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故事，折射一个时代的历史。且看大历史下“小人物”安哥如何妙趣横生、跌宕回忆他的心痕交织的人生。

民间立场特例独行，图文并茂幽默横生。口述史的影像读本，图像史的“影像评书”“吹牛皮”的背后，究竟承载了怎样的蹉跎岁月，究竟周旋了怎样的历史时代呢？不可复制的传奇人物一生的色彩，不可复制的历史时代的路转峰回，随着安哥的影像，随着安哥的步伐，我们一同回忆过去，一同重温那充满艰辛却难以忘怀的岁月。人生是时代的瞬间，摄影是时间的瞬间。

本书追寻了安哥半个多世纪的人生经历：伴随新中国诞生、童年回忆、侨委大院的日子、校园时光、在西双版纳相濡以沫的同学和老工人、知青的生活、回城成家、80年代的改革春风、民间摄影的故事以及摄影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还有同行的摄影朋友们……随着安哥的讲述，一幕幕的往事和一张张的面孔又活生生地浮现在人们面前。作者以一种真名实姓的方式，以原生态的故事情景、细节，向我们诉说了属于他自己的悲喜交集的故事，也属于这个时代的因果相袭的故事。

大历史中的小牛皮

安哥和他原生态的故事

引子：哥哥不是吹牛皮

一、新中国第一面国旗是我爸骑车找制旗

 社做的

 日本投降了，不久就有了我

 我妈是蒙族姥姥是满族

 我爸是马共归侨

 大连一平壤一哈尔滨一北平

 开国大典台前幕后

二、祖国的花骨朵儿

 “小班一百年，中班一百年，大班还

 要一百年！”

 先农坛里的育才小学

 我给越南胡志明主席献花

三、北京侨委大院的日子

 老房子里藏着蛇

 青梅竹马海棠院

 大院西边是廖家

 11岁的我成了一家之主

四、1958年太保街小学

 “阿哥阿妹情意长……”

 我妈劳改还省粮食给我们包饺子

 王府井市场边冲洗人民币

 体育老师让我考芭蕾舞校

五、团委书记说：“你不老实”

 北京第五中学的先生

 我的语文老师王广成

 每逢五一、国庆节，我们都在游行队

 伍的最前列

 走街串巷去掏粪

 不高考想当兵

六、“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运动还没有完呢！”

 我背上相机，吹着笛子去“大串联”

 “咱们班没有一个大傻B！”

 在地坛学拳练剑

 美景中潜伏着危险

 首都赴云南支边红卫兵

七、相濡以沫的日子

 西双版纳东风农场疆锋五队

 老王和老李师傅

 我的哭，像狼在嚎

 我也当了一回政治运动的打手

 我家五口人分了五个地方

 队长缴了我的枪

 孤身夜漂，深潭遇险

 原始森林里撑排放歌

 第一个在西双版纳丧生的同学

 “瘦是瘦，有肌肉，虚是虚，有干筋儿”

 “一巴掌煳在大腚上！”

 我有一把花梨木柄的锄头

 京城夜话小道消息

 农场军人的痞气

 在台风和雷暴中，我的右手落下了残疾

 我和杨丽萍同台跳舞 陈凯歌来蹭夜宵

八、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

 密林里没有诗情画意

 孽债

 他的罪行真有那么严重吗？

 大勐龙橡胶林地里的71个知青坟墓

九、回城，成家

 办城市户口

 恶补“禁书”

 修理工、批林批孔、自由搏击

 1976年的广州

 30岁那年，我终于有老婆了

 走后门当上了摄影记者

 1979年我有女儿了

十、蹲在“南风窗”见证80年代

 我的大学

 民间的摄影

 大龄青年集体婚礼

 1982年，陪老外拍广东

 赡家汇款、三来一补、打工潮

 我讨厌逻辑学

 卖票租场子放幻灯

 广州来了六个大鼻子艺术家

 录音棚夜话

 同事才子

 见证新中国第一次选美

 “咱先拍下来再说！”

 通宵在大街小巷贴海报

 “希望权力过剩的人，收敛一点……”

 深圳的太阳特别辣

十一、住在香港看内地

 行万里路，交天下友

 《再见三峡》

 吴玛俐：“大陆的摄影，比台湾落后20年……”

 “只相片旧了，有点儿发黄…”

十二、赶上广东报业大变革

 “南会、北会”

 悼邱良兄

 张海儿和他的先锋观察

 《城市画报》——中国小资有了自个儿的阵地

 打工潮(广州)

 “争做勇斗歹徒的好市民”

十三、运气真的来了

 我的第一本书《生活在邓小平时代》

 广东新锐舌战北方同行

 平遥镖局的南方十一侠

 “新摄影”与“旧摄影”

 巩俐为我颁奖

十四、曝光不能不足——《中国人本》

 摄影师的作品谁来收藏？

 中国民间纪实摄影的田野调查

 咱们干出了一个“壮举”

 从广州到柏林——一个更自信的中国

 开幕式上当“脱星”

 读图读中国

 2006京九线春运

十五、“70后”，“80后”……我是“40后”

我妈说：一开始她还嫌我爸是南方人，又矮又不帅。她说东北的小伙儿长得漂亮。但最终她选择我爸，是受了我爸他们那一帮华侨的影响。那时，华侨们在一起很团结、很开心，总是互相帮助。而且华侨有钱，他们相对来说穿得很整齐，又讲卫生，还经常请她上饭馆。在一帮华侨的撮合下，我妈最终嫁给了我爸。但是，在我爸的传记里，他写的跟我妈说的可就不太一样了，那是另外一个版本。

说到爱干净，我爸说：他2002年去太行山，到他当年抗战时住过的村子探访。当地的老乡还记得，当年八路军里有个“外国人”每天要洗澡，数九寒天时候，他就在河面把冰凿开一个洞，拿冰水冲凉。其实，那“外国人”就是我爸。直到现在，我90岁了，在北京仍然是无论冬夏，天天洗冷水澡，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

我爸叫彭光涵(原名：彭海涵)，他的祖籍是广东陆丰县(现在归揭西县)的客家人。我爷爷叫彭获璧，字聘三，是教书的秀才，还懂中医，在乡村里很有威信。但他在我爸很小的时候就病逝了。我奶奶叫庄贤娘，带着我爸他们大小八个兄弟(我爸是老七)，生活越来越艰难。1925年，彭湃以海陆丰为基地领导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斗地主，分田地。我的几个伯父也参加了农民自卫组织，我爸还当了儿童团员。后来，地主又组织还乡团，杀暴动的农民。1928年在战乱中，我奶奶拉家带口下南洋，在马来亚安下家来种菜、种树胶。那时候，我爸才10岁。我曾问我爸：“我奶奶才一米五左右的小个儿，怎么能带你们几兄弟还有我姑妈一起漂洋过海的呢？”他告诉我，我奶奶是从印度尼西亚嫁回家乡的，她会说印尼话，也会说马来话。据说我的曾祖母是荷兰殖民者中的平民(也有亲戚说是印度尼西亚土著人，反正不是华人)。在船上，凑不够的路费，她可以帮工，还可以向船老板欠着高利贷，等在马来亚挣了钱以后再还。到了马来亚，她去找当地土人谈，要了一块地安家。那里的气候好、土地肥、树木又多。砍了树盖房，开了地种菜，挖了塘养鱼。我两个伯父还去英国人办的橡胶园打工。我爸读书时，因为家里穷，所以要靠给华侨学校帮工并得到当地的华侨商人郑经伦的资助才坚持读到中学。由于他的成绩很好，郑经伦又介绍他到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通过了入学考试后，郑先生把他推荐给该校的董事长李光前。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是当时南洋华侨的最高学府，李光前是马来亚、新加坡的著名华侨企业家，是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的女婿，由他资助我爸在那里读到初中毕业。我们家后来还清了债，还在马六甲和新加坡开了两间药房。我奶奶当年领着五个儿子和两个儿媳下南洋，到六十年代已是四代同堂有近百人的大家子了。

我爸是1935年在马来亚加入共青团和共产党的，曾任新加坡共产党的市委委员。在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指导下，马共在当地华侨抗敌后援会内组织了援八援四委员会(即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我爸被任命为委员会的副主任。1940年他和几位马共的领导人，因为在新加坡领导工人运动和组织群众募捐支援祖国抗日救国的活动被殖民当局驱逐出境(那时候英国殖民当局还不敢得罪日本军国主义)。

在香港，他们经中共在当地的负责人廖承志和连贯的安排，长途跋涉经过粤北、桂林、贵阳来到重庆。一路上我爸还受组织委托带着彭湃烈士年幼的儿子彭士禄，他们至今仍以兄弟相称。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接见了我爸。在谈话中，他还建议我爸，“为了安全”起见，把彭海涵的名字改为彭光涵。我爸他们一行人到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时候，去延安的路已经被国民党的军队封锁了。于是，他们又几经周折去了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由彭德怀副总司令安排他们到太行山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时候，班里的学员大都是老红军、老干部，几乎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上课之后要实习，我爸跟着这些老红军一起去打伏击、端炮楼、打一些小仗。这些老红军太会打仗了，跟着他们基本是没有伤亡的。我爸也有他的长处，他给大家讲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在新加坡读书时，曾在图书馆借到过英文版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所以，他在班里还给大家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在太行山时，我爸睡不惯热炕，每天都借老乡的门板之类的支个床来睡。因此，他身上就没长虱子，也就没有传上疟疾。在当时，部队要从很远的地方拉军粮、拉装备，可是战士们个个都打摆子病倒了，只有我爸没事。于是，他成了运输队的骨干。有一次，我爸和几个战士赶着牲口走山间小道去拉粮食。当走到冰雪覆盖的山崖上时，因为路太滑，连牲口都不敢走了，于是，我爸就把牲口背上的驮卸下来，连背带扛地走过最险的地方。

那时候日军在太行山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杀人无数，老百姓对日军恨得咬牙切齿。有一次打仗后，我爸跟着老红军押了几十个日军的俘虏回营。因为怕老百姓杀俘虏，他们就给俘虏们换上当地老百姓的服装。战士们端着枪在前后押着俘虏穿行在青纱帐。没想到老百姓竟然得到消息，他们从青纱帐里冲出来，手拿菜刀、锄头，没有菜刀的就用手掐，甚至还有用牙咬的，弄死了不少俘虏。老百姓对日本鬼子简直恨之入骨，由此可见日军对待当地老百姓是多么残暴。P18-00

这是一个人和一本图文书的故事，也是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故事，更是一个人和一段历史的故事。

2001年8月，一本名为《生活在邓小平时代》的图文书在全国各地热销。许多人从这本书中惊讶地发现，以往对南方的改革开放的印象大多汇集在这里。

略显苍老而又尴尬的大龄青年集体婚礼中的新人们，高第街上含羞而胆怯的女服装个体户，挂着邓小平像的普通农家，正在简陋教室里走“猫步”的选美女郎，穿着拖鞋带着孩子上班的第一代洗脚上田的女工……

面对着作者1976—2000年25年间的700余幅摄影作品，这时人们才突然意识到，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那一幅幅曾经司空见惯而又触手可及的普通生活画面竟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了逝去了的时代记忆。

作者在这本图文书里捕捉到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物，一个个动作，一个个表情，而是一个时代的丰富信息，是邓小平时代的民间众生相。它亲切地告诉我们：历史的巨变就在我们身边发生！

不仅如此。这本图文书，还使“邓小平时代”这一词组不胫而走，成为全社会自发的公用名词。“邓小平”三个字的意义超越了个人和政党的狭义局限，真实而形象地成为人民大众生活富裕起来的精神象征，比如当年之《东方红》与毛泽东一样。

从此，这位一举成名的摄影者——安哥的名字写进入中国现代摄影史。

也正是这本图文书，使我认识了这位中国南方摄影圈里的“大哥大”。

记得是2005年上半年，我们准备请广州的一些知名作家动笔，出一套关于改革开放时代纪实性系列丛书。对于这套丛书的策划，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不应景不解读，大历史大文化，更自由更真实。

一次偶然的机会，《羊城晚报》的资深编辑陈朝旋向我推荐了该报的摄影部主任颜长江。颜长江在涉足摄影圈前已出版过两本书。他的摄影作品具有很强的艺术穿透力，他的文字轻松而凝重，单纯而深刻，这些我早有所知、，由他来写这样的书，当然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可惜由于其他原因，长江先生没有加盟这套丛书的写作，但他却向我们郑重而热情地推荐了安哥。他对我说：“安哥虽然不是作家，但他出过一本图文书叫《生活在邓小平时代》。你们可以先看看！”

读着《生活在邓小平时代》里一幅幅照片，我不禁怦然心动。其实，这里面的许多照片我不止读过一次，每次读它总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油然而生，有时激动得难以掩卷。更使我惊讶的是，这里没有伟人的决策，惊人的内幕，激烈的交锋，宏伟的场景，但却真真切切地见证了那个时代翻天覆地的深刻巨变。

安哥是一位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会拍出这么多极为普通而又极具时代意义的照片？他是怎么想到要拍这些照片的？这些照片究竟是怎么拍出来的？是时代赋予的机遇还是人生经历的必然？一位普通的摄影者为什么会和一个时代联系在一起？

于是，我们请安哥给我们讲故事，他讲的故事虽然零碎而不完整，粗糙而不精致，有点鸡毛蒜皮和哕嗦唠叨，也并不那么艺术化和文学化，但正是这种原生态的故事，以其淳朴自然，以其真实生动，以其并非想象的传奇、情景、细节，深深地吸引了我们打动了我们。

安哥以他那略显疲惫而仍闪烁着纯真的神态，以他那执拗的人本立场和尚未完全褪尽的“贵族”气质，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诉说了属于他自己的悲喜交集的故事，也属于这个时代的因果相袭的故事。

人生是时代的折射，一个时代的来临并非偶然。摄影是时间的瞬间，一个瞬间的成功也并非偶然。

是安哥拍出了邓小平时代还是邓小平时代造就了安哥？我想这个答案应该在安哥的半个多世纪的人生经历中去追寻……  2008年12月10日于广州东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