囊括郑必坚、「皇甫平」等五位重量级中央智囊的新著《大国旋律》日前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书中披露五位智囊人物就中国战略决策、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等诸多重大问题的深度思考，以及决策高层的互动。该书期望为中国的理论创新提供积极参考。

《大国旋律》由上海一位社科学者主编。书中涵纳近年来知名度颇高的五位中央级智囊人物的访谈录。包括中国「和平崛起」论的倡导者、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刘吉、以「皇甫平」而名扬天下的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俞新天，军事作战理论专家、国防大学战役教研部教授孟宪生。五位学者分别从「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成为中国的战略选择、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发展、理论创新与中华民族复兴以及中国国防战略安全等几大话题领域入手，剖析中国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和发展方向。

以永远燃烧的激情开拓创新(代前言)

“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是一回事

博鳌是一个很好的场合

一个乘法一个除法

这件事足够我们若干代中国人很忙很忙的了

中国特色的内涵就是两个超越

超越老式工业化道路

超越冷战思维

“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是一回事

以和平回答威胁，以崛起回答崩溃

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上赢得话语权

双重挑战，双重机遇

国际大局和国内大局

“坚定”这两个字是邓小平特别强调加上的

中央操心这个事

没有这个国家主权和安全就没有和平崛起

我们应当欢迎它

促进21世纪世界经济走向繁荣的火车头

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全人类的正义事业

“宏观调控”千万不要走到新一轮低谷

中国再也经不起“付学费”的折腾了

现在中国社会存在三方面问题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是我们这代人唯一正确的选择

农民进城务工是了不起的成就

共产党不搞现代化，执政基础就会动摇

邓小平理所当然是光辉的第二代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没有共建，也就没有共享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诞生大量社会主义因素

搞平均主义，发展就上不去

归根到底是扩大中等收入阶层

速度太慢不是社会主义

科学发展观是邓小平发展观的直接传承

全球化是“双刃剑”

人类正在进行科业革命

明确民主目标，给出历史承诺

努力构建“人人有饭吃，大家要说话”的和谐社会

中华民族的振兴经过了三个28年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起点就是邓小平理论

和谐社会就是“人人有饭吃，大家要说话”

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

正确看待贫富差距拉大问题

关键还是在公共品上面

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辩证分析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邓小平的精神遗产和科学预见

三大创新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理论创新与中华民族复兴

创新会有风险，创新才有成果

真正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的还是改革开放

一定要讲文化现代化

重建核心价值体系是当务之急

中国对外战略必须同时注重硬实力和软实力

正确认识中国处于弱势文化的现实

变担忧“西化”为积极“化西”

中国也不能没有日本

和谐价值观是中华文明给世界的馈赠

当今世界出现文化融合新趋势

附录：大国不互相为敌，是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证

以整体战略思维寻求未来发展的主动地位

整体战略思维提出的现实意义

对西方非传统安全理论的评析与“整体安全”概念的提出

政治安全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的思维方法

经济安全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的思维方法

文化安全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的思维方法

军事安全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的思维方法

驳斥“强权和平论”及现存和平方式的维护利用

建立适应未来安全需要和未来战争要求的人民军队

以整体战略的思维创新人民战争思想

外交上纵横捭阖及中美两国寻求和平竞争的思维方法

以整体战略指导赢得未来和平发展

结束语

后记

超越老式工业化道路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提出“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是中共十六大。中共十六大把“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道路”有机结合起来，明确提出：“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第19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您所说的超越老式工业化道路，是不是就是相对这样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而言的？

“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中共十六大提出来的。中共十六大讲了发展，讲了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怎么发展？一个很新的东西，就是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可持续发展。我以为这是中国今后走向的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尽管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块头很大，那么大一个块头。特别是中共十六大前的那几年，我们的外贸、资源需求、引进外资的数量以及环境的污染都发生了一些新问题。这些问题都引起了普遍的关注。

我以为愈演愈烈的国际能源危机，已对中国的国际战略屡屡报警。由于改革的深入、开放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不仅中国产品愈来愈依赖于国际市场，而且国内的发展也愈来愈依赖于国外的资源。然而，我们的国际战略似乎还没能跟上步伐，以至于国内发展所亟需的外部资源往往受制于人，一旦不测，极易被掐断。

问题是存在的，关键是怎么解决，接下去怎么走？这就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走向问题。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走老式工业化的老路。您看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上，好几个后起大国都是走那条老路，结果给全人类带来奇灾大祸，并且害人终害己，以失败告终。什么叫旧式工业化道路呢？简而言之，就是无节制地消耗资源，本国资源不够就到世界上去抢。依靠掠夺殖民地，依靠侵略扩张，以至发动世界大战，去抢夺资源。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归根到底都与此有关。这种旧式工业化道路还能再走吗？绝对不能！作为21世纪的后兴大国，中国要超越这种道路，而走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好好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立足国内，开源节流并重，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依靠双赢和共赢原则，就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等等推进国际间合作，通过和平方式取得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资源。这是世界近代以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叫不叫“和平崛起”？实际上，过去25年中国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实现持久的迅猛发展，就已经初步证明了这样一条发展道路能够走得通，已经开创出来了。到了中共十六大，到了21世纪，我们是更加自觉和更加明确了。

请再进一步说明我们为什么能够通过和平方式取得那些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资源呢？

中国之所以能够用和平方式取得国外资源，除了我们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本质决定我们只能这样做之外，一个极重要条件是对外开放，也就是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应当看到，我们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和人类历史上第三轮经济全球化蓬勃兴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实行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通过国际市场引进所需要的国外资源。在这个意义上说，甚至可以说，经济全球化成全了中国“和平崛起”。我们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结果是，5000多亿美元的外资进来了，lO多万亿人民币的民间资本形成了，庞大的国有资产盘活了。这就叫做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超越冷战思维

说到“冷战思维”，我的直觉反应就是以传统的尤其是冷战时期的思路来对待新的安全威胁，这当然是不对头的。但是我们也有些人担心，当今世界上到处存在“冷战思维”，如果我们想要超越它，岂不是会吃亏上当？  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而拒绝和平、发展、合作，一股劲儿地争霸、称霸，这就叫“冷战思维”。我们清醒地估计到，当今世界，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同时，确实存在着“冷战思维”和其他种种安全威胁。正因为这样，我们始终以高度自觉，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不断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包括国防实力。但是，难道因为当今世界上还存在着“冷战思维”，我们就也要跟着人家去搞冷战思维，走那条害人终害己的道路？当然不能！我认为倒是应当相反，越是世界上还有“冷战思维”，我们就越是应当更高地举起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正如邓小平在1989年10月明确指出的，国与国之间，应当“着眼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结束严峻的中关关系要由美国采取主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我们就是要按照这样的方向，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此来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达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是达到中国的“和平崛起”。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和平崛起”，同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一回事。

如果要讲得更完全一些，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这70年，叫做“中国的和平崛起”，那么，在此之后，中国仍然要坚持和平发展，仍然要坚持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P6-8

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理论，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中外历史的发展表明，没有观念的创新和理论的先导，社会就不会有进步，人类就不会有发展。在当代，改革创新也是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核心。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15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160年以前，《共产党宣言》问世。尽管德文原版只有23页，但它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它像一道闪电撕破了欧洲上空的浓重夜幕。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从此在全球游荡。它是一种势力、一种思想、一种希望、一种力量，令世界震撼，使人类清醒。古往今来，还没有一种思想像它那样，使人类社会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也没有一种思想像它那样，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规律。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所说的“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就是指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认真分析国内外形势，正确把握时代经济和社会客观发展规律，做出新的理论认识和理论概括，为实践提出新的理论指导。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理论创新的过程。

在中国，理论创新就是要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邓小平也说过：“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

建党86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从血泊中站起来，从废墟中走出来，从失误中醒过来，从小到大，由弱变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完全是依靠正确理论的指引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进行理论创新的革命政党，并且通过理论创新，不断获取新的生命，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自己，不断把新中国引向繁荣和富强。

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既有许多有利条件，也有不少不利因素。在这个时候，更加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以永远燃烧的激情开拓创新。

当前，在理论创新问题上，我们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又要反对教条主义地照搬照套西方理论。就目前情况来看，后者比前者更加重要。因为，在现实的理论研究中，确实存在过于迷信、盲目崇拜西方学术观点的问题，确实存在照搬照套西方理念来解释、认识甚至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有的人望文生义，张口就来，言必称西方。对于西方理论，他们至多略知一二，却不求甚解，更无意深入了解和研究中国的具体情况，既没有搞清“是什么”，又不想在“为什么”上下功夫，反正认定国外行得通的事情在中国也一定能够行得通。他们甚至带着框框，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既然我们的党，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就曾吃过本本主义的亏，就曾因为简单地、机械地、僵化地、形而上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地生搬硬套前苏联模式而给中国革命和建设造成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那么，我们就再不应该重蹈历史的覆辙。  在中国，理论创新就是要有大无畏的勇气。古往今来，从来就不曾有过一种创新理论在其萌发之初就被芸芸众生普遍看好、一致认同。这不仅是因为创造性思想只能凭借蕴涵于其中的非创造性成分才能被人理解，而且还因为创造性思想在达到自我成熟、自我完善之前必先经过砥砺、针砭。所以那些创造性思想绝对不是也不可能是刚一喷薄、破土就已显得超凡脱俗、美不胜收。因此，创新理论的产生并在实践中的初步运用不可能一帆风顺。它那弱小的生命随时都可能被来自各个方向的反对势力所扼杀。在这个时候，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执著性就显得十分重要。在这里，丝毫的犹豫、丝毫的动摇都意味着前功尽弃。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每一次理论创新都是给“逼”出来的。这一种“逼”，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势来看，都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处于“山穷水复疑无路”的境地，而又没有别的现成经验可以“拿来”就用。这一种“逼”，是天崩地裂一般的巨大压力。正是这样一种寻常绝难承受的巨大压力激发了中国共产党人偏向悬崖攀绝峰的意志、勇气和智慧，中国共产党人方才峰回路转，绝处逢生，成功走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全新境界。

历史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各族人民，从来就不是陈腐理论的奴隶，也从来不会被任何装腔作势的理论权威所吓倒。我们有足够的勇气、足够的智慧和足够的能力。没有这样一种勇气，没有这样一种智慧，没有这样一种能力，没有这样一种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状态，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什么和平发展道路，根本谈不上！

当然，理论创新并不就等于打倒一切，否定一切，颠覆传统，什么都反着来。恰恰相反，理论创新就是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没有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没有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也就没有今天中国从一个在世界体系外的革命性角色，转变成为在世界体系内追求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参与性和建设性角色，也就不能如乔舒亚·库珀·雷默——《北京共识》的作者——所说，在“外国的观念、资金和创意”的“冲击”下，“精神振奋的农民不断地流向城市，一座座厂房在荒僻之地破土而出，企业家们如泉涌般释放着久被压抑的资本活力”，以至“面向一个正在全球化的和平世界敞开自己的国门，从而找到实现经济复兴之梦的一条捷径”。

在中国，理论创新还意味着学术民主的弘扬。邓小平说过：“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提倡学术民主，就必须要有在国家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争鸣和辩论。有争鸣要比没有争鸣好。有辩论要比没有辩论好。多个声音要比一个声音好。至少可以想说就说，实话实说。至少可以兼听则明，集思广益。有利于少走弯路，少走错路。宽松的学术氛围是理论创新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要想在有效防止教条主义地对待西方学术理论的同时有效防止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得有一个环境，一个机制，一套程序，保证一定程度上的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没有了这一观点与那一观点的碰撞，没有了这一意见与那一意见的交锋，也就没有了这一立场与那一立场的比对与接近。理论的自主创新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是个体行为。众人拾柴火焰高。只有健全的机制，保证了多个群体的不断交流、探讨、切磋、砥砺、磨合、实验、总结、反馈，才能逐步完成一个理论的创新。也只有这样形成的创新理论才能经受得起实践的检验，才能有利于我们事业的健康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坚持认为，没有争论，就没有共识。事关路线，事关大局，该争的还是得争，该论的依然得论。

那么，这是不是违背了邓小平“不搞争论”的观点呢？邓小平确实说过：“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但邓小平同样说过：“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如果把这两段话加以完整的理解，就不难发现，邓小平反对的是决策后的无休止争论，并不反对甚至还很支持决策前的探讨和论证，因为决策后的无休止争论必将导致无所适从，什么事也干不成，而决策前的探讨和论证却是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争回来了，把“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争回来了，把“正确的政治路线”争回来了，把“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争回来了。

从“两个凡是”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争，到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与“非特色”之争，再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争，再到中国发展的“科学”与“非科学”之争和中国崛起的“和平”与“非和平”之争，每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人都已做出并将继续做出自己的回答。然而，这并不就决定了我们每一人的回答具有泾渭分明的排他性。

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之争是不搞“一言堂”的。

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之争是宽容的。

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之争是非情绪化的。

无论谁想使自己的判断令人信服，表述时都应该冷静和不带偏见。

现在，就让我们来冷静地对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理论吧j胡锦涛不止一次地提醒我们：“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上歧途，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以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为条件，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会丧失活力，就不能很好地坚持下去；最广大人民改造世界、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就不能对人民群众产生感召力、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胡锦涛的提醒言简意赅、语重心长。有这样的提醒和没有这样的提醒是完全不一样的。只有有了这样的提醒，我们才能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有一个全面而又深刻的理解。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结晶就是开辟、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按照郑必坚等人的界定，也就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作为我们国家发展的战略道路，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在中共十六大以后科学总结和继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创、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精辟分析和把握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和重大战略机遇，针对国际舆论中此起彼伏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而郑重提出的。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就曾这样说道：“中国将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然而，由于西方政治家与国际问题评论家眼中的“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崛起为超级大国的可能性比以前更大”，所以创新在和平发展进程中还就更多具有创世纪的“世界历史意义”。这正像时殷弘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若干根本条件和重要“平台”》中所说：“为了中国的和平崛起，首先要考虑我们怎么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中实现非常重大的创新。具体来说，如果我们能够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基本社会公正的全面小康社会，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法制制度，甚至逐渐形成民主法制传统，那就是我们在成为伟大强国过程中必需的基本创新。”从外部环境看，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有那么多强邻，那么多一旦不谨慎处理关系就会变得很头疼的大小邻居。中国如果要和平发展，就必须处理好这些关系。如果像中国这样面对很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的大国能够做到这一点，从而同全面改进和发展中国的军事力量一起，长期和平地维持和加强中国的基本安全，那就是实现了另一项重大的历史创新。

显然，在这些方面，我们的学术研究反倒是“相对滞后”。既然“世界上还没有一种现成的理论，可以解释中国为什么能以和平的方式崛起”；那么，“责无旁贷”的中国学者为什么就不“应当做出新的解释”呢？我们的学术界为什么就不能通过客观、公允的研讨和充分说理的论证，“回应时代变化的挑战，积极创新，对于威胁、冲突和挑战提出更富前瞻性的理论、学说和观点，为中国对外战略和政策提供智力支撑”呢？

还是罗援、王桂芳等中国学者的意见有道理：“我们应该看到，作为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大国，中国在现阶段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国家角色定位。对于国际上对中国崛起的关切和担忧不应回避，而应做正面、理性和积极的回应。中国需要告诉世界，中国特有的文化、思想和行为方式决定了中国的崛起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当然，国际社会真正认识中国，很大程度上要通过中国的行动和能力，而不单纯依据政策方略。反之，假使在政策上不做宣示，不仅一般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方向心存疑虑，而且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依然会从行动层面来解析‘中国威胁’。没有一个国家为了别人的反应而规避自己的战略目标，尤其在目前这样一个透明的信息社会。如果某些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无端猜忌，横加指责，中国只能姑妄听之，继续走自己的路。”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是马克思的遗训。

我相信，只要中国共产党恪守一脉相承、开拓创新的“治党治国之道”，以最广大人民的实践为理论创新的源泉，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理论创新的目的，以永远燃烧的激情和对人民的无限深情，对待我们的事业、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伟大民族和人民；只要我们坚持把继承传统同改革创新结合起来，把立足中国同面向世界结合起来，把积极建设和谐中国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结合起来；那么，一个中国，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就能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不断弘扬中华文明的新光彩，努力塑造中华民族的新形象，从而推动一个和谐而又具有充沛活力的、爱好和平、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2004年八九月间，因为主持摄制大型电视专题片《警世钟为何而鸣》，我与中国“和平崛起”论的倡导者、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以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俞新天等人，就中国和平发展及其相关问题有过广泛而又深入的讨论。后来，我便有了将这些深度访谈整理成文并编辑成书予以公开出版的想法。

说起必坚同志，我与他的结识已有许多年了。2004年9月10日，必坚同志访欧回来，与我谈了一上午，谈的一个主题，就是“中国和平崛起的由来及其发展”。必坚同志说，2002年底，中共十六大刚开过不久，他率中国改革开放论坛代表团访美，在同美国朝野人士接触中，发现“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仍有一定市场。于是他就向他们介绍中共十六大，说中共十六大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二十几年的经验。什么经验呢？就是改革开放，就是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不会恶性膨胀，唯我独尊，争霸、称霸。许多美国人士听懂了他的话，总体反应不错，特别是美国几位前政要，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斯考克罗夫特、伯杰等，更是明确表示赞同中国作为后起大国有别于一战时德国、二战时德日以及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观点，并从不同角度做了论证，认为美中合作攸关美国全球战略大局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回国后，必坚同志就建议我党中央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正式提出：“围绕我国二十几年来开创的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崛起新道路问题，展开专题研究。”必坚同志的战略思考打开了我的视野，引起了我的沉思。2005年，我因参与创作大型电视专题片《思想——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再次上京去见必坚同志。5月30日，必坚同志不顾眼睛感染与我见面。我说：“我们正在做一部新的电视片，想要全面反映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反映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很想听听您的意见。”必坚同志在解释了经济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内在关系后，很自然地把党的先进性建设与世界范围内的新科技革命联系起来，与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联系起来。于是，我们的话题又转向了中国“和平崛起”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说起新天同志，记得第一次找她，是邀请她出任电视专题片《决战太平洋》第三集的嘉宾主持。2004年8月，我为摄制大型电视专题片《警世钟为何而鸣》再一次找到了她。她又跟我谈了一上午。她说：“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剧变，对于战争与和平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冲突与战争的类型和动因都发生了变化，人类面临着新的安全威胁。这一重大的变化使得中国必须重新认识安全威胁的来源和特点，确定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以新思想来避免和应对威胁、冲突和战争。针对中国面临的独特安全威胁，中国必须进行独特的选择，探索和平崛起的道路，预防、化解或缩小冲突和战争，保证战略机遇期的实现。”她还向我简要介绍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专题研究中国和平发展的情况。她说他们所里的课题组由十几位不同领域的学者组成，主要集中于探索中国和平发展的对外战略，只有在必须考虑内政对外交的影响时才涉及内政。她还说中国和平发展是长期的任务，至少要到2050年中国达到中等发达程度才算初步完成，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中国政府和领导已将此概括为中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举措。在思考中国的对外战略时，必须从理论上说明这些问题，即：如何看待当今的时代主题和特点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如何认识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新趋势，这一趋势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什么意义，如何认识和评估现行的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国际准则、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新兴国家进入这一体系的途径以及国际体系接纳包容新兴国家的模式，如何判断新的安全威胁以及树立与时俱进的新安全观，如何认识冷战结束后的大国关系和多元力量格局，如何认识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等等。而从战略或政策的研究来说，它的时段性更明显，课题的研究也就将先集中至2020年前，探索战略机遇期内的中国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如何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三大任务达到互动的最佳方式，中国应如何制定对外战略和政策，以适应这一特定时间、空间和任务的要求。

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吉、《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孟宪生等人也都分别与我以多种形式讨论了中国和平发展。这些讨论也都相继成为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7年1月23日下午，刘吉同志应邀观看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与中共中央编译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电视专题片《思想——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样片。他为该片高调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调宣传改革开放、高调宣传“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而大声叫好。他还说：“资本主义的崛起，包括殖民地运动，作为资本的原始积累，不仅有剥削，而且有掠夺，掠夺殖民地，侵略别国，搞的是武力崛起，战争崛起。我们走的却是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和平不仅维护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同时也为新亚洲的和平崛起开拓了一条创新的道路。这是多少代中国人前仆后继的梦想。这是当代13亿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这是民主精神的真正体现。这是一项正义的事业。中国应该成为促进21世纪世界经济走向繁荣的火车头。”刘吉同志的想法引起了我的莫大兴趣，我当场决定专门约他谈谈中国的和平发展。一星期后，我去了浦东金桥。我们两人就在他的办公室里从午后谈到了黄昏。

至于瑞金同志，不仅给我，而且给天下人印象最深的就是“皇甫平”。1991年的早春时分，瑞金同志与凌河同志、芝鸿同志合作，遵照邓小平有关“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的指示，有关“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的指示，有关“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指示，有关“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的指示，一口气写下那几篇均以“皇甫平”的名义公开发表的文章，从而引发中国政坛的一场大地震。关于这事，1996年盛夏，在上海近郊的一个度假村里，芝鸿同志就曾对我大略说过。2004年8月，邓小平百年诞辰前夕，瑞金同志在他的家里，又对我说得更加细致、详尽。2006年的清明前后，已经解甲归田、赋闲在家的瑞金同志又以《改革不可动摇》一文毅然加入中国改革何去何从的新一轮大争论，坚决回击那样“一种以‘反思改革’为名来否定改革的思潮”，再次“予人诸多联想”。2007年的春节前夕，瑞金同志在一个风吹在身上依然觉得出阵阵寒意的冬日下午，与我在他家附近的那一家小咖啡馆里，促膝长谈中国和平发展，直至华灯初上，朦胧的夜色模糊了窗外的街景……

还有宪生同志，初次见面，他就对我说：“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众多战略家和军事家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要想获得和平，就要准备战争。和平与战争是伴随着国家的建立而来，也将伴随着国家的消亡而去。在国家消亡之前，和平与战争永远是既对立又相联的两极。”他还说：“无论何时，我们都得牢牢记着：没有50多年以前的抗美援朝，没有40多年以前的金门炮战及以后的数次边界自卫反击战，也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安宁。战争是实力的较量，今天的和平发展也是实力的较量，国防实力仍然是国家和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脊梁。”他的话让我很是震撼，顿时感觉腰杆子直了许多。

2007年1月，我们在确定《大国旋律》的选题时，感到需要有一名军入学者从国家安全角度谈一谈中国和平发展问题。后来，我们的对话就是围绕宪生同志与方泽同志合著的《大战略之战：整体战》展开的，也就更多谈到了他们用整体战略应对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面临威胁的新思路，谈到了和平与发展时代，人类有责任和义务防止失去理性和战略智慧的倒退，避免把人类创造文明的力量异化为毁灭文明的力量，以及明智选择、寻求一种不转化为武力的和平角逐竞争方式。

总之，我与上述五位前沿学者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为了一个目的，这就是通过对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探讨，鼓舞全民族的士气，冷静思考前进道路上的问题，从容应对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进一步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在这里，我要对必坚同志、刘吉同志、瑞金同志、新天同志和宪生同志说一声谢谢。首先让我得到教益的正是他们的真知灼见。

前沿学者的意见并不就等于我的意见，更不就等于出版社的意见。

前沿学者与前沿学者的意见也不尽相同。

这不是挺好、挺正常吗？

没有争论，就没有共识。

最后，我要感谢在编撰本书时曾经鼓励和帮助过我的冷溶、君如、芝鸿、铁川、止静、世军、跃民、桂保、博永、胡军等同志，以及尽力协助过我的冰子、张晶、汪蕾、晓华同志。

我还要感谢点点。

尤其要感谢梦野。

坚韧、执著而又才华横溢的梦野是我的朋友。他在过去的八九年里，一身风尘，一肩行囊，一面紧贴火热心口的五星红旗，迢迢走遍了两大半球的上百个国家和地区。再过300多个日日夜夜，他就将破纪录地成为第一个真正自费环游全世界的炎黄子孙。

然而，真正让我激动不已的，不是他到了哪些地方，而是为什么要到那些地方，他在走过那些地方的同时又都想到了什么。

他说天底下再也没有比行走更容易的事情了。只要双脚健全，迈开去，就能向前，一步步接近想要抵达的地方。天底下却也没有比行走更困难的事情了。所谓”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说的就是大智者之行，彻悟者之走。

人是有思想的。

人不能为行而行，为走而走。

没有刻骨铭心的忧患，就不能在格陵兰冰川的开裂中听到大自然的呼号。

没有和而不同的向往，就不能在维吉兰雕塑的张扬中看出全人类的渴望。

梦野是一个摄影家。

梦野是一个旅行家。

梦野是一个探险家。

梦野更是一个具有博大人文关怀的理想主义者。

他的梦在莽原椰林。

他的梦在远郊野外。

相信他应允我选入本书的那一些摄影作品，一定可以帮助我们大家更加形象地看到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明白一种颠扑不破的思想。

叶孝慎

2007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