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回忆录主要叙述了“多位总统顾问”的政治家巴鲁克的成长经历、在华尔街的成功与挫折、他的投资哲学和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他叙述这些或者通过点到即止的小故事，或者通过细致描述的交易实例，读来令人兴味盎然。本书也涉及巴鲁克在华盛顿的政界经历，但多半透着他在华尔街的历练对他在公共生活中的影响。

在这部回忆录中，伯纳德·巴鲁克分享了他的人生经历，正如他自己所说：“有些人在生活早期便已知道自己将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的人生变成梦想如何成真的故事。坦率地说，我的一生不是这样。我在个人志向方面经常为相互冲突的渴望所困扰。我生活中发生的那些重大转折都是由突然出现的事件决定的。”这些事件成就了他的人生哲学和投资哲学。

本书向我们展示了巴鲁克的人生哲学和投资哲学如何帮助他解决各种重大的投资问题、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揭开一个个故事的面纱，我们发现这位投机者有着真正的投资观，他坚持弄清楚所投资公司的真正情况，一旦获利超出预期，就卖掉股票，即使行情仍然看涨。他相信，无人能让二加二不等于四，所以高涨的希望和长期的消沉完全没有必要。

本书笔调轻松却不乏敏锐思想，涉及隐秘细节却从未偏离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全书洋溢着一个真正的杰出人物之非凡人格与个性。

推荐序

译者序

前言

第1章 我的父亲：南方邦联的医生

第2章 北美殖民地的几位母系先祖

第3章 乡村男孩

第4章 大城市

第5章 大学时代

第6章 寻找工作

第7章 从错误和教训中学会做事

第8章 有情人终成眷属

第9章 我的第一次重大交易

第10章 我犯了一个错误

第11章 恐慌袭来

第12章 华尔道夫的几个特色人物

第13章 我生命中的一大憾事

第14章 一个转折点

第15章 与古根海姆家族的合作

第16章 探寻橡胶

第17章 为美国寻找铜

第18章 J.P.摩根谢绝赌一把

第19章 我的投资哲学

第20章 世外仙园

第21章 黑人进步

第22章 未来岁月

西蒙·巴鲁克(Simon Baruch)是父亲的名字。1840年7月29日，他出生于一个名叫什未森的村庄，这个村子靠近波森，那时候属于德国。他难得说起自己的祖先。有人提到这一点时，他总会说一个人来自何处并不比现在去向何方更为重要。

我20岁时，父亲带我去欧洲看望他父母，直到此时我才对巴鲁克家的祖先有所了解。伯恩哈德·巴鲁克(Bernhard Baruch)是我的祖父，从他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出我的名字。他有一件老旧的家族遗物，那是一个颅骨，上面记录着家族谱系。看起来，虽然巴鲁克家族在世代繁衍中曾混有波兰人或俄罗斯人的血液，但它最初还是源自一个拉比家族，有着葡萄牙裔西班牙人的血统。

祖父也声称，自己是古代编纂档案的巴鲁克的后裔；此人曾编辑过《耶利米预言》一书，多卷本的《次经》(Apocrypha)有一卷名字就叫《巴鲁克》。对于祖父的说法，父亲沉默不语，不置一词。

祖父巴鲁克和我成了极为要好的朋友。他不会说英语，但我的德语相当熟练，我们相处得很融洽。他身高超过六英尺，棕色的头发纤纤细细，面颊红红润润的，厚厚的眼镜使黑眼睛显得更加深幽。祖父颇有学者和空想家的气质，喜欢坐在某个露天花园啤酒屋里，抽着雪茄，与人谈天。我们大部分时间就这样度过了，这时候父亲就待在家里陪着他的母亲。

祖母则是另外一类人——勤劳、节俭、做事要求高、讲究实际。她身材矮小；有一双很蓝的眼睛，父亲和我都继承了这一特点。她的头发从中分开，纹丝不乱地梳向两侧。她做姑娘时的名字叫特雷莎·格伦(Theresa Gruen)，我想她的祖先是波兰人。

父亲于1855年来到美国，目的是为了逃避普鲁士军队的征兵。半遮半掩地启程前来美国的时候，他仅有15岁，是波森的皇家体育学校(Royal Gymnasium)的一名学生。只身来美国是要有点儿勇气的，他当时在这儿举目无亲，只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叫曼内斯·鲍姆(Mannes Baum)，也是什未森村人，在卡姆登镇开了一个小杂货店。

曼内斯·鲍姆成了父亲的保护人。年纪轻轻的父亲给曼内斯干活，做记账的工作，同时还在手边放着本翻译词典，通过阅读美国历史自学英语。鲍姆先生的妻子是母亲的姨妈，正是通过她，父亲和母亲才相互认识。母亲的姨妈很快就意识到父亲这个聪明男孩会有前途，非常赏识他。她劝说曼内斯把他送到位于查尔斯顿的南卡罗来纳医学院去读书，后来又劝说曼内斯送他到位于里士满的弗吉尼亚医学院。

父亲从来没忘记过曼内斯·鲍姆的友善仁爱。我的中间名就是曼内斯，我对此感到自豪。曼内斯身材矮小，按当地人的说法，他有着“裘利斯·恺撒(Julius Caesar)的勇气”。

父亲喜欢讲一个故事，说一个恃强凌弱的家伙如何跑到杂货店里逼迫曼内斯收回曾经说过的话。曼内斯拒绝了，那家伙就用锄头的铁头打他。曼内斯的头被打破，流着血，但他仍然拒绝收回自己的话。那个恶棍把曼内斯掀翻在地，两只手的大拇指紧紧抵住曼内斯的双眼，威胁着要抠出他的眼睛。

“你收不收回？”那个欺负人的家伙声色俱厉地问道。

“不收回！”曼内斯喊道。

那个欺负人的家伙动手抠他的眼睛，果真将威胁付诸实施。曼内斯痛苦地扭动着身体。挖人眼睛的家伙两根大拇指滑脱开来，曼内斯趁机咬到一根，一直咬住不放，那个恶棍嗥嗥大叫，要他松开嘴巴。这可能是一只眼睛交换一只大拇指的一个事例，但那个恶棍可不愿意接受对《摩西律法》(Mosaic Law)的这一不对等修改。

父亲给我讲这个故事，是有他的用意的。为了捍卫个人尊严和荣誉，如有必要，哪怕是决斗也在所不辞，这种传统行为在那个时候的南卡罗来纳州依然盛行不衰。父亲赞赏曼内斯的勇敢，建议我说：“孩子啊，绝不能忍辱负屈。”

1862年4月4日，父亲加入南卡罗来纳州步兵第三营，这天他穿在身上的制服和别在腰间的佩剑都是曼内斯·鲍姆送的。父亲刚刚从医学院毕业，被任命为助理外科医师；他过去常说，这时候的他“连疖子都未曾切开过”。

对父亲来说，报名参加南方邦联军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有人性的人都会这样做。包括罗伯特·李将军(R0ben E.Lee)在内的其他很多人既不拥有奴隶，也不赞成奴隶制，但像他们一样，父亲第一次感到要对自己选择居住的州心怀忠诚。另外，他在卡姆登镇认识的年轻人几乎全在报名应征。

父亲身着戎装开赴北方前严肃地告诫17岁弟弟赫尔曼(这时他已从德国过来)，叫他远离战争，不要沾边儿。九个月之后，兄弟俩又见面了，赫尔曼已是南方邦联军队的一名骑兵。父亲呵责赫尔曼，赫尔曼解释说：“我再也受不了了。那些娘儿们的脸上挂着鄙视，我看都不敢看一眼。”

作为一名外科医生，父亲看到了战争中最悲惨、最恐怖的一面。他很少谈到他在军队里的经历。当我和三个兄弟央求他“给我们说说打仗的事儿”时，他通常会打发我们去学习，或者给我们布置些家务杂活。

不过，当四个儿子围挤在父亲身边的时候，父亲有时也会追忆往昔的军旅生涯。有个故事我们最爱听，说的是他如何在塞达河试图阻止南方邦联部队退却，谢里登(sheridan)将军从温彻斯特驰马赶来，这使故事更加难以忘怀。

“我看见厄尔利将军(Early)挥着一面旗子，恳求士兵不要再四散溃逃，”父亲回忆说，“我一面快马加鞭向前疾驰，一面高声呼喊：‘振作起来！伙计们！看在上帝的份上，振作起来！’北方佬的炮弹在四面八方隆隆炸响。有一颗在我头顶上方爆炸。我骑乘的那匹母马执意不听使唤，驮着我跑开了。我身后的那些人大喊大叫：‘见鬼！你怎么不振作起来？”’

还有一个我们最爱听的故事，说到父亲第一次作为战地医生在马纳萨斯第二次战役中的经历。父亲到达野战医院报道时，正赶上一名资格老的外科医生准备给一个伤员做截肢手术。这位外科医生估量父亲没有经验——还真没猜错，把手术刀拿出来捏在手上，阴阳怪气地挖苦说：“医生，或许你想来操刀。”父亲接受挑战，实施了手术——这是他第一次拿刀动真格儿的。父亲做的手术很成功，足以赢得这位外科医生的称赞。

尽管父亲亲临了战争中伤亡最为惨重的一些战役，但他常常评说的却是战争双方展现出的如同中世纪骑士般高尚仁慈的品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评价说，相形之下，美国的南北内战属于“绅士之间的战争”。有一个例子说明战场上这种高尚仁慈的精神，给父亲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在1921年临终弥留之际还记得起来。

在怀尔德尼斯战役阵亡的北方联盟军人中就有詹姆斯·沃兹沃斯(James S.Wadsworth)少将，他的孙子后来成了来自纽约州的国会参议员。沃兹沃斯少将头部中弹身亡。南方邦联的李将军递信给北方联盟防线，说乐意送还如此英勇的敌军的尸首。当救护车插着飘扬的休战旗载着沃兹沃斯将军的尸体穿过南方邦联防线的时候，穿着破烂灰军装的军人都摘下了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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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是我的几个孩子极力劝说我写下自己的人生经历。他们渐渐长大成人，常常问我：“生活刚刚起步的年轻男士或年轻女士，现在仍然能做到您过去做到的那些事吗？”或者问我：“在这不断变化的世界，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且持久存在的吗？”

其他人一直要我讲讲在华尔街的职业生涯——我暗自揣测，他们是希望我揭示某个不为人知的致富捷径和某个必然成功的发财魔法。另外一些人更为关心的是，我对自己熟悉的从威尔逊到艾森豪威尔这7任总统都有什么看法和评价。

还有一些人一直催促我回顾自己在两次世界大战和两次缔造和平期间的经历——我得坦白他们的强烈要求对我影响最大，他们想看看我的观察和观点是否会给解决今日世界面临的生存问题带来一些指导性思考。

实际上，我在20世纪30年代末便已着手撰写回忆录，但一拖再拖始终无法完稿。随着希特勒的崛起，我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国家备战，力图使我们国家得到最佳的战争保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全身心投入其中，帮助国家加速动员战争资源以赢得战争胜利，同时也竭力避免重演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犯下的错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不禁发现自己还在奋力解决战争遗留下的诸多困难以及如国际核能控制之类的问题。

身负这些职责，非但让我无暇顾及写作回忆录，而且给了我更多可写的材料。这些经历赋予我新的眼光和对事物的理解，因此我也需要将以前写下的很多内容加以改写。

我最初打算直到自传写作完毕才付诸出版，但一部叙述起始于南北战争后重建时期、延展于原子弹成功研制之后的自传要压缩进一卷书中并非易事。再者，我始终觉得一个人的回忆录理应趁自己尚在人世便公开发表，如此一来，对回忆录中所写内容可能提出反对意见的人，就能拿自己的观点来与作者当面对证。

因此，在年届87岁的我看来，似乎不应再等到以后才出版这本第一卷回忆录。我希望不久之后接着出版终卷本，目前我正在努力撰写。

或许，回忆录格外关注我的个性和人格形成阶段的那些岁月，会特别有些益处。我们所有的人成年之后，谁也不会真正脱离年少时代留在身上的印迹。我们在成人生活中解决种种问题的那些方式，通常与我们如何处理成长中遇到的问题不会偏离太远。

孩提时代，我既腼腆又胆小，在公众场合说话总是感到恐惧。我控制不住脾气，常常爆发些无名之火。随着年岁渐长，我喜欢上了赌博——如今，观看马赛、球赛或拳击赛，我依然感到紧张刺激，感到又年轻了。

无论看到别人做什么事情、取得什么成就，我都满怀动力设法亲身体验。付出很多努力之后，我才领悟到该如何控制自己的情感，认识到自己如何做才能做到最佳而将无法做好的事留给他人。

如果说这种成长的过程有什么“关键之处”，那就在于，为让自己受到严厉的自我审视和自我评估，我付出了系统性努力。而当我逐渐认识自己时，我便能更好地理解他人。

事实上，我在华尔街和商界度过的那些岁月成了我在人性方面接受教育的一个漫长历程。无论在证券交易所还是在其他交易中遇到的问题，几乎总是如何将关于某个形势的众多客观事实与伴随这些事实而来的人类心理因素抽丝剥茧般剥离开来。离开华尔街进入公共生活后，我发现自己面临同样永恒的谜——就是如何让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事物其性质与人类的天性保持平衡。

毋庸置疑，人类天性的变化较之我们所处外部环境的变化要缓慢得多。当新形势出现时，有些人尽管你苦苦相劝也要自以为是地坚守过去，宣称我们必须固守以往的规则和惯例。另外有些人则视过去的事情毫无价值，仿佛新形势要求采取全新的处理办法，必须依赖试错法反复试验。  为了有效地治理自我，这两种极端做法均须摒弃。真正的问题是，要知道何时应恪守古老的真理、何时应以新的实验性方法坚定地走下去。我在回忆录中阐明了我的行动哲学，我一直以来设法根据我的行动哲学，将随时准备冒险尝试新行动与采取预防措施以免重蹈过去的错误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我所做的事情有些可能会引来非议和责难。然而，我之所以叙说自己的错误和失败，只是因为我发现，与成功相比，错误和失败给人的教育意义要远远大得多。

在准备本卷回忆录材料的过程中，我得到哈罗德·爱泼斯坦、萨缪尔·卢贝尔和赫伯特·斯沃普几位朋友的大力帮助，在此深表感谢。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的罗伯特·莱施尔也提出了很有价值的编辑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