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旧诗的集大成时代，而诗圣杜甫堪称集大成诗苑中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集大成者。他的诗霹雳纵横，沉郁老辣，其中尤以独立开辟七律之意境而彪炳百代。特别是《秋兴八首》，不但以其精醇的艺术境界奠定了七律在中国诗坛的地位，同时也使其发展臻于极致。本书遴选自宋迄清的杜诗注本五十三家，按年代先后从编年、解题、章法及大旨、分章集说等方面罗列众说，又附以己断，实为杜诗研究者不可多得的详实资料，也可作为诗歌爱好者的有益参考。

本书原是1960年代叶嘉莹鉴于台湾白话诗的弊端而作的，作者希望能以《秋兴八首》为例，展现杜甫诗歌之集大成的成就，作为现代诗人之借鉴。历二十年之久，作者先后搜辑了自宋迄清的杜诗注本53家，不同之版本70种，考订异同，对诗歌内容、形式作了精细的说明，希望人们在仔细研读和体会中将古典与现代结合，也希望此书对新诗创作和学术研究有所助益。当时作者正在台湾大学担任杜甫诗课程，因而此书之撰写，也可作为一册研读杜诗的参考书籍。

《迦陵著作集》总序

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代序）

凡例

一、引用书目

二、编年

三、解题

四、章法及大旨

五、分章集说

　其一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其八

《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增辑再版后记

其一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其二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粉堞隐悲笳。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

三

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信宿渔人还沈沉，清秋燕子故飞飞。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

其四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直北关山金鼓震，征西车马羽书迟。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

其五

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

其六

瞿唐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花萼夹城通御气，芙蓉小苑入边愁。珠帘绣柱围黄鹄，锦缆牙樯起白鸥。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其七

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关塞极天唯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

其八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阁峰阴入淡陂。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佳人拾翠春相问，仙侣同舟晚更移。彩笔昔游干气象，白头今望苦低垂。

这八首诗，无论以内容言，以技巧言，都显示出杜甫的七律已经进入一种更为精醇的艺术境界。先就内容来看，杜甫在这些诗中所表现的情意，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现实之情意，而是一种经过艺术化了的情意。譬如蜂之采百花，而酿成为蜜，这中间曾经过了多少飞翔采食、含茹酝酿之苦，其原料虽得之于百花，而当其酿成之后，却已经不属于任何一种花朵了。杜甫在这些诗中所表现的情意，亦复如此。杜甫入夔，在大历元年，那是杜甫死前的四年。当时杜甫已经有五十五岁，既已阅尽世间一切盛衰之变，也已历尽人生一切艰苦之情，而且其所经历的种种世变与人情，又都已在内心中经过了长时期的涵容酝酿，在这些诗中，杜甫所表现的，已不再是像从前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质拙真率的呼号，也不再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毫无假借的暴露，乃是把一切事物都加以综合酝酿后的一种艺术化了的情意。这种情意，已经不再被现实的一事一物所局限，正如同蜂之酿蜜，虽然确实自百花采得，却已经并不受百花中任何一种花朵的局限了。如果我可以妄拟两个名称加以区分的话，我以为拘于一事一物的感情，可以称之为“现实的感情”；而经过综合酝酿以后的一种感情之境界，则可以称之为“意象化之感情”。杜甫在这些诗中所表现的，就已经不再是“现实的感情”，而是一种经过酝酿的“意象化之感情”了。

再就技巧来看，杜甫在这些诗中所表现的成就，有两点可注意之处：其一是句法的突破传统，其二是意象的超越现实。有了这两种运用的技巧，才真正挣脱了格律的压束，使格律完全成为被驱使的工具，而无须以破坏格律的形式，来求得变化与解脱了。因此七言律诗才得以真正发展臻于极致，此种诗体才真正在诗坛上奠定了其地位与价值。杜甫所尝试的这两种表现的方法，对中国旧诗的传统而言，原是一种开拓与革新，然而杜甫在这种开新的尝试中，却完全得到了成功，那就因为杜甫所辟的途径，乃是完全适合于七律一体的正确可行的途径。看到这种成就，我们不得不震惊于杜甫的天才，其所禀赋的感性与知性是如此的均衡并美，因之，乃能对于诗体的特色、词句的组织、前人已有之成就、未来必然之途径，都自然而然有一种综合的修养与认识，而复能加以正确的开拓和运用。

就七言律诗之体式而言，其长处乃在于形式之精美，而其缺点则在于束缚之严格。杜甫以前的一些作者，如沈、宋、高、岑、摩诘、太白诸人，都未能善于把握其特色来用长舍短，所以谨守格律者，则不免流于气格卑弱，而气格高远者，则又往往破坏格律而不顾。盖七律之平仄对偶，乃是一种极为拘狭、极为现实之束缚，如果完全受此格律之束缚，而且作拘狭现实之叙写，如宋之问的“金鞍白马”与“玉面红妆”，高达夫的“青枫江上”与“白帝城边”，甚至如王摩诘之“山中习静”与“松下清斋”，都不免有拘狭平弱之感。这是在此严格之束缚中的一种必然的现象。杜甫在其第一阶段的七律之作，便亦正复如此。到了第二阶段，则杜甫对于此拘狭现实之格律，已经达到了运转自如之地步，所以，已能将深微曲折之情意纳入其中，而就格式言，则杜甫却仍然停留在工整平顺的一般性之束缚中。到了第三阶段，杜甫便表示了对格律之压迫感的一种挣脱之尝试，只是这种挣脱之尝试，仅表现于消极地以脱略代工整而已，而并未曾作积极的破坏或建树。到了第四阶段，杜甫才真正地完全脱出于此种拘狭于现实的束缚之外，而于破坏与建树两方面都做到了淋漓酣畅、尽致极工的地步。属于破坏性的拗律，我在前面已曾详细论及，杜甫之破坏，并非盲目的破坏，他所破坏的，只是外表的现实拘狭的形式，却把握了更重要的一种声律与情意结合的重点，这正是深入于声律之中，又有摆脱于声律之外的一种可贵的成就。不过这种成就，虽然避免了七律之缺点，做到了完全脱出于严格的束缚之外的地步，但另一面却也失去了七律之长处，而未能保持其形式之精美。因此，杜甫在拗律一方面之成就，终不及其在正格的七律一方面之成就的更可重视，而使杜甫在正格之七律中，能做到既保持形式之精美，又脱出严格之束缚的，两点最可注意的成就，那便是前面所提到过的——句法的突破传统与意象的超越现实。

先就句法的突破传统来看。中国古诗的句法，一向是以承转通顺近于散文的句法为主，如“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古诗十九首》)、“步登北芒坂，遥望洛阳山”(曹植《送应氏诗》)、“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王粲《七哀诗》)诸语，皆属平顺直叙之句法。其后随声律之说的兴起，诗的句法也因拘牵于声律而又力求精美之故，而渐趋于浓缩与错综，如“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谢胱《游东田》)、“网虫随户织，夕鸟傍榈飞”(沈约《直学省愁卧》)诸语，便已迥异于前所举诸诗句之舒展自然。迄于初唐以后，随律诗体式之奠定，诗句亦更趋于紧缩凝炼，如“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骆宾王《在狱咏蝉》)、“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杜审言《早春游望》)诸语，或省略主词，如“露重”二旬，或以短语做形容词之用，如“云霞”二句。然而要之，其因果层次，则仍极为通顺明白，如前两句“露重”是因，“飞难进”是果，“风多”是因，“响易沉”是果，后两句“云霞出海”是写“曙”之美，“梅柳渡江”是写“春”之来。若此等诗句，虽已化传统之平散为浓炼，然而一则其变化乃全出于诗体音律所形成的自然之趋势，而并非出于作者有意之改革或开创，再则其变化仅为自平缓舒散之化为紧炼浓缩，而并非因果与文法之颠倒或破坏，所以，此种句法与传统之句法，并不甚相远。而七言律诗之体，初起之时，实在连此种五言律精炼浓缩的阶段亦尚未做到，而仅能以散缓的句法写平顺的对句。但我们从五律的演进，就可以推知，七律的对句之必将自散缓平顺转为精炼浓缩，乃是一种极为自然的趋势，在这种趋势下，杜甫不但自然地做到了精炼浓缩，而且以其过人之感性与知性，带领着七言律诗的句法进入到另一完全突破传统的新境界。那就是因果与文法之颠倒与破坏。这种颠倒与破坏对杜甫而言，是含有一种反省与自觉的意味的，而并非全出于无意之偶然。这种含有反省与自觉意味的革新，不但在当时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开创，即使在五四新文学革命以后的近代，也还有些人对之不能完全承认或接受，如陆侃如与冯沅君合编之《中国诗史》，便曾讥诋《秋兴》及《咏怀古迹》的一些诗句为“直堕魔道”，“简直不通”；胡适之的《白话文学史》，在评述杜甫的七言律诗时，也曾说：“《秋兴八首》，传诵后世，其实都是一些难懂的诗谜，这种诗全无文学的价值，只是一些失败的诗玩意儿而已。”对于这种评语，我却不敢苟同，我们试举《秋兴八首》中最为人所讥议的“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两句来看，就逻辑与文法而论，此二句实有邻于不通之嫌，盖如将首二字视为主词，将第三字视为动词，则香稻固无喙，如何能啄？碧梧亦无足，如何能栖？此所以很多人讥评此二句为不通，或者又-以为此二句乃是倒句。但假如竟把此二句倒转过来，成为“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则此二句乃成为正写鹦鹉啄稻与凤凰栖梧之两件极现实之情事。姑不论“凤鸟”之久矣不至，在现实中本不可能为实有之物，即使果有凤凰栖梧之事，如此平直地叙写下来，也成为极浅薄现实的一件情事了。所以杜甫此二句，其主旨原不在于写鹦鹉啄稻与凤凰栖梧二事，乃在写回忆中的浃陂风物之美，“香稻”、“碧梧”都只是回忆中一份烘托的影像，而更以“啄余鹦鹉粒”与“栖老凤凰枝”来当做形容短语，以状香稻之丰，有鹦鹉啄余之粒，碧梧之美，有凤凰栖老之枝，以渲染出香稻、碧梧一份丰美安适的意象，如此则不仅有一片怀乡忆恋之情激荡于此二句之中，而昔日时世之安乐治平亦复隐然可想。这是一种极为高妙的表现手法。故读此二句时，不当以香稻、碧梧二词与下一“啄”字及“栖”字连读，而当稍作一停顿，如此便能将下五字分别为形容短语，而不致有文法不通之言矣。所以，《而庵诗话》即曾云：“论诗者以为杜诗不成句者多，乃知子美之法失久矣，子美诗有句有读，一句中有二三读者，其不成句处，正是其极得意处也。”我以为正是这种新颖的句法，才使这两句超脱于一般以平铺直叙来写拘狭现实之情事的范畴，进入一种引人联想触发的感情的境界。这种句法，其安排组织全以感受之重点为主，而不以文法之通顺为主，因此，其所予人者乃全属意象之感受，而并非理性之说明。所以，杜甫的句法，虽然对传统而言乃是一种破坏，其实却是一种新的创建。这种创建可把握感受之重点，写为精炼之对偶，而全然无须受文法之拘执，一方面既合于律诗之变平散为精炼之自然的趋势，一方面又为律诗开拓了一种超乎于写实的新境界。如此，七言律诗才真做到了既保持了形式之精美，又脱出了严格之束缚的地步，才真的完全发挥了七律的长处与特色，而避免了七律的缺点。这是杜甫第一点可注意之成就。

P40-45

北大出版社最近将出版一系列我多年来所写的论说诗词的文稿，而题名为《迦陵著作集》。前两种是我的两册专著，第一册是《杜甫秋兴八首集说》，此书原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在台湾各大学讲授“杜甫-诗”专书课程时之所撰写。当时为了说明杜甫诗歌之集大成的成就，曾利用了整整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访了台湾各大图书馆，共辑录得自宋迄清的杜诗注本三十五家，不同之版本四十九种。因那时各图书馆尚无复印扫描等设备，而且我所搜辑的又都是被列为珍藏之善本，不许外借，因此所有资料都系由我个人亲笔之所抄录。此书卷首曾列有引用书目，对当时所曾引用之四十九种杜诗分别作了版本的说明，又对此《秋兴》八诗作了“编年”、“解题”、“章法及大旨”的各种说明。至于所谓集说，则是将此八诗各分别为四联，以每一联为单位，按各种不同版本详加征引后做了详尽的按语，又在全书之开端写了一篇题为《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的长文，对中国古典诗歌中七律一体之形成与演进及杜甫之七律一体在其生活各阶段中之不同的成就，都作了详尽的论述。此书于1966年由台湾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出版。其后我于1981年4月应邀赴四川成都参加在草堂举行的杜甫学会首次年会，与会友人听说我曾写有此书，遂劝我将大陆所流传的历代杜诗注本一并收入。于是我就又在大陆搜集了当日台湾所未见的注本十八种，增入前书重加改写。计共收有不同之注本五十三家，不同之版本七十种，于198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计时与台湾之首次出版此书盖已有整整二十年之久。如今北大出版社又将重印此书，则距离上海古籍出版社之出版又有二十年以上之久了。这一册书对一般读者而言，或许未必对之有详细阅读之兴趣，但事实上则在这些看似繁杂琐细的校辑整理而加以判断总结的按语中，却实在更显示了我平素学诗的一些基本的修养与用功之所在。因而此书出版后，遂立即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即如当年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任教的周策纵教授，就曾写有长文与我讨论，此文曾于1975年发表于台湾出版之《大陆杂志》第五十卷第六期。又有在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任教的郑树森教授在其《结构主义与中国文学研究》一文中也曾提及此书，以为其有合于西方结构主义重视文类研究之意(郑文见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所刊印之《比较文学丛书》中郑著之《结构2-义与中国文学》)。更有哈佛大学之高友工与梅祖麟二位教授，则因阅读了我这一册《集说》，而引生出他们二位所合作的一篇大著《分析杜甫的(秋兴)——试从语言结构入手做文学批评》，此文曾分作三篇发表于《哈佛大学亚洲研究学报》。直到去年我在台湾一次友人的聚会中还曾听到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在台湾所出版的我的诸种著作中，这是他读得最为详细认真的一册书。如今北大出版社又将重印此书，我也煎望能得到国内友人的反响和指正。

第二册是《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此书也是一册旧著，完稿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原来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王国维的生平”，此一编又分为两章，第一章为“从性格与时代论王国维治学途径之转变”，第二章为“一个新旧文化激变中的悲剧人物”，这两章曾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学报发表；下编为“王国维的文学批评”，此一编分为三章，第一章为“序论”，第二章为“静安先生早期的杂文”，第三章为“《人间词话》中批评之理论与实践”，这些文稿曾先后在台湾的《文学批评》及香港的《抖擞》等刊物上发表，但因手边没有相关资料，所以不能详记。此书于1980年首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继之又于1982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再版，并曾被当日台湾的一些不法出版商所盗版。这册书在最初于香港出版时，我曾写有很长的一篇《后叙》，并加有一个副标题《略谈写作此书之动机、经过及作者思想之转变》，文中略叙了我婚前婚后的一些经历，其中曾涉及在台湾的白色恐怖中我家受难的情况。台湾的“明伦”与“源流”两家出版社盗版，一家虽保留了此一篇《后叙》，但将其中涉及台湾的地方都删节为大片的空白，并在空白处用潦草的笔迹写有“此处不妥·故而删去”等字样；另一家则是将此一篇《后叙》完全删除(据台湾友人相告云，他们曾将删去的《后叙》另印为一本小册子，供读者另行购买)。直到2000年台湾的桂冠图书公司出版我的《叶嘉莹著作集》一系列著作时收入此书，才又将此篇《后叙》补入书中，同时并增入了一篇《补跋》。那是因为1984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王国维全集·书信》一书，其中收入了不少我过去所未见的资料；且因为我自1979年回国讲学，得以晤见了几位王国维先生的及门弟子，也由他们提供了我不少相关的资料；更因为《王国维全集·书信》一书出版后，曾相继有罗继祖先生及杨君实先生在国内之《读书》、《史学集刊》与香港之《抖擞》及台湾之《“中国时报”》诸刊物中发表过一些论及王国维之死因及王国维与罗振玉之交谊的文字。凡此种种，其所见当然各有不同，所以我就又写了一篇《补跋》，对我多年前所出版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又作了一些补正和说明。这些资料，如今都已收入在北大出版社即将出版的这一册书中了。至于原来被河北教育出版社与台湾桂冠图书公司曾收入在他们所出版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中有关王氏《人间词话》及《人间词》的一些单篇文稿，则此次结集时删去，而另收入其他文集中。因特在此作一简单之说明。

第三册是《迦陵论诗丛稿》。此书共收入了我的论诗文稿十五篇，书前有缪钺先生所写的一篇《题记》。这是我平生所出版的著作中唯一有人写了序言的一册书。那是因为当中华书局干1982年要为我出版这一册书时，我正在成都的四川大学与缪先生合撰《灵貉词说》。我与缪先生相遇于1981年4月在草堂所举行的杜甫研究学会之首次年会中。本来我早在20世纪的40年代就读过先生所著的《诗词散论》，对先生久怀钦慕，恰好先生在1980年也读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我的《迦陵论词丛稿》，蒙先生谬赏，许我为知音，并邀我共同台撰《灵骆词说》。因此当中华书局将要为我出版《迦陵论诗丛稿》一书时，先生遂主动提出了愿为我撰写一篇《题记》作为序言。在此一篇《题记》中，先生曾谓我之论陶渊明诗一文可以摆脱纷纭之众说而独探精微；论杜甫《秋兴》八首一文可以尚论古人而着眼于现代；又谓我之《说杜甫(赠李白)诗一首》一文寄托了自己尚友千古之远慕遐思，《从李义山<嫦娥)诗谈起》一文探寻诗人灵台之深蕴而创为新解。凡此诸说固多为溢美之辞，实在都使我深感惭愧。至于先生谓我之诸文“皆有可以互相参证之处”，“是以自成体系”，则私意以为，“自成体系”我虽不敢有此自许，但我之论诗确实皆出于我一己之感受和理解，主真，主诚，自有一贯之特色。则先生所言固是对我有所深知之语。另外尤其要感谢先生的，则是先生特别指出了此书中所收录的《筒谈中国诗体之演进》与《谈(古诗十九首>之时代问题》两篇文稿都毒我“多年前讲课时之教材，并非专力之作”，则先生所言极是。这两篇写得都极为简略，我原来曾想将之删除，但先生以为此二文一则“融繁入筒”，一则“考证详明”，颇“便于教学参考”，且可以藉之“见作者之学识工力”。因先生之谬赏，遂将之保留在此一集中，直至今日。这也是我要在此特加说明的。另外先生又曾于《题记》中评介了我的一些诗词之作，我对此也极感惭愧。但先生之意主要盖在提出“真知”之要“出于实践”，这自然也是先生一份奖勉后学之意，所以我乃不惮烦琐，在此一一述及，以表示我对先生的感激和怀念。本书最后还附有我的一篇《后叙一一谈多年来评说古典诗歌之体验》，此文主要是叙写我个人研读态度之转变与写作此类文字时所结合的_三种不同的方式。凡此种种读者自可在阅读中获知，我在此就不一一缕述了。

第四册是《迦陵论词丛稿》。此书共收论文八篇，第一篇标题为《古典诗歌兴发感动之作用(代序)》，原是1980年上海古籍为我出版此同一标题的一册书时所写的一篇《后序》。当时因中国开放未久，而我在海外所选说的一些词人则原是在国内颇受争议的作者。所以就写了此一篇《后序》，特别提出了对于作品之衡量应当以感发之生命在本质方面的价值为主，而不应只着眼于其外表所叙写的情事。这在词的讨论中较之在诗的讨论中尤为重要。因为诗中所叙写的往往还是作者显意识中的情志，而词体在最初即不以言志为主，所以词中所表现的往往乃正是作者于无心中的心灵本质的流露。这种看法，直到今日我也未曾改变，所以我就仍取用了这一篇《后序》，作为北大出版社所出版的我的这一册同名之著作的《前言》。至于此书中所收录的《温庭筠词概说》、《从(人间词话)看温韦冯李四家词的风格》、《大晏词的欣赏》、《拆碎七宝楼台》与《碧山词析论》及《王沂孙其人及其词》诸篇，则与我在《唐宋名家词论稿》一书中所收录的一些分别论说各家词的文稿，虽在外表篇目上看来似颇有重复之处，但两者之间其实有相当大的不同。此一书中所收录的大多以论说作品为主，所以对各篇词作都有较详的论说和赏析。而《唐宋名家词论稿》则主要以论说每一位作者之整体风格为主。而且凡是在此一册书中所论述过的作者和作品，在男一册书中都因为避免重复而作了相当的删节。所以有些读者曾以为我在《唐宋名家词论稿》一书中对于温、韦、冯、李四家词的论述颇为简略，与论说其他名家词之详尽者不同，那就正因此四家词既已在此书中作了详细论述，因之在另一册书中就不免简化了的缘故。至于此一册书中所收录的《王沂孙其人及其词》，则是写于《唐宋名家词论稿》以后的作品，所以在论述方面也作了避免重复的删节。因此读者要想知道我对名家词之全部论见，实在应该将这两册书合看，才会得到更为全面的理解。至于这一册书所收的最后一篇《论陈子龙词一 从一个新的理论角度谈令词之潜能与陈子龙词之成就》一文。则是在这一册书中写作时间最晚的一篇作品。当时我的研究重点已经从唐宋词转移到了清词，只不过因为陈子龙是一位抗清殉明的烈士，一般为了表示对陈氏之尊重，多不愿将之收入清代的词人之中。这正是当年龙沐勋先生以清词为主的选本只因为收入了陈子龙词而竞把书名改为《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的缘故。而我现在遂把《论陈子龙词》一文收入了不标时代的这一册《迦陵论词丛稿》之中了。不过读者透过这一篇文稿的论说已可见到，此文已是透过论陈子龙词对前代唐宋之词所作的一个总结，而且已谈到了陈词与清词复兴之关系，可以说正是以后论清词的一个开始了。

第五册《唐宋词名家论稿》，这一册书可以说是在我所出版过的各 种论词之作中论说最具系统、探讨也最为深入的一本书。那是因为这册书的原始，是来自缪钺先生与我合撰的《灵豁词说》。关于缪先生与我合作的缘起及《灵络词说》一书编撰之体例，我在该书中原写有一篇《前言》，标题为《谈撰写此书的动机、体例以及论词绝句、词话、词论诸体之得失》。《灵骆词说》一书于}98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十年以后当河北教育出版社要为我出版《迦陵著作集》的系列书稿时，曾征询得上海古籍之同意，把《灵豁词说》一书中我所撰写的一部分收入此一系列著作中，而改题为《唐宋名家词论稿》。此书共收入我所撰写的论文十七篇，除了第一篇《论词的起源》以外，以下依时代先后我分别论述了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李璨、李煜、晏殊、欧阳修、柳永、晏几道、苏轼、秦观、周邦彦、陆游、辛弃疾、吴文英及王沂孙共十六位名家的词作。我在当时所写的那一篇《前言》中，厚曾提出过说：“如果我们能将分别之个点，按其发展之方向加以有次序之排列，则其结果就也可以形成一种线的概念。”又说：“如果我们能对每一点的个体的趋向，都以说明文字加以提示，则我们最后之所见，便可以除了线的概念以外，更见到此线之所以形成的整个详细之过程及每一个体的精微之品质。”又说：“如此则读者之所得便将不仅是空泛的‘史’的概念而已，而将是对鲜活的‘史’的生命之成长过程的具体的认识，且能在‘史’的知识的满足中，也体会到诗的欣赏的喜悦。”如今我所选说的这十六位词人虽不能代表唐宋词之整体的发展，但也具体而微地展示了词之发展的过程。这与我在《前言》中所写的理念自然尚有一段距离，然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读者或者也可以从这一册书中窥见我最初的一点“庶几使人有既能见木，也能见林”的既能“体会到诗的欣赏的喜悦”也能得到“史的知识的满足”的一种卑微的愿望。所遗憾者，这册书既是我个人的著作，遂未能将当曰缪先生所撰写的二十二篇论文一并收入。不过，缪先生已出版了专集，读者自可参看。而我在本书之后则也仍附录了缪先生所撰写的二十二篇的篇目，用以纪念当初缪先生与我合作的一段情谊和因缘。

第六册《清词丛论》，此一册书共收论文十一篇，第一篇《从云间派词风之转变谈清词的中兴》，此文原是一篇讲演稿，本不应收入著作集中，而竟然收入了进来，其间盖有一段因缘。原来早在1993年4月，台湾“中研院”文哲所曾举办了一次国际词学会议，会议中文哲所的林玫仪教授曾邀我为文哲所即将出版的一系列论词丛书撰写一册论清词之专著。当时我因为早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中便已写有几篇论清词的文稿，所以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林教授的要求。岂知会议之后我竟接连不断地接受了赴各地讲学和开会的邀请，自计无法按时完成任务，于是乃商得林教授的同意，邀请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陈邦炎先生与我共同合作，订出了我们各写四篇文稿以集成一书的约定。及至1996年截稿时间已至，陈先生所担任的四篇文稿已全部写作完成，而我却仍欠一篇未能完卷。因此林教授遂临时决定邀我再至文哲所作一次讲演，而将此次讲演整理成一篇文稿收入其中。那就是本书所收的第一篇文稿《从云间派词风之转变谈清词的中兴》。所以此文原系讲稿，这是我不得不在此作出说明的。至于本书所收录者，则除去前所叙及的讲稿外，尚有自《清词名家论集》中收入的三篇文稿，计为：

1.《从艳词发展之历史看朱彝尊爱情词之美学特质》；

2.《谈浙西词派创始人朱彝尊之词与词论及其影响》；

3.《说张惠言<水调歌头>五首——兼谈传统士人之文化修养与词之美感特质》。此外本书还增入了自他处所收入的七篇文稿，计为：

1.《论纳兰性德词》(此文原发表于台湾的《中外文学》，因手边无此刊物，对发表之年月及期数未能详记，下篇亦同)；

2.《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说的新检讨》(此文原发表于台湾的《中外文学》，其后曾收入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之《迦陵论词丛稿》)；

3.《清代词史观念的形成与晚清的史词》(本文也是由讲稿整理而成的，原来是因为2000年夏天台湾中研院曾举行过一次“谈文学与世变之关系”的会议，在此会议前后我曾做过几次相关的讲演，本文就是这些讲演的录音整理稿)；

4.《由(人间词话>谈到诗歌的欣赏》；

5.《谈诗歌的欣赏与(人间词话>的三种境界》；

6.《论王国维词：从我对王氏境界说的一点新理解谈王词之评赏》(以上三篇自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之《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之《附录》中选录增入)；

7.《记南开大学图书馆所藏手抄稿本(迦陵词)》(本文原是为南开大学图书馆成立80年所写的一篇文稿，其后被台湾桂冠图书分司出版的《叶嘉莹作品集》收入其系列论丛的《清词散论》一书中，现在是据此书增入)。

从以上所写的对本书内容之说明来看，则此书所收录的各文稿其时间与地域的跨度之大，已可概见一斑。因特作此说明，供读者之参考。

第七册《词学新诠》，此书共收论文六篇。但第一篇题名为《迦陵随笔》之文稿，其所收之随笔实共有十五则之多，这一系列的随笔，是我于1986至1988两年间，应《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几位编辑朋友之邀约而写作的。当时正值“文革”后国家对外开放未久，一般青年多向往于对西方新学的探寻，所以就有朋友劝我尝试用西方新说来谈一谈古代的词论。因而这十五则随笔所谈的虽然主要仍是传统的词学，但先后引用了不少如诠释学、符号学、语言学、现象学和接受美学等多种西方的文论。其后又因每则随笔的篇幅过于短小，遂又有友人劝我应写为专文来对这些问题详细加以讨论，因此我遂又于1988年写了一篇题为《对传统词学与王国维词论在西方理论之观照中的反思》的长文(曾刊于1989年第2期之《中华文史论丛》)。而适值此时又有其他一些刊物向我索稿，我遂又先后撰写了《对常州词派张惠言与周济二家词学的现代反思》及《对传统词学中之困惑的理论反思》两篇文稿(前者曾于1997年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中文学刊》第一期；后者曾于1998年发表于《燕京学报》第四期)。而在此之前，我实在还曾引用西方女性主义文论写过一篇题为《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的长文，曾于1992年分上下两期发表于台湾出版的《中外文学》第20卷之第8期与第9期。最后还有一篇题为《论词之美感特质之形成及反思与世变之关系》的文稿，此文本是为2000年在台湾“中研院”召开的“文学与世变之关系”的国际会议而写作的，其后曾发表于《天津大学学报))2003年之第2期与第3期。以上六篇文稿都曾引用了不少新的西方文论，因此遂一同编为一集，统名之为《词学新诠》(台湾的桂冠图书公司也曾出版过与此同名的一册书，收入在他们2000年所出版的《叶嘉莹作品集》中，但北大此书之所收入者则实在较台湾同名的一册书增加了更多的内容。因此遂在此结尾处略加说明)。

第八册是《迦陵杂文集》。此书收集我多年来所写的杂文成册，其实我这些“杂文”与一般人所说的杂文在性质上实在颇有不同。一般所说的杂文，大都是作者们随个人一时之见闻感兴而写的随笔之类的文字，而我则因为工作忙碌，平时实在从来不写这种杂文。我的这些所谓的“杂文”，实在都是应亲友之嘱而写的一些文字。其间有一大部分是“序言”，另有一些则是悼念的文字。至于附录的一些所谓“口述杂文”则大多是访谈的记录，或应友人之请而由我讲述再由学生们记录的文字。这一册杂文集自然卑之无甚高论，但亦可因此而略见我生活与交游之一斑。因作此简短的说明。

《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原是多年前我在台湾大学担任杜甫诗课程时所撰写的一册研读杜诗的参考书籍。当时共搜辑了自宋迄清的杜诗注本三十五家，计共得不同之版本四十九种，曾分别为之考订异同，对诸家之说各依时代先后加以整理校评，共写成了二十余万字的《集说》。初稿完成于1964年，其后于1966年由台湾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印行出版。及至1981年4月，我应邀至四川成都参加在草堂举行的杜甫甫学会首次年会，与会友人听说我曾写有此书，遂劝我将大陆所流传之历代杜诗注本一并收入，再加整理，予以重印。恰好近年来我曾多次应聘至国内各地讲课及合作研究，遂利用此机会加以搜辑，先后见到各种不同版本的杜甫诗集在数十种以上。因虑及字数过多，内容亦多有重复，遂决定但以增入前在台湾所未见之各家注本为主。至于注本相同而仅为版本之不同者，则并皆从略。经过删择之后，又增入历代杜诗不同之注本十八种，与前在台湾所搜辑者，按时代先后重新加以编排改写，计共得不同之注本五十三家，不同之版本七十种。自1981年开始在国内搜辑资料，至今日重新写定，又已将近三载，而距离此书在台湾完成初稿之时间，则已有二十年之久矣。

关于撰写此书之动机，我在旧版《集说》之《代序》中，已曾约略述及。盖当日正值台湾之所谓“现代诗”风行一时之际，一般读者对于此种以句法之颠倒错综及意象之晦涩新异为美的作品颇有争议。那时我正在台湾大学讲授杜甫诗，因此乃注意到杜甫《秋兴》八诗中，其句法之突破传统及意象之超越现实诸特色，与当日台湾所流行的现代诗风，颇有某些相近之处。而由此种特色所引起的历代杜诗评注对此八诗之纷纭歧异的解说，也与当日伴随现代诗而在台湾风行一时的欧美新批评所提倡的诗歌多义之说，颇有不谋而合之处。不过杜甫之根基深厚，其晚年七律如《秋兴》诸诗，所表现的突破传统与超越现实之特色，原来却正是他深于传统之修养，也深于现实之体验，然后达到的一种变化超越之表现。而当日台湾之现代诗，则颇有一些对文学之传统及现实之生活都并无深厚之修养体验，而却想要以艰深晦涩来文饰其浮浅幼稚的作品，因此乃引起了不少争议。于是我遂动念欲撰写此文，希望能使当日反对现代诗的人们，借此而能理会到如现代诗之“反传统”与“意象化”之作风，原来也并非全然荒谬无本；而当日之耽溺于晦涩以自鸣现代化的人们，也借此可以窥知传统之深奥，要想违反传统、破坏传统，却要先从传统中去汲取创作的原理与原则。所以我当初之本意，原想在搜辑各家评注编为《集说》以后，再写一篇详细的《综论》，为杜甫此八诗之意象与结构之错综变化的妙用归纳出一些重要的原则与方法，使耽溺于现代之晦涩的青年人，可以自其中见出一些诗歌创作的基本之要理，而并不是任意造作为艰深晦涩之辞，便可以欺人自欺以文饰其浮薄和浅陋的。当我开始着手搜辑整理以后，才发现历代评注杜诗的人们，对此八诗之纷纭歧异的解说，竟有如许之多。而当日的台湾各图书馆中还并没有复印机之设备，而且我所搜辑的杜诗又是以清代以前的评注为主，很多都是被图书馆列为珍藏的善本书籍，不能外借出去从容参考，只能一字一句亲手抄录。当时我除去在台湾大学任教外，还在淡江及辅仁两所大学兼课，并在教育电台与教育电视台播讲大学国文及古典诗歌。平日工作极为忙碌，只有利用周末及寒暑假日，挤乘公共汽车到各图书馆去查阅和抄录资料。仅以这一项工作而论，便已经耗时甚久，何况还要将这数十种书的资料，重新排比整理，更分别加以按断评说，然后再缮为清稿。这其间所花费的时间精力都是不可计数的。而当时我又已接受了美国哈佛大学及密歇根州立大学两校的邀聘，虽然将《集说》部分于百忙中勉力完成，但却已无暇更写为详细之《综论》。遂以一篇较早时写成的《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的长文作为《代序》，对杜甫七律之不同时期的多种成就，及其在意象与结构方面的各种组合与变化，略加论述，便于仓促间离开台湾去了美国。原意以为以后有暇可以补写此一篇《综论》，却始终没有完成。那是因为我抵达美国后便认识了两位友人，一位是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高友工教授，另一位则是当日正在哈佛大学任教而现在已转去康奈尔大学任教的梅祖麟教授。我当时曾把台湾新出版的这一册《杜甫<秋兴八首)集说》送给他们请求指正。不久以后他们就写出了一篇极具工力的论文《分析杜甫的(秋兴>——试从语言结构入手作文学批评》(“TuFu’s Autumn Meditation：An Exercise in Linguistic Criticism”)。原文发表于1968年出版的《哈佛大学亚洲研究学报》(HHa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第二十八期，其后曾由黄宣范先生译为中文，发表于1972年11月在台湾出版的《中外文学》第一卷第六期。此一论文对杜甫《秋兴》八诗在语言质素方面的变化妙用，作了极为细致的分析，在当时曾引起不少重视。既已有此论文，则我计划中之《综论》，自可不必再为续貂之举。昔杜甫曾有诗句云“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我对于高、梅二位教授的此一论文，便亦正有类似的钦佩之感。不过国内很多读者，可能尚无机会读到此一论文，因此我现在便将借此机会对之略加介绍。

……

最后，还有一点我愿在此一提的，就是二十年前当我撰写此一册《杜甫秋兴八首集说》时，原意本是想要将杜甫此八诗中的一些超越变化的妙用之理，提供给当日台湾之写作现代诗的年轻人，作为参考之用。如今事隔二十年以后，台湾的现代诗风已早趋没落，而另由质朴简净的新诗风所取代。可是近年大陆兴起来的朦胧诗，其文法之突破传统及意象之超越现实的作风，却似乎形成了一种风尚。然则此一册《集说》在今日之大陆增辑再版，对于大陆写诗的年轻人，便或者也仍可以有一些用资参考之价值。不过，旧体诗之写作与新体诗之写作，在写作艺术方面虽然也有相似之处，然而却也有很多相异之点。一般而言，如诗歌中所讲求的音声之效果、句法之结构及意象之安排等，这些基本的原则自然是无论写作新旧体诗都应该重视的。至于其相异之点，则除去文言与白话之差别及古今语法和语汇之不同以外，另外一点极显著的差别，则是旧体诗特别是像《秋兴八首》一类近体律诗，都具有极整齐的声律格式，而新体诗的形式则是完全自由的。对于不熟悉旧诗声律的人而言，那种严格的格律自然是一种死板的约束，可是对于习惯于这种声律格式的作者而言，则这种严格的声律，却不仅不是死板的约束，而且还可以成为一种呼唤起感发之力量的媒介。所以旧传统的诗人一般都注重吟诵。就以杜甫而言，他的诗中就有不少提及作诗时常与吟咏相结合的例证。即如其《解闷十二首》之七中的“新诗改罢自长吟”、《题郑十八著作丈故居》中的“诗罢能吟不复听”、《至后》中的“诗成吟咏转凄凉”诸句，就都表现了杜甫写诗时是注重吟诵的。而这种吟诵的习惯对于写作声律严格的近体诗，实在极为重要。因为写作旧体诗的诗人，他们一般并不是逐字逐句去核对平仄和声韵来写诗的，他们的诗句是在形成时就已经与声律之感发结合在一起了。然后在修改时，也不是检查着字书、韵书去修改，而是在边写边吟的情况中，同样伴随着吟诵的声律去修改的。无论在诗句的形成中，或在诗句的修改中，声律所呼唤起的一种感发，在旧体诗的写作中，都是极值得重视的。而我以为这也就正是中国诗歌传统一向都以感发为其主要质素的许多原因之一。前文所引高、梅二教授对杜甫此八诗的“语音之模式”之分析，正可以作为杜甫写诗时，其音声之感发与情意之感发密切结合的最好证明。我们后人说诗，可以自其形成后之结果作出细密的理论之分析。但杜甫当日写诗时，却并没有理论的思索，而是仅凭吟诵时之声律所呼唤起的一种直觉而写成的。至于就新体诗而言，则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新体诗歌虽然也重视音声之效果，可是却并没有一定的格式可以依循，在这种情形下，新体诗之写作，一方面虽在形式上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但另一方面却也同时失去了经由声律而呼唤起感发，和经由声律而加强字句之锻炼的一种辅助的条件。因此资质和才能优秀的诗人，虽可以在自己对形式的自由安排设计中，创作出内容与形式密切结合的精美的作品，而资质才能有所不足的诗人，则在此绝对的自由中，便不免会或者故求艰涩或者掉以轻心，而写出一些迷乱粗糙的失败的作品了。要想避免此种流弊，则对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一些典范作品，如杜甫《秋兴》八诗一类工力深醇艺术精美的诗篇，若能加以仔细的研读和体会，则对于写新体诗的年轻人要想养成更精切的掌握和运用中国文字的能力，也定能有所助益。这是我二十年前编写此书时，对台湾年轻诗人的期望，也是我今日重新增辑此书再次出版时，对大陆年轻诗人的期望。而在前面所曾提出的东方与西方理论之结合、文学研究与科学技术之结合、台湾与大陆学术之结合以外，如能再加以古典与现代之结合，则我们的学术研究与诗歌创作，都必将收到更为丰美的果实，和开拓出更为广阔的道路。在此增辑版出版的前夕，谨拉杂书写与此一册《集说》有关的情事和想法如上，希望能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叶嘉莹1985年3月16曰写毕于温哥华