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阿瑟·克莱格著的《支援中国/国际名人看中国》就像杰克·德里本担任秘书的英中友好协会的建立一样有意义。这是战后我从中国回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后回到剑桥生活中的伟大现实。1931—1949年这段时间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我有幸目睹了4个年头(1942—1946年)的发展情况。阿瑟·克莱格重新提起这一“被遗忘了的运动”是最及时不过的了。

1935年作者加入了“中国人民之友”，这个组织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并入了“英国援华委员会”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作者不但是援华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援华委员会的积极分子，并亲自负责委员会的英国全国的组织工作。由阿瑟·克莱格著的《支援中国/国际名人看中国》讲述了他如何动员了广大的英国工人、知识分子、青年、妇女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援华活动。

序言

前言

导言

第一章 基础

 1931年-1937年8月

第二章 勇往直前

 1937年8-12月

第三章 “榛名丸”

 1937年12月-1938年1月

第四章 援华运动开始形成

 1938年2-4月

第五章 充满希望的几个月

 1938年4-8月

第六章 慕尼黑 广州。汉口

 1938年9-10月

第七章坚持

 1938年10月-1939年9月

第八章 滇缅公路：最后一次绥靖行动

 1939年9月-1940年10月

第九章 海员、合作社与国际和平医院

 1940年10月-1941年6月

第十章 联合国中的中国

 1941年12月-1945年8月

第十一章 新中国的诞生

 1945-1949年

附录一 被遗忘了的运动

附录二 从西班牙去华的医生

能够为我的老朋友阿瑟．克莱格所著关于援华运动委员会①的书写一篇序言（虽然根本不需要再有什么序言）是我的荣幸。这是在英国成立的一个竭尽全力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团体。阿瑟．克莱格在本书描绘了从1931年满洲②被日本人占领，到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布成立新中国期间这个援华组织的起起伏伏。

1937年。3位中国科学家③来到剑桥从事生物学研究，这件事使我强烈地认识到中国及其历史的重要性。他们对我的影响比剑桥对他们的影响要大得多。沈诗章跟我本人工作，鲁桂珍跟我夫人工作，王应睐在不远的莫尔特诺研究所戴维。基林的实验室工作。我对中国书法之优美、中国文学之丰富、中国思想之深邃和中国研究人员那种非凡的气质如此倾倒，以至我决心要学中文。这样一来，我就成了少有的懂得中国语言和文化的英国科学家之一。正由于此，我国政府请我去中国，在重庆英国大使馆任科学参赞。后来沈诗章去了纽黑文的耶鲁大学，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一生；王应睐回到中国，最后担任了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和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鲁桂珍则在剑桥大学东亚科学史图书馆做我的助理馆长。

事实上他们几个人并不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中国人。20世纪20年代末，伯明翰市塞利一奥克区杰出的公谊会教徒H．C．伍德教授创立了现世主义研究会，我经常参加他们的聚会。有些会员非常有趣。如诗人T．S．艾略特，后来我与他很熟。1931一1935年，我们在伦敦南部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一位中国哲学家也出席了。遗憾的是我已想不起他的名字，但我记得我让他搭我的车，带他回伦敦。在路上，他告诉我国际际联盟谴责日本侵略满洲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详细情况。

所以，1942年前往中国时，我已经认识了一些中国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我当时认识到我此行是去学习，而不是去讲学。我每到一处，总见到化学家或医生，还有工程师或数学家，他们都对中国文化中他们那门专业的历史尤感兴趣。这样，我学到了应该读些什么书，可能的话应该买些什么书。因此，简而言之，我获得了中国文化中科学技术史的最好的入门介绍，而这或许是用其他方法所得不到的。

阿瑟．克莱格的书确实引人入胜。援华运动委员会在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极富有生气，中国在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我们伟大的盟国，而且我相信，该委员会为促进这件事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我热心地向所有读者推荐这本书，这本书就像杰克．德里本担任秘书的英中友好协会的建立一样有意义。这是战后我从中国回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后回到剑桥生活中的伟大现实。1931—1949年这段时间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我有幸目睹了4个年头（1942—1946年）的发展情况。阿瑟．克莱格重新提起这一“被遗忘了的运动”是最及时不过的了。

  能够为我的老朋友阿瑟·克莱格所著关于援华运动委员会①的书写一篇序言(虽然根本不需要再有什么序言)是我的荣幸。这是在英国成立的一个竭尽全力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团体。阿瑟·克莱格在本书描绘了从1931年满洲②被日本人占领，到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布成立新中国期间这个援华组织的起起伏伏。

1937年。3位中国科学家③来到剑桥从事生物学研究，这件事使我强烈地认识到中国及其历史的重要性。他们对我的影响比剑桥对他们的影响要大得多。沈诗章跟我本人工作，鲁桂珍跟我夫人工作，王应睐在不远的莫尔特诺研究所戴维。基林的实验室工作。我对中国书法之优美、中国文学之丰富、中国思想之深邃和中国研究人员那种非凡的气质如此倾倒，以至我决心要学中文。这样一来，我就成了少有的懂得中国语言和文化的英国科学家之一。正由于此，我国政府请我去中国，在重庆英国大使馆任科学参赞。后来沈诗章去了纽黑文的耶鲁大学，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一生；王应睐回到中国，最后担任了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和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鲁桂珍则在剑桥大学东亚科学史图书馆做我的助理馆长。

事实上他们几个人并不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中国人。20世纪20年代末，伯明翰市塞利一奥克区杰出的公谊会教徒H．C．伍德教授创立了现世主义研究会，我经常参加他们的聚会。有些会员非常有趣。如诗人T．S．艾略特，后来我与他很熟。1931一1935年，我们在伦敦南部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一位中国哲学家也出席了。遗憾的是我已想不起他的名字，但我记得我让他搭我的车，带他回伦敦。在路上，他告诉我国际际联盟谴责日本侵略满洲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详细情况。

所以，1942年前往中国时，我已经认识了一些中国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我当时认识到我此行是去学习，而不是去讲学。我每到一处，总见到化学家或医生，还有工程师或数学家，他们都对中国文化中他们那门专业的历史尤感兴趣。这样，我学到了应该读些什么书，可能的话应该买些什么书。因此，简而言之，我获得了中国文化中科学技术史的最好的入门介绍，而这或许是用其他方法所得不到的。

阿瑟·克莱格的书确实引人入胜。援华运动委员会在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极富有生气，中国在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我们伟大的盟国，而且我相信，该委员会为促进这件事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我热心地向所有读者推荐这本书，这本书就像杰克·德里本担任秘书的英中友好协会的建立一样有意义。这是战后我从中国回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后回到剑桥生活中的伟大现实。1931—1949年这段时间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我有幸目睹了4个年头(1942—1946年)的发展情况。阿瑟·克莱格重新提起这一“被遗忘了的运动”是最及时不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