是资本，以后更多的是人才进入到中国。人才进入到中国以后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可能比资金和技术进入中国的影响会更加深刻。P27-P30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否定，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硬实力。但是，只具备硬实力，不足以说明一个国家的强大。一个国家在世界的地位，并不总是由它的经济实力所决定，有时更多的是受它的国家形象所影响。这就涉及软实力的问题。

什么叫软实力，当然可以有很多定义。、我以为，对一个国家而言，软实力是它社会内部的凝聚力；对外而言，软实力是它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当我们的社会正在从贫穷走向小康的时候，精神的需求越来越多，社会的问题也随之增加；当我们的国家正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大国时，在全球受到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国家的形象日益重要。我认为，现在是我们更多的关注社会凝聚力和国家影响力，也就是我们的软实力的时候了。

怎样增强软实力？我想一是要善于学习。我们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中国社会的日新月异，每天都会涌现新的事物，产生新的思想，出现新的问题。应该学的东西太多了。一个国家只有大多数人都勤于学习、善于学习，才会日积月累，提高民族的素质。一个民族的素质越高，内部的凝聚力就越强；一个民族的素质越高，对世界的影响力就越大。增强软实力，二是要善于沟通。我们一定要培养沟通的愿望、沟通的能力和沟通的技巧。我们要打破部门之见、地域之见和心灵之见，通过交流和互动，形成凝聚力。对外，我们要以理解之心，善于倾听；我们要谦虚自省，尊重他国；我们要平和淡定，包容大度。对外合作，我们要追求互利双赢，在必要时甚至做出让步和牺牲，以促进全球的和平和发展。这样，中国才能树立一个负责任的受人尊重的大国形象。

我老家的贵州电视台请我做一个对话节目——《论道》，做这个节目正符合为增强国家软实力做一点工作的想法，于是就同意了。我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能将我40多年来在国际国内的工作中所经历的一些人和事，特别是对外交往方面一些感受，还有我的一些观点，融化到我们节目所讲的大道小道当中。但是，我的阅历和知识，毕竟有限，需要方方面面的专家一起讨论。令我感动的是，当我邀请经济界、文化界、企业界的许多名家同台论道时，他们都欣然接受。可以说，能和各位名人同台论道，是我的荣幸，也是这个节目的亮点。常常是他们的观点引发了我对过去人生经历的回忆，引发了我对一些问题的深入思考。

我把《论道》的英文翻译成FORUM，就是论坛，就是学习讨论问题的一个平台。这个栏目虽然自己定位为”高端”，但并不是板着脸孔的高端，而应是一种非常贴近生活，贴近大众需要的节目。在《论道》中可以讨论的问题很多，有大道，也有小道。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讲，我觉得最需要讨论的，一个是发展的问题，一个是和谐的问题。有了发展和和谐，我们中国对内对外就可以无往而不胜。总的来说，我希望通过这个节目来讨论中国怎么更好更快的发展，怎样建立健全的人生，和睦的家庭，和谐的社会，和平的世界。一句话，怎么使每个老百姓生活得更幸福一些。这个目标看起来很普通，但正是我们追求的最根本的东西。

永图论道，头头是道。

——刘长乐（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

第一就是天下大道，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目的论。第二是中庸之道，是方法论。第三是君子之道，是人格论。这三个道加在一起，我觉得是儒家文化的精华，也是中华文化的精华。我相信《论道》这样的节目对于全国都有很好的启发性，把中华文化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余秋雨（著名文化学者 ）

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价值转型、多元判断共存的时代，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老师真正的职能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四个字——伴随成长。

——于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虽然我们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受到的诱惑也很多，得到的困扰也很多，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要听自己心里的声音。

——杨澜（阳光媒体集团主席）

这个节目具有全球的视野，能够在全球的背景下思考中国，起点很高。有一句广告词叫“中国道路，全球价值”，《论道》也正是如此，从中国的具体经验出发，提供全球大背景下的观察。

——张颐武（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