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图书中，你能找到一串熟悉的名字：郭台铭、史玉柱、马云、宗庆后、李开复……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名字更多的是个符号，在日常的报纸、电视中司空见惯，他们被顽强地包裹在一个预先设计好的果壳中。要敲开它，不仅仅需要勇气，更需要迂回的智慧。

对于这些包裹坚硬的企业家们来说，也是孤独的，他们同样渴望一场畅快深入、打开心扉的对话。

所有的话语机锋都是智力对抗的结果。

在这本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接一个有趣而真实的对话。

李翔问史玉柱：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很闷的人吗？史答：我跟我的骨干在一起不闷，我经常跟他们喝酒，斗酒。一喝酒可能就打通关，这是经常干的。但是对外我很闷。李翔问：你遇到过中年危机吗？史反问：中年危机是什么？

李翔问来开复：你现在压力大吗？李开复答：现在压力感觉比较大一些。李翔问：来自哪方面？李开复答：主要来自自己，因为我有很高的期望，总是想做最好的自己。我觉得其实跟工作也有关系，当一个人觉得他拼命工作跟随便做结果差不太多，他就没有很大的动力。但是当你觉得如果多努力一点，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响和努力的效果，看到自己对公司的帮助，那你就更愿意去做事。李翔问：你指你的上一家公司开始变得更官僚？李开复答：这个是你想要的，炮轰微软官僚？李翔问：那你前面是在讽刺谁吗？李开复答：没这个意思，我指的是大公司和小公司的差别，还有总部和子公司的差别。子公司更像是自己的企业，所以我会感觉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可以对公司有帮助，那我就很愿意去做。

李翔问王石：你有那种渴望受人尊敬的冲动吗？王石答：当然了，什么叫荣誉，什么叫尊严，尊严那就是要受人尊重。李翔问：我很奇怪，难道你从来没有想过你会成为，比如像亨利·福特那样，能够影响一个时代的商人吗？王石答：我现在没那样想，因为我觉得那是结果，不是目标。亨利·福特当时也不会想他就要成为影响一个时代的商人。李翔问：可他就是这样想的。王石答：那我没这样想。很多东西超出你的想象，我不对它进行假设。我能做的就是带领万科颠覆自己、颠覆行业。万科的案例做好了，它的影响是跨行业的。但王石的影响有多大呢？我们和福特所处的时代，个人英雄主义时代不一样了。

李翔所面对的都是商界出了名的强人，其气场之强悍，行事为人之“霸道”，往往令年轻的记者未问先怯。李翔却让我们听到了坚硬的“果壳”被清脆敲开时的那份快意。

朱骏游戏

潜行者陈志列

郑李锦芬：懂中国的人

朱敏：另外一种传奇

俞敏洪：“我，传奇”

刘积仁：房间内最聪明的人

黄怒波的纯真年代

非常商人宗庆后

张汝京：拓荒者的未来

马云：光荣的荆棘路

王文京：隐秘的世界

陈义红的新思维

曾鸣：中国制造的新格局

李开复：不作恶者的困境

幸存者冯根生

王佳芬：新征程

你所不知道的史玉柱

王中军、王中磊：兄弟

郭台铭的新边疆

张忠谋：赴汤蹈火30年

王石：伟大公司的梦想

林日波：守护商业家园

创业者季琦

田溯宁：宽带先生的新长征

后记

朱敏 原美国网讯公司创始人

赛伯乐（中国）创投公司董事长

朱敏：另外一种传奇

“没过几天，他就跟那些科学家和船员们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吃饭了，他馋得不得了地望着面前这么多好吃的东西，焦急地瞧着它溜进别人口里。每逢别人咽下一口的时候，他眼睛里就会流露出一种深深惋惜的表情。他的神志非常清醒，可是，每逢吃饭的时候，他免不了要恨这些人。他给恐惧缠住了，他老怕粮食维持不了多久。他向厨子，船舱里的服务员和船长打听食物的贮藏量。他们对他保证了无数次，但是他仍然不相信，仍然会狡猾地溜到贮藏室附近亲自窥探。

他们常常暗暗检查他的床铺。那上面摆着一排排的硬面包，褥子也给硬面包塞得满满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塞满了硬面包。然而他的神志非常清醒，他是在防备可能发生的另一次饥荒——就是这么回事。”

天色已经暗淡下来，我们没有开灯，不远处的电脑屏幕闪烁着幽蓝色的光。之前他在他的电脑上给我们看他做的一个演讲PPT，关于风险投资的各个阶段和它们对创业公司的作用。此刻，朱敏正大声引用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他已经记不起这篇小说的名字，也不能准确地逐字逐句引用，而是用一种口语化的方式复述了整篇小说。

2007年3月，朱敏创办的公司网讯被思科以3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这一消息的宣布让朱敏一夜之间在中国商业界众人皆知。我清楚地记得，当这一消息公布时，商业记者们在纷纷打听“朱敏是谁”，所有人都在向网讯的杭州办公室打电话。

32亿美元是什么概念？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花费的数字是17.5亿美元。在思科收购网讯前不久，轰动一时的Google对YouTube的收购，公布的报价为16亿美元。

或许是对Google收购YouTube的印象过于深刻，在最初，包括我在内的商业记者们都为错觉困扰，我们将朱敏同YouTube的创始人之一，华裔的陈士骏相比，我们兴奋地谈论，这一收购报价比Google对YouTube更高。这一误解可以揭示我们对那些在海外的华人创业者们是多么陌生。

当朱敏的经历被较为彻底地曝光之后，我们发现他是另外一种传奇，而在思科宣布收购网讯时，那年59岁的朱敏已经转移到了另外一条赛道之上一就像他在此前无数次曾经做过的那样。他把自己看作一辆飞速行驶的赛车，即时在赛道转弯时，车手也不会减速，因为在你减速时，时间已经流逝，你会无可挽回地落后。

更何况，这辆赛车在开始的时候已经经历了诸多曲折。他的年轻岁月是在红小兵、知青、农民和工厂厂长的身份轮换中度过。考虑一下陈士骏创办YouTube的年龄吧，这样你更容易理解一个人可以在年轻时失去多少。尽管“当年在宁波农村的时候，听起来很多人都会吃惊，我要赚到60块到100块钱一个月，当年那已经是绝对的高工资。而且，当时很多社办企业的一把手都来找我，我就像现在的大公司CEO一样，已经非常有名。”朱敏说。

“我身体里隐藏着一个吵闹不休的魔鬼”，在《我为什么写作》中，乔治·奥威尔解释驱动自己不断写作的原因时说。这个魔鬼不断折磨着作家的内心，让他陷入倾诉的欲望中难以自拔。如果这样来解释一个人前进的驱动力，那么朱敏内心一定也隐藏着一个类似的魔鬼。

他先是放弃了自己相当火爆的生意和高薪，从东乡回到宁波市，从一名建筑工人开始做起，然后重新参加高考，回到浙江大学读书，“我把两个孩子扔到那边，我再到学校里面拿20块钱的助学金。很可怜的”。

“那时候我要从大学回家一趟，坐火车为了打对折，要坐篷车，就为了省那一块五毛钱。那时候冬天，每次坐篷车过去，车到慈溪的时候，回家的农民们都下车了，我一个人在里面冻得要死，就在车里来回跑步，像发疯一样跑一个小时，等到车开到宁波，下车时我已经冻得像根冰棍。

然后回到杭州时，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吃挂面是一毛钱，油炸面是一毛五，我胃口好，要吃两碗，为了吃这两碗油炸面，同时又把这一毛钱节省出来，我从火车站出来就全部走路。”

1984年朱敏申请到斯坦福读书时，他已经36岁。他在美国又轮番上演了一遍在国内时的种种机警，展示了他已经具备的把握机遇的能力，和他面对新环境和新挑战时的勇气与果敢。举个例子，当他在斯坦福看到IBM招聘程序员的广告时，他头脑中迅速产生了两个想法：好消息是，下面留的广告很少有人撕去，这说明竞争对手很少一一因为当时懂得写程序的人凤毛麟角；坏消息是，他也根本不懂如何写程序。但朱敏还是撕下了电话号码，并且成功应聘。

他还曾经自建房屋，然后出售，“我们自己家造了一个房子，造好以后卖掉，还住破房子，然后造第二个”。

在求生的压力下，朱敏说自己当时已经想好，自己有三条道路可选：第一是继续造房子，干脆做房地产；第二是做咨询公司；第三，自己做一家企业。“最难的就是开公司，其他两个我都做过。但我选了最难的那个。”多年之后，朱敏回忆说。

创业的朱敏并非有意地为自己挑选了最强大的对手。他创办的两家公司的核心技术远程互动会议，也是IBM和微软等选中的领域。“我第一次发现时吓得要死。我1991年第一次做出互动会议这个东西出来，上市后去参加展销会，发现展销会上都是IBM做的那个玩意儿。场地里有个家伙在芝加哥，有个家伙在达拉斯，两个人互动。我一看，说，死定了，死定了。”

后来，“英特尔做过，IBM做过，微软的还是比尔·盖茨亲自做。凡是大的科技公司都做过”，“当时我跟你讲，每个人来来去去像走马灯一样，但好像也没做出什么东西”，朱敏有些得意。

2003年，朱敏介绍NEA到上海投资一家公司展讯科技。随后，他成为NEA的投资合伙人，再随后，他被中国彻底吸引，直到他说服自己在网讯的创业伙伴，出售网讯，回到中国。“我们刚开始和思科接触的时候，他们根本不相信，他们认为我们决不会考虑卖掉网讯，所以他们也没有考虑过报价。”朱敏说。

到此时为止，在他的生命中，朱敏已经成功地扮演了各种各样的角色，他向我们证明，个人究竟是如何进化为时代英雄的。他曾经是知青、农民、工厂厂长、建筑工人、高龄大学生和留学生、软件工程师和硅谷创业英雄。在他的年轻岁月，他展现的是在一个国家的大环境下，个体如何在努力生存的同时获取尊严；而后来，他利用半个地球的距离，躲避开这种大环境对个人的局限，当同时代的中国商人仍在为产权和公司管理的问题苦恼时，他已经开始遵循硅谷最前卫的游戏法则：创立一家公司，然后卖掉，获取资金，开始下一个创业～～后来，在回答关于“朱敏创立一家公司，就是为了把它卖掉”这个问题时，朱敏大笑：“我故意这么说，因为国内大家还都认为做一家公司就像养儿子一样，永远都是你的。”

现在，他希望凭借自己丰富的创业经验和对硅谷模式的熟悉，帮助一些中国创业者成长。相对于朱敏已经经历的那么多次角色轮换，从一个创业家转变为风险投资家，似乎并不困难：它会比一个一口宁波腔普通话的36岁浙江农民申请进入斯坦福更难吗？或者，会比一个根本没碰过电脑的人去应聘IBM的软件工程师更难吗？再或者，会比一个建筑工人创建一家互联网公司更难吗？

在杭州他那空旷的办公室中，朱敏的声音随着天色渐暗而越来越响亮，“如果人生是开车，我就是那个连转弯时候都不踩刹车的人”。他引用杰克·伦敦的小说来说明自己对于机遇的饥渴。从物质和机遇都极度匮乏的年代走过来的朱敏，将每一次机遇都视作稀缺年代的食粮。而他自己就像极了杰克·伦敦或者安·兰德笔下的人物，是个硬汉、聪明人和真正的英雄，凭借自己的胆识和机智度过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他对年龄的唯一感觉就是，他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每次回国，不用倒时差，就可以直接跟人开会。但他仍然没有学会在讲话时控制自己的声音，这种声音在硅谷时曾经让他隔壁的同事忍无可忍，敲门进来说：“敏，我很欣赏你的激情，但你的声音真的妨碍了我的工作。”

如果暗暗检查朱敏那商业的床铺，那上面一定“摆着一排排的硬面包，褥子也给硬面包塞得满满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塞满了硬面包”。

“我在中国从这个行业跨到那个行业，今天金融，明天教育，后天医疗，人家说我像疯子一样，但我自己觉得好像还可以。”朱敏说。这让人想起他在硅谷时总是不停对他大惑不解的伙伴说：“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多么好的机会，这是一个多好的机会！”没有经历过机遇稀缺年代，并且在内心深处保留了这种饥饿感的人，永远难以理解。

P40-43

敲开坚硬“果壳”（序）

吴晓波／文

李翔是我的第一个“80后”朋友。

朋友是理念相近、能够平等对话、互相敬重乃至敬畏的那种。在李翔之前，身为“60后”的我是不知道如何与两个世代后的年轻人交朋友的。

认识李翔是四五年前了，他刚刚大学毕业，当时在《经济观察报》编辑《观察家》版，是我的责任编辑方军带他一起来的，方军开玩笑说：“这是小了几岁的许知远。”李翔那时很沉默，好像还有点鼻炎病一一后来他告诉我，他成长的那个北方城市因工业污染而使得很多居民有同样的疾病。

有了李翔之后，我发觉，所谓的“代沟”竞好比南京路上的斑马线，顺畅或堵塞，完全是因人而易。人与人的欢喜相交，是精神与知识的配对与发酵。竟与年龄并无干系，就好比我们时常会在梁启超、托克维尔乃至哈耶克的文字中读出朋友的气息一样。

这本李翔的新作，是他近年来访问众多商界人士的结集。

我想，他也是本着跨世代的朋友心态走进了一个又一个坚硬、敏感而孤独的心灵的。这并不是一次次轻松的扣访，但却因了李翔的平等心境和才华，而显得十分的生动。

但凡做过记者和采访，都知道最难的是进入被访者的思想世界，那是对一个记者最大的挑战。我一直记得在将近二十年前，大学毕业初次采访大人物时的心情，当时在我对面坐着声名已赫的鲁冠球，我心绪大乱地不知如何提问，只是胡乱海聊地说了一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不知道如何向被采访者提问，这个后遗症甚至留到了今天。这样的经历不知李翔是否经历过，但从此书中看到的景象是：

他已然具备了跟知名者对话的从容与镇定，在这一点，看上去比我还腼腆的他显然做得更好。

在这本图书中，你能找到一串熟悉的名字：郭台铭、史玉柱、马云、宗庆后、李开复……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名字更多的是个符号，在日常的报纸、电视中司空见惯，他们被顽强地包裹在一个预先设计好的果壳中。要敲开它，不仅仅需要勇气，更需要迂回的智慧。

对于这些包裹坚硬的企业家们来说，也是孤独的，他们同样渴望一场畅快深入、打开心扉的对话。

所有的话语机锋都是智力对抗的结果。

于是，在这本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接一个有趣而真实的对话。

李翔问史玉柱：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很闷的人吗？史答：我跟我的骨干在一起不闷，我经常跟他们喝酒，斗酒。一喝酒可能就打通关，这是经常干的。但是对外我很闷。李翔问：你遇到过中年危机吗？史反问：中年危机是什么？

李翔问来开复：你现在压力大吗？李开复答：现在压力感觉比较大一些。李翔问：来自哪方面？李开复答：主要来自自己，因为我有很高的期望，总是想做最好的自己。我觉得其实跟工作也有关系，当一个人觉得他拼命工作跟随便做结果差不太多，他就没有很大的动力。但是当你觉得如果多努力一点，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响和努力的效果，看到自己对公司的帮助，那你就更愿意去做事。李翔问：你指你的上一家公司开始变得更官僚？李开复答：这个是你想要的，炮轰微软官僚？李翔问：那你前面是在讽刺谁吗？李开复答：没这个意思，我指的是大公司和小公司的差别，还有总部和子公司的差别。子公司更像是自己的企业，所以我会感觉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可以对公司有帮助，那我就很愿意去做。

李翔问王石：你有那种渴望受人尊敬的冲动吗？王石答：当然了，什么叫荣誉，什么叫尊严，尊严那就是要受人尊重。李翔问：我很奇怪，难道你从来没有想过你会成为，比如像亨利·福特那样，能够影响一个时代的商人吗？王石答：我现在没那样想，因为我觉得那是结果，不是目标。亨利·福特当时也不会想他就要成为影响一个时代的商人。李翔问：可他就是这样想的。王石答：那我没这样想。很多东西超出你的想象，我不对它进行假设。我能做的就是带领万科颠覆自己、颠覆行业。万科的案例做好了，它的影响是跨行业的。但王石的影响有多大呢？我们和福特所处的时代，个人英雄主义时代不一样了。

我喜欢这样的对话，读起来津津有味，宛若看人当街对弈，棋惊四邻。

李翔所面对的都是商界出了名的强人，其气场之强悍，行事为人之“霸道”，往往令年轻的记者未问先怯。李翔却让我们听到了坚硬的“果壳”被清脆敲开时的那份快意。

从我认识李翔的那一天起，他就是一个整天背着大背包、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图书的大男孩。我期待他的下一站奔波和提问。这是一个不确定的年代，在这个年代消磨掉的人生是一场让人兴奋而莫测的游戏，就好像他问季琦的那几个问题：

“你如何看待这个国家的历史以及它的传统？”

“你自己有什么信仰吗？”

“支撑你维持现在高速运转的力量源泉在什么地方？”

其实，早在90年前，一个叫梁济的前清民政部员外郎就曾经问过儿子梁漱溟类似的问题：

“这个世界会好吗？”

对这些商业领袖的访问，如果没有我的一些同事的帮助，是不可能完成的，正好像如果没有一些杰出作家的影响，我也不可能选择去走写字这条道路。

对王石的采访，对王中军、王中磊兄弟的访问，要感谢我在现代传播集团的老板邵忠先生，他们都是他的朋友。其实摩羯座的邵忠先生本人也是一位优秀的商人和出版家。他创办和掌管的现代传播集团毫无疑问是国内近些年风头最旺的杂志集团。

郭台铭和张忠谋的访问部分是我在《东方企业家》担任主笔时，《远见》杂志的同事代为完成的，而史彦又是这部分谈话的编辑和我文章的编辑。《远见》杂志是中文世界最优秀的商业杂志之一。在同《远见》杂志的创始人和出版人高希均先生吃饭时，我就对他说：哦，天啊，我很早就开始读您的书。至于史彦，在我刚刚开始我的职业生涯时，他就已经是国内最杰出的商业记者之一了。

在新加坡对林日波的访问只是我在新加坡所做的众多访问之一，我在那里访问的很多杰出商人没有被收录在这个集子中，因为考虑到只有林日波先生掌管的公司是一家中国公司。这些访问都是由我事无巨细统统安排得完美无缺的同事孙杨安排的。

当然，其中大多数的访问都是发表在《经济观察报》上。这些采访的大多数由我另外一位同事张琪安排。开始的时候我们雄心勃勃，但是随后大家都显得有点意志消沉，因为要知道，大多数成功商人或者显得傲慢，或者用常见的虚伪的客套来搪塞你。

那些能够慷慨地用大幅版面来发表这些访问的人，现代传播的邵忠先生、编辑《生活》杂志和《东方企业家》杂志的于威女士、《经济观察报》的社长刘坚先生和执行总编辑仲伟志先生，都是我碰到的中国最优秀的媒体人。他们是真正的出类拔萃之辈。我所做的，仅仅是像一个酗酒成性的醉汉，在他们装满美酒的酒吧中狂饮一番之后，大声呼喊：“买单！”然后不扔下一分钱，摇摇晃晃走出去，第二天接着再来，用自己编造的华藻词句，喋喋不休讲个不停，直到烂醉。词语和句子都是我最甘甜的酒。

如果没有以下这三个中文作家，我敢担保我一定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做什么。他们是许知远、吴晓波和凌志军。抱歉我是按照我对他们的熟悉程度来排序。许知远是我长久以来的同事和好友，每一次在我倍感彷徨和无所适从的时候，他总会主动来安慰我，试图向我指出我可能的方向。对于比他还要年轻和忧伤的年轻人，他也从来不吝啬自己的赞赏之词。他对理想主义的坚持也是我相信自己必须坚持的一个原因。吴晓波是典型的江南才子，我相信不仅仅是我，他还是很多记者的羡慕和学习对象。他的才华，和他在对付世界和文字时的游刃有余都让人嫉妒。在他那一代写作者中，吴晓波是对世俗事物参悟得最透彻，自己的目标最清晰，同时也找到了抵达此目的最明了途径的一位。至于凌志军，我读了他出版的每一本书。他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最好记录者，也是中国记者型作家中最优秀的一位—对，不是“之一”，他是最好的。他让我相信，文字是没有疆界的，正好像他作为一个政论作家可以涉足商业史写作，并且同样杰出——在凌志军开始关注联想和中关村之前，全中国不知道有多少商业记者依靠报道联想和中关村的新闻立足，但是，只有凌志军写出了《联想风云》和《中国的新革命》，他是《变化》和《交锋》的作者，但涉足商业史写作之后，他仍然是最优秀的。这让我想起戴维·哈伯斯塔姆。他写过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写过胡志明的传记，也描述过日本汽车产业的兴起和美国汽车产业的衰落，他还写过一本迈克尔·乔丹的传记。他们鼓励我永远不要丧失对世界的好奇心，也不要为既有的成规束缚。

最后，再一次的感谢邵忠、于威和仲伟志，以及青岛出版社，对我而言，他们最大的共性是慷慨无比。格雷厄姆·格林说，医生总在为自己不能治愈一种疾病懊恼，作家则在为自己不能写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而沮丧。幸好有你们，我不至于太过沮丧。

2008年11月

李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