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库”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这些著作和译著,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文库选目分为8个类别:哲学社会科学类、史学类、文学类、艺术类、科学技术类、综合普及类、汉译学术名著类和汉译文学名著类。文库基本上涵盖了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技文化以及知识普及的各个领域,既能比较全面地反映20世纪我国思想文化、科学技术领域的重要成就,又能有重点地体现近百年来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成果;既能体现中华民族的创造性,又能体现中华文化的包容性。
本书为文学类,写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扒开了滔滔黄河,“以水代兵”想以此来抵挡日本侵略军。结果却淹没了河南、江苏、安徽三个省四十多个县,一千多万人遭灾,一百多万人丧生的空前巨大的浩劫。而受难的人极大部分是农民。
小说以1938年溃逃的国民党军队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造成豫皖苏1000多万人遭受大灾难的历史事件为背景,描写了黄泛区人民从1938年到1948年经历的深重灾难和可歌可泣的斗争。作者通过黄河岸边七户农民家庭的坎坷命运和不同遭遇的叙述,塑造了徐秋斋、李麦、海长松等不同性格的农民形象,反映了旧中国劳动人民的深重苦难及他们参加斗争的必由之路。小说曾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本书版本采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一章 黄 河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李白
一
世界上有多少条伟大的河流啊!
美洲大陆的亚马孙河,是世界最长的河流,全长六千四百公里。她以希腊神话中勇敢的英雄亚马孙的名字命名,从安第斯山东麓流出,汇集着二百多条纵横交错的宽阔支流,织成一张流程六万公里的广袤河网。她像一个老祖母,率领着她繁盛的亚马孙家族,浩浩荡荡,注入大西洋。
尼罗河,她是世界第二条大河。她像一个温柔的妈妈带着两个肤色不同的女儿——青尼罗河和白尼罗河在非洲大陆上旅行。六大瀑布是她们头上亮晶晶的珠冠,金字塔是她胸前光灿灿的宝石。她切开了世界上最大的撒哈拉大沙漠,流经东非裂谷区,在维多利亚湖睡一个觉,用她的乳汁浇灌着非洲干旱的土地。
美国的密西西比河,代表着美国人民的勇敢和智慧,落基山是她的故乡。她曾经是世界上船只最多的河流,也是世界上各种风帆的博览会。
湄公河,被称为“流动的稻米”。她像一个丰丽的少妇,在热带丛林中漫步。她的修长手臂上环抱着五个天使般的孩子。她的名字就是“幸福之母”。
伏尔加河是欧洲的第一条大河,全长三千六百公里,她是俄罗斯的母亲。多瑙河,她只有两千八百公里长,却像一条绸带,把欧洲八个国家“串连”了起来。泰晤士河只有三百六十公里长,却是欧洲一部“流动着的历史”。
在这众多的河流中,我更爱我们祖国的河流。
长江是我国第一条大河。她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奔流而下,穿过山高谷深的横断山脉,劈开重峦叠嶂的云贵高原;奔腾的江水,一出三峡,便一泻千里,在广阔的江汉平原上驰骋奔流,最后注入浩瀚无垠的东海。辽阔的长江流域是我国的最丰富的资源、最富饶的沃土,使几亿人口在她的怀抱里生息成长。长江的美是仪态万方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是她磅礴的气势;“白波九道流雪山”,“大江茫茫去不还”,是她的雄姿;“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是她的夜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是她浩瀚苍莽的写照。
黑龙江是我国又一条著名的大河。墨绿色的江水,蜿蜒四千三百公里,在弯曲的河床中汹涌奔流,肥沃的原野,茫茫的草地,无边的林海,是北中国最富饶的地方。
在祖国的南方,绿野平畴,澄江如练的珠江,汇合东、北、西三江流水,形成南国最广阔、最富庶的三角洲。她像一枝画笔,在大地上点染着浓绿的颜色,点染着生命。
在这众多的河流中,还有一条举世闻名的大河,那就是黄河。
黄河,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的摇篮。在漫长的岁月里,她用乳汁哺育中华民族成长,创造了世界上最古老最灿烂的文化,她是我们祖国五千年悠久历史和人民勤劳勇敢性格的象征。
黄河,从源头的涓涓细水,沿途汇集三十五条主要支流和一千多条溪川,形成了每年约五百亿立方米水量的滚滚洪流,向东方咆哮着奔腾着。
黄河是勇敢的,她像一把利剑,在崇山峻岭中劈开一条通道。“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她以雷霆万钧的力量,浊浪排空的气势,劈开大山和深峡,切断腾格里沙漠,在黄土高原连绵不断的峡谷中穿流而下,经壶口,出龙门,过潼关,逶迤于河南、山东两省的大平原上。
黄河是勤劳的,她像一个倔强的母亲,率领着众多的儿女,日夜不息地辛勤地劳动着,她为我们创造了富裕的“河套”地区,创造了黄淮平原,创造了华北平原。她每年还背着十六亿吨泥沙去填平大海,她要为众多的儿孙去创造更多的土地。
黄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又是一条受难的河流。她给人类带来了灿烂的文化,又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她不断地决口、泛滥、改道、淤积,仅在解放前的一百年间,她决口和改道达一百四十九次。咆哮的洪水冲毁村庄,淹没农田,吞噬了无数的生命财产。多少年来,在她的滔滔巨流中,流淌着人们的鲜血、汗水和眼泪。
随着流逝的岁月,黄河终于跨进二十世纪来了。她开始唱一支新的歌:她歌颂着人民的斗争和劳动,歌颂着人民的智慧和爱情,她歌颂着自己的儿女和新的时代……
二
公元一千九百三十八年的夏天,一个大雾的早晨。郑州北面的黄河上,飘着一条木帆船。这条船装载着木机打包的棉花,从潼关风陵渡起航,往开封城运,在河上已经走了三天了。船上只有三个人,掌舵的老艄公叫梁恩,五十多岁年纪,瘦高个儿,留着一撮山羊胡子,平眉细目,一副慈祥稳重的表情;黑黝黝的、布满皱纹的脸告诉我们:这是个和黄河打过几十年交道的人。船上有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长得很秀美:瓜子脸儿,细长整齐的眉毛,两只眼睛像点漆一样黑里透亮,微微上翘的鼻子和含笑的嘴唇,还留着一丝孩子气的纯洁和天真。她已经梳起单辫子了。不过单辫不长,像一条粗麻花。大约是长得太快了,又没有合身的衣服,身上穿的蓝粗布印花布衫,显得又窄又小,两只手腕长长地露在外边。
拿着竹篙撑船的是个十七八岁的男孩子,高个子,宽肩膀,鼻梁很高,像铲形的下颚,显出一股坚定和有主意的神气。一双锋利得像鹰一样的眼睛,正注视着前边浓雾笼罩着的滚滚波涛。
女孩子叫梁晴,是梁恩老汉的独生女儿。男孩子姓海,叫海天亮,他是梁恩老汉在船行里一个烧香师弟的孩子。“七七事变”前一年送到他的船上来学撑船的。
河水绕着两岸大堤上的坝头,在河道里走着“之”字形,像笸箩一样大的漩涡,一个接一个地呼叫着,咆哮着。梁恩老汉看着河里的波涛,叮嘱着说:“天亮,前边大流靠北岸了。”
“知道,师傅。”他说着用力撑了两篙,把船送到一条发着青黑颜色的急流里,梁恩老汉习惯地用胳膊窝夹着舵把子磨了磨,船便像箭也似的驶入宽阔平静的主流里。
梁恩老汉点着了一锅烟,把舵把交给闺女梁晴,坐在船头上吸烟了。他看着草滩上那些野鸭,小野鸭已经换掉胎毛会泅水了;他看着大堤上那些柳树,柳树已经像他一样老了,每年还把飞絮洒在金黄色的河面上。
天亮拄着篙走到船尾,小晴正在剥熟鸡蛋。她把两个剥好的鸡蛋拿到天亮脸前小声说:“天亮哥,你吃吧!”
“叫爹吃。”天亮也小声说着。
“爹吃了两个啦!这是你的。”小晴说着把一个鸡蛋递过来。天亮看了一眼梁恩老汉,猛地一张嘴,把一个鸡蛋吞在嘴里。梁晴调皮地又把第二个鸡蛋放在他的嘴边,天亮一张嘴,又吞在嘴里。 天亮两个腮帮子憋得像在吹唢呐。梁晴唧唧咯咯地笑起来。梁恩老汉坐在船头,眯起眼睛却只装没听见。船太小了。
三
对天亮这小伙子,梁恩老汉是早就看中了。
十多年前,梁恩老汉死了妻子以后,一直自己抚养着小晴。一条三尺长的绳子把女儿拴在甲板上。从喂吃喂喝到洗补衣裳,他是既当爹又当娘。多少年来,他惟一的希望,就是招个养老女婿。自从天亮前年来到船上以后,梁恩便逐渐喜欢起来。他老实、可靠,干活有眼窍,就是家里贫寒些。照梁恩老汉的想法:咱这船户,一不图房,二不图地,只要他能学好手艺,再有这一条破船,也够他们吃喝了。因此,梁恩老汉特别用心教他。这黄河中下游三十六处暗礁、七十二道险滩,他是用了一辈子的工夫,才算摸透了脾性,熟悉了她的航线。然而,把这一切传授给天亮,梁恩老汉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他尽心地告诉天亮:哪是奔腾咆哮的大石坡,哪是浊浪旋转的油馍锅;哪是幽深狭窄的葫芦谷,哪是险峻急湍的狼跳峡……
这一次船过三门峡,梁恩就让天亮掌舵。这三门峡本是黄河上第一道险滩,有“神门”、“鬼门”、“人门”三个峡口。黄河水从这三道峡口奔腾而出,飞流直泻,像从几丈高的房坡上往下跌。这些年,行船走的是“鬼门峡”。这“鬼门峡”水量大,水流急,峡口下边像个滚了锅的大黑漩涡,迎面就是那座千古有名的大礁石“中流砥柱”。 历来在“鬼门峡”行船,必须照着“中流砥柱”大礁石直放。只有这样,船才能随着飞流,在峡口大漩涡里转一圈,然后顺着水势,刚好绕过砥柱石,进入缓流。如果胆小手软,不敢迎着砥柱石放船,只要稍稍偏离方向,船随急流掉入漩涡,就要转几个圈,不是漩入深渊,就是撞碎在砥柱石上。
P1-5
这本小说就要呈献给亲爱的读者们了。我的感情却是这么难以平静,甚至还有点惶愧。因为我在创作实践上想作一点新的探索,我不知道它适合不适合读者同志们的口味。
打倒“四人帮”后,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得到了新生,民族文化得到了拯救。在创作上很多旧的框框被打破了。很多新鲜的思想产生了。我自己像被关在一个阴暗地下室里的囚徒,突然看到了明媚的阳光,呼吸到带着露水和泥土味的新鲜空气。我第二次感到了“解放”这两个字的意义,虽然这次强烈的阳光把我照得眼花缭乱,但我还是吸收了她的“热能”。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我看到奔腾前进的时代潮流。它是那样的汹涌澎湃、浩浩荡荡。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在一场浩劫之后,大家都在思考了:思考我们这个国家的过去和未来,思考我们为之付出的带着血迹的学费,思考浸着汗水和眼泪的经验。我作为一个作者,思考不比别人更少,这两年来有多少不眠之夜啊!……
“思考是一种快乐”,当脑子里边“天光云影”流动翻卷的时候,总会得到一种“觉”和“悟”的快慰。现在,我们的全民族都在思考,形成了伟大的“思考的一代”,九亿人民的思考,肯定会对人类社会作出积极的贡献。我这一本小书,就是在“思考的一代”的序幕中产生的。
这本书的名字叫《黄河东流去》。但她不是为逝去的岁月唱挽歌,她是想在时代的天平上,重新估量一下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生命力量。故事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扒开黄河,淹没四十四个县造成空前浩劫的事件。在这个大灾难、大迁徙的过程中,我主要写了七户农民的命运。写了他们每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写了这次大流浪中,在他们身上闪发出来的黄金一样的品质和纯朴的感情。
电影剧本《大河奔流》只是着重写了李麦一家人的命运,小说写了七家。几乎有四分之三的情节不同了。更重要的是我在创作上作了一些探索。
多少年来,我在生活中发掘着一种东西,那就是:是什么精神支持着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延续和发展?从一九六九年起,我在黄河泛区又当了四年农民。通过我听到的一些动人故事,看到的一些人物的悲壮斗争场面,我觉得好像捕捉到了一些东西:那就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些故事告诉我,我们这个社会的细胞——最基层的广大劳动人民,他们身上的道德、品质、伦理、爱情、智慧和创造力,是如此光辉灿烂。这是五千年文化的结晶,这是我们古老祖国的生命活力,这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
我是多么想把这些故事讲给我的读者和朋友们听啊!我希望通过这些故事,让大家热爱人,热爱人民。人们只有在热爱人的基础上,才能够热爱大自然,热爱祖国,热爱自己创造的社会主义制度,热爱我们的党。也就是,首先树立对人类的信心,然后才能达到对国家的信心,对革命的信心。我朦胧地感觉到,这是文学艺术的最基本的功能。
我自知我的思想太肤浅了,表现能力也很低。我扛不动我在生活中挖掘出来的这些宝贵矿石。我只能指明这些都是人类所极为需要的好矿石。我等待着后来者,我期待着那些生气勃勃、深刻锐利的青年文学大匠。
在这本小说的人物塑造上,我也作了一些探索。那就是“生活里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十年一觉扬州梦”,我决不再拔高或故意压低人物了。但我塑造这些人物并不是自然主义的苍白照相,她“美于生活”、“真于生活”,我认为一个真正的典型,是需要更严格地提炼的。造酒精容易,造“茅台酒”难。酒的好坏不是光看它的度数,还要看它的醇和香。
所以在这本小说里,几乎看不到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了。但他们都是真实的人,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还有缺点和传统习惯的烙印,这不是我故意写的,因为生活中就是那样的。
我最近在思考电影中的李麦为什么没有李双双亲切生动?这就是我也在提炼“酒精”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中间人物”这一条,我不知挨了多少批判,挨了多少拳打脚踢,但结果我也受了帮气影响,作为一个五十岁年龄的作家,我感到内心痛苦,我感到对不起读者,我感到惭愧……
其次,是关于幽默感的问题。我自信我这个人还是有点幽默感的。在“文化大革命”前我的一些小说里,字里行间还有一点“幽默”。可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我的幽默感没有了。江青把笑声赶下了舞台,把幽默也放在她的漂白粉缸里漂得苍白了。因为十年没有笑过,整天是眼泪和长吁短叹,哪里还有幽默感?打倒“四人帮”后两年中我还没有“苏醒”过来,这表现在写《大河奔流》电影剧本中。一直到去年,我才感到我的幽默感恢复了。在这个长篇小说中,我的笔又在笑声的锣鼓和雷电中行进着,而且比“文化大革命”以前笑得更响了。
心灵上创伤的平复多么困难啊!
我认为幽默是一种高尚的情操,是人物的信心和智慧的表现。而且人民是需要幽默的,不光是为了笑,还在于它能以潜移默化的手段来美化人们的灵魂。
以上所说的这些探索,在这本小说中我并没有达到,但是在实践中我坚信我的道路是正确的。让历史的长河去考验吧。
作 者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日
我想告诉读者一点什么?(代后记)
一
《黄河东流去》这部小说,上集完成于一九七九年六月,下集一直拖到一九八四年春天才写完。这中间经历了五年时间。其中原因,一是中间我写了几部电影;二是由于身体不好,还有一个潜在因素是:我仍在思考。当我开掘到中国农民的家庭、伦理、道德、品质、智慧和创造力这个主题时,我发现这个矿井不单是储藏有煤,它还有金、银、铜、铁、锡,甚至还有铀。因此,我把创作的进程放慢了。
这部小说的故事,写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扒开了滔滔黄河,“以水代兵”想以此来抵挡日本侵略军。结果却淹没了河南、江苏、安徽三个省四十多个县,一千多万人遭灾,一百多万人丧生的空前巨大的浩劫。而受难的人,极大部分是农民。
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我不想过多地评判肇事者的责任。不管蒋介石也好,东条英机也罢,历史已经对他们作出了最公正的审判。我写的主要是这场浩劫的受害者——“难民”。因此,这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本描写“难民”的小说。
在当今世界上,难民问题是个十分突出的问题。难民的人数是相当惊人的。不管是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难民,还是四处流亡的阿富汗难民,不管是在黎巴嫩帐篷里的难民,还是在泰国边境棚户里的柬埔寨难民,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没有“家”了。
几千年来,农民总是和他们的“家”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土地、茅屋、农具和牲畜,构成了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从而产生了他们特有的伦理和道德。但是,当他们的田园被淹没,家庭被破坏,变成了一群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的时候,他们会怎样呢?他们的伦理观,道德观,以及大批流入城市以后,他们的家庭,人和人的关系会有些什么变化呢?本书就是希图从这一方面,给读者介绍一些真实生活。
长期以来,我是写中国农民问题的小说的。农民的家庭关系的变化,是我非常有兴趣的一个问题。五十年代,我写了小说《李双双小传》,当时,一个日本评论家松岗洋子女士,读了小说后,特意到河南郑州去找我。她说她对我写的中国茅屋里的农民家庭生活极有兴趣,还说她找到了“了解中国的钥匙”。当时,我对她提出来的一些问题的回答,是非常粗浅的。只是介绍了一些农民的风俗和习惯。但是,由于她的重视,也引起了我对农民的家庭问题的思考。经过“文化大革命”后,这种思考更加深了。“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浩劫”。在这场“浩劫”里,我们的国家被弄得遍体鳞伤,但毕竟也挣扎过来了。由此,我想到了造成这些劫数的根源;即我们这个古老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的生命力和她因袭的沉重包袱。
作为社会的细胞——家庭,我觉得中国的家庭是太悠久、太完备了。如果从“仰韶文化”的后期和“大河村文化”的遗迹来看,她已经经历了四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中国的“国家”一词,就是把“国”和“家”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国”是个“大家”,“家”是个“小家”,“国”是由无数个“家”组成的。从中国的住房建筑和亲属的称呼,都可以看出家庭组织的严格和缜密的状况。祖父母必须住面南堂房,窑洞则是正面中间的窑洞,父辈居住在厢房,孙辈则住再靠下边的厦房和偏房。她总是呈现出一副“人参根须式”的图画。另外,称呼也是极为繁杂的:不但有伯父、叔父、姑父、舅父,还有外祖父、姑祖父、姨父、表姨父等不下几十种之多。还有一点有趣的是,中国农民没有死后要进“天堂”的观念,他们不相信另外有一个“天堂”,但他们却顽固地相信阴问有他另一个“家”。中国农民把自己住的房屋叫“阳宅”,把坟墓叫“阴宅”。坟墓也是“人参根须式”的辈数分明。在习俗中不但有“合葬”,还有结“鬼亲”的,为的是不让阴间的亲属独身鳏居。 我一直认为,“伦理是产生道德的基础”。长期以来,这些根深蒂固的伦理观念,构成了中国农民的道德观念。“不了解中国农民就无法了解中国。”如果用这个概念来推理和引申,那么可以说,研究中国农民家庭的形成和变化,是“认识中国的一把钥匙。”
二
在这本书里,我没有写“四世同堂”或“五世同堂”式的家庭。我写了七户普通的农民家庭。我解剖了这七个普通的细胞。它代表了八亿中国农民的多数。这七个家庭,不是在安静的农村,过着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而是描写他们变成流浪汉以后的生活。他们的“家”被淹没了,他们被抛在死亡线上,但是他们对生的信念,对活的欲望,艰苦卓绝的吃苦精神,团结互助的团聚力量,特别是在爱情、乡情、友情方面,都更加充分地表现了出来。这些光芒四射的品质和精神,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结晶,也使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伟大古老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精神支柱。
在描写他们这些优秀的道德品质的同时,我也描写了他们的因袭负担,描写了那些落后和愚昧的封建意识。这些精神枷锁,就像几十条绳索,沉重地套在他们身上。——无疑,这是我们国家长期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所以介绍这些过去的生活,当然不是为那个惨绝人寰的事件进行控诉,也不是为那个失掉生命的农民们唱挽歌。我只是想把中国农民的伦理道德和精神,重新放在历史的天平上再称量一下。我要使人们看到这种勤劳勇敢,吃苦耐劳和团结互爱精神的分量。首先树立起对人类生存的信心,然后是对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的信心。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坚定地相信我们这个国家会越来越好,一定会比我们来到她的土地上时,变得更好一些。
三
我是在十四岁时,开始接触到黄泛区的难民流浪生活的。一九四二年,我作为一个流亡学生,随同大批黄泛区难民,由洛阳逃到西安。当时的陇海铁路线,是一条饥饿的走廊,成千上万的难民,向西边缓缓地移动着,他们推着小车,挑着破筐,挎着篮子,小车上放着锅碗,筐子里坐着孩子,篮子里放着捡来的草根树皮。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流民图”,但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恐怕要数这一次。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次大迁徙,但人数最多,区域最广的,也要算这一次。就是在这样流亡的生活中,他们顽强地保持着他们的生活习俗,保持着他们的道德精神。在沿铁路小站,他们搭起了临时居住的席棚中,也要分开长幼的次序,哪怕是煮一碗菜汤,他们总要捧到全家的老人面前。我曾经看到一个农民,因为自己儿子偷人家一根胡萝卜,而悔恨地打自己的脸。我又曾看到过一个青年妇女,为了救活快要饿死的丈夫,自卖自身,换一点粮食留给丈夫吃,特别是在临行时,她脱掉身上一件布衫,换了两个烧饼,又塞在丈夫手里。这些事情深刻地刻印在我的脑子里。就是在那时,我开始认识我们苦难的祖国,开始认识了我们伟大的人民。
一九四九年,我作为一个农村银行信贷工作者,第二次到了黄泛区。我去给这些返回家的农民,发放麦种和农具。在那里,我又看到一些惨不忍睹的景象。在一所倒塌的茅屋里,我看见了一家大小五口人骨骸堆在一起。他们是大水来的时候,抱在一起死了。这一个家庭,就是这样“同归于尽”的。
当时黄泛区已经解放,我们公布了土地改革政策,大批流浪在外的农民回到了故乡。他们披荆斩棘,重新建立家园。农民重新获得土地时,表现出来的感情是催人泪下的。他们躺在新开垦的土地上打滚,翻跟斗,奔走呼号,点燃着篝火狂欢,彻夜不眠。很多被卖到外地的妇女也跑回来了。这些妇女有些当了妓女,有些当了外乡地主的小老婆,还有的被卖到外省当了穷苦单身汉的妻子,每天都能看到“夫妻相会”,“母女相会”的抱头痛哭的场面。农民中传统的贞操观念被打破了。他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这些被卖在外边的妇女,不管在外边干过什么职业,现在回到故乡,任何人不准歧视,一律欢迎她们热情归来。
有一个农民逃荒在陕西省时,把自己的妻子卖掉了。当时他声称这个女人是他的妹妹,让儿子管她叫“姑姑”,平常他带着儿子到“姑姑”家里去。这位“姑姑”总是暗暗把馒头藏在口袋里交给他们。解放后,他的妻子回来了,儿子还管自己的妈妈叫“姑姑”,惹得大家暗暗擦泪。
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对全国作家进行了疯狂迫害,我被打作“黑帮”,于一九六九年,被赶到黄泛区农村,实行监督劳动。我在黄泛区农村整整住了三年。初开始,因为我是属于监督劳动改造,农民们不敢和我讲话。后来时间长了,他们发现我并不是个坏人,他们觉得我很家常,也很平易近人。慢慢和我在一起劳动,休息时也喜欢和我在一起。后来他们知道我有文化,村子里死了老人,就来找我写“祭文”。这种“祭文”通常是把死者的一生经历和善行德事写出来,在祭奠时当众宣读。请我写第一篇“祭文”的是三兄弟。他们的大哥死了,他们弟兄三人穿着白色孝服来到我住的茅屋。见面时,先跪在地下叩了个头(这是当地办丧事的习俗),接着就眼泪汪汪地向我讲他们哥哥的一生经历。
这位大哥在逃难时,父母都被黄水淹死了,他领着三个弟弟逃难到陕西省,他给人扛长工,帮人宰牛,在流浪生活中,把三个弟弟养活。他一生没有舍得讨老婆,却给三个弟弟娶了妻子。有一次,他的老二被国民党抓壮丁抓去,因为逃跑被抓回后,要执行枪决。这位大哥赶来了,他向执行的军官跪下求情,情愿自己替弟弟服刑被处死,换回自己弟弟。军官问他为什么要替他弟弟死,他说他刚给弟弟娶了妻子,他们家就这一个女人,家里还要靠他传宗接代。自己是个光身汉,死了没有挂碍。这个军官居然被这种古老的人道精神感动了,释放了他的弟弟。
由于我有一点写小说的功力,这篇“祭文”写得很成功。宣读时,全村的人都哭了,连吹唢呐的乐队也哭了。后来一村传一村,都知道有个“老李”善写祭文。在那几年中,我写了几十篇“祭文”,也系统地了解了黄泛区难民们的“家史”,《黄河东流去》这七户农民的流浪史,就是根据这些“家史”的素材提炼而成的。
四
除了写“祭文”以外,我还交了许多朋友。他们都是难民。他们的流浪生活也不完全是眼泪,还有很多充满着浪漫色彩的机智幽默故事。现在谈起来仍然有些留恋和怀念,这些人中包括我写的王跑和四圈。他们现在还以自己穿过牛皮底鞋,戴过城市人戴的礼帽而自豪。
我喜欢这些故事,他们都体现了中原一带的“侉”味,一般人管河南农民叫“侉子”,“侉”是什么东西?我理解是既浑厚善良,又机智狡黠,看去外表笨拙,内里却精明幽默,小事吝啬,大事却非常豪爽。我想这大约是黄河给予他们的性格。
在这部小说中,我写了六七个青年妇女的命运。特别是她们坚贞不屈,舍死忘生的爱情生活。爱情是最能表现一个人的个性和品德的镜子。她们在死亡线上挣扎,她们把生命和爱情同时高高擎在手中,作为她们做一个真正的人的旗帜。黄泛区的妇女们,在流浪中跑遍了半个中国。她们在斗争中扔掉了封建桎梏,她们有走南闯北的豪爽性格,她们还有坚强的谋生能力。同时,她们还保留着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高贵品格。用她们的话说,“人必须有情有义”。
就是这些妇女们,她们在这场浩劫中活了下来。而且在困苦万难中,把儿女带大养活。也是她们执斧操犁,把荒芜的几千万亩土地开垦播种,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家园。 她们通过自己的苦难经历,学会了选择;在决定中国命运的“淮海战役”中,就是这些妇女,用当年逃荒的小车,把自己的粮食推向前线,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
对这些可歌可泣的事实,当时曾经引起我的浮想:“中国人民在那一次浩劫中,坚强地度过了,那么,在‘四人帮’这次浩劫中,中国人民能覆灭吗?”回答只是一个字:“不!”
每一个民族都有它伟大的潜在的生命力。我写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要意图,就在于这一点。
最后还要提一句,本书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承蒙很多朋友的关心和支持,特别是承蒙北京出版社吴光华等同志的热情支持——他们提了不少很好的意见,并且帮助作了增删校正。数年辛勤,非同寻常。在此深深致谢。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