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岁，湘西到处都是土匪。白崇禧为了组建所谓的“湘粤联合防线”和“湘黔边区反共游击总队”，曾两度飞往湘西芷江，并在湘西芷江留下了十万条枪……父亲说没有家伙，哪来的土匪？没有土匪，哪来的脑袋开花？

《脑袋开花》称得上是一幅湘西地区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历史画卷，小说带有浓郁的湘西风情与匪性。

《脑袋开花》是一部半自传体的湘西匪情小说，在湘西十里八寨曾经有这样一个男人：在土匪眼里，他是吃里扒外的“卖客”；在剿匪部队眼里，他是英勇善战的“英雄”。因为一个寡妇，他与湘西土匪有太多的恩怨。为了营救生活于水火之中的父老乡亲，他消灭土匪举家投奔解放区，成为解放军部队的带路人，为湘西剿匪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在作为湘西剿匪大队长时，面对故人之子又将如何决择……土匪消灭后，英雄没有了。英雄没有名字，只有一段悲壮的故事让人掩卷长思……

脑袋开花是一种死亡，更是一种思想！

代序

第一章　张寡妇

第二章　姑娘的小窗口

第三章　野人进屋

第四章　吃骚狗

第五章　打单身

第六章　撞倒鬼

第七章　扁担亲

第八章　压床

第九章　空路

第十章　踩湾入圈

第十一章　偷梁树屋

第十二章　砍脑壳

第十三章　草鞋税

第十四章　鬼师

第十五章　沅州之花

第十六章　野种

第十七章　卖客

第十八章　游方场的枪声

第十九章　杀人冲

第二十章　蓝地

第二十一章　神秘的纸条

第二十二章　漂亮的女土匪

第二十三章　最后一股土匪

第二十四章　三根毛

第二十五章　卸甲归田

第二十六章　追魄台

第二十七章　脑袋开花

第二十八章　这就是历史

第二十九章　尾声

后记

民国七年，父亲放寒假回来已经是旧历十二月中旬，雪花漫天飞舞。

父亲把木箱子往堂屋里一扔，土枪往屁股上一挂，然后去了枫树坡。

枫树坡给大雪埋了，父亲就站在白雪皑皑的坡顶上，扯开嗓子唱情歌。

情歌是特地唱给刘翠花听的。

前面几次放假回来，父亲只在坡顶上开腔唱了一两句，刘翠花不是提着个篮子上山来打猪草，就是背着把柴刀上山来砍柴，因为走得急了，每次都是脸蛋红红的，娇喘吁吁的，额头上还冒着细密的汗水，别提有多漂亮了。

然而这回不灵验了。

父亲站在坡顶上唱成一个大雪人，也没见刘翠花上来。

父亲执着的歌声却引来了张寡妇。

见父亲在冰天雪地里唱了两炷香的时间，张寡妇有点心疼了，就到自家的牛圈里扯了一把稻草捆在脚上，然后到柴垛上扯了根柴棍子，拄着，踉踉跄跄地上去了。这下雪天上山下山都不容易，特别是上山，路滑，往往是上一脚，退两脚，甚至是退三四脚，寨子里的人都像张寡妇这样，在脚上捆一把稻草，上山下山就稳当多了。

翠花今天来不了了。

张寡妇本来是想上去告诉父亲一声就走的，可是见到父亲后，这女人就有点舍不得了。因为十八岁的父亲穿着一件灰白色的挽襟长衫，脖子上搭着一条黑色的长围巾，就像坡顶上的一棵黑心树，结结实实的，玉树临风，是女人见了都揪心的棒小伙。

张寡妇扔了柴棍子，盯着父亲揪心地看个没完。

父亲不晓得刘翠花出什么事情了，问张寡妇吧，张寡妇却拉着他的左手嬉笑着：“砍脑壳的，剁脑壳的，冷死个人的天呀，还是到我的被窝里头暖和了再说吧。”

父亲早就想进寨子里探个究竟了，只是找不到进寨子的理由。

张寡妇这么一说，他就跟着去了。

张寡妇是枫树寨唯一自由的女人。父亲就是在她的床上过夜，也不会有人管，因为她是寡妇，寡妇是自由的，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男人。在这里，姑娘是不自由的，她们还不能像寡妇那样选择自己的婚姻。

对于十里八寨的姑娘们来说，第一次嫁人，娘老子说了算，再嫁，娘老子就不管了。姑娘的第一次婚姻自己是做不了主的，因为舅舅的权力至高无上，舅舅的儿子有优先享用权，不想享用或者无法享用的，就由娘老子包办。

其实这里的姑娘嫁的都是一些苕棒和苞谷。有人上门提亲了，做娘老子的总要带着寨子里的三姑六婶八婆什么的，先过去看看房子。其实这里的房子都是吊脚楼，用木头做的，没什么看头，她们看的是地里的庄稼和圈里的养牲，哪个地里的苕棒和苞谷多，就把姑娘嫁给哪个，生怕自家的姑娘嫁过去了要挨饿似的。家里有没有吃的，看看猪圈里的猪潲盆就知道了，猪潲盆干净的人家，料放得少，猪潲盆黏糊糊的人家，料放得多。这料，就是苕棒和苞谷，是五谷杂粮。

姑娘嫁过去了，改嫁，娘老子就不管了。用娘老子的话说就是，改嫁的女人都是二手货，不值钱了，不值钱的女人呀，爱跟谁过，就跟谁过。因此十里八寨有不少姑娘都选择了再嫁的方式，和自己心爱的男人一起生活。往往是，娘老子包办嫁过去之后，姑娘就想方设法跟婆家的人闹别扭，不是清早起来挑水把井水弄浑了，就是煮饭的时候往鼎罐里头撒米糠或者撒别的东西，然后跟婆家的人没完没了地吵架，弄得家里鸡犬不宁。这日子没法过了，最后让婆家扫地出门。

刘翠花的屋背后有棵大樟树，树枝紧挨着屋檐。从大樟树底下经过时，父亲抬头瞅了三楼一眼，小窗口关得死死的，显然，刘翠花不在里面。

三楼是跑马楼，四周都有走廊。

父亲心里清楚，三楼有三间房，一间是粮仓，放谷子用的，一间是刘翠花的闺房，另一间空着。刘翠花的娘老子和那个有点傻的哥哥，住在二楼。二楼的梯子，架在屋背后。三楼的梯子，架在娘老子的房间里。这都是刘翠花跟他在草窝窝里说的。

父亲跟在张寡妇的屁股后头，心事重重地去了张寡妇的家。张寡妇的家，就在刘翠花的坎脚，那丈把高的坎是用石头砌起来的。父亲进屋的时候，刘老卒蜷曲着个身子在烤火桶里睡得正香，烤火桶放在外面的堂屋里。父亲跟着张寡妇径直去了里间的火炉铺。

十里八寨家家户户都有一个火炉铺。火炉铺一般是用板栗树搭起来的，离楼板有一尺六寸高，上面铺着木板，中间有个鸡窝大的火塘子，火塘子是用来烧火煮东西的，下面填土，用四块厚厚的青石板围着，中间支着个三脚铁架。张寡妇让父亲在火炉铺上坐着，然后到楼脚抱来干柴，烧火，然后把鼎罐端到三脚铁架上，开甜酒，并往滚烫的甜酒里打了四个荷包蛋。珍贵的客人来了，要开甜酒，这是规矩。甜酒是十里八寨用糯米酿制的一种饮料，味道香醇可口，盛夏酷暑，用清凉的山泉水泡上一碗甜酒，喝了，香甜沁人心脾，使人精神焕发。冷天则用鼎罐煮，但是，甜酒不叫煮，叫开，外面天寒地冻的，主家只一句——开甜酒喽！就把人心开得暖乎乎的。

只一袋烟的工夫，张寡妇就把满满一海碗鸡蛋甜酒递到了父亲的手上。

张寡妇看着父亲，暖乎乎地说：“侬，趁热喝了吧，喝了身子暖和点。”

父亲也不急着喝，他用筷子在海碗里捞了一下，见四个荷包蛋都在里面了，赶紧说：“正英姐，赶紧拿个碗来，咱们分着吃撒。”

见父亲心疼自己，张寡妇眯着荷包眼睛笑开了：“不就是四个荷包蛋吗，有什么好分的？快点吃吧，冷了就腥了。”

父亲低头喝甜酒的时候，天色暗下来了。

张寡妇扭着屁股笑嘻嘻地进了隔壁房间里，不一会儿，便拿着一盏桐油灯出来了，一只手扶着那点微弱的灯火。炉火上方三尺不到的地方挂着个黑糊糊的竹架子，是用来晾湿东西的，湿了的草鞋就放在竹架子上，烧火烤。张寡妇顺手把桐油灯挂在竹架子上，然后上了火炉铺，紧挨着父亲坐下来。

见海碗里还有两个荷包蛋，张寡妇柔声问道：“侬，你怎么不吃完撒？”

父亲说：“好东西我怎么能一个人独吞了呢，这是给你留的。”

张寡妇说：“你吃撒，这东西姐经常有得吃。”

说着，张寡妇的目光在父亲俊俏的脸上轻轻地刮了两下，然后撒娇：“你要是真的心疼姐，今晚就把你的蛋蛋让姐吃一顿。”

“那东西能吃吗？”

父亲笑得合不拢嘴，就咧着个嘴巴望着张寡妇。

张寡妇在微弱暗淡的灯火下，又多了几分妩媚。

张寡妇连连说：“能吃哩，能吃哩！”

张寡妇说这话的时候，柴火突然熄了，迟迟没有燃起来，火炉铺上烟得厉害，父亲就咧着嘴巴猛吹，柴火不但没有燃起来，反而让烟子灌进眼睛里了，熏得眼泪直流。

见状，张寡妇用铁钳子在火塘子里狠狠地刨了刨，话里有话地说：“这人要忠心，火要空心。”

火刨空了，空气一进去，柴火“呼”地燃起来了，旺旺的炉火烧红了张寡妇的脸。然后张寡妇就红着个脸，咯咯地笑：“你晓得不？一餐不吃饿得慌，都快半年了，姐正饿得要命哩！”

一听这话，父亲心里就不是滋味了。

P18-20

2006年9月到12月，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我在怀化、湘西自治州、张家界这一带，即所谓的大湘西做“湘西匪事”系列报道，采访1949年前后的匪事。

第一站是有“湘西明珠”之称的新晃，也就是《乌龙山剿匪记》里田大榜的原型姚大榜的老家。姚大榜的老家离县城只有五公里左右，这是他的老巢。和电视剧以及我想象中的不同，姚大榜的老巢不是在有天险相助的深山老林，而是在南方常见的小丘陵。

姚大榜当年的房子已经没有了。

旧址上有三四栋房子，都是1980年后建起来的。一栋房子，是姚大榜唯一的孙子家的，别的，都是推倒姚大榜的房子后“翻身做主人”的“贫农”的。姚大榜所在的村叫方家屯。方家屯现在还有不少老人记得当年传说跑得比狗还快的姚大榜。这些老人说起姚大榜的时候，都还是照小时候的，尊称他为姚伯，而不是榜爷。

在这些老人对姚大榜的回忆中，姚并不坏，不仅不坏，甚至做了很多好事，包括在他们村建了个全新晃最好的小学，请的老师都是全新晃能找到的最好的老师，而且，小学课程的设置，竟和现在差不多。当然，姚大榜也干收保护费的事情，毕竟他手下那些人马还是要吃要喝的。

有一个当年曾在姚大榜办的小学读过书的老人，他是姚大榜所在村的老支书。老支书说他想写一写姚大榜，但写着写着就把他写成好人了，所以每次写到万把字就不敢写下去了。

姚大榜怎么会是好人呢？

他可是已经定了性的土匪啊！老人家不敢写了。

新晃县史志办的胡爱国主任，是当年南下干部的后人。他在全面了解姚大榜后，称姚大榜是经济土匪，不是一般的杀人越货的土匪。他说，换个说法，姚大榜是新晃的土诸侯，他对谁都有抵制心理。所以，当1949年新政权在北京宣布新的国家政府正式成立的时候，他出于对自己势力范围的保护，只能选择抵制乃至反抗新政权的道路，所以，他成为我们所说的土匪其实是很必然的，他只能选择成为和政府对抗的土匪。

其实，姚大榜的孙子对姚大榜所知甚少。

姚大榜有两个窝，一个在新晃，一个在贵州的玉屏。他的孙子即是1980年从玉屏迁回来的。迁回来的原因，是玉屏有人欺负他，而他在那边势单力薄，他的本家，在新晃方家屯。所以，他想方设法回到方家屯。还好，方家屯的人接纳了他，而且，还让他在他爷爷的宅基地上建了栋房子。

这是栋毫无任何装修的房子。甚至，窗户上连块玻璃都没有，他孙子身上穿的，是蓝咔叽布，80年代最流行的那种蓝布，脚上穿的，竟然还是草鞋。姚大榜的孙子说，他没享过爷爷姚大榜一天的福，却因爷爷吃了一辈子的苦。因为不知道我会站在一个很客观的立场上去写他爷爷，所以他只是不停地重复着：要劳动才有饭吃。

在新晃采访的时候，我顺便去了老大哥蒲钰家。蒲钰家所在的十里八寨原属芷江五区。蒲钰的爷爷是当年被土匪称为“卖客”，而被政府称为“剿匪英雄”的一个当地苗民、湘西剿匪大队长。蒲钰的父亲跟我讲了当年他和他父亲如何带着自卫队缴获土匪埋在菜地里的枪支弹药，如何立大功，后来野战部队某班长是如何抢夺功劳的，而对他家当年如何遭土匪疯狂报复的事情，闭口不谈。

十里八寨原先所在的芷江，是我采访的第二站。在近4个月的采访中，我走访了近50个当年经历匪事的老人，了解的土匪有近20个，芷江的两个土匪——杨永清和彭玉清，是仅有的两个没人说好话的土匪，即使是他们的族人，也都说他们坏。

杨永清解放前是黑白两道通吃，而且很无耻，连窝边草都吃。彭玉清就是《乌龙山剿匪记》里头钻山豹的原型。彭玉清是心狠手辣的人，他族中一个侄媳，因为是“卖客”，他把这个侄媳一岁的儿子摔死了，还让人把这个侄媳轮奸后丢到了河里。

在“湘西匪事”的采访中，有很多感人的细节。

比如说血洗黔城的潘壮飞，在黔城攻破之日，因管束不到散兵游匪，他忍不住痛哭流涕，他知道自己将成为历史的罪人，他是个读书人，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但是，当他置身于当时当地，他别无选择。

还有，古丈土匪张平，1938年11月，他招募的一个连队，在嘉善和日军激战，几乎全军覆没，就他和一个叫李疤子的人刀砍了包围他们的8个日军，活着回到湘西了。还有沅陵，因弟弟是土匪但有妻儿的哥哥冒充土匪弟弟去自首，最后在朝鲜战场立功，荣升营长，衣锦回乡等等。

除开芷江的杨永清和彭玉清，其他土匪身上大都有绿林好汉的习气，只是阴差阳错，从他们的祖辈开始就习惯了和政府对抗。他们成为土匪是历史的必然，而非其他。他们热爱他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他们没有野心，历朝历代以来，他们从未想过要去侵占不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从未有湘西土匪走出过湘西，要去统治别的地域的，更不要说统治全国了。

他们的爱恨情仇，只和他们自己的土地有关。

2006年10月，在做“湘西匪事”这个选题时，我把我的QQ签名改成了“进山就爱山常青”，这是当年土匪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我很庆幸，在我的报道呈现给读者之前，我的领导没有删除我了解到的很客观的事实，我们主管宣传的部门，也没因我的客观报道而为难我所在的单位以及我本人。

所以，当我的朋友，剿匪英雄或者说“卖客”的后人——蒲钰，在他完成《脑袋开花》这部历史反思小说后，邀我写序，我感到很荣幸，也感到很高兴，于是胡乱写了这段文字。

既然是为《脑袋开花》作序，就得简单说说这部小说。

这之前，我刚刚读罢蒲钰的另一部历史反思小说《我还活着》(作家出版社2008年10月版)，已是满眼沧桑，无限感慨。《脑袋开花》应该是他写的第二部历史反思小说。同样是历史反思题材，但主人公却是相互对立的，前者写的是湘西土匪狗娃的一生，后者写的是湘西剿匪大队长地流的一生，而且都是用第一人称写的。也就是说，作者试图以两种不同的身份进入某一段历史。

然后告诉读者，这就是历史。

历史的对与错，作者没有点评，也无权点评，只有强大的叙述。与《我还活着》相比较，《脑袋开花》除了延续其对故事宏伟流畅的叙述之外，语言更加粗犷了。匆匆岁月，漫野风情……百年湘西再次浓缩为二十余万字的文字，让人掩卷长思——

脑袋开花是一种死亡，更是一种思想。我想，作者之所以能接二连三地写出这样有厚度的历史作品，是湘西那方神奇的土地给予了他丰富的营养！

进山就爱山常青，到了湘西，就爱这方神奇的土地吧。

是为序。

刘建勇

2008年11月于长沙

三年时间，我就写了两部关于湘西题材的历史反思小说。《脑袋开花》是第一部，《我还活着》是第二部。其中《我还活着》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最近，有位云南读者打电话问我：《脑袋开花》与《我还活着》到底更喜欢哪一部？这个问题很不好回答。因为这两部小说都是自己写的，当然都喜欢。我说，如果非要我选择其中一部的话，我还是会选择《脑袋开花》。我选择《脑袋开花》并非《脑袋开花》写得比《我还活着》好，而是这部小说对于我个人而言，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这是一位七十多岁老人的口述。在这里，我只是一个历史的倾听者，或者说是历史的记录者。因为从头到尾我都不是历史的参与者。不管是对历史，还是对故事本身，我都只是一个外人而已。老人在说他的父亲。老人的父亲叫地流，光绪二十四年农历十月一日出生的，还小的时候，他的父亲让土匪杀害了，是母亲拉扯大的。早年就读于湘西宏际中学，做过保长，管过积谷，教过私塾，解放那年，全家投奔解放军，后来成长为湘西剿匪大队长，为湘西剿匪立下了赫赫战功。湘西剿匪胜利那年，万人大会选举他当芷江县委，但他没有前去上任，而是回到山里重建家园。最终遭人陷害，莫名其妙地成了反革命分子，于1960年11月12日含冤辞世……一个故事说了几十年。说着说着，人就老了。我是听着故事长大的。

这部酝酿了二十五年之久的《脑袋开花》是三年前开始创作的，期间几易其稿，一直到现在才得以定稿。初稿帖在天涯社区，网友好评如潮，短时间内回复过万言，二稿帖在新浪原创，也赢得上百万点击，日点击过十七万。老人没有读过书，是个粗人，故事讲得很痞。因此，在福建某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天涯网友如此点评：

《脑袋开花》再现了那个年代的湘西风情。作者再现社会生活的笔力既狠，又够老辣！就文风而言，人物语言完全“粗俗化”，因此而符合那个年代，社会底层大众之本来面目。就其艺术性而言，“大俗”即“大雅”！

《脑袋开花》现已定稿，出版在即。但老人的故事似乎还没有说完，就在我写《后记》的时候，老人又在我的对面说开了：

那年岁，湘西到处都是土匪。白崇禧为了组建所谓的“湘粤联合防线”和“湘黔边区反共游击总队”，曾两度飞往湘西，并在湘西留下了十万条枪……老子操他妈的，没有家伙，哪来的土匪？没有土匪，哪来的脑袋开花？

对于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来说，他的故事没完没了。老人正在我对面的木马上打盆桶，说故事。老人今年七十八岁，身子骨还很硬朗，但耳朵有点背。《脑袋开花》的后记写完了。最后要强调的是——说故事的老人，我叫他不老。

2008年11月13日于湘西苗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