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逻辑可以帮助我们转换思维:既然完成了社会结构转型的国家无一例外农民都大大减少了,就一定是因为在转型阶段不不当农民可以比继续当农民有更高的收入。换个说法就是只要社会结构转型没有完成,乡村的农民就必然比“非农民”收入低,与“非农民”相比他们将持续相对贫困。按这个思维方向去推论,三农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就清晰明了:我们必须主动推进社会结构转型,这是农民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
目前许多关于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都有一个明确的政策归因:为推行国家的工业化而制定的一系列政策伤害了农民、农业和农村,造成三农问题。
但不该因此忘记另一个根本的原因:当我们的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转型的时候,必然会出现三农问题。农业的产业性质决定其经济总量受消费农产品的总人口制约,在工业化开始后农业的经济地位必然下降,因此就有了农业问题;又由于农民是具体的、居住在乡村的、有一定社会属性的人,所以农业人口的非农化绝不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那么简单,即使西方先工业化国家三次产业间产值结构的变化和就业结构也相当的不同步,这种不同步必然带来农民问题;由于乡村人口密度远小于城市,受市场条件限制其非农产业必然落后于城市,也就必然带来农村发展问题。这说明三农问题是转型期的必然,研究者的视角应该更多的放在这个必然的“客观历史过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