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导演贾樟柯带领摄影队前往成都，拍摄一部名为《二十四城记》的电影。1958年，按照毛泽东“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当时代码为“111”的沈阳飞机发动机修理厂，奉命内迁西南，前往成都组建代码为“420”的保密军工厂，即后来的“成发集团”。至此，三千多名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告别沈阳，踏上了千里西去之路。2008年，曾经拥有三万职工，十万家属的“成发集团”将土地转让给了一家房地产公司。这座承载着三代工人，五十年历史记忆的工厂，将在一年内拆毁，一座名为“二十四城”的商业楼盘在这块土地上拔地而起。拆迁前，导演贾樟柯深入“420”厂拍摄，对近100位工人进行了采访。他将这些访谈整理成文，为产业工人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留下了真实的资料。书中长达五十年的工业记忆象一道划痕，让我们了解到，是谁在为中国的现代化“埋单”。

本书收录了那些比较珍贵的，讲述质量非常高的工人师傅的访谈。通过本书的阅读，走进10位真实工人的精神世界。这10位工人的年龄段不一样，在工厂里面的位置也不一样。有的是1958年就进厂的老工人，最年轻的有一位是33岁，已经变成电视台的主持人，这里有很大的命运变化。而且有工厂的党委副书记，也有一般的装卸工人。希望通过这本书带给大家一种过去50年计划经济时期工人印记的印象。

序 其余的都是沉默

第一辑 工人访谈

 关凤久 现在阶级斗争，还得回来干保卫部长

 朱继东 我的家庭没有背景，比白开水还白

 侯丽君 女人有事干，老得会慢些

 陈克勤 那么多组织，总得参加一个

 高翔 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我就是前浪

 沈建光 我这个人实际上不适合去抓人

 万孝虎 享受不起，我们可以看嘛

 释隆恩 父亲说，女儿相信菩萨，我相信女儿

 黄雨 年龄大了，选择就少了

 赵刚 如果感觉到他在回避我的眼神，就绝不跟他打招呼

第二辑 剧中虚构人物访谈

 大丽(吕丽萍饰) 汽笛一响，就跟吹了军号一样

 宋卫东(陈建斌饰) 这个办公室马上要拆了，将来就是五星级酒店

 小花(陈冲饰) 现在我不是“标准件”，那也不是报废件啊

 苏娜(赵涛饰) 我们子弟学校的孩子学习都不好

附录1 未来往哪里——电影《二十四城记》主题歌 词／曲：林强

附录2 关键词

附录3 1958年420厂员工迁移路线图(沈阳-成都)

附录4 中国工业体制变迁

后记 话到此，不多言

贾樟柯：你是从东北过来的吗？

关凤久：我是1958年12月下旬从东北过来的。我们420厂是1958年10月18号正式动工的，我来的时候刚刚建。

贾樟柯：我们先谈一下420厂的来龙去脉好吗？国家为什么要建这样一个大型的企业，它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关凤久：这是按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要把军工企业靠近三线，靠山隐蔽。我们原来的军工企业、飞机工业都在东北，抗美援朝的时候那是前线，所以考虑到整个战略部署，就是往大西南里建厂。

1956年开始在西南选厂址时，绵阳、德阳、江油，甚至甘肃的兰州、张掖那条线都去选了，最后定下来在成都。420厂1958年大跃进时上马，同时在成都还建立了132飞机厂，我们是发动机厂，两个厂子是要配对的。420厂是10月18号开始建的，那时候要求要快，100天要把这个厂房建成。我们贯彻“三边”的方针，就是：边设计，边建设，边实施。我们沈阳111厂迁过来包建这个厂，原来我们是飞机发动机修理厂，抗美援朝的时候修理米格-15飞机，那些修好的飞机就直接参加中朝空军司令部对美帝国主义作战。在沈阳是11月3号开的动员大会，说我们111厂要包建成都的420厂，60%的人员要迁到这个新厂去。设备也要按比例来分，搬到成都去。逐渐地动员工人、技术人员、干部往西南迁。我是12月下旬第一批就过来的，因为当时我是保卫科长，那时要调查周围的环境、人口状况。领导里有副厂长、一个总工程师，他们比我来得还早一点。

贾樟柯：60%的111厂的职工大概人数有多少？他们只是工人自己过来还是整个家庭都迁过来呢？

关凤久：整个家庭都要迁过来，从东北到大西南嘛，要在成都扎根下去。迁过来的工人、干部、各类技术人员都是按60%的比例选择的，那时候大概有四千多人陆续到了成都。

贾樟柯：这么多人一起过来，动员工作好做吗？

关凤久：绝大多数都来了。50年代人的觉悟比较高，又经过抗美援朝，一动员，绝大部分都是毫无顾忌，打起背包就出发。人先来，逐渐家属跟着来，最需要的是工具制造的工人，他们是先行部队。那时的宝成铁路1959年1月塌方，他们就通过水路从沈阳到大连，从大连到上海，从上海坐轮船经过武汉、重庆到这儿的。他们那批来的主要是工具车间的，1月12号第一批到达，大约几百个人。

贾樟柯：第一批人，这么曲折地过来，这几百号人路途真远。

关凤久：是啊，没有办法，因为他们要做生产准备工作，做工具，做模具，做家具，做刀具，他们就来了。那时候住厂房、住库房很艰苦，通长的大铺，就在大厂房里睡。

贾樟柯：你刚来双桥子时是什么环境？

关凤久：那时候双桥子到处是稻田、坟包子，高高低低，小丘陵似的。那时候厂房刚建，还没有修围墙，市民都跟我们大道来回走，就感觉猪马牛羊都在这儿，给保卫工作都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设备拉来了以后露天一放，弄一个苫布一盖，我们要昼夜巡逻，保卫设备安全。

贾樟柯：刚才你说曾经选过德阳、张掖，为什么勘察了那么多地方，定下来在成都？

关凤久：那个时候要承受这么大的军工企业，那些城市供应不行，粮食、蔬菜、宿舍、建筑材料的供应跟不上。一个厂子生产的材料要往里运，产品要往外运，那些城市交通都不适合，所以就选在成都周边。那时候我们420厂选在成都东郊，造飞机的132厂选在西郊。

贾樟柯：你做保卫工作，当时情况复杂不复杂？

关凤久：复杂。有敌对势力，周围牛市口的家属被杀、被拐的人很多，我们都了解。  贾樟柯：是咱们的工人家属？

关凤久：周围的，不是我们的。我们的也还好一些，因为我们是军工企业啊，工人都是经过严格政审的。主要是厂周围环境乱，当然内部职工也有不法的。1960年我们搞新品试验，又清理出去一批不适合在国防单位待的人，当时国家下了一个文件，有些人不适合在我们厂待，就清理出去，我们是保密厂。

贾樟柯：那咱们这个厂围墙是哪个时候修好的？

关凤久：这个围墙大概是1961年、1962年修的，当时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那时候才修好的。

贾樟柯：我这几天采访其他工人，跟他们说我今天会来采访你，他们有一个很深的记忆，说60年代有一场火灾，你在关键时刻一枪把高压线给打断，你还记得这个事吗？

关凤久：着火的事是这样的，那时我们厂房是大草棚，基建部门的一个工人捡了焦炭放在床底下点着取暖，那时天气有点凉，放在床底下就引来了大火，把整个厂房，建筑工人住的工棚子，一下子烧了，火烧联营。那天正好刮大风，把周围邻居的房子都给烧了，我们那时候叫火烧联营，确实记得的。

贾樟柯：那你当时真的有打枪吗？

关凤久：没。

贾樟柯：这是传奇了。

关凤久：当时我确实没有打过枪。

贾樟柯：在你的记忆里，420厂最忙碌、生产最火热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关凤久：最火热是建厂的时候，没有运输工具，自己人上三砖厂背砖，十块、八块；用小推车推；担的，挑的，拉的，背的都有，这是建厂的时候。后来是修建铁路，修铁路专用线，组织一个建厂大队帮着弄。军区派了一个警卫连，运输连车队来帮忙。到试制的时候，我们搞地对海的导弹，叫75号机，那个时候都是睡到车床旁边，包括我们厂后来的书记，后来当了三机部副部长的崔光伟(音)，都是昼夜跟，连轴转，直到试制成功。

贾樟柯：当时有苏联专家帮着？

关凤久：当时个别的有，搞75号机的时候。沈阳那边有苏联专家，75号机试制完后，过了没多久，我们就跟赫鲁晓夫闹翻了，他就把苏联专家撤了。我们这儿他们根本就没有来。

贾樟柯：那这个厂在“文革”时有没有停产？

关凤久：在“文革”的时候就闹起来了，“文革”时不生产飞机发动机，自己装黑白电视。工人不上班，都开玩笑说这叫“8912部队”，就是八点钟来，九点钟都跑了。厂里没有人，基本都没人。我们那时候当警卫干部，“文革”的时候受冲击很大，我本身就是保卫科长，后来当保卫处长、保卫部长。“文革”刚开始，我被派到二厂当党委书记，当了没多长时候，动员搞“文化大革命”，几天以后，厂里领导说不行，现在阶级斗争，你还回来干你的保卫部长。但造反派闹起来以后，我们这些人首先受冲击了。

贾樟柯：你作为保卫部长也控制不了这个局面？

关凤久：我哪能控制得了，连中央都控制不了，别说一个小厂。红卫兵都往厂里冲，420厂的工人内部也造反、夺权、打砸抢，什么都干。

贾樟柯：咱们厂是保密单位他们都敢这样？

关凤久：敢！敢！那时候都不行了，都往上冲，都弄，刚开始还可以，以后都不行了。

贾樟柯：你个人受到什么冲击？  关凤久：个人就不必说了，高帽，乌纱帽，跪，打，爬什么都干过了，什么都有了，受的冲击也不小，后来就得了一身病，身体不行了，体质就下降了。

贾樟柯：有没有去劳动？

关凤久：劳动，就下车间劳动。

贾樟柯：那时候生产还在继续吗？

关凤久：个别的，小规模的。成立“革委会”后还可以。

贾樟柯：有没有突然因为战争，或者局势紧张，你们又开始重新加速度生产这种情况？

关凤久：那个时候朝鲜战争结束了，我们到这儿来以后基本都停战了。我们有时候支援巴基斯坦，搞点儿飞机发动机。巴基斯坦还派过军人到我们这儿实习，几十个人。在这儿生产的发动机供应给他们，但是也发生过两起重大事故，在巴基斯坦，发动机的涡轮断裂造成两起一等事故，机毁人亡。为什么呢？就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生产擅自更改设计标准，造成断裂。我们生产的是比较老的米格-19。

贾樟柯：巴基斯坦的空难对厂里有冲击吗？

关凤久：有冲击，就开始狠抓质量。军工这些东西，特别是飞机这个东西，质量是第一的。这个是警钟长鸣的！必须要警钟长鸣的！

贾樟柯：都有什么样的安全教育的方法呢？

P7-12

我的老家山西汾阳是一个县城，地方不大，农业气息很重。每到夏天，我都要帮村里的同学麦收。一大早到了田间地头儿，就有人会发给你一把镰刀，指着眼前看不到边的一片金黄色说：这一片是你的。

人在这时候显得异常渺小，在麦浪的包围中，远远望去，任何人都只是小小的一个黑点。日落时分，努力直起弯曲太久的腰身，一边抹着汗，一边把目光投向远处。远处逆光中，柴油机厂的烟囱正高傲地冒着白烟。我就明白，为什么人们都争着进工厂当工人。

“修理地球”真苦，这是肺腑之言。那时候，工人虽然也是劳动者，但却是和机器打交道，有技术，吃供应，有劳保，还是“领导阶级”。

县里工厂不多，那时候三四百人的柴油机厂，一两百人的机械厂已经算是大厂了。70年代末，县城里有谁家的孩子能进到工厂里工作，对全家来说都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每月稳定的工资，意味着暑期的时候会发茶叶、白糖i冬天的时候会有烤火费。也意味着家里人可以去工厂的浴室洗澡，每个月还发若干双手套和几条香皂。而我们这些孩子，也可以拿着过期的假票，跟着哥哥姐姐混进职工俱乐部去看《佐罗》。当工人也有上夜班的辛苦，但早上回家时可以顺手扯一些棉纱，放在自行车坐垫下擦自行车。可以顺手为家里磨几个不锈钢把手，或者打一把菜刀，为自家的电表顺一卷儿保险丝回来。

以厂为家的观念让大家变得公私不分，人们也乐在其中。厂里的福利房，将来铁打不变的退休金，都不止是物质好处，而是一个阶级的内心骄傲。

但，这个世界有什么是铁打不变的呢？

我有几个同学在高二那年，因为县柴油机厂招工，都辍学离开学校，进工厂当了工人。那时候80年代，一个学生能够早日走入社会，挣一份稳定的工资，能够去到围墙里头，在有灯光篮球场的柴油机厂上班，真让无数同学羡慕。但到了90年代中期，我还在北京读书的时候，突然我的这些同学都下岗了。工厂在转制，停工，当时只有二十五六岁的他们拿着一两百块钱的低保流落社会，变成浑身力气但无事可做的人。

有一年冬天回老家，看到我的一个同学和他厂里同班组的几个兄弟，在为一个人家挑煤。那时县城还很少集中供暖，家家户户要烧煤过冬。一卡车几吨煤拉来后倒在街上，这些兄弟帮着把煤从街上挑到储煤的炭房。挑完一车煤，也就能挣十块二十块，还要三四个人分。但不干这些又能做什么呢？有人去卖衣服，有人去当保安，有人在家里面打麻将，然后升级开家庭赌场。也有人犯罪，被通缉，流落异乡，至今不知身在何方。

我自己没有在工厂生活过一天，也没有在体制里讨过饭吃，但这种国营工厂凋敝所带来的影响，工人从一个社会的领导阶级被边缘化到了四处打散工的境地，这种心理的落差我完全能够理解。那个时候，从工厂下岗的同学对我说：我们的境遇还不如农民，农民还有土地，有一年四季的收获，播种时有收获的希望。但危机之中的工人，或许真的就像《国际歌》里面唱到的：我们一无所有。

2000年前后，我特别想拍一部关于国营工厂，关于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关于转型之中有关工人处境的电影。我写了一个剧本，名字就叫《工厂的大门》。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电影以后，他们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就是把摄影机放在雷诺汽车公司的大门口拍那些上下班的工人。我从事的这个行业，最早出现在银幕上的人物是劳动者。这是一个双重的伟大的传统。一方面电影开端于纪录美学，另一方面人类第一次用电影摄影机面对我们真实的生存世界，第一次就把焦点对准了工人，对准了普通劳动者。电影史上，有无数这个主题的电影让我激动不已，像《偷自行车的人》。

剧本写完之后，我又犹豫起来。这个剧本写两个年轻人，同一年入厂，在同一个师傅手下干活，同一年成为劳模，也同一年恋爱，几乎前后生子，但也同一年下岗，同一年在宿舍里面无所事事，打麻将酗酒。渐渐地孩子大了，两个家庭决定一起去做生意。他们在市场里面摆了一个服装摊，一起早出晚归经营这个小小的生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钱的问题两个和睦的家庭开始有了猜忌。剧本写完之后，我得意了几天。但是冷静一想，觉得这部电影里面的主题，除了社会层面问题，诸如工人生活困顿之外，还有什么更多的东西吗？我觉得工人这样的群体，他们在体制里面的生存经验一定会有更多的可能性。这个剧本被我锁在抽屉里，一直没有拿出来。

2006年底，有一天新闻里讲：成都有一家拥有三万工人，十万家属的工厂“成发集团”(又名“420厂”)，将土地转让给了“华润置地”，一年之后整座承载了三万职工、十万家属生活记忆的工厂将会像弹烟灰一样，灰飞烟灭，而一座现代化的楼盘将拔地而起。从国营保密工厂到商业楼盘的巨大变迁，呈现出了土地的命运，而无数工人生生死死、起起落落的记忆呢？这些记忆将于何处安放呢？

这条新闻提示给我，新中国五十年的工业记忆需要我们去面对。曾经为了让国家富强、个人幸福而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但五十年来我们为这个试验而付出的代价是什么？那些最终告别工厂，孑然一身又要重新寻找自我的无数个个人，浮现在这条新闻背后。我一下子感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寓言。从土地的变迁，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集体主义到个人。这是一个关于体制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全体中国人集体记忆的故事。我毫不犹豫地去了成都，徘徊在这家工厂周围，决定一部新电影的拍摄。

去成都之后，从飞机场出来，路上可以看到霓虹灯下闪烁着的广告牌，上面写着：成都，一座你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有关成都的传说是：这里物价便宜，女人美丽，私生活可以腐朽，生活节奏缓慢。

到了工厂所在地双桥子，在420厂边徘徊的时候，我看不到任何的惊心动魄。在冰冷的水泥铸就的二环路旁边，一边是围墙里面依然需要检查工作证才能出入的厂区，另一边却是一副世俗的场景。一排排六层居民楼构成的工人宿舍区里人来人往，灰色的六层楼下面都是改建的小商铺：卖熟食的、发廊、麻将室。有拍摄婚礼录像的、也有卖墓地的；有卡拉OK、也有裁缝铺。生老病死都可以在这个院子里完成。到下午三点以后，阳光渐渐变得温和，宿舍区宽阔的街道人头攒动，四十多岁不算老也不算年轻的人，和那些已经满头白发的老人混杂一起，坐在路边开始打麻将，仿佛周围发生的一切都与他们无关。人生的波澜壮阔都在哗啦啦作响的麻将里面。这些曾经手握螺丝刀的手，这些曾经目不转睛凝视着车床的眼睛，这些曾经出入在图书馆、实验室的身影，如今聚集街头，呼啸牌场。他们会偶尔抬起头望一下我这个过客，然后又把注意力收回到牌桌上。

我在这里面穿行，像穿行在一个静止的世界。不远处市中心灯火辉煌，CUCCL、阿玛尼，各种各样的品牌店拔地而起，成都有全中国最大的LV专卖店。而在宿舍区，这里牌桌上的输赢只是在一块两块之间。当夜幕降临，人们各自回到家里面，我想这块安静的社区里面又埋藏了多少的不平静。

我决定拍一部纪录片，去接近这些师傅的面孔，去了解他们埋藏在内心深处的话语。在《成都商报》的帮助下，我们连登几天广告，寻找愿意讲述工厂经验的工人。某一个下午我自己去接热线，当约定的时间到来的时候，那几部红色的话机突然铃声四起，我在慌乱中一个接一个地接起。很多电话刚刚接通，那边没说几句话已经哽咽不止。听筒这边，我分明还能听到对方是在一个寂静的房子里面讲话。我能够想象，或许他的爱人正在外面打麻将，或许他的儿女这时候正在课堂上为高考拼搏。而一个孤独的中年人，他一个人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拿起电话拨某个号码的时候，才愿意讲述他长久以来不能说出的心事。

这些工人师傅和更多的中国人一样，他们离开工厂，但还有一个家庭可以接纳他的生活。每一个人在家庭里面都在尽量地维护家庭的快乐，特别是在年幼的孩子面前，他们从来没有眉头紧锁，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焦虑跟夜不成寐的那些压力变成一种家庭气氛。每一个家庭还都有餐桌边的欢声笑语，人们在议论昨晚电视剧情节中度过一个又一个平静的日子。而在无人的时刻，他们有了眼泪，他们有了无法说下去的故事。我迅速地登记好了这些想要讲述的工人师傅的名字和他们的联系方法，然后开始了采访。

进入到工人师傅的家庭，仿佛回到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几乎所有家庭的装修都是一致的。黝黑的水泥地、黄色的双人床、衣柜、立柜、沙发、墙上交叉挂着的羽毛球拍和钉子上挂着的洁白的羽毛球。所有的物质都停留在了80年代。唯一能够提示当代气氛的是孩子们的相片。那些穿着耐克、染着黄头发，工人师傅的下一代。他们在照片中冲着我们微笑，无忧无虑。

当摄影机面对这些工人师傅的时候，往往他们激情澎湃的讲述都是关于别人的。我不停地追问：您自己在那个时候在做什么？几乎所有的工人师傅都在说，你不要问我的故事，我很平淡，没有故事。五十多年的集体生活对一个人的改变，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更改。在过去，每个工人都认为自己处在集体里面，是这个集体的一部分，是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而今天，当他们再也不用与其他几千、几万工友穿着同一款工装，同一个时间涌进工厂大门的时候，当他们坐在各自的客厅里，去讲述自己的生活的时候，这是一些活生生的个人。但是把话题带入到个人的讲述，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它让我知道，过去的体制生活是多么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每一次访谈将要结束的时候，都伴随着很长时间的沉默。在这本书里，白纸黑字，句句都是过往的真实生活。但是我一直在想：在这些工人师傅讲述乏余，在他们停下来不说话的时候，又有多少惊心动魄的记忆隐没在了沉默之中，可能那些沉默才是最重要的。

我相信大家看这本书，也能看到那一片沉默。

2009年2月12日

书稿完成之后，虽然经过反复校对和求证，仍难免会有错误，特别是一些工业专业用语和涉及科技知识的部分。这是本人知识结构的局限，对不起了。

我要感谢所有和我交谈过的工人师傅，他们为我们这些陌生人讲述自己的生活。在讲述中曾经流泪，激动不已，打搅了他们的平静，我很不安。当然，师傅们有权沉默，他们的讲述，是慷慨的赐与，让我至少懂得，这个世界上危机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处在困难之中的人不止我一个。

我要感谢赵静，她对这本书的激情和帮忙，让我获得完成此书的信心。《成都商报》的王潇和潘媛，为我建立起了跟工人的联系。潘媛还是我的老师，像师傅一样教我如何去采访。还有周燕，她耐心地聆听录音，整理采访。感谢他们！感谢山东画报出版社，感谢《二十四城记》摄制组的所有人。

还要感谢成发集团，我告诉接待我的领导，我要去采访那些曾经经历过巨大困难的工友，他并没有表现出如我预料的焦虑或不满，大笔一挥，允许我走进工厂拍摄。两个话语系统如此不同的人，能够达成一致是基于我们对历史经验相同的敬畏。我一直相信，在体制之中有无数个良知与智慧尚存的个人，我同样要向他们致以敬意。

相比国人的记忆，这本书能讲出来的，连开头都算不上。

话到此，不多言。

2009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